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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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記述了鄧小平在留歐期間入黨的經過：他是在1924年7月13日當選為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負責人而自動轉為黨員的，同時當選上的還有周唯真, 餘增生，李卓然，徐樹屏等四人，組成黨支部, 周唯真為書記（下圖後排右3鄧小平，右4徐樹屏)。此書中多處提及鄧小平和徐樹屏在一起的活動。最後一次是1925年12月8日，莫斯科召鄧小平，傅鍾，徐樹屏等5人盡可能的速度動身前往蘇聯學習。但1926年1月7日與鄧同行赴蘇的21人名單中並無徐樹屏，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在中共早期人物中，徐樹屏是一個活躍的，又是神秘的人物。他是第一個完成西方正規大學學業的中共黨員，又是唯一參加領導過最多次重要起義的紅軍將領，但卻又極少有人知道他。
徐樹屏，1899年出生於廣東海陽（今潮安）縣浮洋徐隴村。1920年6月赴法國勤工儉學。8月4日抵馬賽，8月5日晚到巴黎，8月7日和二十多名中國留學生一起到巴黎東北70多公裏的沙多居己（Thateau-Thierry)公學修讀中學課程。當時這些留學生都是半公費，假日都要打工維持生計，讀大學更無經濟來源。就在第二年，傳來一個好消息：比利時政府有意效法美國，將庚子賠款退回,改為資助中國留學生，在沙洛瓦工業大學（Universite du Travail, Charleroi)設立基金會, 免學費，建宿舍。於是徐樹屏等二十多人便在1921年底前往沙洛瓦，考取並進入了預備班，成績合格後於1922年秋季正式入學修大學課程,學製3年,加實習期1年便可獲工程師證書,他主修電機機械。留學生們把這所大學叫做比利時勞動大學。沙洛瓦在布魯塞爾南四十多公裏，是工業重鎮和鐵路交通樞紐。工業大學的管理很嚴，課程較深，有一些同學知難而退，也有一些同學（如《帶鐐長街行》絕命詩作者劉伯堅，及聶榮臻）因從事革命活動而半途退學。但“又紅又專”的也不少，如熊味根（聶榮臻的入團介紹人，回國後參與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順直省委書記彭述之的托派活動被開除出黨），江克明（赴蘇後改名江澤民），喬丕成，樊潤山等。也有“又黑又專”的，如方棣棠（參加國民黨，國共分裂後右轉）。徐樹屏是鐵杆前者。
接到莫斯科11月18日來信時已是年底。我估計：當時隻再過半年就可完成學業的徐樹屏很舍不得放棄6年寒窗的努力成果，畢竟這些青年學子赴歐的初衷是學科學知識，因此他直到1926年7月畢業並取得工程師證書後才和直隸（今河北）籍的同學喬丕成一起動身經柏林赴莫斯科。喬丕成留在蘇聯數年後被派到越南（當時為法國殖民地）。因國內北伐形勢發展迅猛，徐樹屏很快被派遣回國，改名徐光英(百色起義時期的文獻誤作徐冠英),在第四軍任中校參謀。
北伐軍接近上海時，中共策劃舉行第三次工人起義。周恩來考慮到需要懂軍事的人才去訓練工人隊伍，因此秘密召徐光英和侯鏡如潛進上海。據《侯鏡如回憶錄》在記述了他如何潛入上海市區取得聯係後說：“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指揮部由周恩來、趙世炎負責領導，再加上徐光英（後下落不明）顧順章(後叛變)和我共五人組成。”實際在後來的4.12政變混亂中徐光英不是下落不明,而是率領了一支一百多人的工人糾察隊抵抗了幾個鍾頭，在當時還算是表現突出的, 然後如鳥獸散。這大概是徐樹屏的最早軍事領導經曆，他取得了勝利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從此逐漸成長為暴動專家。
