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真快，距離1995年，居然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但1995這幾個字，看著還覺得很年青。回想那時的自己，也還是年青的樣子。跟今天鏡子裏大腹便便童山濯濯的形象，實在不像出自同一副軀殼。
那年初，我從國內來到新澤西州立大學留學。在暈頭轉向跌跌撞撞地熬過了一個學期之後，一放假就迫不及待地離開了新州中部那個小小的大學城。一位已在普林斯頓讀博士的中學同學和他太太，開著車子，載著我的書本被褥鍋碗瓢盆等家當，把我送到了紐約皇後區法拉盛147街上一間預先聯係好了的地下室。東西摞下，我們去這片華人聚居區最受歡迎的餐館鹿鳴春吃了一頓小籠包，然後他們絕塵而去回了新州。我的紐約生活也就在忐忑不安又滿懷憧憬中開始了。
我找的房子，是一間獨立屋的地下室。房子最大的優點，是離法拉盛中心和即將轉學去的紐約市立大學皇後學院，都在半小時的步行距離之內。房子在147街上，交接榆樹街。緊鄰的帕森斯大道和三福大道上，主要是多層公寓建築。而從這條街開始，轉變為獨立屋社區。既有公交和商業都市便利，又具美國傳統獨門獨院的寧靜特色，位置很不錯。
這棟房子，建在1930年代。那時已經年過花甲，但在這一帶還不顯舊。房子實際有四層。一樓高於地麵，是廚房和客廳。二層是房東家的三間臥室。頂上還有閣樓。在房子的右側，開了一扇側門。開門下十來級台階，便是地下室。雖然是地下室，但是四麵都有高出地麵的窗戶，通風透氣，光線很好。在紐約住過地下室的人，就知道能找到這樣的半地庫，也可以算是好命了。
房東夫婦來自上海，年紀三四十歲，有三個男孩，從八歲到十二三歲。男主人身高一米八左右，上唇蓄著帥氣的一字胡，對人友善，笑起來眼睛發亮，頗有魅力。女主人則很符合上海精明女性的典型形象，身材適中，皮膚白皙，描出的眉毛稍稍挑起，隻見她朱唇開啟：“床墊你付我15塊好了，很合算的。”我把靠牆的單人床墊放平在地上，赫然看見上麵滿布長江黃河，不知道是房東公子的童心無忌，還是前麵房客的春夢遺痕。我雖心生猶豫，但看看房東太太目無餘子的滿臉熱忱，還是不問出處地照單收貨了。
房東把地下室向陽的一側隔出了三個房間，另一側則是衛生間和開放的廚房。我的房間是三個房間中間的一間，也是麵積最大的，大概有六張單人床那麽大的麵積，以至於我在睡床之外，後來還從街上撿來了書架，書桌，一張雙人沙發，仍然進退自如。
地下室第一個房間，門口對著樓梯，所以房門總是關著。住其中的室友多半時間並不在家，難得一見。他年紀不大，隻有20出頭，身材矮壯。從有限的幾次談話中，我了解到他是我的廣東老鄉，卻拿著一個南美國家的護照。他是經由親戚介紹，在法拉盛某個華人超市打工賣豬肉，一周上班六天或七天，偶有休息也是和他的鄉鄰們一起過。他普通話都不怎麽說，更不要說英文，早出晚歸，很少出房間做飯。我們一直沒有什麽交流，我也對他沒有什麽了解。隻記得有一天，我上廁所，看到窗台上放了一本畫報。打開一看，是香港版的閣樓（Penthouse）雜誌。一頁頁翻過去，滿目紫黑烏青，像看一本燒茄子菜譜，當時覺得有點反胃。才記起小廣東在出門上班前，在衛生間衝過澡。
地下室盡頭的第三間房，是最小的一間房，麵積可能隻有我房間麵積的一半大，房內光線也相對暗淡。但它便宜，租金隻有100元。而我的租金是160元。這房間的租客，是一個俄國人，名叫Vova沃渥。他瘦臉長身，在地下室站著，頭幾乎要頂到天花板。也許由於這個原因，他給我留下弓腰駝背的印象。他的臉色也看著發青，帶著病容。
