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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愛國-在同一條船上命運同體，這叫“同胞”
博客
鳳凰網文化訊
以下為演講全文：我有記憶，所以我在——開啟時代的大傾聽
龍應台
香港書展，難得一個700多萬人的城市，可以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文化的繁華，凡是做過事情的人都知道，批評比較容易，做事其實很難。所以今天在場有貿發局的很多的同仁，有《亞洲周刊》很多的同仁，他們已經有很多天沒有好好睡覺了，我們給他們一點最真誠的鼓勵，謝謝你們，謝謝貿發局，謝謝亞洲周刊，謝謝所有的同仁，謝謝所有的人。
我離開三年了，這三年之中，出了這麽多事情，但是我今天講的題目跟眼前的現實沒有關係，因為我三年不在，當我不知道很多很多其中的細節的時候，其實我是沒有發言權的，我今天要談的是記憶這件事情。我可不可以問一下，因為你們知道我是誰，我很希望也知道你們是誰，今天在場有沒有80歲以上的讀者，跟我搖搖手，80歲以上的有沒有？還有嗎，都沒有了？我們下次要想辦法讓你們把你們爸媽帶過來。那我在問一下你自己哪些是大陸來的，搖下手。哇！好。香港的跟我搖下手，香港本地的讀者？有沒有新加坡的？有。有沒有馬來西亞？有。手揮手得特別大，還有沒有我沒有提到的地方，澳門的有沒有？有，很少。我以後可能要在澳門多做點工夫，還有沒有從其他地方來的，然後我沒有問到的有沒有？沒有，是不是，比如說從莫斯科來的。我之所以提問說有沒有80歲以上的人，結果隻有一個人，我想要問的是說，你們有任何人記得在二戰時間盟軍對香港的轟炸嗎？大家都是知道，但是我記得是1949年以後才來的，所以不會目睹香港的轟炸，沒有嗎？
我的父親母親
2001年中國大陸的樣板戲《紅燈記》首度在台北演出，我帶了父母去觀賞。《紅燈記》的主題是共產黨遊擊隊如何勇敢地愛國抗日。父親和母親分坐我的兩旁。那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紅色”宣傳作品“明目張膽”地在台北上演。
我以為曾經在南京保衛戰中從雨花台一路奮戰到挹江門一身是血差點犧牲的父親看戲會勃然大怒，當場飆罵“抗戰哪是你打的！”我以為母親可能會為戲裏的生離死別流淚，一九四九年的被迫離鄉是她一輩子難以言說的痛。
結果讓我萬分意外。八十歲的老父親拿著手帕整晚都在擦眼淚，簡直就是老淚縱橫，母親則鐵青著臉，僵直坐著，一句話不說。
事後追問才知道，對於父親，他隻記得日本侵略者的可惡可恨和愛國的崇高神聖，沒真去想抗戰是誰的功勞苦勞。
記憶，是一組埋藏得很深的基因密碼。帶著不同的基因密碼，我們可以想象，這兩個人，在民主製度的運作裏，很可能投票行為大不相同。如果在台灣要舉辦類似香港的政改方案的辯論、類似希臘的紓困方案公投或者台灣自己的兩岸關係的投票，曆史課本要怎麽寫等等提案，他們的抉擇可能都不一樣。
李小龍
2005年11月27日，香港人興高采烈地為“香港之子”李小龍的雕像揭幕。觀光客、影星和影迷擠在星光大道上慶祝。電視談話節目討論為什麽香港電影沒落了。這是重大娛樂新聞。
非常巧的是就在前一天，2005年11月26日，另外一個李小龍雕像也揭幕了，在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波斯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國的莫斯塔城。
莫斯塔是個古城，居民主要分三個族羣：穆斯林的波斯尼亞人，正教的塞維爾人，和天主教的克羅艾西亞人。一座1566年建的古橋是聯合國指定的文化遺產，串聯起族羣之間的交流。在1992-1995的波斯尼亞戰爭中，鄰居反目，村民互砍，一個村的八千人被秘密槍決，種族大屠殺造成萬人塚。戰爭結束時，大概有二十萬人死亡，幾百萬人流離失所。莫士塔的古橋被炸斷，但真正被炸斷的，是記憶。
不是沒有了記憶，而是，從此以後，以往尋常日子裏在市場和學校點頭微笑、擦身而過的和平記憶中斷了，被恐怖的、血淋淋的仇恨記憶所取代。雖然停戰了，可是往後每天仍然要擦身而過的日子怎麽過下去？
莫斯塔的一羣年輕人於是苦苦思索，究竟這三個心中充滿傷害記憶的族羣，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甜美記憶？
他們找到的是李小龍。七十年代，他的電影風靡整個南歐，不管是穆斯林還是東正教還是天主教，李小龍代表了一個大家向往的價值：對弱者的慈悲，對強權的反抗，對正義的勇敢捍衛。他們把李小龍的雕像放在莫斯塔中間的一個公園，公園分隔不同族羣的人。也許李小龍可以喚醒人們心底最純潔、最美好的共同記憶，讓人們可以重新帶著微笑走進市場，走過學校，走進公園。