這裏暫時離題一下。赴法勤工儉學的學子們中有不少日後成為中共的高級領導人，包括政治家，理論家，黨務，經濟，行政管理，宣傳等方麵，但軍事人才卻是空白。盡管出了一位軍委書記，一位軍委主席，兩個元帥，但打仗都不行。反是毛林粟劉徐（向前）這些土包子成事。徐樹屏也許是可雕之材，唯終未能成正果，可惜也！迄今為止，有關徐樹屏在歐洲的早年求學資料都說他是在馬德裏陸軍學校獲軍事博士學位,對此我有堅料敢斷然否認。老朽也許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知道此事來龍去脈的了，乘著還未患老年癡呆症，先說了吧。
徐光英逃到武漢，隨即被任命為11軍24師參謀長（師長葉挺）。這支隊伍參加了南昌起義,是起義軍的頭號主力（賀龍的20軍是毫無戰鬥力的散兵遊勇）。起義軍南下汕頭進城當日，徐光英被委任為汕頭市公安局長，負責維持城內秩序。時正值兩軍交替的無政府狀態，有些城市貧民和流氓乘機搶劫店鋪和公物，徐光英幹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手下的士兵逮捕了三個搶劫者，據說都是城市貧民，並下令將他們當眾就地槍斃。
這一行動轟動了汕頭市，乘亂打劫分子受到震懾，應該說對維持市內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在當時那個貧苦人紛紛起來革命造反的時代，這種進城不先抓反動派而先拿阿Q式的貧民開刀的行動，無疑也會產生不良影響。汕頭市內的一些工人聽到這一消息感到很失望，認為共產黨不支持窮苦人起來造反。中共中央得知後，也對此大為不滿，在隨後總結南昌起義經驗教訓的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特地決定給徐光英留黨察看一年處分。同時的處分還有: 開除譚平山黨籍；開除張國燾中央委員和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南昌起義之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全體予以警告；南方局和廣東省委全體予以警告；開除毛澤東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鄂北特別委員會全體警告，開除特委書記陸沉中央委員等。
徐光英是個有才幹的人，在黨內一再受處分卻一再被重用。南昌起義後他避居香港並受到處分和指責，廣州起義中還用他當了參謀長,製訂了暴動行動方案。他的部下徐向前（廣州起義時任參謀）就在回憶錄中稱讚他非常能幹。隻維持了3天的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在妓院裏躲了一個月，又再跑到香港，和他的老搭襠葉挺一起混日子。後省委決定將他開除黨籍（陸定一作為巡視員寫的批評性報告起了決定性作用），不久又恢複了黨籍。比起他的老戰友鄧小平的“三起三落”，他的經曆更加坎坷。隻不過他的“落”比“起”要多了一次，而且是主動的“落”，這決定了他在今天的史書上幾乎銷聲匿跡。
恢複了黨籍的徐光英從香港潛回家鄉後又擔任廣東省饒平縣委書記。1928年3月上旬，竟然率領農民軍跑到福建省參加平和起義，並身先士卒攻破西門立了頭功，盡顯暴動發燒友本色。
1929年徐光英化名徐開先，被派到廣西籌劃百色起義。當時和共產黨合作反蔣的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在南寧軍校開辦由徐開先、張雲逸兼任正副主任的廣西教導總隊；秘密地把中央和廣東省委派來的數十名黨員安插到俞作柏、李明瑞軍政機關任職，組建部隊秘密黨支部，開展士兵運動。這是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軍事力量的基礎。1929年10月13日 俞作豫(俞作柏胞弟,共產黨員)率廣西教導總隊第五大隊1500多人，從南寧向龍州進發，俞作柏、李明瑞率特務營一同前往。20日，進駐龍州縣城。同時成立中共左江軍委,書記徐開先，委員俞作豫、宛旦平等。在11月底第五大隊副大隊長蒙誌仁叛變後，宛旦平、何世昌、鄧小平先後擔任軍委書記。1930年2月1日龍州 起義時何世昌擔任軍委書記兼任紅八軍政治部主任，俞作豫為軍長，宛旦平任參謀長，徐開先已不見蹤影。
