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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戰場遊記之82：《血染的紅山灣》續集——西路軍失敗原因探討（中）渡河中
這一期間的重要事件：四方麵軍三個軍西渡黃河；蔣介石到西安布置“通渭會戰”，胡宗南、毛炳文部緊急西進控製黃河渡口；共產國際將支援物資交接地點改為哈密。
渡河前後這十來天是個節骨眼，上述幾項重要變化都在這幾天突然發生，對未來西路軍的命運至關重要。所以我想暫時停下來澄清下麵九個問題：
（一），10月24日開始的由中央軍委布置30、9、5軍在靖遠的渡河到西岸，和 9 月 22 日張國燾在岷縣計劃的全四方麵軍在永靖、循化渡黃河到青海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前者是為著執行中央軍委策劃的寧夏作戰計劃，是為獲得蘇聯援助、打通國際路線而進行的，方向向北，目標中蒙邊境。10月18日，共產國際通知中共中央，明確了援助物資的數量和具體接運方式。電文說：“負責供給一百五十輛汽車，並保證提供司機和所需的汽油，以便來回兩次將貨物運到你們指定的地點。但貨物不象你們二日來電所要求的那樣多，它大約有五百五十噸至六百噸左右，其中沒有飛機和重炮。……為此，你們必須派遣足夠數量的武裝部隊到外蒙邊境來接收貨物和擔負沿途保護的責任。“本文上集登錄後，有網友提出到定遠營接物資這個方案不現實，遠而且難。我的回應是：“當時軍委對馬家軍作戰能力嚴重低估，對寧夏的馬鴻逵就更看不起。至於蘇聯物資怎麽送、送哪裏，中共沒有發言權。”
後者則是當時仍與“中央”平起平坐的張國燾“西南局”企圖利用手中仍占超過全部紅軍一半的兵力遠離陝北張聞天“北方局”，途經青海再翻越祁連山到甘涼一帶去建立自己的根據地以與中央分庭抗禮，方向向西，目標河西走廊。即使在張國燾已經表態服從中央後，他完全可能仍抱有由四方麵軍在河西搞個獨立地盤，進則可以繼續掌控大權，退則避免清算鬥爭的局麵（盡管毛彭沒有書麵證據擺出來，但心中是這麽估計的。毛在渡河前後這幾天，多次發絕密電給以西方野戰軍司令兼政委身份駐打拉池紅軍總部的彭德懷，要他提防”國燾的動搖性“，我覺得毛估得不錯，恐怕陳、徐渡河初期心中也有著類似打算。但是毛在西路軍陷入困境、危境時仍以此曆史“錯誤”成為一個把柄指責、威脅陳、徐及整個西路軍領導層就未免太無理和霸道）。
（二），誰是“中央軍委”？中央軍委當時的全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1931年12月25日在瑞金成立。為全國紅軍最高領導和指揮機關，實施委員會集體領導製，共有委員15人。在政治上受中共中央領導（所以才有蘇區及長征期間“三人團”騎在頭上以軍委名義發號司令）。從它成立之日到1936年9月，主席一直都是朱德。但是，1935年7月18日蘆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任命張國燾代替周恩來成為紅軍總政委，握有全軍指揮權。一、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後又在沙窩分左、右路軍北上，朱德與張國燾在左路軍，張聞天、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右路軍。期間周恩來患肝膿瘍病危，被抬著過了草地；張聞天不諳軍事。與陳、徐分裂之後在9月12日俄界會議（周恩來依然病重）上毛澤東被推舉為陝甘支隊政委（司令彭德懷）。這是長征以來毛澤東第一次名正言順指揮一支部隊，中革軍委實際上已不再存在。到達陝北與15軍團會合後在甘泉縣下寺灣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會上建議：“現在對外暫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稱較為適當”，不用”中央“或“中央軍委”名義，但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軍委），由毛澤東任書記兼紅一方麵軍政治委員，周恩來、彭德懷為副書記。現在大陸那些長征電影，裏麵戰士叫“毛主席”、”周副主席“是不可能的，整個長征中周比毛更大粒。即使遵義會議後，毛仍是周的助手。1936年12月7日，紅一、二、四方麵軍會師後，統一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組成，委員23人，毛澤東任主席團主席，周恩來、張國燾任副主席。張聞天、毛自此以“中央”和 ”中央軍委“ 正式發號司令。但在此之前，當張國燾認輸給西北中央局之後，毛仍是可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軍委）”合法指揮第四方麵軍的。
