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推行的三波土地改革（上）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推行的三波土地改革（上）

        今天報載：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8月26日頒布第三十二號主席令，新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將於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看來，中國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終於掃清了最後的法律障礙，幾十萬億美元的土地財富將被釋放出來。中共依靠壟斷城市土地資源實施財政擴張的曆史將被終結，中國巨大的土地財富將被進一步激活，並且重新分配。對於這一措施，將對未來中國前途發生的重大影響，大家會拭目以待。我認為台灣的三波土地改革有預期參考意義，冒昧在這裏胡說一番。

 

       在討論台灣土改之前，我們最好先看看其 5 年前在日本曾經發生過的幾乎一模一樣的先例。

 

       1945年8月30日下午2時5分，麥克阿瑟的座機降落在東京機場。當這位腰間別著原子彈的五星上將踏上日本土地那一刹那，他見到的是美軍製造的一片滿目殘垣。（ 記得1980年代我來到加拿大，萬聖節一位同事帶來一個雕成鬼臉的南瓜。科裏的日本婆說：我母親生前一見到南瓜就惡心，她年輕時天天吃這玩意度日。） 那時日本總人口有7千多萬，國會議員的工作午餐是一碗紅薯稀飯。盟軍總部從美國緊急調來350萬噸糧食（平均每人100斤）和20億美圓（平均每人28元）的經濟援助。同時解除日本武裝、解散財閥、審判戰犯、修改憲法、組織生產等等。其中一項重大措施是進行土地改革。

 

       戰前日本的土地製度是封建的寄生地主製，約有一半耕地集中在少數靠收取高額地租過活的地主手中。這種製度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發展，造成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民生活極為困苦，並加劇了農村中的階級矛盾，妨礙了社會的穩定。麥克阿瑟於1946年6月通過美蘇中英對日管委會提出土改方案，強令吉田茂政府推行：由國家征購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然後以分期付款方式（最長為24年期）轉賣給佃農；全國平均水田地價為年地租的40倍，旱田為48倍,。在村地主保有的土地為 3 町(每町約合1公頃)，超過部分由國家收購；每一農戶的自耕地不超過3町（北海道適當放寬）；殘存出租地（每戶地主最高不超過1町）的地租由原來的實物改以貨幣支付。至1950年，共有約1250萬町的土地被征購，475萬餘戶佃農(相當於農戶總數的75%)買到了土地，85％以上的可耕地轉到自耕農手中。這樣，日本農村中的階級關係通過改革發生了巨大變化：地主階層基本消滅，純粹的佃農僅占600萬農戶的5％。租佃關係已不再是農村中的基本生產關係，而代之以自耕農為主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小農經濟體製。這是占領當局所取得的最有深遠意義的成就之一，具有劃時代的曆史意義。它為日本經濟的迅速恢複和工業化建立奠定了牢實的基礎。

       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中，“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是一個重要目標。1924年他主持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民生主義被解釋為“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製資本”。同時宣告“由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和土地價稅法”。北伐初步成功後建立的南京政府在1930年製定了《土地法》，遺憾的是其中並沒有任何“平均地權”的條文，唯對於地租明確限定“租額為收獲總量的37.5%”  。但實際上後來連這一非常溫和的改革也從未正式實施。究其根本原因，是國民黨在農村的統治基礎正是豪紳地主階級。“革自己的命”是極難做到的 ,  尤其是在當時軍閥割據、動亂頻繁、內外交困的環境下更毫無作為。敗退台灣後，在國民黨“七大”所作政治報告中，老蔣坦白承認：“我們同誌人人都認定四年來反共戰爭的失敗是政府沒有實行民生主義”，而土地問題又是當時全中國最大的民生問題。

 

      1949年，台灣總人口約為782萬人，這其中 (外省老百姓+公務員約70萬，現役軍人60萬)。即是說，大陸新移台有130萬之眾，外省籍人口約佔總人口的16.5%  。突然增加這麽多外來人口，糧食、住房、就業等等問題極其緊張。加上大敗退帶來對前途的迷惘，台灣可謂風雨飄搖。當時台灣的土地製度極為不合理，土地分配嚴重不均，56.01%的耕地為隻占農村人口11.69%的地主和半地主所占有；剝削也極其殘酷，其苛重程度一般達到農民收獲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70%～80%。為維持其在孤島的政治統治，在當時“中美農村複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複會”）的策動下，國民黨當局從1949年起，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進行了一場較為徹底的土地改革。

 

         “農複會”是麥克阿瑟在日本土改成功的啟發下，在晏陽初的大力遊說下，美國國會在1948年的“援華法案”中納入的一項條款，為一個獨立機構提供資金（占每年美援的10%）。1948年10月1日，中華民國與美國依據所簽《中美經濟合作協定》，在南京市成立“中國農村複興聯合委員會”，由五名委員管理，其中三名是中國人、由中華民國政府任命，兩名是美國人、由美國總統任命。在國共內戰的最後一年，它除了擴大農藝和灌溉計劃外，還實施了減租，保障保有權和合作社的組建方案。但由於國民黨軍事上瘋狂土崩瓦解，“農複會”實際上在大陸未能起到作用。我曾在《我擁有的台灣郵票及其故事》介紹過它在台灣的第一波土改中起到的重要推動作用，同時也簡略地介紹了其過程。

 

（待續）

 

下接：《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推行的三波土地改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