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當貝淡寧放棄香港教職，前往清華大學講授政治理論的時候，他的西方朋友都覺得他瘋了。2016年，他在新出版的著作《賢能政治》中提出，中國的政治尚賢製比西方的一人一票製更適合中國，引起了很大爭議。
貝淡寧（Daniel A. Bell）：政治學者，生於加拿大，牛津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清華大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教授多年，現為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成名作為《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後來受儒家思想影響頗深，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哲學、社群主義、儒家。2016年，出版著作《賢能政治》。其他著作包括《城市的精神》《中國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東方遭遇西方》。
在北京市東城區二環內的一座四合院，身材纖瘦、個頭高高的貝淡寧打開了自家的大門。他拿著一千元出頭的樂視手機，穿著深色中式立領服裝。
這座院子的房簷被重新上過漆，保存完好。會客室承載了客廳、餐廳與廚房三項功能，除了開放式廚房中的歐式櫥櫃，其餘的家具都有著濃鬱的中式色彩。櫃子、沙發、茶幾、餐桌、椅子，都是統一的深紅色，厚重的木料上有著繁複的雕花。
早晨的陽光斜斜照進來，整間屋子都泛著古舊的氣息。
貝淡寧趿拉著拖鞋，看起來比較隨意。53歲的他有著典型的西方麵孔，卻能說頗為流利的中文。偶爾不確定某個詞的用法時，他原本就不大的聲音會更輕，用征詢對方的語氣來確定自己的語法是否正確。
他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感受時，不會言辭鑿鑿地侃侃而談。他常常垂下眼簾，很少直視對方的眼睛；加上常引用儒家經典，貝淡寧頗有些儒家所推崇的溫良恭儉讓的味道。
在過去的十三年間，這位政治學者一直擔任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講授倫理學和政治哲學。
2016年，他在新出版的著作《賢能政治》中提出，中國的政治尚賢製比西方的一人一票製更適合中國，他理想的中國治理模式是“基層民主、中間實驗、上層尚賢”。這一觀點引起了很多關注，也引發了爭議。
在寫這本書之前，他做了大量的案頭工作，並與中國的官員多次交流。但他沒有太多的機會去基層。
2017年，他擁有了一個新角色——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實踐自己理論的新機會，也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他積累“外王”經驗的機會。
探尋邊界
2005年，貝淡寧到北京的第二年。那年秋天，他第一次走進中央黨校作講座，講座主題是怎樣學英語。
已經有人向他講過中央黨校區別於其他高校之處。他知道，黨校內的研究生多數有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經曆。邀請他去作講座的是一名黨校學生，這位官員學生在他為北大開設的一門課上旁聽。這名學生告訴他，在貝淡寧之前，還沒有過外國人被邀請到中央黨校作講座的先例。為了使這個講座成行，他們費了很大力氣，爭取到了副校長的同意。
貝淡寧在校內看到一群說藏語的年輕女性，這名學生解釋說，這些人是西藏未來的領袖。而當貝淡寧這張西方麵孔出現在黨校的學生餐廳時，很多人看他的表情，用貝淡寧的話說，是“隻在中國最偏遠的鄉下才能見到”。
他在講座上談了自己學習語言的技巧。他開玩笑說，找個說英語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會有幫助。而在BBC和VOA之間，應當選擇聽BBC，因為VOA是美國政府的宣傳工具。在講座後的交流中，學生們詢問貝淡寧有關社群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儒學的觀點，貝淡寧小心地讓自己的回答不涉及政治內容。
這是貝淡寧在中國小心探尋邊界的一次嚐試。這類嚐試的開端，是他選擇來北京。
2004年，當貝淡寧決定接受清華大學的邀請，前往北京講授政治理論的時候，他的西方朋友都覺得他瘋了。
