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文革舊照
內勤
1964年底，我從北京到上海擔任林彪內勤的時候，林彪住在徐匯區太原路的一座房子，那裏的內勤有兩個人，一個叫劉文儒，一個叫屈真。我去了以後，與劉文儒一起照顧林彪，還為林彪抄寫讀書卡片，漸漸地林彪也找我記錄他口述的一些東西，謄抄他報送毛澤東、中央或中央軍委的信件、公文稿等。
林辦工作人員大體分為四攤，即秘書、內勤、警衛人員和外勤。內勤除劉文儒、屈真和我三個人外，還有王淑媛。我們四個人是林彪一家人的貼身侍衛，所以叫內勤。外勤是指司機、廚師、通訊員、管理員、鍋爐工等，主要負責後勤保障工作，不經傳喚不進內宅，所以叫外勤。
內勤除負有一般性的近衛安全職責外，主要任務是負責林彪的飲食起居、健康護理、傳喚接待等。除王淑媛外，我們三個人都是從部隊挑選的現役士兵。劉文儒、屈真兩人都受過專門的醫護訓練，有一定保健知識和護理經驗，唯我是個門外漢。
劉文儒是內勤組長，每天要記載林彪的《病程日誌》，像朝廷的史官一樣，把林彪當天的主要活動、言論以及飲食、健康狀況等情況一一記錄在案，文字簡要，是研究林彪的重要資料。1966年8月，劉文儒下部隊後，屈真過來照顧林彪，這項工作即由屈真來做。他們兩個都是極端踏實、極端細心的人。劉文儒調走後，林彪一邊踱步，一邊不停地叨咕“大劉，大劉”，一天竟停住腳步問我：“大劉呢？”我說：“大劉下部隊了。”他聽了仍像犯魔怔一樣嘀咕：“大劉下部隊了，下部隊了。”
內勤幾個人一天到晚跟林彪一家打交道，幾乎像林彪的家庭成員一樣，對林彪的日常生活、工作習慣、脾氣秉性以及健康狀況等細枝末節，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上，時時注意。林彪怕風，人從他身邊走過時產生的那點 “風”，他也會設法躲開。但內勤無論什麽時候從他身邊經過，他從不會躲。因為我們從他身邊經過時都會放慢腳步，盡可能不讓風生。林彪愛吃燙嘴的飯菜，我給他送飯時就盡量腳步快點，不讓飯菜變涼。林彪入睡後，我們都會脫掉鞋子悄悄離開臥室，然後輕手輕腳地打開客廳的窗戶通風、清掃。
林彪每年都要去外地住些日子。每到一處，內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電線、安電鈴。在林彪居住的臥室、活動的客廳、走廊，乃至衛生間，都裝上電鈴按鈕，電鈴指示牌裝在內勤值班室。電鈴指示牌上的每個編號都對應林彪活動的每一個場所，比如，1號牌是臥室，2、3號牌是客廳，4號牌是走廊等等，林彪隻要按一下電鈴按鈕，內勤就會很快來到跟前，把林彪交待的事情立即去落實。
我給林彪當了兩年內勤，1967年起又當了五年保密員。隨著時間推移，林彪在我心中的感覺，漸漸由崇高變為平凡，由尊敬變為親切，由新鮮變為平淡。然而，林彪的睿智、深沉、清廉、奇特，卻給我留下許多難忘的記憶。在我的腦海裏，林彪不是神，也不是鬼。林彪是人。
火柴與黃豆
我在上海見到林彪的時候，他正在客廳踱步。李文普對林彪說：“首長，小李從北京來了，今後就由小李和大劉負責照顧您。”因為是第二次見林彪了，我站著沒有給林彪敬禮。李文普告訴我，林彪不讓工作人員向他敬禮，林彪不伸手不要伸手與之握手。這樣，我在林彪身邊工作七年，就隻是第一次見林彪時跟林彪握過一次手，敬過一個禮。林彪看著我，口氣和藹地說“好啊”，就不再說什麽了。
我回到內勤值班室沒多長時間，電鈴“嘟，嘟”響了兩下，劉文儒告訴我：“首長在客廳呢，你去吧。”當我見到林彪時，林彪還在背著手踱步。他看見我進來，抬起右手用三個手指在空中連續做了兩個捏東西的動作，便又踱步去了。我回來問劉文儒：“首長做這個動作是什麽意思？”劉文儒輕輕笑了笑說：“首長要吃花生糖。給，你給首長拿去，他抓了糖你就回來。”我接過劉文儒遞過來的一個糖盒，快步返回客廳，林彪果然抓了兩塊花生糖便轉身離去了。我回值班室也就二十多分鍾，林彪又按電鈴了，這一次還是比劃著要糖吃。從這天起，我知道林彪在踱步時有吃零食的習慣。他吃我們自製的花生粘、炒黃豆，有時還吃炒蠶豆。每次隻抓兩三顆，但是一天要吃六七次，至於什麽時候換樣兒，由他說了算。
