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思考： 毛 時 代 ！

深刻思考：  毛 時 代 ！    

----解讀羅瑞卿之女羅點點回憶錄《點點記憶》

(點點即羅點點，是原解放軍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大將的小女兒，近年來寫了若幹關於羅的回憶文字，發表於《當代》第四、五期的《點點記憶》則是其中最有價值的一篇，因為它不僅僅是為父輩歌功頌德或叫屈鳴冤。)

１．淒婉而野蠻的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們的樂園，"直到今天，我眼前仍會出現這樣的情景：一列開向大海的火車，風把頭發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裏。但大海也不全是美麗：“還有一個瘦小黧黑的姑娘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她姓陳，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她總是到我們浴場來是因為她當時正和在我們浴場裏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楊大哥）談戀愛。我之所以對她印象深刻，似乎因為她眼睛裏有一種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種非同尋常的膽怯、自卑和哀怨。多年以後，我終於聽到了這個淒婉的故事。原來，陳姑娘的叔叔是個劣跡累累的無恥之徒，侄女在他家不僅受夠了寄人籬下的苦處，竟然還被他很早奪去了貞操。楊大哥知道真象後，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最終沒有和陳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卻一直受到良心的譴責。後來不清楚陳姑娘的下落了，隻知道那個可惡的老男人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繼續做荒淫無恥的事，更可恨的是繼續高官穩做。”

２．"擴大"開會

……決定羅瑞卿下台的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此時毛已著手"文革"的準備，為了換得林彪的支持，羅必須下台。點點這樣解釋這次會議：“６０年代中期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被不斷升級的階級鬥爭弄成了一個階級鬥爭的大火藥桶，但它畢竟是一個掌握著國家政權，代表國家政體的嚴肅大黨。雖然這個黨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毛澤東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作為組織原則畢竟還是寫在它的章程裏。所以毛澤東還是不得不召開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的上海會議，使黨的其他主要領導人相信羅瑞卿反黨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這回事。但這個會議談不到有什麽民主：１)事先知道會議內容的，隻有毛、林、周三人，連劉少奇都不知道；２)被整的羅一到上海就被軟禁，根本沒有權利參加會議，更談不上解釋和聲辯；３)以政治局名義召開的會議，實際上卻是由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唱主角，她在會上作了三次共約１０個小時的主題發言；４)盡管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都不以葉群的發言為真，卻絲毫不妨礙會議通過毛、林事先定下的結論。”

毛澤東早就嚐到過擴大開會的好處了。１９３１年４月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會議上，他反對項英等人將紅軍轉移到根據地以外的主張，但隻有朱德、譚震林等少數人支持他。為此毛澤東建議擴大會議範圍，讓他指揮下的一些軍事將領與會，使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所以中共黨史上，經常有各種各樣的"擴大"會議。"擴大"使組織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與會者，以便把自己的意誌貫徹到會議中去。有"擴大"就有"縮小"，"縮小"就是不通知本應到會的人，比如政治局會議可以不讓與組織者意見相左的政治局委員與會，文革期間一些紅衛兵領袖反倒可以參加中央全會，黨代會選出來的正式中委卻無法與會。這就強化了毛澤東的個人獨裁，他可以根據需要自由決定讓誰參加會議，以收"一致通過"之效。

"開會"還有一個功能是逮捕人，羅瑞卿是一例，而羅本人也借開會之機逮捕過潘漢年；此後還有周恩來逮捕黃永勝等人，華國鋒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開會的名義。後人也許難以設想當時一些高級領導人接到開會通知時的複雜心態：接不到通知顯然是失寵；參加了會議也許永遠就沒有會議開了。據傅崇碧回憶，毛澤東去世後許世友就到醫院提醒幾個將軍，不要到中央開會，"去了可能把你們抓起來，要你們的命。"

３．常委會的列席資格

羅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會的列席者，這是一個不可等閑視之的榮譽。但有一陣不讓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婦的生活一直是由羅照應，"四清"運動時，韶華為了鍛煉而到農村搞四清，羅知道岸青要人照顧，就勸她不要去，後來韶華堅持，羅考慮再三將她安排在離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馬上回來。毛澤東知道了這事很不高興，羅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會的資格了。過了一段時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吳旭君護士長對毛澤東說，韶華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來的，根本不是羅總長要求她去的。這才解開了毛澤東的疙瘩。羅瑞卿又能去列席常委會了。