即使毛正式成為”中央軍委主席“，也不是就可以無條件地號令全軍。因為（1）中央軍委是委員會集體領導製度；（2）軍委要接受中央政治局領導，重大問題須由政治局會議表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仍是張聞天。譬如，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會議上，領導層就抗戰形勢、政治路線、基本方針和策略展開熱烈討論。毛提出＂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兵團，以及向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一部分與會者並不同意，認為戰局很嚴重，應該早出兵，把大部分軍隊開到前線，要配合國民黨軍隊多打大仗。會議最後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調和了兩種意見。會後林彪照樣在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支持下，違背了毛的指示，將115師全部投入平型關大戰，並取得勝利。請參閱：《古戰場遊記之二十：不屈的平型關》。
我在【古戰場遊記】係列的整個長征過程中（大約十多篇，四十來集）描述毛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在上述框架內，沒有升他一天的官也沒有降他一天的職，評論盡量實事求是。haobuhao網友指出《古戰場遊記之四十七：黎平會議的前前後後（上）》一文的事實正確，解讀錯誤（原文是：”你提供的材料並不支持你這說法“）。讀後我思索了好幾天，覺得他的見解正確，因而在《下》集完全改過來。還有很多其他跟帖，全是”因為他能當上皇帝，所以衣裳一定漂亮“之類的，我覺得就不用回帖。預計本集登錄後，扔磚的肯定不會少，我仍是同一態度。（順便說一句：該文登錄後，又讀到黨史專家石仲泉考察通道會議的一篇文章。裏麵說：通道會議其實並不在恭城書院召開，而是在鄧穎超記憶中一戶正在娶媳婦的鄉民家中開的。那為啥又將會址安在恭城書院呢？因為當時要紀念紅軍長征60周年，上麵催得緊。六十年過去，那間鄉民住宅誰也說不清在哪了。地方領導隻好將比較寬大像樣的書院擺上些舊桌子椅子，找了些老馬燈茶壺杯子什麽的擺設，再掛上牌子隆隆重重地就開場了。）
話說回來，毛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期間確實彰顯了他政治和軍事方麵的遠見卓識。他提出（1）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 （2）進軍敵後開辟根據地，放手擴張地盤和軍隊，不受國民政府限製。這兩條揚長避短的基本戰略奠定了中共後來奪取全國政權的基礎，其成功實踐贏得了毛在全黨的領袖威望，首先是高級政要和將領的折服，順理成章並在共產國際點名支持下成為中共主席。例如，原來主張運動戰為主的林彪在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麵都非常理想的平型關伏擊戰中仍然損兵折將，令他在戰後二十來天就寫出《平型關戰鬥經驗》，裏麵承認：”八路軍不適宜過多集中兵力作運動戰；遊擊戰在敵後非常重要；山地戰鬥能讓我軍發揮優勢“等等，完全是毛在洛川會議的主張。
然而，因為毛在奪取政權過程提出過正確主張（或叫路線），獲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就將他抬到至高無上、不容反對的決策地位，尤其是賦予他任意對其他人生殺予奪的權力，太監黨跟風舔媚拍馬，最終讓他腐化墮落成為一個荒淫無道、禍國殃民的暴君，則是中共的最大錯誤和罪惡。始作俑者劉少奇、林彪最終被自己高高舉起的大石頭砸爛了天靈蓋。革命的勝利固然是領袖們集體領導的智慧、共產黨人英勇奮鬥的成就，但更是全國幾億人民相信中共的“民主”承諾，唾棄國民黨獨裁政治的結果。建國後就沒有理由堅持一黨獨裁，更不應該讓一個人獨裁。毛的所作所為就是篡黨篡國，自己最終也落到人亡政息、遺臭萬年的下場。
