隴山隴西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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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宜賓市市長嫌工資太低，辭職後，他光腳坐在火車站裏的照片火了 ...
"很難想像他原來是四川某市長
簡單樸素的綠T黑長褲、光著腳、靠牆倚坐，手邊放著兩瓶幾塊錢的飲料……
車站裏似乎從來不缺這幅裝扮等車的人，為什麽偏偏這個人火了？
原因隻有一個——他叫樊建川 。
當天，樊建川正在重慶火車站候車，忙完重慶建川博物館事宜後，正準備出發返回成都。
樊建川何許人也？
34歲就當上了宜賓市常務副市長為何辭職？
""1957年樊建川生在四川宜賓，父母都是軍人，他自幼就很淘氣，狠勁十足，跟別人打架打贏了，父親不僅不罰他，還獎勵白酒喝。
父親常對他說：有氣是人，無氣是屍，人活著就是為了一口氣。
在遊客接待中心的牆壁上，寫著他的自白：
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安寧，收藏災難，為了傳承，收藏民俗 。
那段塵封而沉重的曆史，就這樣被他徹底的激活。
一座警醒世代的博物館，令所有前往參觀的人們，無一不震撼、動容、然後流著淚離開……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隻有觸摸曆史經緯裏的錚錚鐵骨，穿越時空，感受那段真實清晰的歲月，才能更好地麵對未來。
壯士群塑廣場，約3000平米的中國地圖上，200多位抗戰名將和著名烈士的鐵像，站在他們戰鬥或犧牲過的地方，令人肅然起敬。
左權將軍的女兒也來了，她一看到自己父親的雕像，就淚如泉湧，抱著雕像痛哭：爸爸，我抱抱您！
平日裏，他也喜歡穿行在群雕中，因為走上一圈，心裏就很亮堂，尤其是在苦悶苦楚的時候，麵對壯士廣場上的每一位壯士，他就會感覺到自己充滿了力量。
而老兵手印廣場更是觸動人心，曾經摳扳機的手、扔手榴彈的手、揮舞大刀的手，都在這裏留下了珍貴的手印，每一個鮮紅的手印，都印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為取這些手印，他曾跑遍全國，甚至還多次跑入了太平間。
正是這些無數雙手，曾在中國力挽狂瀾，扭轉乾坤，將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托起。
他說：一個民族不能忘記她的捍衛者，在這些老兵凋零之前，我們應留下他們的印記，以為永世的紀念。
樊建川帶著一批文物趕飛機，卻在機場被安檢部門攔下，由此牽出一段感動每個人的故事……
為幫助中國抗擊日寇，曾有4000多名美國軍人，犧牲在中國的土地上。
為盡可能還原那段曆史，他爬雪山過草地，四處收羅美軍在中國的痕跡，找到不少當年的資料、航圖、儀表等各類物資裝備。
正是因為他的堅持不懈，國內這個目前唯一專門紀念抗戰時期美軍、特別是美國空軍對外援助的博物館，吸引了不少年近耄耋的美國老兵。
每個來到這裏的美國老兵，一看到這些熟悉的物件時，都會像孩子一樣失聲大哭。
美軍飛行員克爾的兒子戴維·克爾來了，他將父親抗戰期間在華所用的物品，全部毫無保留地捐給了博物館。
垂垂老矣的原美軍飛行員，格魯伯也坐著輪椅來了，他一看到牆壁上的照片，馬上就哭起來了：“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專門紀念美國誌願航空隊的紀念館。”
他拉著樊建川的手顫抖地說：“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國。
我為人類和平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在中國參加了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