政治局常委會是決定幾億人命運的最高決策會議，在國人眼中是最神聖、也最神秘的會議，但決定羅列席不列席的，卻是由毛澤東的兒媳下鄉引起的。更奇怪的是，當時一位知道內情的老同誌來給羅打招呼：羅總長啊，知不知道常委會為什麽沒要你來啊？這老同誌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來（想必）也會知道，但沒有誰覺得不正常。而改變毛澤東的印象的，不是什麽組織原則、工作要求，也不是權威人士的說情或羅本人的解釋，而是他的護士。毛澤東體製下的近侍影響力之大，此是(1)例。當然，吳君旭是個有判斷力的人。１９７１年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席位後，毛澤東用他特有的口吻對周恩來等人說："對聯合國，我的護士長（吳君旭）是專家。她對阿爾巴尼亞那些國家的提案有研究。這些日子她常對我說：聯合國能通過；我說，通不過；她說：能；我說：不能。你們看，還不是她說對了。"（２）這也許是毛澤東的幽默之詞。但在１９７１年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時，吳確實表現出她的審慎精明。４月６日，毛澤東已在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關於不邀請美國隊訪華的報告中畫了圈，“主席讓我看完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辦完這件事後我覺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點多鍾，他突然間說話了，嘟嘟囔囔的，聽不清說什麽。聽了半天，我才聽出來，他要我去給王海容同誌打電話，當時王海容同誌是外交部副部長，他說要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的天啊，我一聽這話當時就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現在說的去辦，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總理和他都劃了圈的，那可能就會辦錯了。再有，主席曾經跟我交代過，他說他吃了安眠藥以後，講的話不算數。那麽現在跟我交待的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藥以後講的，那算不算數呢？……我得想一個辦法來證實主席現在到底是清醒還是不清醒。用什麽辦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讓他主動講話。過了一會兒，主席勉強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你怎麽還坐在那兒吃呀？我叫你辦的事怎麽不去辦呢？我想這下可對了，主席可說話了。我就很大聲地問他，我說：主席，你剛才都跟我說了什麽啦？我盡顧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跟我說一遍。不錯，他又斷斷續續一個字一個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剛才交待的事重新說了一遍。我就反問了一句，我說，‘你現在吃了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主席就這麽向我這麽揮了一下手，說：“算數，趕快辦，要不就來不及了。”（３）這就有了震驚世界的"乒乓外交"。

４．淪落下場原不同

建國後政治整肅不斷，開國元勳和高層領導不斷被打入囚牢，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羅瑞卿和彭德懷被關在同一監獄，周揚與胡風一度處境相同，這使人們幾乎諒解了羅、周的當年過火行動，但兩種人的命運其實是不同的：“爸爸在１９７４年年初回到家裏，我們一家團聚了。彭老總則在這一年１１月因腸癌不治，逝世在３０１醫院１４病室的那間與爸爸同一個走廊的病房裏。”

在黨內生活尚有一點規範時，毛澤東整誰不整誰還有個影子、有點根據，比如：彭德懷在大躍進問題上確實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遠感謝彭德懷是真實的，但毛澤東永遠不能饒恕彭也是真實的；但羅瑞卿從來以毛澤東的“大警衛員”自居，毛澤東對此也很清楚，但當時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羅。對毛澤東來說，彭、羅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對手，羅則是他和林彪結盟的代價，事過境遷後可以放他一馬。

"文革"時天下大亂，幾乎所有的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許多毛澤東的親信。但即使在混亂的環境中，對"走資派"采取什麽樣的處罰方式，開幾次批鬥會，是留在北京還是趕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廣線上還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澤東都是有嚴格區別和掌握的。這就是鄧小平說的：“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麽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毛澤東辯證法最重要一條，叫做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

在多次"路線鬥爭"中，毛澤東手下的敗將很多，但他們的下場很不相同。"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澤東時代基本上是萬劫不複；而在"文革"中被炮轟的人，到７０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複原職。比如賀龍，１９５９年後賀曾是彭德懷專案組的組長，彭德懷的事情尚未了結，他自己也被捉了進去。但１９７５年毛澤東親自下令為賀平反，卻始終不會放過彭德懷。這也是周揚和胡風的區別。

