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到與聖經有關的東西應該是在英語閱讀材料之類的東西，像是《聖經故事一百篇》或者是諸如此類的聖經故事摘要這樣的讀物。當時這樣的讀物應該是八十年代作為英語輔助教材、作為文學的一部分出版出來的。我記得其中有一篇，好像是《聖經故事一百篇》的選段，第一篇就是創世紀那一篇。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聖經應該是98年前後，在烏魯木齊的一個天橋上，看見有人在地攤上賣聖經，二十塊錢一本，新加坡聖經公會印製的聖經，然後我就花了二十塊錢把它買回去了。在那以前的時候，我其實已經買了一部古蘭經。當時好像除了新華書店以外，很少有別的書店。一般比較有點逼格的書，要你自己跑舊書店才能買到。基本上所有的書店裏麵都能夠買到古蘭經，但是聖經卻總是沒有。那是我第一次買到完整的聖經，從頭讀到尾。
當時我在[第一次讀]聖經的同時，正在迷戀十七世紀的英國文學，就是托馬斯•布朗或者是泰勒那些人的文學，像《翁葬》、《醫生的宗教》那些東西。當時在我的認知世界裏，這些書都是連在一起的。我第一次讀聖經的時候，首先最著迷的地方就是所羅門王的箴言、詩篇那些部分。對於我來說，它代表的是一個跟我原先熟悉的西方文學非常不同的世界。我原先，在當時我自以為自己是非常熟悉西方文學的，但是想了一下，在我以前熟悉的文學風格中間，似乎是缺了一大塊。直到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把聖經當作一種帶有獵奇性的知識來考慮的。整個認知世界大體上很像是陳樂民或者資中筠他們那些人寫的書上，是一種人文主義色彩的認知世界。在這個認知世界當中，教會是一個遙遠的背景，而且大體上扮演的是一個負麵的角色。文明、啟蒙和進步才是世界的主流，西方在這個世界主流中走在前麵，但是前提條件是打破了原來教會對文明和進步的各種約束作用，像是啟蒙衝破枷鎖一樣，才能夠解放出現代的自由和文明。現代的自由和文明主要就體現於解放，而解放，在當時我也跟大多數人一樣，分不清楚政治上的專製主義和他們所說的教會對於思想的約束到底是什麽關係，隻是模模糊糊的傾向於一切自由和解放都是比較好的。
我想我後來之所以對這兩件事情有點區分，大概已經是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事情了。那時候是國內第一批開始引進哈耶克和波普爾這些書的時代，開始區分英美思想傳統和歐洲大陸思想傳統的時代。那時候我開始私下裏麵考慮各種不同思想傳統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然後對照我自己和我周圍的世界，開始對基督教有一種，除了抽象理論以外，還有其他方麵的考慮，一個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不考慮的問題，就是說組織結構和社會基層的問題。這一點，我依靠的東西與其說是正式的曆史材料，倒不如說是文學作品和其他各種間接材料為我提供的歐洲社會的方方麵麵。對照當時思想界最流行的學說，就是英美思想流派和歐洲大陸思想流派的區別，再對照我對歐洲大陸和英美社會結構的了解，這個主要的區別就顯示出來了。
這樣給我提出的主要[啟示]就是，我以前一直是不相信官方的曆史學說，但是我是相信啟蒙主義者勾畫的那種曆史學說，現在我發現這種曆史敘事當中仍然有著重大的缺陷或者說是重大的漏洞。如果按照他們的描繪的話，應該是近代以來隨著宗教勢力的退場，社會逐漸趨向進步，而這個進步的中心應該是在法國，主要是啟蒙者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各方麵看到的情況就是，法國所代表的歐洲大陸和英美之間，社會發展出現了明顯的[不同]。在英美社會上我沒法注意不到，被稱為是進步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包括哪怕是像傑斐遜總統這樣的自然神論者，在社會上隻是一小撮，非常少的一小撮，社會的基層仍然是基督徒，而且大多數社會工作是由牧師和教區完成的。即使是知識分子當中，通常原先啟蒙者告訴我們，本來這些人應該是解除了基督教束縛的世俗人文主義者，但是在美國，一般人認為自由民主最先進最典範的國家，它實際上依靠的是愛德華茲牧師諸如此類的人，他們發揮的作用比傑斐遜總統這樣的人發揮的作用要大得多。
而在法國，大體上啟蒙者所描繪的路徑基本上是正確的，就是說，十八世紀以來，基督教的力量，至少在社會意義上是大大削弱了，國家通過官僚組織侵奪了中世紀教會所掌握的主要權力。同時尤其重要的是，教育原來也是教會所主辦的，現在產生了國家利用納稅人的錢建立世俗大學，世俗大學大量產生了世俗知識分子，世俗知識分子通過教育改革控製了最基礎的學校教育，掌握了塑造人類，特別是人類兒童心靈的重大權力。以前，我想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國家教育，義務教育，如果做不到才是錯誤的，但是我比較深入地了解西方曆史以後，才覺得這是世界曆史的一個重大關口。在這以前，這些事情都是由教會主辦的。國家把兒童從教會手裏麵奪到自己手裏麵，並不是出於開明和進步的邏輯，而是為了掌握塑造新國民的權力，他們要把這些新國民塑造成忠於具體的世俗國家，比如忠於法蘭西和德意誌，讓他們為國家去死，讓他們把政治看得比宗教還重要，例如法蘭西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是法蘭西國民，效忠於法蘭西，按照這種新的邏輯構建近代世界。最後，正是由於這種新的邏輯，世界大戰才會[存在]。
