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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雜憶之二十二：認識人民公社製度下的中國農村（下）
馬喜嶺的糧食最主要是紅薯。它的產量高，管理較簡單，如何栽種上級不管，也不用統購。精明的生產隊幹部把靠糖廠那幾十畝最肥的河灘地，除了隔一兩年換種花生或甘蔗外，都用來種紅薯，好比是生產隊的＂集體自留地＂。我們三餐的飯中，大約七成是紅薯絲，三成米飯。紅薯吃多了胃酸多，記憶中朱姆每到下午四五點鍾就會蹲在門口，非常難受地吐口水，說心口疼。現在想來應該就是十二指腸潰瘍的典型症狀。說來可憐，我這醫學院的大學生，當時連這病都不懂。大隊有合作醫療站，赤腳醫生是鄰村的複員軍人。朱姆去看過，給了止痛片，吃了更痛。等到我後來進了惠陽專區醫院實習，才知道胃潰瘍不能服止痛片，趕緊寫信給阿春千萬別讓她再吃了。赤腳醫生的水平參差不齊。像我老婆隻讀了４年小學就回鄉務農，１６歲被選去公社衛生所培訓一年，懂了一點針灸常識、注射技術、幾種常用中藥西藥草藥，見過幾種常見病，差點就要當大隊赤腳醫生了。幸虧恰好被州醫院招工，不然真當＂醫生＂了還不知道會出什麽事故。
紅薯豐收讓生產隊集體養得起豬，有專人飼養。農曆除夕那天殺了４頭，按規定也得賣同樣重量的４頭給國家。每個社員，包括我在內都分到一斤多豬肉（含內髒）。朱伯把肉醃起來，這一年中吃肉就靠它了。內髒新鮮炒吃，骨頭煮湯，高高興興過了除夕夜。新年那天放假，幹部宣布每家都要吃稀飯憶苦思甜。朱伯說解放前我家是全村最窮的，那時新年也吃幹飯的麽？管他的，照樣煮紅薯絲幹飯。朱姆去偵察回來說：老頭子呀,不行了，全得端飯到曬穀場唱歌跳舞後才能吃呢！朱伯想了想，把前晚剩下的豬骨湯全倒進幹飯裏去，看來和稀飯沒啥區別。他給兩個小孫子每人盛了一小碗，歪著腦袋問：＂好吃嗎？＂兩個小家夥連叫＂好吃！好吃！＂他們的媽急了：＂待會在曬穀場不準說好吃！知道不？＂
每家農戶都有一本征購任務完成登記本。每年要交售若幹隻雞，多少斤雞蛋，等等。隻有完成了這些任務，才有資格購買配給的工業品，如煤油（馬喜嶺沒電燈）、肥皂、菜籽油、土紙（當月經紙用的）等。假如自家有能力殺豬（朱伯家已養著一頭小豬，準備阿春討媳婦時殺的），要交售供銷社一半。像我嶽母家連雞都養不起的，隻好將我女朋友在醫院工作每月省下帶回家的幾塊錢交雞和蛋的買賣差價（另一種＂完成任務＂的方式），同樣也能買到工業品。女朋友還未被招工時，家裏連煤油肥皂都買不起。
我剛到村子那些天，仲佳正在鬧情緒。那年來了新政策：貫徹大寨式分配製度，先保證每家口糧、稻草，然後才就節餘分紅。仲佳兩口子都是強勞動力，又沒孩子，按理說分紅會多點。但這大寨式分配製度一貫徹，很多貧困戶同樣分到相同的口糧、稻草，就倒欠隊裏的錢了。這種欠帳是永遠無法還的，換句話說，仲佳兩口子永遠是債權戶，永遠拿不到錢。仲佳一氣，怠起工來，在地裏一抽煙半小時也不幹活。其他農民見生產組長不動，也都樂得坐著聊天。正是春耕大忙季節，耽擱不小。我的觀察，農民隻要能偷懶，絕不賣力幹活的。主要是勞力付出和回報的物質利益不掛鉤。隊裏一百多勞動力，我一個人就算多幹了，分到頭上的微乎其微，誰願當那傻瓜呢？這是農村貧窮最根本的原因。當然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那是暴力威脅。暴力威脅可以讓人不敢做違法的事，但卻不能總是讓人幹他不願意做的事，尤其不能總是讓眾人幹他們不願意做的事。這是人民公社製度必定失敗的絕症，無藥可醫的。人民公社２２年的實踐雄辯地證明了這一真理。
在人民公社壽終正寢三十多年以後的今天回顧那時的農村政治和經濟狀況，我不禁歎息再三：以當時全國人口的五分之四都務農，以絕大部分的土地和勞力都從事糧食生產，置其他民生產品（如肉食、棉花、蔬菜、水果等）於不顧或極次要地位，以高壓強迫農民牛馬般勞作二十多年，以中國農民勤勞吃苦聰明的天性，仍然不能解決溫飽這麽基本的問題。還奢談什麽發展，奢談什麽進步，奢談什麽富強，奢談什麽解放全人類，奢談什麽過渡到共產主義？要不是毛死後國家改弦易轍，改革開放，今天中國恐怕比北朝鮮還窮還落後哩！
每年春天清明節前後，楊村河裏的鯉魚會逆水遊進小河溝裏產卵。這和我們１０月初去洛磯山的亞當斯河看三文魚回歸相似。每家村民都有一個抓魚的竹罩。朱伯分了家的大兒子有天早上開工時裝作屙屎，到離田地一裏來路的小河溝觀察，果然發現一條大魚。他偷偷回家取來竹罩,逮到那條十來斤的母魚，但沒見到公的。當天下午他老婆送來半條給朱姆。朱伯切了一塊煎了大家吃，其餘的醃了晾幹。那幾天晚上阿春帶著我，打手電筒拿竹罩到小河裏轉悠，沒見到大魚，小的倒逮了一些。朱伯全煎來加菜了，是我那時一段愉快的回憶。