這個雕像，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被搗毀。
記憶，是功課
記憶，是情感的水庫。它可以把最惡劣的荒地灌溉成萬畝良田，也可以衝破道德的水壩毀山滅地，把良田變成萬人塚。在佛教裏，“功課”指的是必須靜思課誦的一種努力，我認為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麵對，去處理。
2015年是越戰結束四十周年。1975年4月30日，北越的坦克車堂堂開進了西貢的總統府。一場戰爭造成幾百萬人死亡，幾百萬人流亡，四十年後，勝利者以盛大的閱兵和武器展示來慶祝這個日子，像一枚又重又大的的官印威風凜凜地打印在記憶的出生證明祇上。對勝利者固然是一種自我肯定自我表揚，可是對那三百萬被迫永別鄉土，記憶中永遠是殺戮和強暴的人而言，這個割得很深的傷口，沒有療愈的機會。而那已經慘死的、終生流亡的，和那勝利閱兵的人，其實彼此是“同胞”。
對記憶這門功課也有人選擇了不同的解題方法。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歐美戰勝國這個日子容易，到戰士紀念碑前獻花致敬，帶小學生到古戰場巡禮...
說是“戰敗淪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陣線了，但是你也許根本就不認同納粹或說很多人自己就是納粹的受害者。說是“勝利解放”，又怎麽解釋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妻子女兒姊妹被勝利者拖出去強暴、平民被嘻笑的士兵射殺，百萬同胞的死亡、流離，整個城市的轟炸毀滅，以及其後的饑寒交迫和羞辱？
德國人在戰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失語”，太難堪的記憶不忍、不敢拿到陽光下去看。但是“功課”逐步地作──1970年總理布蘭特在華沙的犧牲者紀念碑前下跪，1985年終戰四十周年時，魏茲則格以德國總統的身份公開說，1945是德國的“解放”。
在2005年的普查中，35％的德國人認為1945是德國的“戰敗”，十年後的今天，隻有9％有這樣的觀點，絕大多數人認為是“解放”。在做了七十年的功課之後，對於這痛苦記憶的處理方式是，德國總理梅克爾飛到莫斯科去蘇聯戰士的墓前獻花。
金瓜石
麵對記憶，台灣也是左右為難的。因為，誰是“台灣人”？對於戰爭，台灣人主要由兩股記憶繩索組成，一股是在日本統治下被送到東南亞的叢林戰場中協助日軍作戰的艱辛經驗，一股是在日軍侵略的炮火下家破人亡、出生入死的浩劫感受，這兩股激烈抵觸的繩索要緊緊纏在一起變成一根不會斷裂的粗繩，你說容易嗎？
我想起兩年前的一次視察行程。我到礦區金瓜石去看文史遺跡和小區發展。金瓜石小山村裏最顯著的地標，就是“國際戰俘紀念碑”，一個原錐形的碑，建在村內，紀念四千多名來自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的戰俘。一麵黑色的石牆，刻著四千多個名字。這裏已經成了金瓜石的觀光景點。
一路陪著我的兩位村民耆老，在解說礦坑的曆史時滔滔不絕、興致高昂，到了這裏卻突然有一種不尋常的安靜，一種欲言又止。我察覺了追問，老人家有點靦腆，問“真的可以說嗎？”
我說當然。
他們試圖告訴我1942年金瓜石發生的事情。老人家的敘述絮絮叨叨，忽前忽後，但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當這些盟軍戰俘被關在俘虜營裏時，金瓜石的村民是日本國民，俘虜營的監視員也往往用的是台灣兵。政府大張旗鼓地紀念這些盟軍士兵，把一個宏大的紀念碑放在村子中間──說穿了，它難道不是一個每天指著你的“提醒”？這或許是應該承受的，但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蹂躪了的，也不隻是這些外國人。金瓜石有自己的悲傷記憶。1942年日人鎮壓礦區，逮捕仕紳菁英百多人，或監禁或酷刑，多人死亡，那麽我們的碑在哪裏呢？
有時候，辯論曆史曲折遠不如慈悲來得重要。我看見了老人心裏隱藏的創傷。“文化部”馬上聯係了地方的文史團體，撥款請他們研究1942金瓜石事件，並且結合地方，由鄉民自發地去進行建碑的事。這個“岩誌”，在2014年建立：“於一九三O年代，日本統治的末期，由於爆發二戰，為恐台人乘機謀叛，日人發起‘莫須有’之鎮壓，遂於一九四二年捏造‘金瓜石事件’，分批逮捕金瓜石士紳、耆老、菁英百餘人或威脅或監禁，嚴刑酷訊...
