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雜憶之十八：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文革雜憶之十八：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清理階級隊伍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當兒，另一個廣泛影響城鎮家庭更大的運動又到來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毛時代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中，我認為影響城鎮老百姓的除大躍進造成的饑荒外，最普遍直接損害人民利益的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所了解的眾多家庭中，幾乎家家都有適齡下鄉的孩子。個個家長、青年都在發愁，象重重的大石壓在心頭。
    抗戰和國共內戰結束後，全國人口急劇增加，新生兒一波波長到１９６８年恰好１６－２２歲左右，正在文革中期間的老三屆高、初中學生。這時候本該升學或就業了，可整個國家正在大混亂中，根本沒有多少招工需求和經濟基礎，出路在哪裏？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開展了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加上手工業公私合營和農業合作化，從此國家壟斷了全國經濟，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它扼殺了經營者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全社會從此如一潭死水，就業門路基本全封堵了。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和實行類似國有化的國家（例如緬甸）都在計劃經濟的泥潭中窒息。中國原來的資本主義非常薄弱，因而步履更加艱難。這種經濟停滯的過程是緩慢、隱性的，猶如溫水煮青蛙，對社會的損害不易覺察，也更難以糾正。文革前夕，城鎮青年就業已相當困難，因而１９６２年國家農墾部成立了安置辦公室，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青上山下鄉。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城鎮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上山下鄉運動一個綱領性文件。資料顯示：至文革開始前，全國共有１２９.２８萬知識青年下鄉。我是１９６５年高中畢業僥幸考上大學的，沒考上的同學很多當年就被安排上山下鄉到農場或插隊了。
     文革中積蓄的城市老三屆高、初中學生總共約近８００萬人，國家絕對無法安排他們就業。加上他們這批人在文革中卷入了造反、武鬥、無政府主義，留在城市將是動亂的因素，早已失去利用價值。把他們趕去農村順理成章。因而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報》在一篇報道的編者按語中傳達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文革”十年中，全國城鎮知青下鄉人數達１６４７萬人。其中有些人下放兩三年後便因優秀的勞動表現或父母的“後門”而被招工招生征兵，但更多的人在鄉下待了五年或更長。在１９７８年上山下鄉已進入尾聲時，農村仍有８６０萬知青。他們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別是２００多萬待在已由建設兵團改為國營農場的知青和大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團是國營企業，兵團知青是國家職工，因此很少能以“招工”途徑回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文革前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子女。“階級敵人”的子女在許多地區占了知青總數的１５％，有的地方甚至達到３０－４５％，他們是知青中最無望的一部分，往往後插隊的知青已回城他們仍然留在農村。
　　不管下放時間長短，許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認識到下放農村是他們青春年華的浪費，知青在農村忍受了多年艱難，許多人為回城冒著被拘留的危險請願、遊行、絕食、鬧事。當“病退”成為回城最可行的途徑時，幾百萬的知青或是花盡積蓄在鄉間賄賂醫生的證明和幹部的公章，或是給自己製造疾病。連已任黑龍江省團委副書記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訓華的妹妹也放棄了副廳級的職務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