（三），如前（一）所述毛、彭和張國燾之間的猜忌，中央軍委（毛周）、紅軍總部（朱張）、西方野戰軍指揮部（彭）、河西部隊指揮部（陳徐）在渡河初期的行動規劃常常相互抵觸。譬如10月24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建議：“渡河成功時，9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鬆）、31軍尾30軍後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麵發展。”得到朱德、張國燾同意。但報軍委後，毛要求9軍暫不渡河，“以9軍以外之一個軍接30軍渡河”。理由是9軍要作為主力留在河東阻擊南敵，待擊退南敵後再在中寧（屬寧夏）渡河。本已在河邊待渡的9軍因而東調。但在彭德懷10月25日16時的電報中也讚成9軍渡河後，毛又改變主意，要9軍再西轉渡河，同時悄悄告誡彭德懷（絕密）：“國燾有出涼州不願出寧夏之意，望注意。”徐向前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渡河階段的往返調動很有異辭：“9軍雖已開到河邊，但不得不待命行動。部署變來變去，我們很著急。”更離譜的是：31軍（軍長蕭克，政委周純全）本已接紅軍總部命令接9軍後渡河，中央軍委10月29日也批準了，就是因為彭德懷懷疑是張國燾搞的鬼，扣下了31軍。徐向前一直堅持全部五個軍都渡河的建議，當然更不可能（你們想把四方麵軍全拉過去搞獨立王國嗎？）。最後改為隻派最弱的5軍（由原一方麵軍5軍團和原四方麵軍33軍組成，但不及一個師的戰力），而且是在5軍守衛渡口被毛炳文部追殺，危險之際匆忙渡河逃命並加入河西部隊的，可說是就坡下驢之舉。
（四），全部渡河的這21800人的隊伍戰鬥力如何？機關、醫院、傷病員及勤雜人員占40%左右。紅三十軍7000人，槍3200支，每支槍子彈25發；九軍6500人，槍2500支，每支槍子彈15發；五軍3000人，槍1000支，每支槍子彈5發；騎兵師200人馬，槍200支，每支槍子彈25發。經過天全、蘆山戰役，二爬雪山，三過草地，全軍早就沒有任何重武器。所以他們對蘇聯承諾的20000支步槍、8門火炮、12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彈藥非常期待。可是隨即蘇方又將交貨地點由寧夏定遠營改到新疆的哈密。（11月1日，朱德、張國燾在關橋堡會見林育英後還致電陳昌浩、徐向前，稱蘇聯援助的軍用物資已準備好，何時到達定遠營尚待通知；11月3日 中央書記處又接到共產國際書記處及王明、陳雲來電，稱：“現已經決定目前不采用從外蒙幫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你們能否可能占領甘肅西部來接收？並請告如何接收辦法及你們采用何種具體運輸。”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的這份電報，迫使渡河紅軍方向改為向西進軍，造成一、四兩大方麵軍分離。其實定遠營也不容易去，光穿越騰格裏沙漠就得4天以上，但至少兩軍不會分隔得太遠。）。自始至終，西路軍沒有收到蘇聯一支槍。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蘇聯輸送中國的武器全都交給了重慶的國民政府。畢竟斯大林”援華“目的是”保蘇“， 而當時隻有老蔣才做得到。
（五），9月底蔣介石已經解決兩廣事變。10月10日，他將原由河南調往長沙阻擋兩廣叛軍的胡宗南部四個師緊急開回陝西南部。10月22日（正是30軍渡河前兩天）他來到西安布置“通渭會戰”。令胡宗南部第一軍推進至秦安、清水地區，王均部第三軍兩個師及關麟征部第二十五師向天水、甘穀集結，毛炳文部第三十七軍向隴西、武山、榆盤集結；東北軍於學忠部從蘭州抽調兩個師前進至定西，王以哲部控製平涼、隆德、靜寧一線，董應斌部抽兩師推進至固原一線策應；馬步芳、馬步青部沿黃河西岸築碉防堵。企圖在西蘭通道地區與紅軍決戰，一舉殲滅。其頭號主力胡宗南、毛炳文部乘西蘭公路交通之方便迅速西進，隻有輕武器的河東紅軍部隊抵擋不住向北麵寧夏方向退卻。隻有五軍西渡避鋒，並加入河西部隊。渡口為蔣軍控製，加上（三）所述定遠營蘇聯援助物資已無望，《十月份作戰綱領》（寧夏作戰計劃）無奈放棄：
