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媽
隨心所欲
在新樓裏住了兩三個月，到處都是新鮮的，尤其是春天來了時，河水不像往年那樣漲滿了水，反倒越來越淺。小孩子們高興地在河岸上跑來跑去，還有人跳到河中的一塊高地上向岸上的人炫耀。我在河堤上找到了剛剛長成的野菜，和嵌在軟泥裏的田螺，這些天津人不吃的東西在我媽眼裏倒也是這個季節不錯的野味。
我奉命把每個田螺屁股上的尖用小號的尖嘴鉗夾斷，然後將它們養在水裏。過了兩三天，當所有的田螺都把肚子裏的泥吐淨了，我媽就用蔥薑酒把田螺在鍋裏過油熱炒，最後再加些醬油和一點甜麵醬，一盤炒田螺就做成了。
我們每個人領到一根穿了線的縫衣針，把田螺肉紮出來吃，針上穿了線是為了不容易丟。可我爸從來不用針，總是直接用嘴去吸，他說：“同樣的結果何必要多費一道工序呢？”
我也跟了學，因為田螺的尾部是空的，有空氣的流動把螺肉吸到嘴裏並不費力，我和我爸那此起彼落的吸吮聲響了一頓飯的功夫。我媽雖然堅持用針一個一個為自己和妹妹挑肉吃，但對我們兩個人風生雷動的苦幹勁頭也沒表示反對。她忍受我爸吃飯的嘴響已經超過十年，不想再為這個破壞了興致。
在五月份，除了吃到美味的田螺肉，我們又疊起了小紙花，因為朱德元帥逝世了。
這次學校沒有再開追悼會，隻是老師同學又開始在衣服上別紙花上學了。放學後我們特意回到我爸他們所裏，在辦公樓二樓的樓道裏和再一次聚在那裏的大人孩子一起，又疊上了成堆新的小紙花。
除了幾個高年級學生低頭邊做邊悼念，我和比我年紀小的幾個孩子嘻笑著比誰的手快，倒好像不是在做寄托哀思的小白花，而是做辦喜事的小紅花似的。我壓根沒有哀思，也不想醞釀哀思，就像我媽經常說的：還沒開竅。我隻是喜歡做這手工活，疊多少都疊不厭。
在做完兩大紙箱的白花之後，大家又終於回到各自的家，而我心裏卻對留在辦公樓道裏剩下的那厚厚兩打白紙戀戀不舍，心裏著實希望著能再有機會來一次這樣的聚會！
我在童年時的確是個不祥的人！就像我媽常說的：掃把星！“掃把星！每次給你做衣服都會斷了針！”“掃把星！本來爐子封得好好的，你一碰就熄了火！”“掃把星！當年生你害下的腿疼，到現在都好不了！”
雖然不是故意的，但我害人害物確實由來已久。不想這念頭隻在腦子裏動了幾下，四個月之後的秋天裏，我們真的再一次地聚在了辦公樓二樓，又進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製作白紙花的活動。
做完了小白花就到了初夏，這時我們樓前的運河裏水卻更淺了，到盛夏竟幹了河道！令人興奮的是在河中心殘存的泥水裏有好多的魚在跳躍著，有的掙紮地翻到了岸上！
“翻坑了！翻坑了！”那些住在樓裏的大人孩子們反複叫嚷著，於是整個河堤出現了大批興奮的人群，大夥提著水桶和臉盆搶著跑到河裏撈魚。
我和妹妹也去湊這個熱鬧，看到別人都用自家做的網子撈魚，我們兩個脫了鞋站在水裏試圖用手抓幾條亂蹦亂跳的活魚。可一條都還不曾抓到，河裏那許多瀕死的魚兒也讓人們在一兩天之內撈個精光。
我爸挨了我媽無數次的數落：“你看這兩天有誰在家裏閑著？你沒事做個網子去撈幾條魚回來也好。別說隔壁的柳大爺家和樓下老劉家了，你看連小玉蘋家都撈了一臉盆回來。唉！跟你這死要麵子的人過，真是上輩子欠的債！”其實我爸並沒閑著，正埋頭往一個旅行包裏放毛巾和牙刷：“好了，好了，不就是幾條活魚？等我出差回來給你買幾條！”