我們真的認識自己的“同胞”嗎？
我不知道“愛國”是什麽意思，因為“國”是抽象的，不抽象、可以愛的，隻有一個一個具體的個人，而這些個人，就生活在我們身邊，我們一起上學、一起求職、一起投票、一起長大，看電影時在同一個點笑出聲，在同一片泥土上生、老、病而後多半死於斯土。我們為醫療保險製度和所得稅率辯論，我們為學校的教學製度和媒體的尺度問題爭吵，我們為行政和立法權的分際、為司法的公正與否斤斤計較，我們為哪個政黨該執政機關算盡、搏鬥到底，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在同一條船上”意味著波濤洶湧上隻會有同一個命運--當希臘這條船觸礁時，哪一個希臘人可以幸免？在同一條船上命運同體，這叫“同胞”。
可是，我們其實對自己的同胞很不認識，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自以為是，太多的理所當然，我們很少真正地傾聽。那些存在的敘述界定了我們的想象區，使得我們習慣地而且往往極為固執地認為我們知道，其實我們不知道。很多人的記憶，因為不堪回首，因為難以啟齒，因為一言難盡，鎖進了封死的抽屜，所謂國史，通常就是有權力的人、敢大聲的人的敘述。
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同胞都打開記憶呢？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個人都站出來說故事呢？國史，會不會很不一樣？我們很多原來得理不饒人的正義凜然，會不會多了一點謙卑，柔軟一些？
2013年“文化部”推出“台灣故事島”，上山下海地毯式地搜錄庶民口述記憶，是一個“記憶解放運動”，鼓勵所有的子女牽著父母、祖父母的手，去錄下一段自己的生命記憶。很多中年子女，坐在錄像機旁聆聽時目瞪口呆--相處一生，第一次聽見從來不曾聽過的事情。
如果談戰爭，浙江來的任世璜會告訴你他初二時怎麽被老師騙上大船玩，上了船，船竟然開往台灣，他的一輩子就變成了兵。原住民胡秀蘭最記得的是小學同學被盟軍飛機炸死，死時高喊“萬歲”。宋建和會用客家話細細描述身為日軍的野戰倉庫管理員，他所目睹的“投降的那一天”台灣人的心情。黃廣海用濃厚的廣東國語為你不慍不火地說，他如何在坐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監獄之後立誌環遊世界。
開啟大傾聽的時代
二十世紀是一個倉皇的世紀，戰爭、貧窮、流離失所是那個世紀的最深刻的胎記。我們在戰爭中消滅同胞淩虐同胞，在貧窮中推擠同胞踐踏同胞，在流離失所中踩掉了別人的鞋子也來不及舔自己的傷口--我們自己還痛著，哪裏有心情去多看身邊的人一眼。
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開戰爭的結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我們所欠的生命，賠不了。我們所欠的青春，回不來。可是，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我們欠他一個真誠的傾聽吧？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應該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讚成的人，傾聽前麵一個時代殘酷煙滅的記憶。傾聽，是建立新的文明價值的第一個起點。
是的，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麵對，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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