貝淡寧於1991年畢業於牛津大學哲學係，畢業論文以柏拉圖風格的對話體寫就，題為《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憑借該文，他在西方學界一舉成名。
他的太太是中國人，夫妻倆商討畢業後的去向，希望能在兼容中西方文化的地方定居，於是他們選擇了新加坡。
貝淡寧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但三年的教職經曆並不是很愉快。他回憶說，係主任會審核並規定他的授課內容，要求他多談社群主義。有的時候，貝淡寧在課上談馬克思思想，就會來一些特別的人旁聽。當地的同事在與他交流時，十分謹慎。合同期滿，貝淡寧沒有續聘。
他仍然想研究西方思想，但也對中國的東西感興趣，即將回歸中國的香港，給他提供了這樣的機會。1996年，貝淡寧任香港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在香港的八年，貝淡寧得償所願，做了比較研究。在這裏，他還有一份意外收獲，接觸了儒學。身為政治學者的貝淡寧在研究儒學後發現，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政治製度，正是他認為最理想的政治製度。
因此，當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向他發出邀請時，貝淡寧欣然接受。他想深入中國內地，進一步研究儒學。另外，作為政治學者，進入全中國最好的學校執教，對他也很有吸引力。在他看來，這所學校培養的都是未來的政治精英。
讓他吃驚的是，他向清華大學提出了一個授課提綱，獲得了批準，並沒有曲折的探討、妥協的過程。他被允許講授除馬克思主義之外的任何課程。
雖然他不被允許開課專門講授馬克思主義，但如果他在哲學理論或類似的課程中偶爾提起馬克思主義，並闡述自己的理解，並不會有人幹涉他。
他有一次接受媒體采訪，因涉及敏感話題，他的言論沒有被全麵刊登，報紙的編輯特意向他致歉，並表示，這些言論可以全文發表在學術刊物上。這讓他很驚訝。
不過，他仍然嚴格地自我審查。一名學生邀請他參加一個沙龍，談論民主話題。貝淡寧谘詢身邊的朋友，朋友都勸他離這種活動遠一些。他後來發現，沙龍實際上是哲學係幾個研究生的討論會，自己多慮了。
第二年，他受北京大學的邀請，在北大開課，同樣沒有受到太多的幹預。而一名來自中央黨校的學生，引起了他的注意。
第一次課程結束後，這名學生用流利的英語問他，是否可以旁聽他的課程。貝淡寧同意了。但他心中略有擔心，去問自己的朋友，這個人是否有可能是被派來的間諜，朋友笑他疑神疑鬼。
不久後，這名學生就邀請貝淡寧去中央黨校作了上文提到的講座。
2006年，貝淡寧在美國“左”派雜誌《異議者》（Dissent）上發表文章《在北京教政治理論》，他在裏麵將自己描述成“對於政治正確的邊界不清楚的初來乍到者”。
他寫道：“如果審查以公開的和表示歉意的方式，如果有別的方式在國內或者國外發表全文，那麽對於寫作的限製比較容易忍受。如果你曾經有更嚴厲限製的經曆，那麽對於教學的限製會比較容易容忍。”
“中國化”
貝淡寧有個妹妹。兄妹倆小時候爭論時，總是直來直去。現在，貝淡寧不再這樣做，他會想一想有些話怎麽表達更得體，他變得委婉。這份委婉，是貝淡寧一點點摸索到的。
剛來中國後不久，他被邀請去做有關社群主義的報告，主辦方的一位教授對他的觀點作出評論，提出西方的社群主義應被看做西方自由主義的延伸。這恰恰是貝淡寧試圖區分開的。他打斷了那位教授，說他說的不對。後來，貝淡寧再也沒有接到過這位教授的邀請。
上他課的學生，不會在課堂上對他提出批評性意見，他們通常選擇在電子郵件中表達。有的郵件內容很嚴厲，但措辭很禮貌。
貝淡寧很快學會了這樣的表達方式。
在北大的政治理論課上，他和一名教授合作授課。對方會說，需要補充一些貝淡寧所說的東西，然後開始批評貝淡寧的觀點，接著為自己的觀點辯護。貝淡寧也會說，自己同樣想做一些補充。就這樣，雙方開始有禮貌地爭論，在這樣的爭論中把對方“撕成碎片”。在這個過程中，貝淡寧從來不會直呼對方的名字，一直稱呼他“老師”。
身為教師多年，貝淡寧明顯感覺到，這個稱呼在中國收獲的社會地位，比他想象的要高得多。
他提出過一些很有趣的觀察結論。比如，教師證享受全國各地的一些旅遊優惠，他覺得，這是國家正式承認教師社會貢獻的方法。每年的9月10日是教師節，學生常常給教師送花，校園便道兩旁都是賣花的人。
他當時的漢語還沒有那麽流利。課下，他會讓自己的研究生幫他學習古漢語。當他提出要給學生付出經濟報酬時，學生怎麽都不同意。他後來也理解了，教師付錢給學生，與中國社會對師生關係的認知相差太遠。