沃渥很熱情友好，一見麵就和我攀談。不過我馬上發現他口吃，說話打結巴，再加上他邊說邊想，一句三頓，讓我聽起來費勁。他告訴我，他也是皇後學院的學生。我已經記不得他的專業是什麽，好像是物理或者數學。他說他以前在蘇聯的導彈部門工作，地點在西伯利亞。他是怎麽到的美國，我已經記不得他的說法。也許是靠假結婚，那時候俄國雖然跟美國已經不再敵對，但俄國人到美國移民或者留學並不容易，除非是猶太人，而沃渥不是。
不管怎樣，沃渥到了紐約讀書。他好像無親無友，孤苦伶仃，而年紀可能已經有四十上下了。一個俄國人租住在法拉盛，被華人包圍著，這本身就夠奇怪了。俄國人在紐約的聚居區，是遙遠的康尼島。在法拉盛，滿街的華人和韓國人，一個俄國人該是何等孤獨。在斷斷續續的聊天中，他提到過他有一個中國女友。這個女友，似乎住得不遠，但從來沒有到他的住處來過，也很少見到沃渥周末出去過夜。有幾次隔著牆壁，聽到他在電話裏跟一個女人急切地講話。雙方的英文都不太好，而對方的英文聽起來更是中式英文。沃渥著急起來結結巴巴，讓我隔著牆都替他著急，恨不得穿牆過去代打。打完電話，他曾經找我問過一些中文字句，也順便教會了我說大師偉大尼亞(再見）和思巴思巴（謝謝）。
我覺得，沃渥周末不出去約會，大概是沒錢。他是真正的全時學生，學習非常刻苦。他沒有工作，那他的收入來源是什麽？我到今天也想不明白。他不像我走路半小時，穿過凱辛娜公園到495號公路另一側的學校去上課。他騎一輛舊自行車來回，回來後就基本足不出戶。我經常聽到他房間裏打印機嘶嘶的聲響，也看到他手上一遝遝的折疊紙，那是他的計算機編程作業。
“我在輔修計算機，準備畢業後到華爾街做交易模型，年薪能超過十萬。”他笑眯眯地說，眼睛並不看我，喃喃自語，仿佛眼前鈔票晃動。
我看著他，覺得在聽天方夜譚。華爾街，我知道。但交易模型是什麽，我毫無頭緒。我看看他營養不良的臉，和自言自語的樣子，覺得他在夢遊。他事實上連吃飯的錢都不知道從哪裏來，經常是一個土豆煮熟了，撒點鹽巴，就是一頓。如果年薪十萬，那不是像變成了國王？
不像沃渥，我總是試圖讓自己生活得踏實，我討厭虛空的東西。我學的是大眾傳媒研究，課堂上學習的是葛蘭西的新馬克思主義，喬姆斯基的語義學，和主張把History改成Herstory的女權主義。那些學說，不知道為什麽，讓我這個來自社會主義中國的前記者難以接受。在我看來，那一套充滿理想主義的左派論述，隨著前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轉向，已經破產。它們作為思想批判的武器，用在對西方主流媒體的分析研究上，也隻是吹毛求疵，自命清高。而那些思想大師們口誅筆伐的電視娛樂化，報紙視覺化，則得到我的熱烈擁抱，與其固守思想的孤獨高地，我更喜歡人間的繽紛煙火。
更何況，肚子餓著，思想能走多遠呢？口袋空著，連學費不靠打工都難以為繼，又如何做到心憂天下呢？兩個月前，在考慮轉學的時候，我特地去了趟哥倫比亞大學。她的新聞學院，對於新聞人來說，是何等仰慕的殿堂。我走進了教室，也的確見識了殿堂的美輪美奐。那晚的講座，教授們頭戴著法官樣式的假發身披黑色大禮袍魚貫出場，讓我大開眼界，但更深地意識到囊中羞澀。哥大的學費是皇後學院的十倍，我根本無能為力，於是隻能放棄跟楊瀾做同學的夢想，選擇了自號平民哈佛的紐約市大。多年之後，才有人說，即使是楊瀾，如果不是得到貴人資助，恐怕也難以從哥大順利畢業。
為了填飽肚子，為了拿到學位，我在紐約讀書的同時，從來沒有停止打工。根據我的工卡，我學期時每周可以打工20小時，假期可以全時打工。我沒有浪費過一分一秒，周一到周五上課，周六日在曼哈頓東村的中餐館，從下午四點做到淩晨2點。下班之後，我常常在夜半的七號地鐵上睡著。車到了終點站法拉盛緬街車站，總有人把我叫醒。半睡半醒地走回家，往往已經將近淩晨四點，我倒頭便睡，有事醒來才發現褲子隻脫了一半。
