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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雜憶之一：橫掃牛鬼蛇神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發５０周年。這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沉重災難的浩劫至今仍深深銘刻在我們這些親曆者心中。但對於沒經曆過文革的年青一代中的大多數，他們的了解難免較為膚淺，認識也常常是表麵化或臉譜化的。作為過來人我們有責任將自己的經曆和體會告訴他們。我絕不相信文革是為了什麽“反修防修”或是“教育人民”之類冠冕堂皇的謊話。在我看來，文革就是毛為了奪回權力、清除黨內外反對派而將全國拖入深淵的一場血腥動亂。癩痢頭上的虱子就是虱子，哪怕這生癩痢的家夥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偉人”，那虱子也不會成了偉人痣的。
對於我們這些毫無官方背景的普通老百姓來說，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爆發應該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在此以前，盡管報紙和廣播也有批判吳晗、三家村及其他一些“毒草”文藝作品，將毛吹捧到神化的調子越來越高，輿論上的傾向也越來越左；社會上能感覺到又一場整人的大運動即將來臨，山雨欲來風滿樓啊！尤其是有“曆史問題”的個人和“出身不好”的家庭更是憂心忡忡，不知何日災難會降臨。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其殺氣騰騰的調子令人讀了不寒而栗：“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當天晚上，毛更命令新華社廣播聶元梓等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從那天起，殘酷迫害廣大無辜群眾，首先是知識份子的運動在全國鋪開。我當時是廣州市中山醫學院大學一年級學生，親身見證運動是如何開始的。
中山醫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柯麟是１９２４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廣州暴動失敗後他和葉劍英一起逃亡香港和上海，後又在澳門創建、經營鏡湖醫院長達１６年。１９５１年回國，他以海外豐富的醫學工作經驗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在當時條件下）依靠專家教授辦學，使中山醫學院成為國內少見的學術風氣極盛的學府。我媽文革中私下對我說：“柯麟這人是有點迂，人倒是好人；李靜陽是真壞。”
１９６６年柯麟因高血壓在青島療養,院務由黨委副書記李靜陽代理。此人陰險歹毒，善於投機。他乘當時左風盛行之際，立即在６月２日下午召開全校動員大會，宣布無限期停課，並發電報給北京大學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從當天起，數不清的大字報揭發批判各專家教授、普通教師、醫務人員。李靜陽更誘導將鬥爭矛頭指向柯麟、劉誌明（黨委副書記）黑幫。學院的一些有名望的專家教授、醫護人員受到衝擊，被戴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等帽子，被掛牌、遊街、批鬥、抄家，關“牛棚”，人身受到極大的侮辱與摧殘，政治氣氛異常緊張，人人自危。
在我的記憶中，社會上的恐怖氣氛比校內濃烈得多。學院後門外的蜆殼崗華僑新村是５０年代興建的，出售給海外歸僑和僑眷以獲取當時國家急需的外匯。這些華僑來自全世界五大洲和港澳。不管是開工廠、做生意或是在橡膠園當苦力、在唐人街涮盤子，華人賺了錢老了總想葉落歸根。文革一起，這些歸僑和僑眷雖然沒有地富反壞右的帽子，更不是什麽“黑幫”、“走資派”。但在阿Q們的心目中“你總比我有錢”,這就夠了－－－－“吸血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就是罪名。一群群穿軍裝戴紅袖章的衝鋒隊殺進去，誰敢阻擋？據華僑新村居民冼錫鴻的孫女冼文珊說：我很記得,“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被抄家。那時我１３歲,見到家裏的所有大人在門口站成一排,被人批鬥。我看不太懂,但心裏又氣憤又難過。我們家被連續抄了兩天,第一天就運走了１４卡車的東西。
那時我才恍然大悟：查抄什麽“變天賬”、“殺人武器”(這些歸國華僑肯定都沒有）全是幌子；現金、房產、金銀財寶、字畫古董才是抄家的真正目標。
然而全國的“橫掃牛鬼蛇神”浩劫中，還是以北京最為觸目驚心。所謂的“紅八月”的恐怖慘劇，就是在７月１８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嚴厲指責劉鄧“壓製群眾”、“運動冷冷清清”，決定從學校撤消工作組後開始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鼓動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８月５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雲被她的學生活活打死。凶器是軍人紮在腰上的寬皮帶。那些女中學生把她折磨兩三個小時打死後，還往她身上踢打、扔髒東西。８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檢閱紅衛兵，卞仲雲所在學校的紅衛兵代表宋斌斌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時，毛澤東對她說：“要武嘛。”