對貝淡寧來說，公私生活的界限模糊了。他和學生單獨見麵的時候，需要詢問學生的生活和家庭成員情況，因為他所觀察到的教授都這麽做。學期結束時，他邀請學生到他家做客，學生也會問許多關於他的家人的問題。
在課堂上，他習慣於盡量不讓自己的觀點影響講課內容，而讓學生自己辯論，自己作出判斷。但這樣的做法讓中國學生失望。他們一再提問，希望老師能發表權威意見。
貝淡寧出生於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爾市。魁北克省是眾所周知的北美地區法國文化中心，官方語言是法語。貝淡寧的母親說法語，信奉天主教。而貝淡寧的父親是猶太人，母語是英語。這份文化衝突伴隨著貝淡寧成長。後來，他娶了一位中國女性，開始適應東西方的文化衝突。
事實上，他有時會帶著“中國化”的思維回到加拿大，並有些不適應。他在過去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他和自己的母親告別時，母親送他到家門口就轉身了。對已經習慣了中國送客方式的他來說，不能理解母親為何不送自己去機場。
當然，被儒學影響的他也有遺憾。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遠在中國的他，無法在母親生病的時候照顧她，在床前盡孝的，是他的妹妹。
與官員對話
在北京的長城附近，貝淡寧麵對同處一室的一位中國高級官員，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在中國，招聘和提拔政府官員的過程中，評判能力和品德的標準是什麽？
這是2012年5月，貝淡寧被中聯部邀請，參加首屆和平發展論壇。和他一起被邀請的，還有《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馬丁·雅克、《中國震撼》的作者張維為等二十餘位中外學者。
在論壇的最後一天，學者們受邀與時任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對話。
從成為清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到參加這次和平發展論壇，八年間，貝淡寧的政治製度理念發生了變化。
在香港時，貝淡寧及身邊的人仍然傾向於一人一票的民主製度，他們爭論的焦點往往是怎麽樣能更好地抵達這個目的，但從不會有人質疑這個目的本身。
而到了清華大學，身邊的同事、朋友更多地在討論賢能政治，包括怎樣甄別領導人，領導人身上的什麽能力、品德更加重要。
貝淡寧知道，中國對政治製度的討論當然不會同於西方，但他過去最多隻是用儒家的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政治製度。當真的置身於這個輿論場中，周圍的人都在探討自己從未思考過的某個問題，感受就不同了。
他說，自己到北京後，逐漸更正了自己自小受到的政治價值觀的教育，不再用西方的標準來判斷什麽是好什麽是不好。“把握主流價值觀，方法論就不一樣了。”他說。
過去，他研究政治哲學，主要還是接觸學者。但到達北京之後，他通過一些場合結識了官員，與他們討論，並與其中的一些人有了私交，私下的討論也就更開放一些。
他非常欣賞現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潘嶽。他們相識於七八年前，那時的潘嶽是環保部副部長，他們二人討論環保、教育、恢複經典等問題。貝淡寧認為，這些討論讓他深受啟發。
類似的接觸、觀察、討論與研究，幫助貝淡寧陸續出版了新作，其中，在中國出版的有《超越自由民主》《中國新儒家》等。
他在《超越自由民主》中提出，選舉製的民主有一個明顯的缺陷，選舉出來的政治領導人傾向於關注公民利益，而忽視外國人的利益。小國家的領導人這樣沒什麽可擔心的，但像中國這樣大國的政治領導人的決策會影響世界。他認為，就中國而言，有理由期待有比西方國家運轉更好的模式。
他觀察中國的執政者正在複興一種精英文化，包括挑選優秀的學生，鼓勵他們入黨。他認為，應該對此進行更多體製上的試驗，然後推廣到全國。
或許是他的立場與觀點被關注，如前文所述，2012年，貝淡寧第一次參加了有高層領導人出席的會談。他對這位中央高層的提問，可以看作是對自己賢能政治理論的驗證。這位領導人回答說，官員選拔的標準取決於政府層麵。在基層，與民眾的親密聯係十分重要。在高層，重點會更多地放在理性思考能力上，因為幹部需要考慮多樣因素。另外，這位官員還提到了關心民眾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以及廉潔自律。