那時候我爸經常出差去北京國家科委，當時他正負責搞一項什麽機密科研，三天兩頭往那跑，每次都是好幾天才回來。一回來我媽就和他吵架：“成天出差，每次報銷後差旅費都不夠，要拿家裏過日子的錢來填上！你倒好，看到家裏沒菜吃了就往外跑，住招待所吃食堂，根本不管家裏人的死活！”
可我爸機械腦子，永遠都不會把家庭利益放在首位，為了他的實驗成果就算讓我媽把他耳朵罵出了繭子還照樣我行我素，所以我媽這次看到他又在收拾行李，檢查火車票，氣就不打一處來：“說得好聽！買幾條魚回來？你不等錢用得精光肯回來？你走了，我這裏就得吃鹹菜蘿卜幹，好等你回來給你貼補上呢！”
我爸不耐煩地衝她一揮手，不想跟她爭辯，急急忙忙地看了看手表：“好了好了，不要再羅嗦了，再不走來不及了！”盡管這時離火車開動還有三個小時，他就急吼吼地開了門揚長而去，把我媽氣的把手上的擀麵棍“砰”地一聲扔在門上。
但這一次去北京出乎我媽意料：我爸隻在北京待了一天就匆匆忙忙提前趕回來了。
第二天晚上，我爸回家後就一直和我媽在房間裏關著說話。他神秘兮兮地一會和我媽小聲嘀咕，一會又從幾個不同方向的窗戶前往外望，一會又催我媽：“你還是趕緊收拾一點東西吧。”到了深夜，我媽終於不耐煩地衝他嚷嚷開了：“怎麽可能呢！你最好不要到處亂講，到處都有階級鬥爭，小心有人說你散布謠言！”她給和她睡一張床的妹妹蓋上毛巾被，打著哈欠：“好了，你不睡覺我可要睡了，明天早上還要上班！”
我一個人睡在在靠北的那間小屋裏，側耳聽聽他們兩個再沒有要吵架的意思，也就放心地抱了件舊棉襖當毛巾被睡著了。
正睡得憨沉，突然間被我爸衝進來一手將我提起就往大門外跑。我半夢半醒地被他拖著從五層沿樓梯一直拖下了大樓，手裏還死死地抱著那件灰色大棉襖。
地震了！地震了！人們用驚慌說著這三個字。
我爸把我拖到樓門外時我才完全清醒，看到黑夜中不少人已經站在了外麵的河岸上，男的多數隻穿了條短褲，女人個個都披頭散發，有一個高個子身上披了條大棉被，還有更多的人正從樓裏往外衝。
我爸緊張地四處張望，嘴裏不斷地嚷嚷著：“你媽呢？你媽呢？我叫她先下來的，人呢？人呢？”他急得在原地轉著步子，甩著腦袋瞪著眼睛找我媽。看清了我媽和妹妹不在樓外，我爸把我往人多的地方一推，急急忙忙迎著逃出來的人群往回跑。
我很害怕，本能告訴我順著人群逃命的方向是安全的，而逆方向往樓裏衝是危險的。看著我爸迅速消失的背影，一瞬間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戰場上的硝煙，突然明白了董存瑞的光榮和偉大！
過了好一會才見他一手拖了渾身哆嗦的我媽，一手抱著妹妹從樓棟裏跑出來。為這事，我媽又罵了他半輩子：“大難臨頭，隻管拉著你大女兒逃命，根本不管我們母女的死活，真是太沒良心了！”
在我媽不斷的控訴中，我聽明白了：我爸一宿沒睡，地震時他先把我媽叫起來，讓她把妹妹抱出去，然後自己到另一個房間來拉我。而我媽一害怕就忘了逃命，抱著妹妹站在床邊發抖，原以為我爸拉我出來後會再回到她房裏去拉她們，沒想那沒良心的老公自顧拉了他偏愛的大女兒逃命去了！“幸虧樓沒塌，不然我們母女活活被你害死！”我媽說到這兒總是眼含著委屈和仇恨的眼淚。
雖然我心裏知道我爸受了冤枉，但他從來都沒有為這事和她爭辯過。他是個注重結果的人，既然大家都安全地活著，至於孰是孰非並不重要。可能科學家都這樣。
其實，如果我媽那天晚上相信了他從北京帶回的“謠言”的話，也就不會把自己弄得那麽狼狽，當然我那可憐的爸也不會背幾十年“變相謀殺”的罪名了：