（六）10月底的西北地區，秋收早已結束。陝北的軍糧已告罄盡，籌糧、籌款、籌棉、擴紅均極困難。更不要說三個方麵軍（包括25軍）都是來自南方，衣著單薄，戰士不適應北方嚴冬天氣。河西走廊土地貧瘠，幹旱缺水，堡寨稀疏，戈壁廣布，往往走幾十裏地才有一個小小的堡村。氣溫可低至零下30－40度。再堅強的戰士也是人，凍死、餓死的不在少數，尤其是傷員。每個傷員發三塊大洋留地方自謀生路，被馬家軍認出就殺頭。
（七），張學良、楊虎城之間是有矛盾的，他們與陝北紅軍之間的聯盟其實也並不怎麽鞏固，尤其是當老蔣來到洛陽督戰之後。張、楊與紅軍之間都不相互信任，而且與形勢走向有很大關係。東北軍於學忠（時任甘肅省省長）三個師駐守蘭州，當省長卻在甘肅說不上話。駐蘭州的西北“綏靖”主任兼第三路軍總司令朱紹良是蔣的嫡係，實權人物，隻有他才能說得動馬家軍。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曾寄望於張、楊調停平息馬家軍與西路軍的戰事。但隻要蔣介石不想真心介入，朱紹良也就裝聾作啞，張學良再想幫忙也沒有用。反而讓西路軍因為等候調停而貽誤了突圍返回河東的時機。
（八），今天複習當時那些軍事電報，從10月11日《十月份作戰綱領》發布到次年3月西路軍覆滅，第四方麵軍的行動都是遵從中央軍委的直接指示和命令，或通過朱張紅軍總部轉達的指示和命令。在張毛周、朱張、陳徐的意見有所不同的時候，最後總是以陝北中央及軍委意見為定。除1937年3月11日西路軍全軍覆滅前最後幾天，倪家營子糧盡彈絕的殘軍違背2月26日軍委主席團“固守50天”指示而無奈向祁連山突圍並絕大部分犧牲外，整整5個月的奮戰中，我在這裏麵找不到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任何違抗命令的行為。最典型的是：2月12日，軍委致電已經非常困難的西路軍，要求他們“放棄東進計劃，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堅持，建立根據地”。本來已經突圍進到威敵堡、可以君命有所不受的陳昌浩戰戰兢兢怕“又犯政治錯誤”，明知回倪家營子是死路一條，還是不顧大家反對，強迫全軍扭頭西轉，閉著眼睛往火坑裏跳。將西路軍的失敗說成“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最後的破產”，無論如何說不通。難怪當事人一有機會就要申訴、翻案，更難怪知情人要為他們打抱不平。
（九），中央軍委及其他高級將領沒有一個人對馬家軍的作戰能力有正確認識。唯一和馬家軍打過仗的是5軍軍長董振堂。他8年前在馮玉祥西北軍手下當十一師當參謀，那時在永登與馬家軍幹過。對方一觸即潰，望風而逃。所以董振堂認為馬家軍武器低劣，訓練水平低，作戰能力不強，渡過黃河打垮馬家軍應該沒有多大問題。其實，1928年時馬家軍的戰鬥力確實不怎麽樣。當時和董振堂作戰的馬家軍，三日一操練，半年一會操，多數士兵就是為了掙點銀子養家，所以甘肅、青海一帶有“隻吃糧，不當兵”之說。但董振堂離開西北軍後，馬步芳掌握了馬家軍。河西走廊自古就是商旅通道，也是盜匪猖獗的地方。那裏的農、牧民散開來可以種地、放羊當良民，結起夥來便能殺人越貨做土匪。左宗棠任陝甘總督平回亂時也很頭痛，描述該地“賊剽銳殊甚，遇堅軍則轉瞬不見蹤跡，遇暇軍則有隙即入，亦不即招架，非長毛（太平天國）所能。”馬步芳掌權後大力在甘、青地區整飭綱紀，強迫將回、漢居民組織成紀律相對嚴明的民團（他將之稱為“壯丁司令部”）。他在保定軍校學習過，也在西北軍幹過，此後借鑒西北軍的訓練方法，使軍隊（正規軍和民團）的素質發生了重大變化，正規軍購進新式武器。尤其是騎兵在相對平坦的河西走廊進退自如，機動靈活。紅軍大部隊行動根本攆不上他們。但他騷擾你時，你走一個鍾頭的路，他十多分鍾就趕到了。即使民團也都是騎馬作戰，來無形、去無蹤，真正有朱毛紅軍在江西打遊擊時“十六字方針”的架勢。論氣候（天）、地形（地）、民情（人）都占了大便宜。為了他們的地盤，拚起命來比豺狼還凶狠（ 馬步芳最常掛在口頭的口號是：”寧死一萬人，不丟一寸土“）。徐向前、陳昌浩，甚至毛澤東、張國燾全都大大低估了馬家軍的作戰能力，以為可以當軟柿子捏想在那裏建立根據地。這是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失敗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