在我們的曆史敘事中，前者都是進步，他們也不會提到這些事情和近代世界大戰和現代專製國家之間的立體聯係。但你從許多蛛絲馬跡中都可以看出這一點，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引起的精神危機中，有很多保守派，比較傾向於保守的人士，像[德國]的黑塞這些人都發出的意見說是，之所以會發生這些事情，就是因為傳統的基督教信仰衰微了。基督教的共同體是普世的共同體，它要求人們通過愛基督愛全人類；而現在的教育，所謂進步，則要求人愛自己的國家，仇恨其他的人類。正是因為這樣，才在表麵上極度的開明和進步之中，才會爆發世界大戰這場災難。而且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和英美仍然是有差別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曆史變化，主要是英國變得更接近於歐洲了。但是美國仍然有自己的傳統，可以說，美國直到現在仍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基督教國家，它的鈔票上仍然印著“我們信仰上帝”。而歐洲呢，通過福利製度和官僚體係進一步發展，變得益加世俗人文主義了。
我想大多數進步知識分子都會更喜歡歐洲或者歐盟那種世俗國家的模式，但是無可否認，無數蛛絲馬跡都向我們顯示，美國才是真正有活力的社會。而北約之所以能夠戰勝蘇聯，扭轉世界曆史發展趨勢，靠的還是裏根總統這樣的人。而裏根總統的精神力量，它並不是來自於我們開明知識分子所想象那樣，自由、憲政諸如此類的東西，他靠的不是別的，就是基督教信仰，而這些東西恰好就是我們知識分子企圖嘲笑和抹去的東西。如果我們啟蒙知識分子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麽裏根總統這些人所信仰的那些東西，恰好就是跟胡喬木和[郭鬆民]企圖讓中國兒童相信那些東西一樣的，都是開明和進步的障礙，都是我們這些啟蒙知識分子應該加以掃除的東西。所以他們的敘事體係一定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這些問題需要解釋，以後我一直在尋找這些解釋。我自己的思想方法其實不是很完整、很有係統的，隻是把許許多多我觀察到的各方麵的材料湊起來，像是格林童話裏麵的《漢賽爾與格萊特》一樣，[用麵包屑標記]路徑。這些路徑是非常不完整的，也不見得是全部的真理，但是如果它揭示了原先我以為是天經地義的認知結構是錯誤的，那麽這條線索的發掘大概就是沒有問題的。以後，我一直到現在都在做這些事情，逐步的把各個片段的信息和材料聚集起來，試圖發現它們之間的相關性，在整個散漫的、布滿整個世界的知識當中，尋找一種被稱之為格局的東西。在這些格局的背後，我越是往這個方向走，就越是發現基督教在這個格局背後的力量。現在我傾向於認為，缺少了背後這個基本格局，整個西方文明就失去意義了。在整個西方文明失去意義的前提下，我們在五四以來，或者說整個近代中國以來，當作開明和進步的所有東西都變得喪失意義了。
最後，我現在越來越傾向於這種假設就是：我們現在當作開明和進步的東西，與其說是真正開明和進步的東西，不如說是基督教文明在高度發展以後，產生出來的剩餘資產；而我們拿著這些剩餘資產實際上是發揮了，腐蝕和破壞原有這個產生文明資產的基本力量的作用；而這個文明資產的基本力量，過去和現在，仍然是基督教和基督教會，如果抽去了它的價值內核和組織內核的話，我們現在所知的西方文明不一定會存在。當然這不是確定性的結論，因為我的思想方法仍然是按蛋頭學究那種講論證的思想方法，所以按照這種思想方法，你不可能得出確定的結論，但是這肯定是一個具有高度蓋然性的學說。這個高度蓋然性的學說比我迄今為止，從出生到現在學習到的其他所有學說都肯定更接近於真理。
當然對我來說，我大概也就是在最近的這個時期，在我推出這些理論的時期，同時才接觸到了具體的基督教會。在那以前，我一直以為基督教基本上是西方的事情，在中國，我所在的社會裏麵，是基本不存在的。我第一次接觸到基督教會還是2010年在成都四川音樂學院的時候，那時候我才接觸到具體的講漢語的基督教徒和他們的教會組織。然後漸漸的尋找，查看社會上的材料，考慮他們在社會上發揮的作用，一步一步的修改自己的認知圖景。這條路其實我不能說得太清楚，因為它不是一個已經形成的東西，而是一個正在走的路。所以我現在還在走這條路，因此也不能夠說出什麽能夠稱得上是結論的東西。我隻能把我曾經走過的那條路，在走路的過程中間，經曆的軌跡大致上的說一下。將來會發現什麽問題，其實我自己也還需要更好的引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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