８月２４號，紅衛兵到北京東廠胡同６號居民左慶明家抄家。他從前開過劈柴鋪子，１８６６年時已經沒有鋪子，但還有幾間自己的房子。租住他們房子的馬大娘是個家庭服務鍾點工。當時左慶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紅衛兵毒打左慶明年已七十的妻子，馬大娘到胡同口報信叫他不要回家。紅衛兵發現後把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綁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紅衛兵還用開水澆燙她們。四周鄰居聽到她們在慘叫著被折磨死，然後屍體被丟進火葬場的卡車。
８月２５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紅衛兵查抄崇文區廣渠門內大街１２１號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經在前一天上交了房產證，也就是說放棄所有權。他在剛毅胡同口修自行車養家。紅衛兵抄他家，沒抄出黃金、珠寶，李文波老兩口被關在樓上，一整天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老太太憋急了硬要下樓，被紅衛兵推倒踢了幾腳，老頭兒李文波上前理論，被棍子揍的流了血，急了抄起菜刀，把紅衛兵嚇跑了。次日上午，被汙“持刀行凶”的李文波被打死。隨後，無辜老太太李文波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被槍斃，他的妻子劉文秀被判處死刑，在９月１３日被處決。這麽顛倒黑白的匆促處決明白地表明國際機器就是紅衛兵暴行的後台。文革後他們得到“平反”。
８月２８日，紅衛兵查抄西城區大紅羅廠南巷２０號。三小時中紅衛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設計院技術員黃瑞五，他的姐姐黃瑞班，他們的母親陳玉潤，外婆李秀蓉，還有一個年老傭人。除了一歲的小孩子被機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即使根據共產黨自己的標準，上麵這些受難者根本就不是所謂“階級敵人”，主要的“問題”就是他們住的小院是他們自己的房產。
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３１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了火葬場。火葬場的老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
上麵列舉的隻是北京“紅八月”成千上萬宗血腥暴行中的普通幾例。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於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慫恿那些青少年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９日人民日報社論《向我們英雄的紅衛兵致敬！》更煽動說：“ 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地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裏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
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累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這個“內部”的統計是，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1，７７２人，沒收私房５２萬間，抄家３萬多戶。作為紅衛兵的功績和“文革“的成果，當年在北京展覽館舉辦了”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林彪為其題詞。可見紅衛兵血腥暴力的迅速蔓延是有來自上麵的煽動和縱容的。
殺戮從市區蔓延到農村。在北京大興縣，從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到９月１日，３２５名所謂“四類分子”以及他們的家屬子女被殺害。２２個家庭被滅門，受難者中有８１歲的老人和出生才３８天的嬰兒。
１９８０年陳伯達在特別法庭上承認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他口述、修改和定稿的。他認罪說：＂就憑這篇文章就夠判我死罪了。＂因為從社論發表那天起，殘酷迫害廣大群眾的運動在全國鋪開。可這篇社論不正是毛授意的嗎？他在武漢寫給江青的私信中交底說：“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４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 、八年以後還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麽時候公開也說不定”。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傷天害理而殘害億萬無辜民眾。中華民族曆來信守仁愛和平的美德，可這些枕邊黑話暴露了這兩個敗類根本沒有半點中國人的氣味，是夠判他們死罪的鐵證。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國賊不除，民無寧日。十年後，１９７６年的清明節，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終於爆發“秦皇時代一去不複返了！”的怒吼。毛不得不悲歎出“讚成的人少，反對的人多”的哀鳴，在心驚膽戰“血雨腥風”的四麵楚歌中可恥地死去。他死後第二天，他欽點的接班人就策劃收拾他的老婆、侄子、姘頭、親信等黨羽。人亡政息，毛能收獲的也就是畢姥爺給他４個恰如其份的拚音字母。
當年他嗝屁時，我雖然隻是一懵懂少年，仍然知道在他治下自己就一下鄉修地球的命，所以沒有感覺到一絲絲的悲傷，連他的追悼會都在我記憶中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