徐樹屏應該就是在蒙誌仁叛變後，龍州起義前，即1929年12月-1930年1月這兩個月期間跑到越南的。《龔楚將軍回憶錄》說他去越南是公幹，因護照問題回不來。去越公幹可能是徐的幌子。百色起義時紅七軍前委的通報在譴責了史書元後，又說“徐開先（原文注：即徐冠英）亦在工作緊張時赴越工作，也不大努力，應加警告，並著他回龍工作。”的確，紅八軍成立時，施政綱領主要內容和紅七軍的相同，但添加了“與安南（越南）革命群眾及革命政黨取得親密聯係，幫助安南民族革命運動”的條文,這是龍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條件所決定的。但他在那種關鍵時刻長期滯留越南不歸,從此再沒回到共產黨內，顯然是脫黨。
很奇怪，為什麽一個曆史上那麽醉心於暴力革命的狂熱分子會在手握軍權，又最能表現才幹的暴動前夕逃避？也許他憑豐富的經驗預感到失敗，也許他象後來的龔楚一樣對殘酷的黨內鬥爭產生厭倦，今天我們隻能猜測了。有一段曆史大概可作我們胡猜的參考：據中新網《周士第反省出走南洋之舉 被捕後宋慶齡兩度營救》敘述這段經曆。-------“盡管身在海外，周士第內心依舊心向革命。當他得知鄧演達在組織反蔣的第三黨時，立即啟程回國。途經香港時，他遇到了聶榮臻。當時，聶榮臻已任廣東省委軍委書記。周士第告訴他，我對黨的現行路線是不同意的，但我決不反黨，我要盡可能地幫助黨。此話你如不信，以後看事實證明。1928年冬天，周士第到達上海，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黃埔革命同學會。1930年春天，周士第和徐光英、詹仲明等3人奉鄧演達之命去陝西西安，在楊虎城的掩護下建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陝西省省委。”徐樹屏是不是與老朋友葉挺,周士第一樣也“對黨的現行路線是不同意的，但決不反黨”,誌同道合的他們才一起參加第三黨？
葉,聶，周，徐是南昌起義的戰友，聶徐的交往更可追溯到1921年在沙洛瓦同窗及同誌時期。Part time革命的徐被選為旅歐少共支部委員時，full time革命的聶也被選為候補委員。《聶榮臻回憶錄》中全不提到徐樹屏，好象從來沒過這位戰友。以聶曆來極小氣的為人來推測，應是徐的叛變使聶覺得恥以為友吧。
1930年春天，徐樹屏回國，參加鄧演達、譚平山、章伯鈞等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農工民主黨前身），到西安組建該組織的陝西省委，任書記。由於蔣介石對“第三黨”極其戒備，逮捕了多位領導人。其國內的組織活動也幾乎停止。從此時到抗戰爆發，徐樹屏的曆史頓成空白。我在這裏客串一下中央組織部義務助理部長,懷疑他可能被捕並采取和國民黨合作態度，因其軍事才能再被重用，但沒任何證據，瞎猜而已。若有網友提供線索，不勝感激。
抗日戰爭爆發後，徐樹屏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高級參議，中央軍校南寧分校少將政治主任教官。1941年春起任軍統局機要室秘書，軍統局駐南寧辦事處處長。1944年任南寧市少將警備司令，廣西綏署第三別動縱隊指揮官。1946年春任軍需署少將軍需監。期間，皖南事變中老戰友葉挺被捕，他曾多次探監並設法營救。1947年徐樹屏移居香港.赴港前回家鄉建了一座民房，請國民黨元老李濟深為其題匾“念慈園”。1950年，在土改運動中徐家的成份定為“官僚地主”，念慈園及其他財產也被沒收，妻彭碧妗、子徐邦彥被趕到牛柵般的破屋棲身，行動無自由，彭碧妗作為“地主分子”多年被管製，受盡各種侮辱。徐邦彥也得不到應有的教育，由於階級成份而受歧視，隻讀到初中一年級，便輟學務農。
1984年徐樹屏因病在香港逝世，終年8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