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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不讀博士,一直是個問題。
遇到一個來自亞洲某國的國際學生,在自己國家念書時,就開始仰慕一位身處北美的、國際知名的大牛教授。心裏的那個博士夢想總是蠢蠢欲動,總想上學術研究那條船。於是辭掉了國內的工作,不遠萬裏來投奔,期望學到真本事。可是無奈在修了課程之後,用光了所能嚐試的次數,還是沒有通過博士資格考試。由於之前全心鋪在學習上,賺錢和照顧幼子的重任就落在了妻子的肩上,搞得家庭也不甚和睦。在這種情形之下被“請”下船,其心境可想而知。可是下了船,也許就有別的機會,恰巧在他拿到碩士學位之後,遇到當地政府的一個招聘機會,用本地學曆加上原來的工作經驗,他有了一份不錯的工作。
記得李昌鈺博士在一個訪談節目裏說,人,千萬不要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換句話說,做自己擅長的,才更有可能做出成績。
博士這個詞兒,傳統上不管在哪種文化裏都是讓人有點仰視的字眼兒。洋人那裏除了專業學位都大多叫翻譯作“哲學博士”:顧名思義,就是某個領域裏掌握了一定的看問題的思維方式、具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技能的人。中文裏雖然曾經和從事體力勞動的“師傅”的含義差不多(比如茶博士),人們更多的還是自然聯想到曆史上既有文化、又有官職的“五經博士”。比如孔夫子的後裔世襲的頭銜兒裏,就有個“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讀博士的好處當然有很多。這是教育的最高階段,它會教人一種看待世界的方法,和解決問題的思維。我遇到過一位在國外大學從事行政工作的博士。交流中她告訴我,雖然不再從事研究工作,但是她感覺自己讀書期間所受到的訓練,對於思維方式的影響是很大的。她的同事曾跟她說:“Dr.Y,也許你自己感覺不到,但是你在處理工作的時候也像在做研究,會從不同的角度很有邏輯的看問題,把工作處理的很全麵、很周到。”
在崇尚學曆,卻不怎麽在乎教育的目的的東亞國家,比如中、日、韓,不少人對於讀博士,有種天然的向往。有些年輕人讀了,讀得不快樂,或者為了讀而讀,也還是不願輕易放棄。但若問問他(她)為什麽那麽執著,卻不一定能說出個所以然。可是讀書所付出的巨大的時間、精力以及機會成本,如覆水般難收。
人的選擇多半是在當時做出的最優的選項。但總是有走眼的時候。你上來的那條船未必是對的。怎麽辦?俗話說,樹挪死,人挪活。上錯了船,當然是想辦法下來。讀博士期間曾遇到過一位洋人仁兄,讀了一半,發現自己原來對研究興味索然,於是退學,去做了一名警察。跨度之大讓人乍舌,可是又有什麽不可呢?一個同事的太太,數年前也在一所大學攻讀博士,不過據說和導師的溝通總有問題,矛盾逐漸由professional上升到了personal,搞得她無法安心工作,也漸漸失去了對研究的熱情。思來想去,發現自己很喜歡教別人東西,於是離開了研究生院,去做了一名高中教師,現在生活地很快樂。
高學曆,在不同的人眼裏有不同的含義。過去人們相信,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在民智未啟、正義不張的時代,有學問的人,的確承擔更多的責任。不過在今天,教育的目的也早已悄然改變。即使獲得了一個博士學位,也不能說明一個人的智力水平、道德水平或者社會責任感好到哪裏去。人們還傾向於認為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平均智商高。美國人幾十年前曾經做個一個研究,說博士學位獲得者的平均智商遠高於普通人,達到137。而如今頒受的博士學位較那時多出了不少,博士的平均智商隻能有減無增。還有民眾想當然地認為獲得博士學位的群體,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自然高,而事實證明,這也不是必然。
在今天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環境下,博士學位也許更適合被看作是職業準入資格的一種。而獲得了學位的人,不論是從事科學研究,或是做了別的工作,都是社會分化出來、從事具體工作的人。和別人相比,隻是分工的不同,無他耳。
很多年前看到美國1967年的老電影《畢業生》。有個情節是主人公父親的朋友給剛剛走出大學的他一句忠告,用了一個詞兒“plastics”。字幕翻譯拋開了原意的雙關,意譯得頗有水準,作“君子不器”。這句話據說也就是當年華中理工大學楊叔子校長聽到學生不懂,而下決心在全校理工科學生中推行人文教育的那句話。它是孔夫子的原話,出自《論語?為政》,今天有多種不同的解釋,有一種說法是君子應該不拘泥於某一種知識,應該博學多才。引申一下就是人不能過於固執,應該有可塑性。
選擇當然要慎重,追求當然要執著,但是如果發現自己在一條不太適合自己的路上,又或者你隻是來錯了地方,尋求改變才是生存之道。人,要be pla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