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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離我們有多遠
歐陽斌 2012年12月28日
2012年3月的全國兩會記者會上，在提及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一事時，中國總理溫家寶主動將話題引向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提到了中共對文革進行了全麵否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最後一個問答中，他更明確地提出：“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而在他這番強硬表態的第二天，薄熙來便被解除了重慶領導職務。
在彼時，能將薄熙來治下的重慶與文化大革命相關聯在一起的，從外界來看，更多是“唱紅”等一套底層動員的作法以及意識形態的操弄。這些都是所謂“重慶模式”外在的策略和取向。至於其內在運行機製，則一直僅僅存在於坊間巷談之中。也曾有言論認為，所謂“重慶模式”不過是薄為了博上位的政治運作，身為政客，加之其家庭在文革間的遭遇，其本人未必對文革真心誠意。
但如今，《南都周刊》、《南方周末》等中國媒體關於王立軍的報道揭開了重重黑幕的一角，勾勒出“重慶模式”的內部輪廓，也為還原薄熙來的重慶補上了關鍵的一塊——無論是外在的具體政策，還是內部的運作手法，“重慶模式”都是薄王二人對毛澤東文革政治的認真挖掘和繼承。溫家寶將之與文革相關聯，倒也貼切。
從運行機製來看，文革是一場恐怖政治，而這種政治之所以恐怖就在於沒有任何規則可言，生殺予奪皆出於“朕躬”。而領袖的意誌又往往飄忽不定，讓你無法預判，想守規矩都不知所措。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陳揚勇的《苦撐危局》中記錄了周恩來在1966年的一句話，“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毛主席，不要掉隊”，正是這種無奈的寫照。這種政治文化造就的生物鏈中，除了最頂端以外，所有人都活得心驚肉跳。文革中，薄熙來之母便是在紅衛兵的揪鬥中慘死。在《南都周刊》的報道中，升鬥小民，如因在天涯論壇轉發重慶打黑漫畫《保護傘》而被勞教兩年的彭洪、因2011年在微博轉發上百條所謂“負麵信息”被勞教兩年（後撤銷）的大學生村官任建宇等，自然如蟻蠖；即使那些富甲一方的企業家們，如重慶希爾頓老板彭治民，本身就是局中人的權貴們，如經營重慶幾十年、黑白通吃的文強，也都被輕易解決。據《南都周刊》報道，王立軍曾說：“如果不聽招呼，3000塊錢我也能逮捕他，如果能聽話，二三十萬咱們也能過去，還能提拔他。”這不過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蠻霸邏輯的現代演義。
然而，這種恐怖政治的吊詭之處在於，生物鏈頂端往往狹窄到隻能容納一個權威，其餘任何人都隻能是絕對的工具。擺不對位置，就會引火自焚。林副主席不甘於隻當“槍”，最後隻能客死他鄉。王副市長忍不了一個巴掌，最後選擇了神風特攻隊般的玉碎。
文革政治運行的另一個關鍵是理論。理論大旗能夠凝聚人心。揪出那些牛鬼蛇神，捍衛革命和偉大領袖，這對於當年的圍觀民眾來說，確實能夠熱血沸騰，鬥誌昂揚。而在一個自古就是蛇龍混雜的渡口城市，祭出“打黑”自然能夠博得弱勢民眾的歡迎。而理論大旗的另一個好處在於簡化一切麻煩，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便可以輕鬆鬥倒批臭任何人。文革中絕大多數政治犯，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下至北大學生林昭，差不多都帶著一樣的“帽子”。“打黑”亦然，但凡被扣上了“帽子”，便好比犯了“原罪”，根本不需廢話，隻要專政就好。
不過要舉理論大旗，不能隻靠蠻力氣，還要有筆杆子，論證你就是站得高看得遠。智商優越性便變得極其重要。毛主席雖然認為“四個偉大”非常“討嫌”，但是“偉大導師”是可以留著的，而且文革中政治運動往往都從筆伐開始。王立軍也竭盡全力擺脫當年在東北手持衝鋒槍勇擒小賊的形象，不斷獲取各個大學機構的加持。而“打黑唱紅”更是被不斷升華。無論所謂“理論”多麽顯而易見的荒唐，都並不妨礙一群群鼓吹手們前赴後繼。文革中有“梁效”、“羅思鼎”、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等，而現時的重慶不也上演了從喜劇大師到大德碩儒們頻頻參拜，如過江之鯽的盛況嗎？如今在網上仍不難找到著名學者、知名博主們對重慶模式的認真論證和禮讚。
更為相似的是，糾錯機製都毫無作用。文革狂飆突進整整十年，若不是偉大領袖西去，怎麽有結束的可能？同樣，如果沒有王立軍戲劇性的“叛逃”，沒有薄熙來在王案之後的誤算和昏招，更若沒有彼時權力安排的需要，“重慶模式”會因其自身的荒謬而結束或被結束嗎？薄熙來若不是在3月戲劇性地下課，而是坐在了11月的十八大主席台上，那時候還能僅僅說是“重慶模式”嗎？文革在當今中國幾乎就隻是一個模糊的記憶，但文革的變種仍然在21世紀生生重現，且紅極一時。中國真的走出了“曆史的三峽”了嗎？
歐陽斌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係，現為專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