之後，他將60多年前用的飛行服、獎章、證書、幀有女友照片的相框等，20多件視如生命的私人藏品全部捐贈。
2008年，樊建川被美國布萊恩特大學，授予企業管理博士的稱號，表彰他所創建的援華美軍博物館。
而最觸動中國人心弦的，無疑是抗戰博物館。
為了收藏日軍的侵華物證，他前後曆時20年，多次奔赴日本購買日軍侵華時期的畫報、雜誌、書籍、日軍曾使用過的明信片、作戰地圖、鋼盔、軍服、望遠鏡等等，最終，他找到了大量關於，日本侵華的珍貴曆史實物和史料。
這個抗戰博物展館裏，按時間跨度分為了15個展覽單元，按照類別又分為“大屠殺”、“三光罪行”、“細菌實驗”、“慰安婦”等12個展覽專題，總共展出了6000餘件，1931年到1945年間的侵華日軍罪行實物。
鏽跡斑斑的鋼盔、槍支、手榴彈、發黃的報刊、文件、各類證書等，都記錄著那個年代的殘酷與血腥，同時，也記錄著中華民族的不屈。
日本侵華老兵鹽穀保芳，每年都要來到博物館捐贈侵華文物，在壯士廣場，他還手繪草圖，懇請樊建川給他塑造跪像，以示永遠謝罪。
他建造這個博物館的目的，就是希望那些歪曲事實、否認侵華曆史的日本人，都能來看一看，日本是不是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
他說：事實勝於一切，這裏的文物勝於一切，侵華日軍的罪行樁柱件件，罄竹難書！
他想讓建川博物館成為，國民憂患意識和奮發圖強精神的‘鈣片’，隻有回顧曆史，記住曆史，我們中華民族才能更加堅定的向前。
一個國家的光榮，可以讓13億人中的每一個人，都去分享，而國恥，更是同樣需要每個人都去承擔。
在這裏幾乎每一個館的落成與開放，都牽涉著成見的爆發，價值觀的爭議，還有那些居高臨下的道德指責，可他卻始終用執著去應對。
他正準備揭幕第一個漢奸博物館，建築已經建成，文物已經備妥，但一直沒有展出。
因為漢奸的後代，總是動用各種力量來阻撓。
即便如此，他並未停下揭開曆史真相的腳步，他說：現在有房奴、車奴，我稱自己是‘館奴’，如果老天爺還讓我多活幾十年的話，我會一直做下去，我要在有生之年建100個說真話的博物館。
現在不是說中國夢嗎？這算是我樊建川的中國夢吧，真成了，讓我馬上死都可以。
這座博物館裏躺著的，不僅僅是中國的曆史，更是社會理想，隻有將文物擺出來，才可以提高曆史的像素，像素越高越清晰，就越能震撼人心發人深思。
為建博物館他砸了十多個億，為了養活博物館，他重拾老本行去講課，他還堅持寫書、賣唱錄CD，有時一天寫好多幅字賣掉，“一幅字，無論大小10000塊，為了博物館，我就是這麽不要臉！”
當初的億萬富翁，生活是過得是越來越簡樸了，從大城市搬到了小鎮，大房子變成了小房子，每天穿幾十塊的衣服，上街吃幾塊錢的豆花血旺，可他卻樂在其中，寫下這樣一段話：動蕩年生，蜷縮小鎮，偷度餘生，夫複何求。
這個冒險家總能顛覆別人的想象，走最不尋常卻最讓人佩服的道路，他曾對朋友說過：也許要有一輩子的瘋狂和野心，才能成就終身的良心。
這個窮極他一生財力，物力與精力建成的博物館，他說：要在百年之後全數捐給國家，他從來沒把博物館，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他說：我是社會財富的暫時看護者，我隻是替國家保存記憶，這些東西是我私人搜集來的，但它們更屬於這個國家。
2007年，他當眾口述了這樣一個遺贈，並轉身告訴自己的女兒：你以後到博物館也要買票。
不僅如此，他還在遺囑中，作出一個更令人驚訝的決定：我死後，皮囊交給，我曾工作過八年的第三軍醫大學。
零碎部件如角膜等，隨便取，隨便用；骨骼做成標本，亭亭玉立，用於教學，告訴未來學生，這就是老教員樊哈兒；皮剝下來，繃一麵軍鼓放在博物館裏。
誰要敲一下，他就出現在，聲控電視牆上給他唱首歌，但敲鼓人必須給博物館捐1000元錢。
他把獻身博物館的願望，演繹到了極致。
他說的這些計劃，妻子都被他說服，同意並簽字了，隻有剝皮做鼓的事，她怎麽也不肯同意，她怎麽能忍心呢......
