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lism over power

毛澤東一生隻爭主義不爭權

(2016-09-09 17:06:53) 下一個

 

 

　　2016年9月9日是毛澤東同誌逝世40周年。40年來，毛澤東的偉岸形象，人格魅力，寬容胸懷，依然時時刻刻影響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毛澤東一生文武雙雄，功高蓋世，光澤日月。毛澤東參與締造中國共產黨，更是他拯救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參與締造中國人民解放軍，更是他創建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毛澤東參與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是他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人民起來保證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

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萬古英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父。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好與壞，就能檢驗一個人良心的好與壞;對待毛澤東能否科學評價，就能檢驗一個人是實事求是還是曆史虛無主義。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的祖國，總有那麽一小撮人，對毛澤東極盡造謠、誣蔑、陷害之能事，對毛澤東進行惡毒的攻擊，歇斯底裏的謾罵，毫無底線的貶損。

最為可氣可恨的是那麽一小撮人，誣蔑毛澤東是“希特勒”，是“獨裁”，是“專製”，說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為了“爭奪權力”。

筆者用無可辯駁的曆史事實來證實：毛澤東一生隻爭主義不爭權力。

毛澤東之所以能成就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成就中國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在於他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更在於他有一條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毛澤東的權力不是爭來的，不是奪來的，更不是篡來的。毛澤東的權力是曆史選擇的，是中國革命反複實踐經驗選擇的;毛澤東的權力是人民選擇的，人民把權交給毛澤東，軍隊把權交給毛澤東，都是人心的選擇。毛澤東是為人民掌權，為人民用權;毛澤東是為社會主義掌權，為人民謀幸福用權。

毛澤東一生不爭權的曆史實事，有口皆碑。

一、井岡山時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同誌帶領秋收起義失敗後不足千人的餘部爬上去的。秋收起義為什麽會失敗?因為當時中央的戰略決策是：“秋收暴動”目標是攻打中心城市，占領長沙。當時黨不指揮槍，毛澤東隻是“前委書記”，秋收暴動的總指揮是盧德銘。在攻打長沙遭遇失敗，即將徹底完蛋的危急時刻，毛澤東不得已“以前委書記”的名義，果斷決策：放棄攻打長沙，調轉槍頭向井岡山爬去。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4.12國民黨政變後，發動組織過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多次武裝暴動，都一概失敗了，根本原因就是沒有毛澤東的正確領導。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從1927年9月29日，部隊到達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有名的“三灣改編”，到1928年2月21日在礱市成立寧岡縣工農兵政府。至此，井岡山根據地初步建成。

爾後1928年4月24日，毛澤東收編了朱德帶領的南昌起義殘部，從此，朱毛紅軍成為井岡山根據地的主力;成為中國革命第一支工農紅軍;成為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獨立武裝，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爾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接連打破了江西國民黨軍的多次“進剿”。1928年6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擁有寧岡、永新、蓮花3個縣,和遂川、酃縣、吉安、安福等縣的部分地區。之後，又打破了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的兩次“會剿”。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5軍主力到達井岡山，同紅4軍會師。此後，紅軍粉碎了敵人的多次“圍剿”，根據地不斷擴大。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4軍主力向贛南、閩西挺進後，留下一部紅軍堅持井岡山的鬥爭。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岡山根據地在毛澤東領導下，地盤不斷擴大，成為“中央蘇區”，成立了中華蘇維埃政府;工農紅軍不斷壯大，從隻有近千人的隊伍發展到8萬人，粉碎了國民黨地方武裝若幹次進剿和會剿，更重要的是粉碎了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大圍剿。

筆者敲了這麽長的鍵盤，就是想證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澤東創建的;中國工農紅軍是毛澤東創建的;中國第一個中華蘇維埃政權是毛澤東創建的;中央蘇區是毛澤東打出來的。

但是，大革命失敗後，在上海混不下去的臨時中央，好象得了“紅眼病”似的，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井岡山，把鬥爭的對象對準毛澤東。

曆史記載了臨時中央兩次撤銷毛澤東職務的事實：

1931年11月5日，上海臨時中央代表團在瑞金解除毛澤東擔任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

1932年10月12日中央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決定撤銷毛澤東對紅一方麵軍的領導權，

兩次撤銷毛澤東的兩個職務後的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瑞金。

毛澤東大權傍落，按理說，“我的地盤我作主”，“我的山頭我為王”，“我的隊伍我當家”，“我的政府我掌權”。毛澤東是有資格，有能力，有基礎，有條件，也有謀略，有手段這樣幹的。