林彪踱步時有個愛好，就是劃火柴。我常常看見他在踱步過程中，隨手拿起茶幾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噌”地一下把火柴點燃，站在那裏若有所思地望著眼前閃動的火苗，然後再輕輕甩動手腕，等火苗熄滅後把冒著一縷青煙的火柴梗湊到鼻子跟前，饒有興味地嗅一嗅殘留的硝煙。
我們專門買一些梗又粗又長的高級火柴擺在林彪客廳、走廊的茶幾上，隨他去劃。燃燒過的火柴梗林彪便隨手往地毯上一扔，隻要他不睡覺，也不讓我們清掃。所以平時不管秘書進來或者有客人來，都可以看見滿地的火柴梗。
葉群曾經解釋說，林彪打了一輩子仗，忘不了戰場上硝煙的味道。
踱步的學問
踱步，是林彪的一個重要習慣。一天當中，他除去睡覺、吃飯、會客、聽秘書講文件，其他的時間都在踱步。客廳、走廊都是他踱步的地方。北京毛家灣住地有東西兩個客廳，麵積加起來有近百平方米，東西走廊也有三十多平方米，給林彪踱步提供了很好的場所。林彪到外地去住，都注意選擇環境安靜，臥室和客廳寬敞的居所。
林彪踱步慢條斯理，平緩而有節奏。腳下穿一雙老北京布鞋，似乎總是故意用腳後跟擦著地毯，每踱一步腳下便發出細微的摩擦聲。他微微低著頭，雙手反剪，眼睛瞅著腳尖前方一兩米遠的地方，永遠沉思的樣子。時而會停下腳步，雙臂合抱，抬頭望著天花板自言自語；時而會擦亮火柴，看著火苗，聞聞硝煙；時而會叫內勤拿點零食來；時而會拿起茶幾上的鉛筆，在紙上快速地寫些什麽；有時則叫內勤或秘書來，口述他的所思所得或對軍國大事的意見。從這一點講，客廳就是林彪的辦公室，踱步是林彪辦公的一種方式。由於這個緣故，我們在客廳、走廊、臥室以及衛生間這些凡是他能走到的地方都擺放茶幾，在茶幾上擺好紙和筆，使他能隨時隨地寫下他的“思想火花”。
每天，我們都會在林彪上床休息後，抓緊時間把他寫了字的散紙收集起來，放在客廳他座位前的茶幾上。林彪早起洗漱後會坐在那裏整理一遍他頭一天寫的東西。他認為重要的，會讓我記錄下來。他認為無用的，就隨手往地上一扔，最後我會給他收拾起來送爐膛燒掉。因為林彪寫這些東西的時候，眼睛不瞅紙和筆，因而寫在紙上的字常常橫不橫，豎不豎，龍飛鳳舞，字跡重疊，非常難以辨認，他如果認不出就會冒出一句話：“我也不認得！”
林彪的許多指示，是在踱步中作出的。林彪的許多“黑話”是在踱步中寫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澤東批示印發全國的林彪的幾次講話，也是林彪在踱步中構思而成的。
在林彪看來，踱步是休閑，也是思考方式、工作方式。他甚至把“閑著”、“踱著”上升到領導科學的高度，幾十年持之以恒。他寫道：“空著——即是在想著——不要以為空著是白過，是浪費了時間，踱著、躺著、玩著、靜著，皆是想著……”“忙著——就是沒有想，沒有可能想，故不可忙。”
“閑著——即是在做思想工作，在進行領導。”
林彪也有不踱步的時候，那就是他自己感覺“生病”的時候。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彪情緒低落，踱步的時間一天比一天少，有時甚至整天蜷縮在沙發裏，一動不動，不聲不響，像活死人一般。
獨特的讀書法
我到林辦的第一個工作日是為林彪抄寫讀書卡片。卡片內容不是林彪自己選出來的，而是林彪出題目，由秘書李春生從書上查找的。
那天上午一上班，李春生就給我抱來一摞書，有馬、恩、列、斯的著作，有《毛澤東選集》，也有其他人的著作。書中夾著許多一指多寬、三寸來長的白紙條，從夾了紙條的地方打開書，可以看到李春生用鉛筆畫的一個個括號，每對正負括號之間的那段文字，便是應該抄寫在卡片上的內容，也就是林彪要讀的“書”。李春生交待我上午抄完，說下午便要給林彪看。
