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那年頭”抄家沒收的文物財寶，究竟去了哪？

“那年頭”抄家沒收的文物財寶，究竟去了哪？
www.creaders.net | 2022-02-20 17:42:20  有思想的豬 | 3條評論 | 查看/發表評論
北京東城區府學胡同36號，是一處豪華的四合院，由東西兩組院落組成。 　　這個大院在明代是明思宗田貴妃之父田琬的宅第。清康熙年間為靖逆侯張勇宅，道光、鹹豐年間，誌和購得此宅，原稱“天春園”，後易名“增舊園”。同治帝遺孀敬懿、榮惠二太妃曾在此居住，後被天主教神學院購得。1966年以前歸北京市東城區黨校所有。   　　1967年為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後改為北京市文物管理處。1979年起，由北京市文物局使用。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破四舊”過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書、玉器、瓷器、字畫等文物。 　　按照中央指示和黨的政策，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書文物清理小組”，負責清理北京市十八個區縣的“紅衛兵查抄戰果”，登記造冊後，將這些文物、古書大部分集中在府學胡同36號院或孔廟保管，準備運動後期落實政策予以退還。 　　由於這裏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書、字畫、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國寶級文物，進駐軍宣隊後，為了“全心全意地為無產階級司令部服務”，在軍宣隊領導下專門成立了“首長接待組”。 　　自那以後，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張春橋、吳法憲、葉群、溫玉成等，你來我往成了“文管處”的座上客。為了接待首長，還特意開辟、裝修了一處溫馨舒適的“首長接待室”，內藏抄家的古書字畫、文物等稀世珍寶。 　　這些“首長”定期、不定期地多次來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搶掠侵吞大批的珍貴文物。一時間，府學胡同36號院門前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最多的時候，“首長”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紅旗”等高級轎車一下來了九輛，從院子裏停到院外胡同口。 　　而且每次“首長”來，交道口交通隊必定增哨加崗，路兩邊戒嚴。因此，當時“文管處”在寬街一帶小有名氣。 　　鄰裏之間甚至傳言：別看外麵掛著“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的牌子，裏邊是“文二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二辦公室）。就連廚房的大師傅喻慶福臉上都增光，每次到寬街副食店買肉都不用排隊，大家用神秘羨慕的眼光看著這位從“文二辦”來的大師傅。 　　據不完全統計，“四人幫”一夥來“文管處”共計94次，掠走瓷器、玉器、筆墨紙硯、書畫、金表等共計5738件，各種書籍、字畫47275件。 　　這些文物古書大多是價值極高的珍品。他們來了之後，毫不客氣，什麽都要，隻要接待人員介紹，好的，老的，他們就打包帶走。 　　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說：“我們這些首長都是無產階級出身……我們都沒錢……作風正派，我們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連喝杯水都要給錢的，你們呐，就象征性地多少收點兒。” 　　於是“軍宣隊”領導就心領神會地象征性收款。規定凡石章類：雞血石、田黃石，幾毛錢一塊；壽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錢一塊。此外比較珍貴的文物如： 　　乾隆自用琺琅彩金懷表1件，付款7元。 　　翡翠荷葉青蛙洗1件，付款1角。 　　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1件，付款1角。 　　明代吳天章款墨1錠，付款2分。 　　象牙杆狼毫筆1支，付款1分。 　　全套二十四史711冊一套，付款10元（配金絲楠木匣）。 　　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 　　其中，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圖》，蘇軾《鬆石圖》等珍貴文物；陳伯達劫得宋拓《道因碑》、《漢石經》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三保太監下西洋》等珍貴圖書文物。康生劫得宋拓《熹平石經》、黃庭堅草書《臘梅三詠》僅支付5元、《金瓶梅》等12080冊善本及大批珍貴圖書拓片、繪畫、書法和名貴的印章，另有各種石質的硯台多達500方。 　　更有甚者，邱會作的兒子結婚，竟然到文物管理處要鋼琴。當時某領導打算把查抄鄧拓家的鋼琴給他（就在開會的禮堂放著）。邱會作老婆說：“太舊了，不要。”不知道誰出的餿主意說：“天主教南堂的鋼琴好，德國造的。”於是某領導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調撥那架鋼琴。無奈，天主教南堂屬於宗教局管轄，此事沒有辦成，才算罷了。 　　由於“首長”經常“光顧”文物管理處，保衛“首長”安全是件頭疼的大事。軍宣隊負責人常凱多次向有關部門請示，在院子圍牆上架電網、進駐部隊警衛，確保首長安全。上級領導部門遲遲沒有批準。在居民區院內怎麽能拉電網呢？ 　　事也湊巧，1970年夏，晚飯後“天天讀”時間，大家都在自己的辦公室學習毛澤東著作。隻有李新乾和袁增信二人在羽毛球院內“一幫一，一對紅”談心。其中不知道誰一抬頭，看見房上似乎有個人影“嗖”地一晃沒有了。這還了得！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特別是羽毛球院，緊鄰“首長接待室”。 　　二位立即到辦公室向軍宣隊報告：“發現房上有人。”軍宣隊領導立即趕赴現場，同時拉響了戰備鈴。