可他仍然堅持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因為醫生說這樣有助於皮膚和脂肪分離，他說：多簡單多好的事兒啊！
私人建立規模宏大的博物館，這是一件空前絕後的事，行動者必須具備：足夠的金錢，夠理想主義，夠無私無畏，孤軍奮勇，舍私利成大義。“每個博物館都在代表我說話”
據說，要真正把建川博物館細看上一遍，得在安仁住3天。
若非親自來過，否則很難想象，這個距離成都數十公裏之外的小鎮居然有如此之眾的收藏。倘若來看過一遍，也就明白了大概——除了那些傳統意義上具有曆史價值的文物，似乎什麽都能被樊建川收入囊中。
就拿“5•12”汶川大地震館來說，第一支到映秀的衝鋒舟、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站在廢墟上講話的話筒、“敢死隊”出發前喝壯行酒摔在地上的碎碗……甚至地震後被埋36天救出的“豬堅強”也被他找來，圈養在門前的空地上，有專人喂養和打掃豬圈，遊客少的時候還要放它出來散步遛彎兒。
樊建川說，“我的博物館不按套路布展，觀眾能看清是其一，能思考是其二。野生，山寨。”
走進建川博物館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感受：建築造型、展陳風格、展品內容和年代都迥然相異的20多個展館，卻帶給人一種隱隱約約的“相似感”。而知曉建川博物館建設背景的人則不難發現，這種相似感來源於它們共同的主人———樊建川。
建川博物館聚落中，幾乎每個場館的展陳設計都透露出樊建川的理念和想法、態度和風格，直白地在大到展廳場景、小到展品擺放中一一顯現。比如，戰俘館的地麵是鋼板，代表鋼鐵意誌；川軍館的地麵用的是當時四川人家裏最常見的石板，為的是讓人們不要忘記三百萬川軍戰士的流血犧牲。
“每個博物館都代表我在說話，都表明了我的曆史態度。”樊建川說。
日軍侵華罪行館，他請來了日本的世界級建築大師磯崎新來設計，這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在建築大師麵前，樊建川沒拋開自己的執拗，他在磯崎新的設計方案上做了幾點改動：“最開始正門很大，我覺得不行，在旁邊開了一扇小門進去，用1931頂日軍鋼盔象征日軍侵華時的來勢洶洶；以前的大門變成了出口，台階上雕塑著日軍的殘兵敗將灰溜溜地離開，象征抗戰勝利；最開始的設計是白色的，我堅決不同意，白色太純潔了，後來改成了灰色；這個館的尺寸本來要高大一些，我又把它降低了……”這些改動，樊建川都取得了磯崎新的同意。
日軍侵華罪行館正門。 雷冊淵 攝
日軍侵華罪行館後門。 雷冊淵 攝
在這座中國目前規模最大的民間博物館裏，要把20餘個展館仔細看完，據說需要3天。盡管不能一一閱盡它的館藏，有一處卻是參觀者必去的———中國壯士群雕廣場。
在這個廣場上，近一萬平方米的土地被抽象成一幅中國地圖，兩百多位抗戰將士的塑像靜靜地站立著：趙一曼、高誌航、楊靖宇、狼牙山五壯士……這些抗戰中犧牲的烈士，站在他們用生命捍衛的地方；還有一批人，站在當年他們全力守衛的地方：毛澤東站在延安，鄧小平站在華北，陳賡、林彪、羅榮桓，還有一批國民黨將領……置身其中，仿佛置身當年的硝煙裏，思緒萬千，不由熱血沸騰。
中國壯士群雕廣場。 雷冊淵 攝
對話丨它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解放周末：作為中國目前規模最大的民間博物館館長，在您看來，“民營博物館”和“國有博物館”最大的區別是什麽？
樊建川：第一，他們主要的資金支持來源於國家，而我們首先要養活自己，考慮更多的是市場化，必須依靠文化和旅遊的結合來“做生意”；第二，我們做的是對曆史的拾遺補缺，這部分是政府還顧不上做或者不方便做的，而社會有了解這些曆史和文化的需求，我們就來做；第三，對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同，著眼點不一樣。同樣是講戰爭，國有博物館可能從戰略戰術、敵我形勢、國際環境來講，而我們則講人情、講形象，更關心戰爭中那些具體的個體。
解放周末：跳脫出了宏大的曆史敘事方式，是否也正因為如此，更容易打上您個人的烙印？
樊建川：不能簡單地這麽說。博物館是我一手創辦的，必定有許多我的想法，可事實上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感受和意見，隻是由我來把它表現出來。特別是對一些重大曆史題材的表述，我們的曆史觀、價值觀必須保持正確、一致，在這個基礎上再盡可能多維度地呈現當時的曆史，讓曆史的“像素”更加清晰。
