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戰場遊記之84：通道會議不在通道舉行，更不是毛提議舉行的（上）

古戰場遊記之84：通道會議不在通道舉行，更不是毛提議舉行的（上）

         1934年12月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遭受重創之後，全軍由從江西出發時的八萬多人銳減到三萬餘人。高級領導層對當時負責軍事決策的“三人團”的瞎指揮普遍不滿。這種情緒在行軍至湖南貴州交界處時就下一步進軍方向爆發激烈爭論，今稱“通道會議”。它對於中央紅軍的命運有決定性的意義。

鐵血網上ZT來的中央紅軍行經通道地區地圖：

       這次會議之後的25年中，外界竟對它一無所知。拉開這道帷幕第一條小縫的是劉伯承。 1956年7月中央軍委為紀念建軍30周年準備出版軍事曆史回憶錄叢書《星火燎原》，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丁芒接受任務，根據他（應該在1957年4月，反右前夕）向劉伯承采訪約半小時（因為劉身體欠佳，無法久談，但他為丁安排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陳伯鈞來介紹長征）的記錄寫出《回顧長征》一文。其中有這樣的一小段表述：“部隊在十二月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後，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隻有毀滅”。此文發表於《八一雜誌》，後又收入《星火燎原》第三卷首篇。因為此文這一段講了紅軍占領通道城後毛堅決改變行軍路線的主張得到實施挽救了紅軍， "通道轉兵" 的說法才開始流傳開來；當時是否曾經召開、什麽時候、在哪裏召開這個會議，劉伯承並未明確提及。丁芒後來因其他原因被打成右派分子，2012年才知道劉伯承曾給他寫過信，信中請他關於事例原則問題還需請軍委常委諸同誌審核確定：

        1958年，劉伯承也因所謂“教條主義”罪名被批判，前台打手是彭德懷，後台這裏就不用說了。通道是否曾經開過會議，文革前沒有定論，甚至也沒人提過。1971年通道侗族自治縣黨政部門為了核實是否開過這個會議，首次向懷化地委及湖南省委詢問，再由省委上報問詢中央軍事委員會。1971年7月7日，鄧穎超第3次來到中國革命博物館進行參觀審查，看到長征主題的陳列部分時，鄧穎超對工作人員說：“上次你們提的問題，回去我問了恩來同誌，在長征途中是否召開過黎平會議和通道會議？恩來同誌講是有，開過黎平會議和通道會議。”這樣，“通道會議”的名稱才在後來的黨史書籍中確定下來。1973年，已經移居東德的李德出版他的《中國紀事》一書，裏麵說：“在到達黎平之前，我們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會上討論了以後的作戰方案。在談到原來的計劃時，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麵戰略要地急趕的周（小百臉注：指周渾元。實則此時周部的位置還遠在武岡東北，遠落在紅軍後麵5－6天。有條件急趕搶占西麵戰略要地的中央軍隻能是北麵的吳奇偉部，大約落後２－3天路程）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係。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蕭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對於毛澤東和其他與會者的態度，李德是這樣寫的：“毛澤東又（請大家注意這個“又”字，它說明毛在這以前確實堅決地行使過反對的權利）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李德的描述證明這次會議是一次”飛行會議“，即匆促、非正式、很可能沒有記錄的會議。雖然博周李“三人團”可以太上皇身份借軍委名義發號司令，但毛作為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在政治局、軍委正式會議上一直有發言權和表決權。反而是李德（他既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是軍委委員，隻不過靠著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名義和博古的盲目崇拜而發號司令）倒沒有表決權。正如在湘江戰役前的禾塘會議一樣，那次的表決票數是３（朱博周）比３（張毛王），但主席朱德的一票起了最後決定作用，真正＂在危難中挽救了紅軍＂，要是那時向北轉可就完了。