　　不少知青從鄉下回城時已年近三十，戀愛、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誤。知青在上山下鄉運動的早期還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義或領導的阻止使他們大多沒談戀愛，因為考慮個人問題意味著小資產階級情調和革命意誌的衰退。當他們２０多歲時，對永遠留在農村的恐懼阻止了他們談戀愛，因為招工、招生、征兵從不招已婚知青，結婚意味著在農村過一輩子，不想這樣過一輩子就不僅不能結婚，連戀愛也不能談，許多知青為等待回城沒有戀愛結婚，回城後仍是單身，或已超過了婚姻的最佳年齡，成為＂剩男＂或＂剩女＂。１９９０年代的＂下崗＂浪潮他們又是主要受害者，慘不堪言。
     廣州表舅的二兒子比我隻大十幾天，是６６屆高中生，他一直癡心以為文革結束後大學總會招生。別人都狂熱投入運動時，他呆在家裏悄悄地複習功課。可老三屆卻是一鍋端的下鄉。他失望極了，自我安慰說：＂人家劉少奇都倒那麽大黴了，我又算什麽！＂他下到鶴山，身體又單薄，一去十年，７８年才回廣州。工作單位也不理想，９０年下崗時，孩子還很小。不過他晚年的社保金還不錯，孩子也成器。又自我安慰說：＂算趕上個好尾巴吧。＂
     同在廣州的表姨和姨丈是印尼歸僑。大表哥從小有嚴重殘疾免除下鄉，後來刻苦自學外語找到出路。表妹一向是個單純聽話的好學生，第一批就報名去了東莞沙田區，那裏條件較好。她表現不錯，三年後招工進縣百貨公司工作，並安了家。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迅速，原來的知青晚年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都勉強能算幸福了。本壇上有一些意見認為改革開放後弊病叢生，不如毛時代。我同意現在確有很多問題需要改進，也能通過和平方式改進。但若拿毛時代，尤其是大躍進和文革時期來比，今天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是好得太多太多了---day and night。可以說，現在是我所知道的中國曆史上最好的時期。單說就業，改革開放後不但回收了一千多萬下鄉知青，也不再下放知青，而且容納了近兩億農民進城工作，這些都是在毛遺留的爛攤子上辦到的，很不容易，大家要珍惜。比起毛１９６８年的＂動員＂（＂強迫＂的公開用語）知青下鄉，鄧胡趙萬治國要高明萬倍。
  潮汕地區要差得多。這裏人口稠密，就業艱難。農村經濟也比較凋零。在揭陽的老三屆中，當局幾乎使盡一切手段來強迫青年遷移戶口。最有效的一著是株連：誰家孩子不走，父母停職進學習班；當天遷戶口，第二天父母就可“畢業”。其實揭陽知青遷了戶口，到鄉下報了個到，多數就回城當黑人黑戶了。農村生產隊並不歡迎他們，樂得少分他們一份口糧。城裏幹部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隻要你戶口遷了，他的任務也就完成，不再管你。我曾在《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301/18879.html    中說過一個很極端的例子：我高中的一個同班同學Y。他出身工商業地主，體弱又還膽特小。和弟弟一起下鄉插隊沒回城；辛辛苦苦幾年沒分到一分錢。他弟弟生了重病沒錢治，家中唯一有工作的姐夫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揪出，工資凍結而愛莫能助。Y在當地醫院賣了２００cc血得了３０元想為弟弟治病。剛出醫院門便被血霸糾集打手毒打，３０元錢也被搶走。Y悲憤交集，從十幾米高的大橋上投河自殺，被人救起，幾十個知青團結起來找血霸算賬才算了結。２００７年春節我回國探望百歲的老母親，十幾個高中老同學在揭陽賓館設宴為我接風。席上沒見Y，我便問起他。大家七嘴八舌講了這故事。回來後我寫成《賣血的悲慘故事》發表在香港《爭鳴》雜誌２００７年第５期上。楊白勞怎麽苦我沒見過，可Y卻是我眼前實實在在的例子。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辛辛苦苦從早到晚苦幹，一年到頭分不到錢吃不飽飯。更不用說黑燈瞎火寂寞枯燥，蒼蠅蚊子跳蚤螞蟥，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憶苦餐。我在生產隊隻呆了半年都受不了，知青是要紮根一輩子的，叫他們怎麽能安心？
   那年我到廣州火車站送我三嫂去湖南。見過“歡送”知青去粵北的場麵：高音喇叭播著“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革命歌曲，喧天鑼鼓蓋住了父母的飲泣，十五六歲稚氣未脫的孩子麵無表情。汽笛一聲巨響，車輪開始轉動，突然一片鋪天蓋地的哭聲爆發出來；有的母親昏倒在月台上。那情景在四十多年後的今天猶曆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