解放周末：建川博物館的展陳非常“直白”，甚至是“直楞楞”地告訴大家，何時何地發生了什麽事，這件東西是什麽。
樊建川：有的人把博物館做得很玄乎，我不讚成。博物館聽起來是陽春白雪，但事實上也可以是下裏巴人的。
我一直在想，建川博物館一定要讓一個即使隻有小學文化的人也能看懂，讓觀眾不用講解員、不用手機，隻通過文物、文字和圖片就能把這事兒看明白，就能知道我們想說什麽，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這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說，“我們不說話，讓文物說話”，是強調博物館的本質。我覺得現在一些博物館“做偏了”，大量聲光電效果的介入，甚至還有VR、AR，把博物館做成了遊戲廳、演藝場。我不是說不能用這些現代化的呈現手段，而是說它們不應該喧賓奪主，畢竟別人來博物館不是來看場景和多媒體的，更大的篇幅、更多的精力應該放在讓文物說話上，這是我們的原則。
可能有人會覺得我們做得很失敗，但我們主要還是針對那些對曆史感興趣的、能夠沉浸進去、靜下心來的人，所以我們有意識地把它做得純粹一點。
樊建川在老兵手印廣場。這個廣場是他征集了4000多枚抗戰老兵手印建成的。他說，正是這些當年揮舞著大刀長矛、擲手榴彈、埋地雷的手，擋住了來勢洶洶的日本侵略軍，力挽狂瀾，這些功勳卓著的手應該留下來。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解放周末：除了那些傳統意義上具有收藏價值的珍貴文物，好像什麽都能被您收入囊中，一個暖水壺、一張報紙、甚至地震廢墟裏的一件婚紗……您挑選藏品的標準是什麽？
樊建川：首先是量，一般我都是批量收集，然後再根據展陳內容在當中慢慢挑。有三個標準：一是對記載曆史有意義的；二是特別容易被人遺忘的；三是標誌性的、能夠反映社會變遷的，甚至是一些細枝末節的東西。
四川綿竹有一個年畫村，那裏的年畫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老百姓們在自家屋子的牆上畫了很多年畫。“5•12”地震時，很多房子都被震垮了，廢墟馬上就要清理，推土機一推就沒了，我們就去撿了很多畫著年畫的牆體碎片回來。在別人看來這是廢墟，可在我看來，這些東西的情感是非常飽滿的，是有溫度的。
解放周末：您曾說，“中國十三億人，十二點五億都應該過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但應該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響警鍾，去做犧牲，我就想做一個敲鍾人。”“敲響警鍾”和“犧牲”是指什麽？
樊建川：世界上對博物館的主流理解是“收藏財富、傳承文化”。但是，博物館不應該隻收藏春花秋月、才子佳人的東西，還應該收藏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博物館就是收藏民族記憶，這些記憶就是“警鍾”。
比如我一直想做一個“漢奸館”，困難很大，可我還是想做。為什麽呢？因為一個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我覺得還是要把這個事情說出來，當以後萬一再有入侵者時，才不會有那些無恥的人背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去與侵略者合作。中國人應該更加團結，這是一個民族的基本要求。
不屈戰俘館。 雷冊淵 攝
川軍抗戰館。 雷冊淵 攝
解放周末：很多人認為博物館是公益事業，投入大，效益卻並不樂觀。而有報道稱，建川博物館已經實現了每年近2000萬元的盈餘，是如何實現的？
樊建川：我做博物館沒打算賺錢。建川博物館投資了30億元，就算每年盈餘2000萬元，也不算賺錢，30億如果存銀行，每年都不止這點利息了。現在我們就是能把自己的隊伍養活，還有一點結餘，也都拿來買藏品了。
博物館要生存下去，光靠理想沒有實幹是不行的。如果隻靠門票賺錢，60塊錢一張門票，20多個館，平均一個館就收兩三塊錢，水電費都不夠，怎麽辦？除了博物館，我們還有紀念品、酒店、餐廳在支持，還提供會議、谘詢、培訓、策劃、道具出租等服務，現在還做成了博物館提供商，把博物館當成一個產業來做。
解放周末：社會上對您也存在著一些質疑的聲音。您怎麽看待這些非議和質疑？