這位官員向貝淡寧舉了個例子，談有關中央某部秘書長的選拔程序。在提名程序之後，獲得最多提名的十多個人會進入筆試階段。筆試後，前五名進入麵試。麵試由部長、副部長和大學教授組成的考核小組主持，為秘書長工作的普通官員也可以監督整個麵試過程。前三名會進入下一輪，由人事部門率領的考察組考察他們的政績及品德，後者是重點。前兩名再次勝出，由12名擁有投票權的部長組成的委員會進行投票，候選人必須獲得至少8票。如果第一輪投票無法達到所需票數，部長們會持續討論，直到三分之二的人對某一個候選人達成一致意見。
貝淡寧認可了這個回答。在四年後出版的《賢能政治》一書中，他記錄了這段對話，並專門用了一小節來探討這個問題。他評價說，西方所認為的用同一個選舉過程——民主選舉來選拔各級政府領導人，過於簡單化了。中央層麵的領導人確實需要高超的能力和品德，政治選拔體製應該對此予以設計。這也恰好是他所認為的賢能政治的核心：低層民主，高層賢能。他將之描述為“中國模式”。
自2012年後，貝淡寧每年都會參加一次中聯部組織的針對外國學者的座談會。某一年他恰好在國外，錯過了與王岐山的會麵。他後來想，如果再見到王岐山，他一定要問問對方，解決腐敗的問題，是用法家的方式還是用儒家的方式。
貝淡寧所持有的學術理念，讓一些官員了解到，他並不是找麻煩的人，這些人願意和他探討問題，尤其是在吃飯喝酒的時候。
貝淡寧發現，這大約是中國特色，官員平時相對謹言慎行，但在喝酒時卻非常開放，願意討論一些話題。不過，因為酒量不好，他常常在第二天醒來時，就忘記了頭天晚上的細節。
“洋和尚”的“投名狀”？
一次，貝淡寧受邀在複旦大學作講座。講座後，一名學生對他說了些不客氣的話。貝淡寧不願意對《中國新聞周刊》複述當時的場景。他隻說，自己還不夠理性，但盡量控製住了自己。
不難想象這名學生說了什麽。至今，仍有人這樣評價貝淡寧：“洋五毛”。
《賢能政治》一書的譯者，是武漢科技大學教授吳萬偉。在譯後記中，吳萬偉將貝淡寧此書歸類為“吃力不討好型”。他認為，這本看似為中國辯護的書，恐怕西方讀者討厭，中國讀者也未必領情。因為“這本闡述中國模式優越性的書在某些中國讀者看來，不過是被當局收買的‘外國辯護士’的‘投名狀’而已。他們不僅不會充滿感激地接受，反而會用嘲諷的口吻說，這個‘洋和尚’到中國‘騙吃騙喝’。”
吳萬偉將此比喻為“開著豪車的人對一心想買轎車的人大談特談開車的煩惱，讓人忍不住想叫他趕緊閉嘴”。同時，他也認為，貝淡寧在清華大學教書的事實，也可能讓人將其歸於精英的行列，在草根文化盛行的當下，遭受奚落和嘲諷或許在意料之中。
貝淡寧確實對中國最基層的地方沒有自己的經驗。但他辨稱，有關基層政府的民主選舉已有很多開放且透明的研究，他基本上不需要再自己去做研究，他看了許多這方麵的材料。
貝淡寧似乎已經習慣了別人針對他的不客氣的言論，“洋五毛”這個詞，也是他主動向《中國新聞周刊》提起的。
有人認為他被“洗腦”了，失去了中立性。貝淡寧則反駁說，自由主義者應是開放而寬容的，但批評他的人卻往往用自由主義的標準判斷什麽好什麽不好，如果不按照這個思維考慮問題，那這個人就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就是個“洋五毛”。“我也有批判的精神，但我是用主流的價值觀來批判的，這有什麽問題嗎？”
“如果我一直在批判中國的所有製度，中國的領導人不願意跟我討論問題，我的學術會更好嗎？不一定。所以，你還是要看我的學術水平，你可以反對，那應該說說你為什麽反對。而不應該說，我跟誰誰誰見過麵，我不是中立的，所以你反對我。這個就沒什麽意思了。”
貝淡寧說，他也碰到過很多中國學者在用西方價值觀判斷中國的問題，他願意與這些人討論，畢竟一個國家需要多元化的環境。“如果大家都是統一的思想，對國家也不好。”貝淡寧口中的“國家”，已習慣性地指代中國。
盡管他不看網上有關自己的評論，也盡量不讓陌生人的抨擊傷害到自己，但他仍避不開身邊的學生、朋友的傷害。他的一個學生，與他有著長期的交流，對他說了一些很不客氣的話，貝淡寧覺得很受傷。
不過，貝淡寧認為，現在的學界討論比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要好一些。他的夫人畢業於上世紀80年代的北大。貝淡寧認為，那時的大部分學者，喜歡用全盤西化的思維研究政治哲學，把西方視為理想，考慮的唯一問題就是怎樣學習西方的經驗。
而現在，有很多人按照中國思維來思考問題了，包括他本人。“現在的學術環境是多元化的。”他說。
“外王”
一年前的冬天，山東大學青島校區黨工委書記孔令棟來北京拜訪貝淡寧。
他們認識已有七八年了，孔令棟也是一名政治學者。他們相識於一次孔令棟主辦的講座，貝淡寧陪同“軟實力”的提出者、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約瑟夫·耐拜訪山東大學。出生於山東的孔令棟覺得與推崇儒學的貝淡寧有許多共同語言，日後成為了朋友。