通道縣委辦公室工作人員姚奉彪手繪的紅軍過通道地區行軍圖，中央縱隊為粗劃紅箭頭：

       時任中革軍委副總參謀長兼軍委縱隊先遣隊司令員張雲逸奉命於1934年12月11日率軍委先遣隊從流源出發，在兩江口架橋過後經地連、芙蓉到達附近的下金店(殿)，調查入黔的道路情況。當時的通道縣很小（按照該縣曆史沿革，當時大約隻有六百多平方公裏），縣治在縣溪鎮。芙蓉屬湖南綏寧縣，從芙蓉向西7公裏過牙屯河即是貴州省黎平縣界。（1951年後，隨著行政上成立侗族自治縣，通道縣麵積擴大約3倍多，達2225.4平方公裏，縣治也移至雙溪鎮）。12日，張雲逸將調查的情況寫信給朱德和周恩來，同時在信中還附了一張行軍路線圖。中央軍委兩個縱隊於12月12日已到達綏寧縣西南邊境芙蓉苗寨會合宿營（在通道縣城縣溪鎮南30餘華裏）。隨軍委第二縱隊行軍的陸定一長征時任軍委宣傳部長，他的日記說：“12月12日晴、軍委二縱隊到芙蓉附近，野戰司令部（一縱隊）到芙蓉”。隨軍委第一縱隊行軍的軍委三局政委伍雲甫日記也記載：“12月12日大隊伍六時出發，餘守候一分隊‘5393’、‘5413’、‘5458’等台電報，下午到達芙蓉宿營。13日 晴從芙蓉出發，經蘆(爐)溪到播陽。”

通道縣曆史沿革：

黨史專家石仲泉介紹他詢問通道縣委辦公室工作人員姚奉彪為什麽恭城書院會被錯誤地定為通道會議地點：

       這次會議已經過去八十六年了，參加者、知情者都早已作古，我們隻能根據原始資料來判斷或推斷當年的事實。我認為，其召開日期無疑在1934年12月12日，因為在此以前的幾天中，博周李朱所在的軍委一縱隊和張毛王所在的二縱隊並不在一起行軍並宿營。隻有12月12日，一、二縱隊同時在當時的綏寧縣芙蓉村宿營，所以會議也應該在芙蓉村某處召開。由於劉伯承元帥回憶此事的1957年，芙蓉村已劃歸通道侗族自治縣縣管轄，現在稱為“通道會議”也說得過去，但它召開時確實不是在通道縣。有人提出會議在牙屯堡外寨召開，我覺得其證據太勉強（就是說當天那裏某村外寨有個叫什麽名字的村民討媳婦。八十多年前一個村民討媳婦的日期誰記得清，能說明什麽？某些人士為利益因素而造假的例子我們見得太多了）。而且，牙屯堡當時屬貴州黎平縣管轄，不屬通道縣更不屬湖南省。會議次日，一軍團直屬隊的總支書記肖鋒（他也天天記日記）在牙屯堡鄉一間祠堂見到周恩來，因為軍委正趕路去播楊鄉要經過牙屯堡。牙屯堡去播楊鄉不經爐溪，故之更佐證會議在芙蓉村舉行。時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在談到通道會議時曾指出： “ 一縱隊是指揮機關， 二縱隊是隨軍委行動機關， 我沒有過縣溪浮橋 ， 在通道老縣城召開通道會議是不可能的。 ” 時任一軍團十五師政委的肖華也回憶說 ： “ 進到通道城的隻有一軍團的二師、 九軍團主力和一軍團的十五師， 其他部隊都沒有進到通道老縣城。" 以此證明通道會議不是在縣溪鎮 （ 恭城書院所在地）召開。不管如何，軍委縱隊根本沒進過通道縣境內，所以會議絕無可能在恭城書院舉行。中共黨史專家石仲泉考察通道會議時問過當地縣委辦公室工作人員姚奉彪。姚說：通道會議其實並不在恭城書院召開，而可能是在鄧穎超記憶中一戶正在娶媳婦的鄉民家中開的。那為啥又將會址安在恭城書院呢？因為當時要紀念紅軍長征60周年，上麵催得緊。六十年過去，那間鄉民住宅誰也說不清在哪了。地方領導隻好將非常堂皇氣派的書院掛上牌子隆隆重重地就開場了。下麵這些現在的擺設和蠟像全是想象中的傢夥：
         

現在的恭城書院紀念館仍告訴參觀者會議在書院召開（這實在很不嚴肅，但符合中共一貫德性）：

恭城書院現在被定為通道會議地點，這是外觀：

真正的會議地點：

 

注：根據上麵所附的通道縣曆史沿革，1951年8月，貴州黎平縣洪州區飛地牙屯堡、頭所、五所、黃柏、地了等村寨及插花地寨什、鄧團、池喇、地雍等村寨劃入通道管轄，縣域麵積擴大約10.5平方公裏；同年11月，綏寧縣八區劃入(原民國時期的石岩鄉、蓉江鄉、半裏鄉)，麵積約1000餘平方公裏。1954年10月，廣西三江縣八區高步、橫嶺兩鄉劃歸通道，劃入麵積約285平方公裏。1957年3月，原屬綏寧縣的溪口鄉和樂安鋪鄉的龍塘、杉木橋、聯團、小水等地劃歸通道，劃入麵積295.5平方公裏。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