卡片是專門印製的，64開紙大小，正麵上方依次印有“分類”、“標題”、“來源”和“編號”、“年月日”，“內容”以下印有橫格，正反兩麵可以抄寫二百多字。不過，很少有寫得滿滿的時候，大部分卡片內容有一百多字，有的隻有幾十字。
為林彪抄寫卡片是我的一項重要工作。我的字寫得並不好，隻是工工整整，從不敷衍，所以林彪願意讓我抄寫。有一段時間曾經試用打字機打印卡片，林彪認為不如我寫的好，便放棄了。在林辦工作七年，由我製作的讀書卡片不下萬張，都是李春生查找我抄寫的。
李春生，江蘇常熟人，1936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高材生，在1964年調林辦前是解放軍政治學院哲學教員，矮個子，極善辯論，常口銜白沫，侃侃而談，不論馬、恩、列、斯的著作，還是費爾巴哈、黑格爾的 “本本”，他都能像背“三字經”一樣順口背出一段，因而秘書們送他雅號“學者”、“小夫子”。由於他常年戴一副深度近視鏡，又被戲稱為“眼鏡”。1966 年8月，張雲生調林辦後，他被降格為“小眼鏡”。因為他常年啃書本，不諳世故人情，不善辦理事務，葉群也叫他“書呆子”。
李春生走後，我便一張一張抄寫起來。因為要給林彪看，我用楷體抄寫，努力寫得工整些，每個字的大小、間距都差不多。如果抄錯了，我會撕毀重來。
好在每張卡片內容都不算多，快到中午的時候，一摞書裏的紙條就被我抽完了。正當我準備交活的時候，李春生走進來，又給我放下一摞書，要求我抓緊抄寫，在下午兩點前交給他。我不敢怠慢，決定放棄午飯。當我在下午兩點前抱著書和抄寫的一遝卡片放到李春生麵前的時候，他又遞給我幾本夾著紙條的書，對我說，“下午把這些抄出來，”然後指指桌麵上還沒有夾紙條的書本說：“這些我看完再給你。”
這是我到林辦的第一個工作日——沒有吃午飯。
在以後的日子裏，我發現李春生看書的速度極快，準確地說，他不是在看書，而是在翻書。他既能快速準確地從《馬恩選集》、《列寧全集》中找出某篇著作，又能快速準確地從這些著作中找出有關論述，然後用括號一一標記出來。聽說，李春生的前任李德也有這個本事。
從浩瀚的馬列主義著作中尋章摘句，然後製成語錄卡片，通過讀語錄卡片來學習馬列主義理論，這就是林彪的讀書法。1965年他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的時候，除了讀語錄卡片外，還要李春生把書中闡述的理論關係用圖表體現出來，然後由我抄寫在一整張圖畫紙上，掛在客廳裏供他閱讀。林彪還用過“剪貼法”來讀書：在讀一篇文章或是一本書時，選擇他認為 “有用”的話剪貼起來。據老秘書講，一本《共產黨宣言》被他剪到最後隻剩下“大工業、大機器”幾個字。
我發現林彪讀書有很明確的目的性，總是圍繞著他當前考慮的問題來讀書。一個時間段，圍繞一個什麽專題製作卡片，主要從誰的書上選擇卡片內容，都是林彪自己提出的，秘書隻需照他的要求看書，從書中把相關論述查找出來就行了。1964年10月到1965年初，他主要是圍繞軍隊工作要“突出政治”這個問題讀書。所以，那段時間製作的卡片都是馬、列、毛澤東關於政治與經濟、政治與軍事、政治與業務、政治與技術的關係以及物質與精神的相互關係等有關論述。1965年春他重點學習毛澤東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和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製作了大量關於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唯心主義先驗論有關論述的卡片。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林彪集中的讀書活動少了許多，直到 1969年初為準備“九大”政治報告，他才一麵讓陳伯達起草那份《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報告稿，一麵自己著手研究馬列主義關於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這方麵的論述，為自己在“九大”作口頭報告做準備。
