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戰場遊記之四十八：我的外祖父為什麽要向危難中的南昌起義軍和周恩來伸出援手？（上）

古戰場遊記之四十八：我的外祖父為什麽要向危難中的南昌起義軍和周恩來伸出援手？（上）

揭陽市汾水戰役烈士紀念碑位於當年的激戰戰場中心——玉湖鎮汾水村竹竿山山頂。軍委副主席劉華清題字：

     這座紀念碑是１９７９年軍委常委粟裕到揭陽視察時指示興建的，他同時還題下“南昌起義軍山湖（小百臉注：即玉湖，我外婆的娘家）戰役烈士紀念碑”碑文。肖克將軍在揭陽巡視時也建議應該興建。但因種種原因（其中某些原因你懂的），紀念碑沒有建成。直到於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才開始動工興建，１９９９年１０月落成。

    我母親近百歲晚年時仍清楚記得１９２７年９月底那兩天恐怖的一幕：躺著傷員的擔架擠滿阿公（即我外祖父）外科醫局大堂，有些還擺到大門口。阿公整天都在手術室忙。飯都是阿嬤（潮州話，指我外婆）送來的。第三天，擔架和傷員全消失了，起義軍也不見魂影。李濟深的兵隔天就進了城，沒幾天阿公就讓他們抓走了。城門外天天有砍頭的，阿嬤和全家人日夜為阿公的生命心驚膽戰。

外祖父故鄉德裏陳氏族譜關於他為南昌起義軍服務的記載：

 

    外祖父叫陳德君，１８９５年畢業於汕頭福音醫院（英人辦的教會醫科學校）。我小時候曾見過他的畢業證書，簽發院長叫 Edward Leigh 。他在揭陽最繁華的新街夾中山路口開了一所德君外科醫局，兼有附屬藥房。在那光緒朝的濱海小城是最大的醫局。名聲頗盛，生意興隆。發了財的他除了將十個子女全送進學校外，還在故鄉的德裏鄉舊厝村購有四十五畝地，收租。在人密地少的潮汕平原，不算大地主也至少是中等規模地主份子。他絕對沒有政治上的理由支持打土豪分田地的共產黨。
  
外祖父晚年照片：

   那麽，他是為金錢去為起義軍服務的嗎？姑且不說那是砍腦殼的勾當，生活優裕的他犯不著冒那麽大的險。另一個有力的佐證是：兩年前，即１９２５年，周恩來將十幾個傷兵委托外祖父治療。外祖父不但精心治愈了，還分文不收。他平時為窮人治病也是免費或低費的。

外祖父晚年照片，攝於１９４７年。他背後我母親抱著的就是不滿周歲的小百臉：

  
     外祖父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他是否為著宗教或人道主義原因為南昌起義軍服務呢？這倒有可能。但他在出獄後對他當時救治傷員的動機和獄中狀況閉口不提。別人別說無從知曉，問都不敢問。

１９９４年我們為外祖父母掃墓：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因為我大舅在歐洲勤工儉學期間和一些早期共產黨人的交往，這就說來話長了。
    大舅叫陳典學，１９０２年生。１８歲時考上半官費的留法勤工儉學資格。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７日夜和其他９６位廣東籍學生一起在九龍登上博爾多斯 ( Porthos ) 號法輪。外祖父對子女從小的學習、交友、工作要求嚴格到苛刻的程度，所以大舅在每封家信中都有非常詳細的匯報。很可惜的是文革抄家風中，外祖母怕惹事把它們全燒了。假如留到今天，將是非常重要的資料。現在我隻能靠記憶配合陳毅珍藏的資料向大家介紹。
   大舅他們登船時住的是底層統倉( 4 等），上下兩層，擁擠不堪。半官費的留學生政府發置裝費２００元，路費３００元，剛好夠買最便宜的４等倉。該輪由日本始發，經上海。在九龍登船時靠門邊的較通風涼爽鋪位已被在上海登輪的留學生占據。廣東學生隻好睡在倉內悶熱的鋪位，一路很辛苦，又暈船。潮州學生有二十多個，都不會說官話（普通話），更遑論法語。廣東人曆來比較抱團，潮州人就更特別抱團，語言是個重要原因。大舅床位隔鄰的兩位留學生，一個叫陳國梁，澄海人；另一位叫徐樹屏，潮安人。他們三個在西貢、新加坡、科倫坡、奇布的（吉布提）等港口都結伴上岸逛過。那些描述看得我這小男孩隻有羨慕的份。此後在歐洲的６年中他們三個都在一起，從沒分開過。所以我敢在《鄧小平入黨時的親密戰友，中共神秘的頭號暴動專家徐樹屏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111/5755.html   中斷言徐樹屏絕對沒有如傳言說的去馬德裏陸軍學校讀到軍事博士學位。
   我在該文中說：＂１９２０年６月赴法國勤工儉學。８月４日抵馬賽，８月５日晚到巴黎，８月７日和二十多名中國留學生一起到巴黎東北７０多公裏的沙多居己（Thateau-Thierry)公學修讀中學課程。當時這些留學生都是半公費，假日都要打工維持生計，讀大學更無經濟來源。就在第二年，傳來一個好消息：比利時政府有意效法美國，將庚子賠款退回,改為資助中國留學生，在沙洛瓦工業大學（Universite du Travail, Charleroi)設立基金會, 免學費，建宿舍。於是徐樹屏等二十多人便在１９２１年底前往沙洛瓦，考取並進入了預備班，成績合格後於１９２２年秋季正式入學修大學課程,學製３年,加實習期１年便可獲工程師證書,他主修電機機械。留學生們把這所大學叫做比利時勞動大學。沙洛瓦在布魯塞爾南四十多公裏，是工業重鎮和鐵路交通樞紐。工業大學的管理很嚴，課程較深，有一些同學知難而退，也有一些同學（如《帶鐐長街行》絕命詩作者劉伯堅，及聶榮臻）因從事革命活動而半途退學。但“又紅又專”的也不少，如熊味根（聶榮臻的入團介紹人，回國後參與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順直省委書記彭述之的托派活動被開除出黨）、江克明（赴蘇後改名江澤民，四川江津人，１９４２年回延安任中央軍委後勤部軍工局技術處處長，解放後曾任駐蘇大使館參讚。囉嗦這幾句是因為該文在兵壇登錄後有人大罵我造謠，“放狗P”,“根本就是兩時代的人”。）、喬丕成，樊潤山等。也有“又黑又專”的，如方棣棠（參加國民黨，國共分裂後右轉）。徐樹屏是鐵杆前者。”大舅和徐樹屏同班主修電機機械，陳國梁和聶榮臻修化學。

大舅（後排左起第４人）、徐樹屏（後排左起第１０人）在沙洛瓦工業大學與中國留學生們郊遊合影。經陳國梁的女兒陳子璉教授辨認，此照片中沒有陳國梁：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