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四歲的時候，經曆了人生第一次搬家。那是在1975年，我父親的工作單位牡丹江林管局建好了一棟宿舍樓。那是一棟什麽樣的樓房啊，它沿著地明街和新華路成L型展開，是一棟高達四層的紅磚瓦樓房。
地明街對麵就是北山體育場，夏天的沙土足球場冬天能辦全國速滑賽的冰場都免費開放，稀疏的樹林裏還可以打羽毛球練習騎自行車，當時是全市人民向往的體育中心。北山體育場旁邊是北山賓館，在當地相當於釣魚台國賓館的地位，綠樹掩映中，幾棟蘇式樓房豪華大氣—不過，也隻有三層高。再往北就是北山了，前麵的烈士紀念碑，是全市的中小學生接受革命教育的場所，後麵的山林，是全市人民郊遊的首選之地，還可以在合適的季節摘到野杏榛子榆錢黃花。而牡丹江最霸氣的單位—牡丹江林管局就在旁邊，附屬的學校商店醫院環繞在周圍。我就是出生在林管局醫院。毫無疑問，就像溫哥華地產廣告上貼著醒目的“Location！Location！Location！”所標榜的建築一樣，這棟林管局宿舍所處的位置是當地的黃金地段。
最讓我驕傲的是，我們家就住在四層，也許是牡丹江最高的住宅了吧。這是多了不起的資本啊，我可以神氣而又坦然地和別人說我住在四層樓了，而不必向住在二層的朝暉那樣還要找補一番。一次我聽他對別人說，我住在二層，但我們那棟樓有四層高。
我家的兩個窗子朝向西方，我可以看到太陽從西山落下。在我13歲離開這棟樓房之前，我知道我是從西山搬來的，但那時還不知道懷念故居。是呀，這個新家有多好，兩個臥室都挺大，其中一個還有火炕，火炕聯通著火牆，廚房裏爐子一生火，炕頭就熱了。在冬天裏，全家人擠在炕上，另一個房間的木板床就總是空的了。有爐子就要燒柴燒煤。在林管局後麵的空地上，每家都有一堆柴禾一個地窖，住宅樓下麵每家有一個儲物棚。柴禾要就地劈成小塊才好運回家，地窖裏儲存的過冬蔬菜儲物棚裏的煤也都要往分批地運回家。每次我提著裝了或菜或柴或煤的籃子每上一層歇下來喘著粗氣，心裏不免罵道，真太他媽的高了。
我毫不懷疑我家當時是牡丹江第一高樓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自來水。也許是和自來水水塔高度相當了，樓房又沒有自己的水箱，我們的水龍頭絕大多數時間流不出水。最初不得不到二層三層接水，這時候就輪到朝暉得意了。偶爾半夜自來水龍頭來水了，稀稀落落地流到下麵的水缸裏，父親都會起來查看，直到水停了才回屋，如果接了半缸水，全家人就像中了彩票一樣開心。
問題總要被解決，林管局為四層樓每一戶裝了壓水機。這時喝水既是力氣活又是技術活。為了接滿一缸水，經常全家輪流上陣，直到氣喘籲籲。為了壓出第一下水，要往壓水機加一瓢水作引子，這瓢水加的要快，壓水機搖臂往複運動的也要快，相互配合才能在水引子漏光之前，形成真空把主管道裏的水引上來，形成穩定水流。
那時我人小力氣小壓水機用的少，但還是能體會到喝到的每一口水，是和每一次勞動成正比的。住在這裏九年雖不算長，但正是我對世界形成最初認識的年紀，每一次奮力的下壓後壓水機噴出一股清水的畫麵，永遠地雕刻在我大腦皮層深處。以至於現在，水龍頭擰開涼水出涼水擰開熱水出熱水的時候，我還會下意識地揉揉胳膊。
我在十三歲時隨父母搬家離開牡丹江，之後就沒再回到這棟樓房。
今年我給兒子找了新的家庭教師，西門菲沙大學的留學生，叫冬娜，一個清瘦的小姑娘，竟就來自牡丹江市地明街一帶，和我當年的家位於一個街區。我和她問起那棟有火炕壓水機的四層高樓。
您別逗了，哪有呀。冬娜說，那裏有棟樓，是不新，但也有六層，現在市裏最矮的樓就是六層。我同學家就住在那棟樓的五層，家裏暖氣自來水好好的。
那林管局辦公樓後麵每家的柴禾堆和地窖呢？我問。
冬娜茫然地看著我，說，辦公樓後麵隻有停車場啊。
我看著冬娜，想象著她描述的畫麵，卻感覺仿佛已經輪回到下一世。
離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