實際上，毛澤東是采取的“讓權”姿態。筆者沒有經曆過，不能主觀臆測。隻是采摘幾位老革命家的回憶，說明毛澤東隻讓權不爭權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李維漢在回憶毛澤東當時情況時說;“在這段時期，他看馬列主義的書，搞農村建設工作，對黨的決議是服從的。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毛澤東在受排擠打擊的情況下，既堅持原則，不承認自己犯了“純粹防禦路線”和“富農路線”的錯誤;又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模範，他服從黨的決議，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仍爭取在黨的領導下做一些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政府工作中去，他深入調查研究，寫出了長岡鄉等調查報告。

毛澤東被罷官以後，他自己說“就在一個房子裏，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毛澤東自覺遵守黨紀的事，聶帥有一段精確回憶：“一次他同林彪去看望毛澤東，一見麵，毛澤東很高興地說：“你們為什麽到這裏來呀?”聶榮臻說：“我們剛回來，接受新任務來了!”毛澤東問：“什麽任務?”聶答：“要轉移。”毛澤東說，“你們知道了?”談到這裏，毛澤東話題一轉，提議一同去看瞿秋白創辦的一個圖書館。林、聶也不便再談轉移的問題。關於這次看望，聶榮臻評論說：“毛澤東那時是很守紀律的。同時，那個時候他也在避嫌疑，因為一軍團長期是由他直接領導和指揮的部隊，他要防止教條宗派主義者懷疑他在暗中搞什麽宗派活動。因此，沒有達到我們想探問轉移方向的目的。毛澤東同誌這樣注意守紀律，李德仍不斷散布謠言，汙蔑攻擊毛澤東同誌搞宗派活動。……我所經曆的事實，是對這類讕言的最好的回答。

毛澤東被罷官以後，並沒有“住洋樓，打橋牌，喝茅台酒”，更沒有“要搞點行動”，“想辦法把事情搞大”。而是一頭紮進“南方戰線”，在會昌前線工作兩個多月，糾正了一些”左傾”錯誤，使部隊的作戰和蘇區的建設都發生了積極的巨大變化，與北線屢戰屢敗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這裏的故事在《毛澤東三兄弟》電視劇中也展現得很清楚。

在會昌期間，毛澤東和同誌們登上會昌城外的嵐山嶺，極目四望，浮想聯翩，以如椽大筆寫下《清平樂·會昌》的光輝詞章：

東方欲曉，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

顛連直接東溟。

戰士指看南粵，

更加鬱鬱蔥蔥。

我們讀著這首膾灸人口的光輝詞章，怎麽也無法體會到毛澤東當時是一位被罷官的“落泊”之人。

二、長征時期史稱“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政治上組織上並非如此。在整個長征時期，同樣充分體現出毛澤東同誌隻讓權不爭權的偉人風範。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拯救黨的命運的重要會議。遵義會議期間，周、王、張等人都認為要解決中央的領導權問題，都願意要毛澤東出來領導全黨、指揮全軍。

毛澤東同誌從大局出發，始終堅持遵義會議先解決軍事路線問題，政治路線放後解決的方針。遵義會議決定取消原來“三人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而周恩來仍為黨內委托的對於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人，博古仍是黨中央的總負責人。毛澤東是“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後中央權力分配格局：在遵義會議結束後，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向雲南紮西行軍途中，博古的領導發生了困難，繼續領導沒有人服氣了：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在醞釀由誰來接替博古時，周恩來、朱德等是力主毛澤東的。周恩來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澤東胸有成竹地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周恩來同意了。毛澤東又對政治局其他成員做工作，得到了他們的讚同。1935年2月5日前後，中共中央到達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莊子——水田寨宿營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這裏開會分工，決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這樣，洛甫就成了中央的總負責人。在洛甫負總責期間，毛澤東積極支持他的工作。毛澤東曾高度讚揚洛甫這一時期的出色工作，生動地比喻說，洛甫是個“明君”。遵義會議後進行的另一項重大調整，就是成立了“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仍然是毛澤東幫助周恩來指揮打仗。

在長征時期，毛澤東一讓軍事指揮權，隻幫助周恩來工作;二讓中央總負責權，讓洛甫負總責，洛甫從1935年2月6日一直幹到1944年5月20日，9年零104天。

遵義會議後，中央的權力布局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安排的。本來毛澤東當時有機會，有條件獨攬黨、政、軍大權，但毛澤東沒有這樣做，而是從大局出發，從黨的利益出發，用自己“讓權”的行為感化全黨全軍，用一條正確路線來領導全黨、指揮全軍。

後來，有人對毛澤東在長征時期不爭權不攬權的偉人品德，說成“遵義會議前，周恩來領導毛澤東。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領導周恩來。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稍作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