林彪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實際上，是他自己讀書學習的切身體會。
林彪為什麽不去一本一本地讀馬列原著，係統地、完整地掌握馬列主義理論，而隻熱衷於讀書中的語錄呢？這個問題也許可以從林彪1960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找到答案。在那次講話中，林彪說：“什麽東西是 ‘完整’的、‘係統’的？我說這些都是糊塗觀念。不同的對象，應該有不同的學習方法，對自然科學的學習，是應該比較係統的。比如說，學數學、物理、化學，前麵不學，後麵就沒有辦法理解。對社會科學，就不一定那樣去學，這是另外一種對象。社會科學無非是曆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它是用不同的形態，滲透在每一個問題中間去的。在個別中間有一般，這個一般就是曆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你學一部分東西，就可以了解這個一般。”“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他們並沒有編出一本書，叫你從第一課學到最後一課。”“搞什麽‘完整的’那一套，把那個東西神秘化，費力大，得不到什麽好處。費力很大，使用很少。”“應該是用啥學啥，需要什麽東西，學什麽東西。”林彪強調：“我們要站在書上來讀書，不要爬在書下來讀書。要批判地讀，要吸收地讀。書應該為我服務，而不是我為書服務。讓書牽著鼻子走，我不幹。”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林彪讀馬列著作的態度和方法：做書的主人，學書中滲透著的具有一般指導意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用啥學啥”，而不是為了“係統”、“完整”而“讓書本牽著鼻子走”。
林彪認為，圍繞專題做卡片是讀馬列著作的好方法，卡片法幫他從本本中跳了出來。
1964年3月，林彪口授說：“經典著作有黑格爾文風，難讀。”“卡片辦法解決了食古不化、融會貫通、茫無頭緒、浩如煙海的困難。早有此法，思想就會更成熟，費力會更少。”
林彪在盛讚卡片法的同時，對怎麽看書、怎麽選語錄、怎麽做卡片也有過明確要求。他交待秘書說：“看書做卡片。卡片分兩類，一類是基本卡，一類是臨時卡。比如宗教、藝術、道德；又如農業合作化等等，可以隨時查找，做臨時卡。而曆史唯物主義這方麵的問題做基本卡。”“書主要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這些著作中主要是看曆史唯物主義方麵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是曆史唯物主義。如生活、生產與消費、技術工具的作用；如論人的作用、思想的作用以及上層建築的作用；社會生活、社會劃分為階級、階級鬥爭；論黨、論無產階級組織政黨之必要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散在他們的著作中，（通過做卡片）把分散的論點按問題集中起來。凡屬於同一內容、同一含義的都要，字句差不多的也要，不要怕重複。隻有一兩條就記不住，有幾十條就可以加深印象。”林彪說，這樣學力量就夠，才可能，不然力量不夠，也不可能。這也要集中精力打殲滅戰。