樊建川：有非議有質疑是很正常的。我剛開始搞建川博物館的時候，沒有人相信我會用這麽大的一片土地來做博物館，都說我是打著幌子買地做房地產，或者隻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做博物館。到今天，十多年過去了，怎麽樣嘛？你們來看看嘛！
解放周末：十年前，您和妻子就決定“將建川博物館聚落以及所有文物無償贈與成都市政府”。您會擔心將來捐出去後，建川博物館不再按照您的思路建設和發展麽？
樊建川：一點兒都不擔心，由政府接管不是很好嘛！至於你說的問題，我們在公證的時候附了一個條件，就是說不能動我們已經建好、展好的東西。
有人問，建川博物館會不會以後就不發展了？我說，不發展就對了嘛。我也不期望它發展。就像武侯祠凝固在三國，都江堰凝固在漢代以前，杜甫草堂凝固在唐代，建川博物館就應該凝固在20世紀，它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
記者手記：“草莽”樊建川
樊建川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落筆成文前，“草莽”一詞躍入腦海。正如他自己的評價：我和我的博物館不按套路。野生，山寨。
“下過鄉，當過兵，任過教，當過官”的樊建川，現在對自己最多的稱呼是“館奴”，這也是媒體報道時最喜歡加在他名字前的前綴。在樊建川看來，這兩個字對他的形容再貼切不過：“現在有‘房奴’、有‘車奴’，而我是‘館奴’，給博物館當奴隸，我一輩子背的包袱就是它了。”
樊建川不厭其煩地向第一次來訪的人們解釋著這兩個字的意思。就像做博物館他甘之如飴一樣，能為自己想到這個略顯悲壯又帶著一絲英雄主義色彩的稱謂，樊建川很得意。
“辭職撿破爛的副市長撿出80億捐給國家”、“傾盡億萬家產留住民族記憶”……樊建川身上有著太多的“光環”，但與此同時，質疑和爭議也與他形影不離。
幾天前，一則《億萬富翁火車站候車：光腳靠牆席地而坐》的消息登上了各大互聯網媒體的頭條，並在社交媒體中傳開。新聞的主角正是樊建川。
照片中的他背靠牆壁、席地而坐，旁邊地上還放著兩瓶飲料。有人說他“接地氣”，有人感佩於他的辛勞，有人則質疑他在“作秀”、“博眼球”……樊建川隨後發微博解釋，席地而坐是自己當知青和當兵多年養成的習慣。微博一經發出，點讚數瞬間突破了5萬。
圖片來自樊建川微博
其實，這早已不是樊建川第一次成為公眾輿論的焦點了，每隔一段時間，他的故事就會被人翻出，在各個公號和社交媒體上“炒”一陣。而麵對媒體，樊建川有著相當豐富的經驗。當兵時，他因為學雷鋒和搞宣傳表現突出，被評為全師標兵；在第三軍醫大教書時，他曾經是宣傳隊的負責人；從政後，官至宜賓常務副市長，他更加深諳與媒體打交道的“玄妙”。在他的自傳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現巧借媒體力量的事例。
他打理自己的微博，繁冗的工作間隙保持著每天數十條的發布量，擁有近150萬的粉絲。他點開手機給記者看：“我的微博現在做得很舒服，每天要漲1000多個粉絲。平均每條閱讀量在30萬左右，多的有上千萬。”在樊建川看來，這是建川博物館最直接、效果最好的“廣告”。
當然，他的“活絡”遠遠不隻體現在對新媒體的接受和運用上。為了籌集建館資金，他曾到企業“拉讚助”。在沒有其他企業讚助的情況下，他告訴某企業領導，他的競爭對手已經出價，向對方無形施壓，最終獲得了一個較高的價錢。
他有著軍人的執守，也有著商人的圓滑。
就像他解釋自己辭官下海一事的直白：“一是覺得我不太適合幹這個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覺得當時公務員收入太低了；三是覺得宜賓偏遠，不適合我搞收藏；四是我當常務副市長，風聞說要讓我當市長，我實在擔不起這個擔子，所以就決心辭職下海。”
就像他清楚光有一腔熱血不夠，要生存必須在商言商，正式開館的當天晚上就開大會專門給員工講營銷。
就像他一開始並沒有想到“博物館聚落”，隻是想搞個“博物館超市”，讓博物館成為一種普通人都能隨時享受的文化形態，每個館花幾塊錢就能看，價廉物美……
樊建川辦公室的牆上掛滿了自己的字畫。 雷冊淵 攝
正是這些多重身份的共同塑造，讓樊建川最終成為了他自稱的“館奴”。而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正是樊建川身上的“草莽精神”成就了今天的他和他的建川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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