五六年前，孔令棟向貝淡寧提出邀請，希望他考慮去山東大學工作，可以擔任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孔令棟本人曾擔任過這個職位，他覺得貝淡寧的國際背景和國內外的影響力，都十分適合就任這個崗位。
貝淡寧始終對此不置可否。但在一年前，他告訴孔令棟，自己正在考慮去山東大學的可行性。當時，貝淡寧與清華的合約隻剩一年多就到期了。
山東大學是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大學，一個學院的院長是正處級崗位。孔令棟立刻向山東大學校領導匯報了自己的想法，並得到了對方的支持。校方提出，希望貝淡寧能為學院帶來國際化，以及“儒化”。
這對貝淡寧來說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對他本人來說，山東大學之所以吸引他，除了山東是孔子的故鄉之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提供的這個行政崗位。
過去，貝淡寧一直在看書、研究，從未嚐試過任何行政工作。讓一名外籍人士成為中國一所重點大學的院長，這樣的機會並不常見。他已有一套關於中國賢能政治的理論，包括怎樣培養領導人，怎樣衡量領導人的能力等。而此時，他有機會去親身體驗這些理論。“內聖外王，我現在沒有外王的經驗”。
他提前了解了一下自己可能就職的學院。該學院有四位副院長，製度比較齊全，沒有爛攤子或遺留問題等待他去解決。
孔令棟說，清華大學努力挽留貝淡寧，提出雙聘製等解決方法。貝淡寧亦希望與清華保持良好的關係。目前，清華大學為貝淡寧保留了教職。貝淡寧很在意這份良好的關係，他是一個希望與周圍人和諧共處的人。
有人告訴他，成為院長之後，最有可能傷害他的情況是，也許有很多人不喜歡他。若是陌生人，或許不會影響貝淡寧的行事作風和心情，但如果是朝夕相處的老師，貝淡寧說，“恐怕會覺得不太舒服。”
他目前能想到的方法是請客吃飯。貝淡寧曾在以色列待過一個學期。他在那裏作一個講座，一位教授對他的講座內容提出了直截了當的批評，導致兩個人關係緊張。貝淡寧打算寫一本有關中國問題的書，當他知道這位教授是唯一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時，貝淡寧請他吃了頓飯，以舒緩關係。
請客吃飯是中國人保持良好人際關係的方法，貝淡寧如法炮製。他覺得，這個方法或許會用在他擔任院長期間。
2017年1月，寒假開始之前，貝淡寧在山東大學辦公了一個星期。孔令棟觀察到，貝淡寧在這一周裏見了學校的主管領導，也見了學院的一部分老師，聽取不同人的建議。他覺得這是十分中國化的上任方式。他認為，貝淡寧對中國的政治文化有過多年的研究，適應這個崗位應該不會有什麽問題。
不過，他們也擔心過多的行政工作會分散貝淡寧學術研究的注意力，為此，校方為該院配備了一名常務副院長。
當《中國新聞周刊》問他，是否了解這個崗位的行政級別時，對中國官場有著多年觀察的貝淡寧搖了搖頭：“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被納入體製，我不明白自己的角色是什麽。這個問題我現在還不清楚。我感覺我應該是有檔案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會寫什麽。”
他強調說，中國應當開放公務員考試，允許外籍人士參加。一個崇尚賢能的官員選拔體係，不應以種族、膚色、國家背景來區分候選人。更何況，在中國的曆史上，本就有外國人成為朝堂上的官員。
同理，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也應允許外籍人士入黨。但麵對“你是否希望入黨”這個問題時，貝淡寧立刻予以否定。
貝淡寧希望自己被認同為中國人。“這個人了解中國文化，在中國待了這麽長的時間，還會說中文，為什麽不說他是中國人呢？”他擁有中國的綠卡。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擁有中國和加拿大的雙重國籍。
在采訪的末尾，貝淡寧援引了柏拉圖的“哲學王”理論，來回答《中國新聞周刊》有關他是否期待當副校長、校長等職位的問題。他說，最有資格當領導的人並不是想當領導的人。如果一個人追求真理，則他當上領導後會願意為別人服務。
“我不想說我想當副校長。如果有機會，我當然會考慮，但是這不是我的期望。”說這話時，貝淡寧措辭謙虛、眼簾低垂，神情裏有幾縷不好意思，幾乎就是個中國意義上的謙謙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