林彪從讀馬列語錄中嚐到了甜頭，因此他就倡導部隊幹部戰士學習毛主席語錄。從指示解放軍報每天結合頭版頭條內容刊登一段毛主席的話，到指示總政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像發武器一樣”發給部隊每一個幹部戰士，都是基於他自己學習馬列著作的體會，從當時部隊文盲成分多，幹部戰士文化素質普遍偏低的實際情況出發做出的決定。士兵和老百姓讀毛選四卷有困難，讀《毛主席語錄》就比較容易。《毛主席語錄》是林彪發明的現代《論語》。通過它把毛澤東思想普及給全中國人民，應該說是一個創舉。
我抄寫的讀書卡片到了林彪那裏，他會先讓秘書或內勤念給他聽一遍，然後再精挑細選，反複研讀。從我每次給他念卡片的情形看，他聽得很認真，對感興趣的卡片會讓挑選出來，隻有他讓選出來“留下”的卡片他才會自己拿著看。常常是，幾十張、上百張卡片讀完後，留下的不過一二十張。而當林彪戴上老花鏡或拿起放大鏡用自己的雙眼閱讀這些卡片的時候，又會扔在地毯上一些。經過這樣一遍遍閱讀、篩選程序剩下來的卡片常常僅有幾張、十來張而已，這才是林彪留著自己反複讀的“書”，而“書”中哪些字句是“有用”的，哪些字句是“廢話”，他還要甄別。
林彪對他選定的“書”讀得很認真，邊讀邊用紅油筆在 “書”上圈圈畫畫、勾勾連連。有的句子下麵畫一條橫杠，有的畫兩條橫杠；有的在某個字、詞上畫一個圓圈，有的畫兩個圓圈；有時把這一句與那一句用紅線連起來，有時也會把這個字與另外一行的那個字用紅線連起來；有時還會在卡片上寫下心得體會，有時也會把心得體會寫在另外的散紙上，或者口述讓我們記錄下來。
所有林彪讀過的卡片，親筆寫的或讓我們記錄下來的心得體會，葉群都精心整理，妥善保存。
說林彪“不看報，不看文件”確實接近事實，說林彪“不讀書”或說他隻翻藥典，則離實際太遠。林彪是個愛讀書、善讀書、善思考的人，讀書貫穿在林彪的日常生活中。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就擁有私人圖書室，有馬恩列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史哲學、釋儒兵道、農桑醫藥等等，各種各類的書籍幾千冊，都是林彪幾十年來讀過的。葉群視為珍寶，要我兼管。翻閱這些紙張有些泛黃的書籍，可以很容易地發現林彪在書中眉、腰處或扉頁上寫的讀書心得，尤其是在他讀過的馬列主義著作中，林彪的批語更是密密麻麻，隨處可見。這些批語或是所思所得，或是對書中觀點、人物、事件的臧否，都胸臆直抒，毫無掩飾。下麵列舉幾例，可以看出林彪讀書的態度：
例一，林彪讀《共產黨宣言》後寫道：“論團結的書。以論敵團結起，以論自己團結終。”
例二，林彪讀《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一書時，感悟團結與鬥爭的哲學，寫道：“斯氏（指斯大林）有錯：隻鬥不團，隻團不鬥，皆錯。”“隻鬥其壞部分而團其好部分[對一個對象皆當又打（壞部分），又拉（好部分）才對]。”
例三，林彪在讀《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時寫道：“為六億人口衣食住行的滿足而鬥爭，離此則文不對題；黨要在增加衣食住的供應上去努力，為民生而奮鬥。”“缺糧食，糧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資料為原則，何方法能達這些目的即用何法。”林彪把“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稱作“為大眾主義”，說必須“從大眾經濟需要上規定政策。”
例四，林彪讀《大學》和《四書章句集注》時寫道：“孰為大（一）格物——萬事之首，不脫離實際，（二）民主——治國之首，不脫離群眾”，“政治之本為德”，“德為先，愛民為先”，“愛民並從生產上治國安邦”是“得天下、保天下之總路線。”
