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雜憶之十七：清理階級隊伍

文革雜憶之十七：清理階級隊伍

     工宣隊進校那天，我和班裏兩個新會縣籍同學非法地住在第一宿舍三樓(即最高一層）。那是６６級男畢業生原來的宿舍，他們因文革耽誤直到６８年才分配。我表姐分到四川省瀘州一間工廠。據她後來說因四川武鬥，一路走了一個多月才到達。有個６６級潮州籍學生，文革前因連續兩年留級被處理退學。文革初期學校批判“柯麟黑幫迫害工農子弟”的罪惡，校文革籌委會請這批人回來參加運動，每月由學院發給生活費。他叫阿七，我們叫他七哥。時過境遷，這批工農子弟恢複學籍的要求已被中央否決,生活費也停發了。七哥還堅持著不離開，希望能有轉機。６６級學生全部分配離開後，他一個人住整間宿舍難免感覺寂寞，便讓我們搬去和他做伴。七哥很悲觀，每次談話一開始總是“唉！我這個問題......”可我們隻能說些不著邊際的話來安慰。
    等到工宣隊在學校“長期住下來”了，要我們全搬回自己宿舍去。七哥也隻好回家鄉，誰也鬥不過政府啊！整個三樓被用作“清理階級隊伍”的牢房，關進去好多專政對象。有天早上，樓外水泥地上躺著一具屍體，明顯是下定了決心跳樓自殺的，頭部著地，腦漿四濺。大約有四、五十歲吧，聽說是附屬腫瘤醫院的“國民黨殘渣餘孽”。我這才知道“清理階級隊伍”有多恐怖。
    毛澤東在１９６８年十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麽叫搞到底？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根據百度，這場發生在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政治運動，在全國共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５０萬，全國被揪鬥人數超過３０００萬。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１９６０年代初的大饑荒外，解放後從沒有這麽多無辜的老百姓死於非命。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整死的人數，遠多於四清、武鬥和文革初的紅色恐怖。譬如上海寶山縣，文革初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非正常死亡為７０多人，而全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達３３４人。我到雲南工作後，才知道整個雲南抓“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分子”一案多麽殘酷，據官方文革後公布的資料，雲南省１３８萬人被牽連，一萬七千餘人被打死、逼死，六萬一千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死了１４７３人，打殘９６６１人。我二姐夫的表弟原是南下大軍的團級幹部，趙健民的下級，被打斷雙腿，終身殘廢。
    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轉發毛主席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的通知》。這篇經驗是８３４１部隊宣傳科長遲群寫的，姚文元在呈交報告中寫道：“此件總結了清理隊伍中的一些政策性問題。”毛澤東的批示說：“文元同誌：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此後，全國就陸續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新華印刷廠介紹的主要經驗是：建國１８年來，這個廠的階級鬥爭一直極其尖銳、激烈，軍管人員進廠後，狠抓階級鬥爭不轉向，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具體作法是：對於廣大革命群眾，必須堅決依靠，也要善於引導；對於一小撮階級敵人，必須狠狠的打擊，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遲群後來竟當了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
    與文革初橫掃走資派和學術權威等牛鬼蛇神的風暴不同，“清理階級隊伍”的打擊對象是普通群眾。包括城市和農村，各地被“清理”的對象不盡相同，但“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是不可少的。他們是所謂“老運動員”，鬥爭這些人已不新鮮。新鮮的是各地因地製宜歸納新挖出來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反動資本家”、“政治騙子”、“國民黨殘渣餘孽”、“階級異己分子”、“反動會道徒”……打擊麵更大、更陰暗恐怖、更凶狠殘酷、更曠日持久。
    我母親的家族大，親戚朋友很多。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挖出來”的不少。舅舅在朝鮮戰場上因部隊被打散，他隻身逃回，其中有三天的經曆沒有證明人。回國後審查了好幾年，黨籍沒了。此時在鄰縣工作，問題又翻出來整，關在土牢。舅媽讀中學時集體參加三青團，也被關，打得好狠。廣州的表舅解放前當海員，本來成分算工人，一向平安無事的，有一天上班也莫名其妙地被關了起來。表舅媽是家庭婦女，急得要死，讓表哥來找我。因為我增城的姨媽有口箱子寄存在他家，鎖著的，又不知裏麵有什麽犯忌的東東，怕單位會來抄家連累全家人。
    我趕忙悄悄到增城找姨媽拿鑰匙。姨父姨媽是１９５３年從香港回內地工作的。不知什麽人曾從香港寄了一封信給姨父，被政府截獲，裏麵寫了什麽姨父始終不知道，但從那時便災禍連連。我到達他們家恰是中午時分，姨父回家吃午飯。他卷起褲腿讓姨媽為他換藥，我看到兩邊膝蓋都跪爛了，好不心疼。回到廣州先去表舅家打開箱子清理了裏麵的“四舊”物品。不過單位始終沒來抄家，過了幾天表舅也放回來了。原來是他一個老朋友被審查，捱不過吊打瞎供而受牽連，幸好專案組查不到任何證據，不了了之，有驚無險。那時這種“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事太多太多了。
     陳契弟在專案組不知擔當什麽重要角色，神秘兮兮地整天不見人影，吃住都在專案組。他有天回宿舍來，突然指著他貼在抽屜上的一張毛主席像大聲叫嚷：“這是誰幹的？”我們上前看，是他從報紙上剪下來的黑白照片，毛在廬山上坐在藤椅上照的。毛的脖子部位有條劃痕，像是有人用利刀或刮胡子的雙麵刀片劃過的。大家看了都沉默，這家夥平常太飛揚，沒人理他。再說像這種太過犯忌的事，最好別沾邊。陳契弟仔細端詳了每個人的表情，恨恨地出去了。一會兒帶著專案組的幾個同夥來，又照相又審問在場每個人，還做了記錄。沒有什麽線索，把那張毛主席像小心翼翼揭下來，走了。後來專案組又追查了幾次，特別是阿輝被打成“反對學生”後還故案重提，始終沒結果。今天同學會畢業周年紀念會開過幾十次了，盡管“公安六條”早已無效，但沒誰承認自己五十年前幹過這樁勾當，說不定是陳契弟自己捏造出來的。像這種半點線索也沒有的案件要破，除非把全班同學一個個綁起來吊在梁上幾個鍾頭，說不定有十幾個人會承認是自己幹的。我在這裏不是開玩笑，實際上是走出校門後看到的普遍社會現象。文革後那麽多冤假錯案平反，都是這麽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