鈴聲就是命令，大家紛紛從辦公室跑出來集合。隻見常凱同誌從前院跑步到後院和大家說：“同誌們，有情況！根據李新乾、袁增信的反映，他們二人發現羽毛球院房上有人，今天誰也不準回家，各隊給我搜，大家分散活動，各自為政，抓不著階級敵人決不收兵！” 　　府學胡同36號院子大，前後院好幾層。隻見大家有搬梯子上房的，有在院裏犄角旮旯搜索的，折騰到淩晨一點多，什麽也沒找到，連個人影也沒看見。這時候常凱把李新乾、袁增信找來，問：“老李，你們倆到底看見啥了？”李新乾嚇得也不敢肯定了。說：“可能……可能是貓吧。”這時候常凱也火了，說：“你們那麽大的人了，連個貓和人都分不清，白活了！” 這時大家都在院子裏等著宣布解散呢。常凱轉過臉對大家說：“同誌們！我們第一次戰鬥結束，但我們不能說是勝利，因為沒有逮到人。這樣吧，我看道遠的和女同誌先回去吧。道近的全留下，繼續警戒，決不放走一個壞人。” 　　於是有我和郭仁、李偉、張寧、劉精義、喻震等幾個住在地安門東大街113號的男同誌全部留下繼續巡邏。 　　為了吸取教訓，軍宣隊再次申請安裝電網和派武裝警衛。不久，經審批，有關部門派來某部隊一個班的警衛，白天持槍站崗，夜裏巡邏。36號院子四周也架起了高高的電網。 　　公安部門有規定，在市民住宅區內不許拉電網，而府學胡同36號院情況特殊，經批準拉“假電網”（鐵絲網是真的，隻是拉一根電線掛上幾個紅燈炮兒），到了夜裏電網上紅燈一亮，可謂壁壘森嚴。從此，更增加了36號院的神秘感。 　　警衛持槍站崗，可苦了廣大職工。隻要“首長”一來，大門緊閉，然後在院裏戒嚴。所有職工隻準進不準出，不準打電話，不準在接待室的院落走動。尤其是中午快下班的時候“首長”來了，誰也不能回家吃飯。等著“首長”走了方可解除禁令。 　　一般的“首長”來都好接待，隻有江青來了不好伺候。首先接待室要求一年四季恒溫21度，夏季好辦可以安空調，冬天就難辦了。當時“文管處”沒有暖氣，各辦公室冬天都是自己生爐子。 　　而接待室不能生爐子，怎麽辦？於是經協商從隔壁的婦產醫院鍋爐房挖管道，把暖氣管接到“首長接待室”，而燒鍋爐我們另派自己人一一劉景春負責。由於接待室離鍋爐房遠，要把室內溫度控製在恒溫21度談何容易。特別是江青來了，室內溫度高了、低了都不行。鍋爐怎麽燒？ 　　如何通知劉景春？最後經研究用“聲控”辦法。在接待室和鍋爐房之間安一電鈴，以鈴聲為號：“二長一短”溫度高了，“二短一長”溫度低了。這邊聽著鈴聲燒鍋爐，溫度低了好辦，多加兩鏟子煤，把火燒旺，溫度自然上去了。溫度高了往下降，不好降。而且往往是室內溫度在25度－27度之間，江青來了。這時候接待室同誌使勁按降溫的鈴聲。隻見劉景春這邊忙得滿頭大汗，從鍋爐裏往外扒煤，封火，可讓溫度迅速降到21度，何其難也。 　　原來文物管理處的大門口有一個小緩坡，“首長”的汽車大而底盤低，汽車拖底時有發生。一天葉群來文管處，出門的時候汽車底盤拖底卡在緩坡上，出不去也進不來。這時候看傳達室的劉清源招呼幾個身強力壯的人，大家喊著號子連抬帶推，楞把汽車給推出去了。大家就這麽使勁抬車，葉群心安理得地坐在裏麵也不下車。 　　於是大家自嘲地說：“過去見過抬轎子的，沒見過抬汽車的，今天長見識了，讓哥兒幾個嚐嚐抬汽車的滋味。”為了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由軍宣隊出麵聯係市政工程部門。由於“文管處”部門特殊，很快市政施工人員前來，將大門口的緩坡降為平地，並鋪上了瀝青。 　　此外，為了更好地服務於“無產階級司令部”，給“四人幫”一夥人提供方便，軍宣隊還特意在36號後院專門開辟一間小屋，讓金石篆刻家傅大卣先生給“四人幫”刻圖章，在硯石上刻銘。 　　江青曾在一方白壽山石上刻“製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上鐫刻“君向瀟湘我向秦”，在一方田黃章上刻“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製怒”二字，引自清代林則徐手書，告誡自己要控製自己內心怒氣，等待時機再求一逞。“君向瀟湘我向秦”是唐代詩人鄭穀《送別友人》七絕中的末一句，原意是離岐分手各自東西。“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是唐朝李商隱題為《賈生》的七絕中後兩句，而江青引用此句作為“閑章”有其政治目的。康生、陳伯達請傅大卣先生刻的閑章中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進思盡忠思退補過”、“知無涯無涯無極”等等。從這些閑章中可以看出，江青等人預料自己所作所為的反黨罪行早晚會暴露。因此每天都小心翼翼，苟且偷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感到自己末日就要降臨。 　　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夥在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大肆掠奪盜竊國家珍貴文物。康生雖然在閑章中刻有“大公無私”、“歸公”。事實是如此嗎？他們打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幌子，到處招搖撞騙。以大公無私為名，行貪得無厭之實。他們用畢“歸公”了嗎？沒有，而全都保存私囊據為己有了。 　　1980年，國家文物局曾在內部舉辦過一個“四人幫”等人盜竊國家文物展。從數量到質量，康生第一，陳伯達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謂盜竊文物，大多直接從故宮調出，或從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直接拿走，或廉價購買。 　　我在府學胡同這個大院裏生活工作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風風雨雨的十年基本在這裏度過，經曆了各種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目睹了“四人幫”對文物的貪欲，大肆掠奪黨和人民財物，用仨瓜倆棗的錢將貴重的私人物品占為己有。1979年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從府學胡同36號院遷往北海北門，在這裏我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從一個普通文博工作者邁入了考古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