例五，林彪讀《毛澤東選集》後寫了一個“座右銘”：“反熱情主義[以此語代替‘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更易警惕些，並代替反主（觀主義）、反教（條主義）等名詞]。”
林彪認為“最易不覺得犯的錯誤是憑熱情辦事，把熱情當了政策。最重要的是自覺的防犯熱情主義的錯誤，就能保證勝利。”
他說，“斯毛（指斯大林、毛澤東）之區別於人者在憑熱情還是不憑熱情。”
從以上寥寥數例便可以看出，林彪讀書不僅很多，而且不走過場，學而必思，有感必發，有得必錄，因而他對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很熟悉，常能脫口而出。
“永遠健康”的病號
從到林彪身邊工作那天起，我就不斷從葉群和周圍人的口中得到這樣的信息：林彪一生轉戰，受過五次傷（葉群說七次），尤其1938年遭閻錫山匪軍冷槍，傷及中樞神經，致使交感神經功能失調，因而怕風怕水怕光怕聲響；見林彪不要行禮，不要主動說話，不要快步從身邊走過；林彪召見問事，站得不要距他太近，說話聲音不要太高，不要嗦，談話時間不要太長；林彪的客廳、臥室平時門窗要關閉嚴實，他睡覺後要保持環境安靜，等等。如此這般，約定俗成，信號逐漸加強，慢慢成為守則，人人嚴格遵守，連其妻子兒女也不例外。我雖然從未聽林彪本人提出過諸如此類的要求，但我發現林彪本人從不反感人們這樣做。
在上海太原路住的時候，有一天，林彪告訴我：“你檢查一下，是什麽聲音？”我仔細辨認許久，才聽出從衛生間裏傳出的“噝，噝”聲，原來是抽水馬桶關閉不嚴有水漏出來。我看見，林彪顯然有些煩躁。
林彪身體最常發生的問題是“出汗”。因為愛出汗，所以常“著涼”，且常伴有低溫。林彪“出汗”不分四時、不論晝夜，隨時隨地都會莫名其妙地出起汗來。每到此時，林彪便會靠在沙發上，微閉雙目，一動不動。這時，不管有天大的事他也不聽，不論何方神聖來訪他也不見，一般兩三個鍾頭以後才會起身重新踱步，或叫內勤來，口述他總結的出汗的“原因”。
下麵列舉幾條林彪20世紀50年代親自總結的“經驗”：
“胡桃吃後背發冷”；
“茶葉吃後膀胱出汗，容易受涼”；
“扁豆吃後著涼，青豆吃後出汗”；
“芝麻吃後感覺不佳，今後禁吃”；
“過去能曬太陽時有低溫不退，自從吃紅豆後有低溫能退”；
“長春吃豬肉後能減少汗，北京吃豬油能使手心出汗”；
“在上海有一次從無光的地點轉到有光的地方坐，感覺身上不很冷了，可見光很重要”；
“低溫時不可刮臉，不可散步（放風），隻可穿好衣服起床坐著……”；
“勿出城，勿坐車，城內城外，車內車外，冷熱相差甚遠，最易受病。”
類似這樣的“經驗”林彪幾乎每天都在總結，內勤負責記載的林彪的《病程日誌》幾乎每天都有類似內容。
除了愛“出汗”之外，林彪另一個常發生的問題就是失眠。他每天上床睡覺前都必須先吃安眠藥、打催眠針，否則便不能入睡，往往半夜裏還要加服一次，甚至兩次安眠藥，或者再打一支催眠針才能睡一會兒。他用的安眠藥、催眠針劑都是從外國進口的安全有效的速眠類藥品，如魯米那、巴比妥等，但用在林彪身上隻有大劑量才管用。
林彪在他的疾病問題上常持唯心主義、片麵性態度，不僅使人覺得有些荒誕可笑，而且也使他諱疾忌醫，因為無法及時獲得有效治療而常年深受折磨。我曾多次親眼看見林彪發病時的情景：癱瘓似地坐在那兒，頭倚歪在沙發上，雙目不睜，麵色煞白，嘴唇緊繃，一動不動。如果有人進來，他就微微抬起一隻手掌，簡單地搖擺一下，示意不要打擾他。遇到這種情況，內勤會及時向葉群和秘書通報，他們便不講文件、不報事。秘書們誰也不懷疑林彪是無病裝病。