５．郭沫若喪子

郭沫若文名遠播，但４９年後在上層並不受到尊重。１９６０年他的《蔡文姬》上演，當場一位將軍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得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點點說：“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裏。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開玩笑還是小事。郭的二兒子郭世英，因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哲學小組討論問題，經人告密後，由周恩來批準拘捕，文革中被打死；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家裏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同樣有人告密，毛澤東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民英在１９６７年自殺。告密者自是小人，但處理他們的周恩來和毛澤東，都是與郭有多年私交的，何以都沒有看在郭的麵子上有所通融？也許覺得郭已沒有多大用處了。４９年以前的黨要求這位著名詩人向國民政府爭民主要自由，４９年以後他的使命隻是不斷寫作“應景詩”和“新華頌”歌頌黨和領袖。一個頌詩人怎麽能向被頌的政權要求什麽權利？

政治從來不是抽象的。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決於他的用處。１９５７年，北京人藝的最大難題是劃不劃焦菊隱為右派。“北京市委宣傳部、統戰部幾次專門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後彭真發話：你們認為焦今後在人藝有沒有用？如果有用，就保護過關；如果沒用，就劃為右派。”這當然不是彭真個人的主意，１９５７年９月８日中央《關於自然科學方麵反右派鬥爭的指示》中就規定，對有較高科學成就的，不可輕易劃為右派，必須劃的，也應“鬥而不狠”；對有的人，“談而不鬥”。這也就是從５７到７６這一極端恐怖的時期，中國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

１９４６年７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到陶宅慰問，並取消了下午與司徒雷登的約會，向延安詳細報告陶行知去世的情況。毛澤東、朱德立即發出唁電，盛讚“先生為人民教育家，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此後一段時間，中共精心策劃了海內外一係列旨在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悼陶活動。但陶行知隻有共產黨與國民黨較量的時期才有用，１９４９年之後，這顆“民主魂”已毫無利用價值。１９５１年批《武訓傳》時，輿論界翻臉不認５年前毛澤東對陶的頌揚，大量的文章，把陶拉來作為武訓的陪鬥，《人民教育》給陶定下四條罪狀，判定所謂“人民教育家”、“萬世師表”不過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當然少不了郭沫若。像郭沫若、陶行知之類的社會賢達、知名人士，其價值隻有在兩派政治力量較量之時才能實現。可以設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後來的處境隻有兩種：一種是像郭沫若一樣批武訓、寫檢討；一種是像梁漱溟那樣被逐出社會政治生活，總之“民主魂”是不會再活下去了。

６．原則和縱欲

羅自殺（未遂）後，旨在批判他的"三月會議"停開了。“但是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餘怒未消，他們說爸爸是自絕黨自絕於人民，他們用最難聽的話說爸爸，說：“羅長子跳了個冰棍”，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曆史已經雄辯地證明，參加三月會議的許多人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他們的行為對中國革命以後的進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都起到無可替代的偉大作用。但是，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會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欲後的滿足，又是什麽？”黨內鬥爭的殘酷性，非身臨其境者不能領略。其源蓋在“偉大領袖”，但毛澤東之所以能為所欲為、肆無忌憚，是因為一些“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很歡迎這種殘酷的鬥爭方式。１９４５年的"華北工作會議"和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羅不也是從迫害彭德懷的鬥爭中獲得“縱欲後的滿足”？權力和資源是有限的，權力欲與占有欲卻是無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斷的鬥爭，不斷的重新分配，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在一切都取決於毛澤東個人意願的氛圍中，很多問題並非原則之分、主義之爭，核心問題是權力轉移，根本方法是博得毛澤東的歡心。所以幾十年的“革命友誼”並不會使一些人在落井下石時猶豫一下。對普通人而言，黨性原則無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於權力角逐的人卻可以充分伸張自己的欲望，在風吹浪打中信步閑庭。被剝奪和被滿足感同時完成。

７．樂園

成功的革命奪取了控製一切的權利，勝利者擁有了樂園，他們壓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護革命的成果。作為一個集體，黨內任何派別、任何個人對任何反黨行為都嚴懲不貸，隻有黨擁有這個樂園，黨內個人才可能分等級擁有自己的小樂園。毛澤東對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後，點點去找時任中聯部長的耿飆，回來的路上：“我心裏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剛才見到的所有事情：內部電影，出入有專車，哨兵向汽車行禮，室內潔淨溫暖，空氣清香，燈光柔和，甚至踩著腳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覺還留在我的十趾之間。這一切我們原來都熟悉，身處其中的時候我們沒有特殊注意過，現在，這些久違的東西怎麽使我如此不平靜？我的心裏一下子升上來非常強烈的世態炎涼之感。權力和地位在我的心裏有了非常實際的意義。”