地震頭一天我爸在北京就聽到有內部傳言說，預報顯示可能近期會有大地震，但上麵嚴令禁止傳播。當時毛澤東病危，政治危機一觸即發，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把穩定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放在首位，決不能讓階級敵人利用謠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
但我爸是個科學家，相信科學預測甚於政治疏導。於是他火急火燎地趕回家，悄悄把消息告訴我媽。我媽當然不信，憑什麽就信口胡說要大地震？如果真有地震，黨和政府早就發警報了，還能讓老百姓蒙在鼓裏等死？她連個小包袱都不願意準備，“杞人憂天！”我媽的文學水平比我爸強，嘴裏說了這個成語，心裏麵還在埋怨著撈魚的事呢。
說得我爸覺得也有可能是多慮，預報出來的具體數據屬於機密文件，他不可能知道。而私底下的傳播，等到了他耳朵裏會產生很多差異。“或許隻是微小的幾率。”他看著疲倦的媽媽攬著我妹妹睡著了，聽著桌上的小鬧鍾“滴答滴答”不慌不亂地走著。
他從陽台的大窗看出去，家家戶戶都息了燈，馬路上沒有行人，沒有公共汽車，隻有偶爾經過的卡車疾馳中帶來一陣馬達聲後，整個城市在盛夏的深夜裏沉沉地睡去了。“也看不出要出大事的樣子啊！”他畢竟不是地震專家。
躊躇再三，他還是不能入睡。“無風不起浪。”從機密機構裏泄露出來的機密，畢竟不同於街談巷議！就算是謠言也沒法不重視。
從後來我無意間在他筆記本裏讀到的一篇“地震記錄”中得知：我爸7月28日臨晨四點在地震前的幾個小時裏一直沒有睡。他在將信將疑中從家裏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從不同方向的窗戶向外看。臨晨3點多，他正站在廚房裏，朝北方向的夜空忽然出現了紅色和藍色的光！但地卻沒有震動起來，他在猶豫間繼續緊張地觀察著，終於當又一道美麗的彩色天光之後他感到了來自腳下的縱向震感，於是衝進我媽的房間把她叫醒，再把另一個房間裏睡得像死豬一樣的大女兒拖到樓下。
“地震了！”唐山成了廢墟和墳場，天津也倒了不少老房子，死了不少人。可我們是幸運的：新造的紅磚和預製板造出的六層樓房，除了兩座姊妹樓連結處的鏤花牆被震塌外，整個樓房完好無損。
人們除了受到的驚嚇，就是傳說中在逃命時出現的一絲不掛的女人。我曾在記憶中拚命回憶當時站在河邊是否看到過一個沒穿衣服的女人？可惜想不起來，隻想起一個披著大棉被的高個子男人，我猜他肯定也沒穿衣服。
還有就是我爸所裏一個剛生了孩子的女同事，那晚我曾看見她可憐兮兮地躺在地上，身上蓋著床被子，後來她新生的女兒就取名叫：“胡震”。在我家，就是讓我倒黴的老爸背了一輩子的那個大黑鍋了。
但不管怎麽說，對整個運河樓的居民來講，地震在當時隻是一場虛驚，除了泄露春光的那些個倒黴蛋外，人們受到的隻是驚嚇，沒聽說有人傷亡。
可人們的生活並沒因為七月二十八日臨晨的幸運而在第二天回到從前的軌道。由於對餘震的恐懼，之後的兩年裏，“水景豪宅”，尤其是三樓以上的“高層”居民們經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漂泊，人們逃散在城市四周，成了華北平原上的“吉普賽人”。
而這場“逃難”生涯是我人生經曆的第一個最有趣，最難忘的曆程。那些在大人看來的苦難日子都變成美好的記憶，全數灌注在我的大腦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