盡管日子艱苦，但我從來不曾後悔或退縮過。事實上，比起學校裏的苦讀，我更加喜歡打工的時光。如果說法拉盛讓我感到像回到了中國小城一樣親切的話，曼哈頓才讓我真正體會到了紐約這個世界之都的魅力。我見過早晨四點鍾的曼哈頓，早起的年青人踏著輪滑在空曠的公園大道上飛馳而過，像超人電影裏如煙的魅影。我見過夜間三點鍾的曼哈頓，身材俏麗的站街女郎在迪蘭西隧道出口的公車站，靠著下水道噴出的蒸汽取暖，像極了夢露鼓裙而舞的模樣，而旁邊是一群年青的大學生，剛剛放學，人人精神高漲，一位男孩捧著一束花，獻給身邊的戀人。我喜歡在萬聖節的夜晚，餐館裏湧來一波又一波打扮得奇形怪狀別出心裁的人們，歡笑喧鬧，匯成快樂的海洋。我也喜歡在晴日的下午，到南街海港或是炮台公園，看碧波白帆，人群熙攘，遠處的自由女神，高擎火炬，在漾漾波濤中屹立百年。
我深深愛著紐約。那時我還年青，而紐約特別適合精力充沛的年青人。從新年到聖誕，紐約周而複始日夜不停地旋轉。她不知疲倦，她不分春夏秋冬，也不分黑白好壞。她像兒時看不夠的萬花筒，永遠能變化出絢爛不同的花樣。
就連她的氣候，也是不凡的極端的。紐約的雨季，狂風驟雨到來的時候，街道瞬間變成汪洋，而人會被吹反的雨傘拽著跑。說到她的冬季，誰能忘記1996年除夕那場世紀暴風雪呢？而她酷熱難當的夏季，每年都要讓不少老年人搭上性命，更是讓人聞之色變。
就是在96年的一個夏夜，酷熱似乎要把人蒸熟一樣，家家都把空調開到最大，結果導致大停電。在房間裏呆不下去的我，推門走到了大街上。從家往凱辛娜大道漫無目的地走去，先是經過了兩個街口外的幹洗店，看到平素總是笑意盈盈的美麗女店主，正背著孩子借著燭光收拾店鋪。又走了幾個街區，到了一位韓國同學的住處，驚喜地發現他這裏沒停電，敲門他正好在。他是一位年青的電影導演，平常總是紮著馬尾小辮穿著皮夾克，頗為新潮。我們聊了一會天，然後他拿出一盤錄影帶，給我放了一出電影。這是他導演的，不知道是否在韓國上映過還是習作，有些幼稚，但電影語言新奇，情節流暢生動。結尾處在海邊沙灘上，一隻懷表被沙堆吞沒的蒙太奇表現手法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為他的才華折服。
看完電影，兩個小時過去了，我起身告辭，走路回到我地下室的窩。屋裏仍然一片漆黑，似乎比剛才更熱了。殺豬的小廣東還沒有回來，沃渥屋裏倒傳出一點聲音。我敲門，沃渥應了一聲。我問道，“沃渥，停電幾個小時了，你一直沒出門嗎？你都幹啥啦？”
他說：“I was thinking".
我說："What were you thinking?" 你想什麽了？
他回答：”I was just thinking."
Thinking? 想幹什麽？不對，他是說，他在思考。
在黑暗和酷暑中，他思考了三個小時。在高壓線都因為高溫熔斷之後的時候，他坐在黑暗裏，思考了三個小時，而且會繼續思考下去。
半年之後，沃渥拿到學位畢業了。他在華爾街找了份工作，年薪不詳。他很快搬走了，他空出來的屋子，由原來住在閣樓上的我的北京哥們戴建鵬住了進去。老戴說，沃渥給他留了一堆編程書，還有一捆雜誌，是花花公子。都是沃渥自己掏錢買的。
一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沃渥在那個黑夜，想了什麽。是導彈軌跡，是宇宙奧秘，數學模型，還是花花公子雜誌裏那些光溜溜的兔女郎，抑或是明天的早餐在哪裏？今夜，在我因為新冠肺炎禁足令而隔離在家，百無聊賴，腦袋空空的，突然想起他來，仿佛看到他坐在椅子裏，做思考狀，而窗外的救護車正一輛輛地呼嘯而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