權力就是樂園。        羅身占黨政軍１５個要職時，他享有既大又美麗的房子和院子，家裏一大堆秘書、參謀、警衛員、管理員、司機、保育員、廚師等服務人員，“院子裏還有齊刷刷五個漂亮年輕女人”。羅失去權力後，人去樓空，“媽媽開始自己做飯，剩下來的工作人員日益與我們為敵。”要是羅部長在位，借他們１００個膽也不敢。這還算客氣的。陸定一與羅一起下台後，他的夫人嚴慰冰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上午在風景如畫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誘捕到一個秘密拘留所，“幾個人一擁而上，七手八腳，幾下子就把嚴慰冰從頭到腳。剝得幾乎‘暴露無遺’了，僅剩下三角褲衩、汗背心。……那個漢子又喝道：‘你還擺什麽臭架子？現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

權力就是樂園，失去了權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

“聽說爹爹去世以後，康媽媽的日子總是過得冷清一些。”康媽媽即康克清，朱德的在與不在對康是大不一樣的。嫁夫隨夫，在黨內鬥爭中，夫榮妻貴，夫損妻辱。張聞天的妻子劉英本人也是老紅軍，但張一倒，劉也尾隨而去。１９６７年，康生派人要張聞天交代劉少奇在６１人出獄問題上的罪責，鑒於張此前說過這是他當時代表中央決定的，來人特別警告他：“這個案子是劉少奇背著中央搞的，你張聞天為什麽承認是你批準的？以後再瞎說，後果由你負責！你應該給子孫後代留條後路。”這種‘株連術’令每個丈夫都要萬分小心，進退得失關係到子孫後代、甚至一大堆親朋故舊。賀龍出了事，二方麵許多老將軍都跟著倒黴；林彪倒台後，賀龍的夫人被接到北京，不久鄧穎超前來探望，消息傳出，二方麵軍的老將軍當晚就喝了酒。

權力來自何處？理論上講來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級將領，也沒有權決定羅為總參謀長的權力。劉亞樓告訴羅：“林彪說‘現在幾個大將，論身體，論能力，我不用羅瑞卿，用誰呢？’”羅的權力來自林彪，更來自毛澤東。毛澤東可以讓位極人臣的劉少奇、林彪死無葬身之地，也可以讓寫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誰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侍候？

羅自殺前給妻子的遺書是：“會議的事沒告訴你，為了要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

１９７７年恢複工作後的羅瑞卿在百務纏身的情況下，還擔任了毛澤東紀念堂管理委員會主任。無論在這個以革命為主題的世紀裏發生了什麽事情，爸爸對毛澤東的信任的和愛戴從未動搖過，他始終是這個偉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實追隨者。”但羅清醒了一些，１９７８年，他支持《解放軍報》參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他不認為毛澤東可以逃避曆史的檢驗。

這種情結可以見之於一大批老革命家。朱德長期受毛的冷遇，失意時種一點蘭花都不被允許，但點點看望康克清時了解到：“原來這年的８月，蘇聯發生了"八一九"事件。隨後，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城頭易幟，共產黨失去政權，國家解體。康媽媽麵對突然的事變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時間讀書看報，勞累過度，才發病住院。”如果社會主義都要被否定，這些從死人堆中爬起、在殘酷清洗中幸存下來的革命家的一生還有什麽意義？連點點也認為：“無論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經曆了什麽，我們和這些東西實際上是血肉相聯的。”黨的力量在於，無論怎樣嚴重的內鬥都不會妨礙他們一致對外。

“但是我還是感到一種虛無，因為我最怕認認真真地做一件事情，那結果卻隻是一個錯誤，或者叫做誤會。”羅瑞卿是忠心為黨、忠心為毛澤東的，但卻被一腳踢開。他本人可以不計較，但在標榜絕對的理想主義和革命原則的黨內，卻鬧出文革這樣的悲喜劇，這種理想與原則的可信性就大可懷疑了。

由於長期以來的教育從來不允許對黨有半個不字，對革命之外的任何東西都堅決否定，那麽結局是兩種，一種是惡夢醒來，認定一切都是虛偽，世上本無所謂理想與原則，從而導向犬儒主義、享樂主義，這在一些老幹部及其子女的身上已經表現出來；

再一種是繼續非理知智、非反省地堅持原來的價值信念。         誰又能說哪種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