隊裏有４個廣州市分來的知識青年，兩男兩女。來的時間不長，表現說不上積極，也說不上落後。有兩個會寫會畫，正在編寫村史和展覽宣傳欄。另兩個下地幹活。他們第一年的糧食和柴火是政府免費配給的，頭年攢的工分作為第二年的分糧和分紅的根據。他們肯定是不習慣，肯定是不安心（我才去半年都不安心），可你有什麽辦法？除非逃港。楊村離香港遠一些，我後來去的惠陽縣就近水樓台先得月，哪個知青沒逃港，倒反讓人看不起，所謂＂一人逃港，全家脫貧（光榮）＂；連幹部、農民都盼他們早點走。一是不用再分那份口糧，二是可空下政府為知青安家蓋的房子（每人由政府發４００元安家費給生產隊蓋的），三是幹部大多私下收了他們的財物，樂得做份人情。這第三點很重要，即被抓回來的後路。有大隊、生產隊幹部去領，等於＂無罪釋放＂。我的同學兼同鄉張上校，身為大學畢業的＂國家幹部＂，為什麽敢去屈蛇逃港（國家幹部抓回來開除公職外，要判刑勞改的），就是因為他的堂哥在家鄉當大隊書記。萬一被抓到了就自報是XX公社XX大隊的農民（或知青），到時候堂哥接回來再逃一次就是了。那時沒有身份證，邊防逮到逃港客，隻能憑他們自報籍貫和身份，遣送回原籍處理。我中學時代的好友偉少江鐵了心破釜沉舟的，逃港前也不得不送了２００元人民幣預先買通了揭陽收容所曹所長呢！請參閱：《我九死一生的遊水逃港亡命記》。
隔朱伯家三間屋住著一個現行反革命份子，是個五十來歲的寡婦，文盲，罪名是謀害毛主席。阿春說她出身倒是貧農，因為要掛蚊帳，釘釘子正好釘在毛主席左胸口心髒部位，情節特別嚴重，正式由上級批準戴上帽子的。那時在農村，出身和帽子都挺要命的。隊裏有個地主兒子，表現雖然很好，初中畢業，但像赤腳醫生、民辦老師、糖廠合同工那樣需要文化知識的差事都沒他的機會。我很同情他，但不敢公開表示。路上碰到了，客氣地朝他一笑，他也就回報以點頭會意。有天晚上開會，傳達毛主席關於劉少奇女兒劉濤給毛寫信表忠的批示；毛提出這些孩子不應籠統地稱為＂黑幫子女＂，而應該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生產隊幹部現場發揮說：＂像我們隊裏的XXX（這位地主兒子）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像XX村的XXX就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回家我問阿春：XX村的XXX怎麽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阿春說：那個地主兒子不服從改造，去年清理階級隊伍時被＂貧下中農最高法庭＂在河灘上槍斃了。
每隔天晚上總要政治學習，讀報紙或文件什麽的。婦女照例不用參加。幹部講話東拉西扯的，還摻些黃色笑話。大家白天幹活已經很累了，會上打磕睡的很普遍，有的甚至打起酣來。這時幹部會把他搖醒：＂阿星仔，你的工分還要不要？＂大寨式工分，政治占七成。這些毫無意義的會議，是社員的一大負擔。另一個負擔是生產隊得買好多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村口建毛主席去安源畫像，弄什麽村史、階級教育等等。這些在城裏都是公家單位出錢出力搞的；但在農村卻全都攤在農民頭上，不是小數目。
城裏稍大一點的單位都有托兒所和職工食堂，甚至小賣部、理發室、澡堂等低價服務設施；農民就隻能自己解決。尤其是下地幹活之外，還要煮飯、看孩子，家裏沒老人的可苦了。我嶽母為此操勞了一生。農村的孩子，很多半途輟學，像我妻子，就是確實無法讀下去：既沒錢，也沒時間，小小年紀就得幫父母負起家庭重擔:帶弟妹、割牛草、砍柴火、洗衣服、煮飯.....，十多歲就得參加集體勞動掙工分。城裏的孩子如我輩若沒去農村＂接受再教育＂，是體會不到的。這也是我這半年的最大收獲。離開馬喜嶺後，我再也沒回去過。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再回去看看村子，看看阿春一家。
城鄉差別是曆史遺留的大問題，５０年代剝奪農民土地強迫集體化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差別，文革期間的極左政策更造成農村極度凋零的經濟狀況。改革開放後，農村的生產力和農民的生活確有長足的發展。有幾位中國領導人在一黨專製的框架下，仍努力為農民利益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尤其是萬裏、趙紫陽等衝破人民公社的桎梏，讓農民有了自己支配的土地和經營的自由。胡溫朝免除農業稅，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將低保、醫保、耆保部分地涵蓋到農村，是國家實力壯大的結果。現在，農村政策仍需要大幅度進一步改革。我希望並相信：一個政治上獨立的、自願互利參加的、自由選舉辦事員、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組織最終能在中國大陸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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