林彪不相信醫生，也不知道有保健醫生在為他服務。保健醫生也從不去見林彪。有人說他相信藥典，但我給他當內勤兩年沒有見到他翻過一次藥書。我在整理圖書時發現，他曾經看過的《藥理學》一書中寫了不少批注，其中一條寫道：“中藥不可服，錯、對，均無案可查，無經驗可用。”這說明林彪也不太相信藥書和中藥。他隻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感覺，相信自己的經驗。 1966年春的一天，林彪說青蛤“止汗”，點名要吃福建漳州一帶產的青蛤。韓先楚很快派人給弄來了，林彪隻吃了兩個就不吃了。他總結“經驗”說，吃青蛤 “手背疼”。1968年夏初，林彪連續幾天發生不明原因低燒，葉群與保健醫生商量，決定給林彪做一次體檢，但是無論怎樣勸說，林彪就是不去醫院。無奈，隻好說服他同意請解放軍301醫院的幾位專家來，把X光機等設備搬進毛家灣他的臥室，才做了一次體檢。結果表明，林彪身體內部器官並無大的毛病。但是，林彪的表現依然是一副病態。
林彪1938年那次負傷撿回一條命，但卻給他留下終身不愈的病痛。林彪的病到底是什麽病，我在林辦那些年並沒有聽說哪家醫院、哪個醫生給下過明確的診斷結論。所謂交感神經功能紊亂隻是一種說法。這種說法解釋了林彪為什麽對風、聲、光、溫度等外界刺激反應敏感。保健醫生蔣葆生認為林彪有精神病。林立衡也說，葉群曾對她說過，林彪的病是精神係統的病，是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精神壓力過大造成的，隻要辭職，不讓他當接班人就會慢慢好起來。林立衡說，為此林彪曾向毛澤東提出辭職，不當接班人，毛澤東不準。
據我觀察，林彪用腦過度，入睡困難，睡眠奇少是影響他健康的一大因素，加之清教徒一樣極其簡單的飲食，且常年不做調劑，造成一定程度的營養不良，也嚴重影響他的身體健康，以致常年體重不過90來斤，50多歲時就像一個耄耋老人。
在當時的中央和軍委領導高層，林彪身體不好不是什麽秘密。即使在林彪死後，也沒有聽毛澤東說過，林彪是沒病裝病，是韜光養晦。毛澤東、周恩來都十分關心林彪身體，支持他休養調整。
在林辦的檔案裏保存著毛澤東1963年12月14日寫給林彪的一封長信，一開頭就這樣寫道：“林彪同誌：你的信早收到了。身體有起色甚為高興。開春以後，宜到戶外散步。”信尾，毛澤東又寫道：“曹操有一首題名《神龜壽》的詩，講養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來一讀，可以增強信心。又及。”毛澤東把他親筆抄寫的曹操的《龜雖壽》詩全文寄給林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誌。”這幅珍貴的書法作品在林辦檔案中保存多年，1971年8月8日毛澤東通過周恩來叫吳法憲索回轉送給了病中的康生。
毛澤東對林彪不能主持工作，不能出席會議也給予充分諒解和關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已成為接班人的情況下，毛澤東也多次說過“林有病，可不出席”一類的話，或者明確指示讓葉群代表林彪開會。林彪本來就不愛參加會議，經毛澤東這麽一講，也樂得逍遙。
當然，林彪也有以身體不好為借口推逃公務的現象。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開過一個星期了，林彪還賴在大連不回北京就是一例。1967年2月葉劍英、陳毅、譚震林等“大鬧懷仁堂”後，毛澤東召集會議批評他們，林彪不出席也是一例。1970年12月，毛澤東讓林彪見斯諾，林彪說，“斯諾是熟人，見麵後他什麽都問，不好回答”，於是也以身體不好為由拖著不見。至於平時以身體不好為擋箭牌不開會、不會客的現象就更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們在喊“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同時，也喊“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的口號，殊不知，林彪是個弱不禁風的病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