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冷漠社會大環境下你如何選擇？

這篇文章請您在夜深人靜、隻有您一個人的時候閱讀。

 一個大雪紛飛、異常寒冷的下午，您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遇到一個失去雙腿的殘疾乞丐。乞丐穿著單薄，您注意到他渾身發抖。假設您是一位極富有金錢、極富有憐憫、極富有慷慨的“三富好人”，您將?

　　A）把他接到您家過冬。B）給他足夠多的錢，讓他到賓館過冬。C）視而不見，置之不理。

 一個異邦人的答案

 這個故事發生在我國的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的一個小區裏。據《東方早報》報道，在那個小區住著一對美國夫妻，男的叫Matt，女的叫Ella，在當地的一家廣告公司工作。一天下班的途中Matt在地鐵裏遇到一位失去雙腿的乞丐，當然是中國乞丐。乞丐衣著單薄，Matt注意到他渾身發抖，於是Matt將他接到了自己的家裏。

 這個故事沒有結束，恰恰相反，才剛剛開始......

   Matt把家裏的鑰匙交給了乞丐，以便他隨時可以過來。這個小區絕大多數住戶是中國人。不久，中國的鄰居就發現樓道裏經常有一位衣著襤褸、手拄拐棍的人出沒。
   他的出現引起了中國居民的極大恐慌——他是一個壞人怎麽辦?他要到我家來偷東西怎麽辦?他要把我的孩子拐走了怎麽辦?

　　中國居民驚訝地發現這乞丐竟然與那對美國人有關，也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麽美國人會讓這樣的人進家門。中國居民將這件事反映到居委會，請他們出麵要求美國人不要再讓這個乞丐進來。對這樣的要求，美國夫婦大吃一驚，他們辯解說，第一，憑什麽說窮人就一定是壞人?第二，我的家我讓誰進來那是我的自由。

　　中國居民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把這件事又告到了派出所，讓警察出麵對美國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這場中美之爭最後以中國人全麵獲勝而告終。Matt和Ella迫於鄰居的強大壓力，為那個乞丐裝上假肢，給他另租了一套小房子讓他搬出了他們自己的住處。

　　Matt解釋說，我們居住在中國就應該尊重這裏的文化。

　　哦，我差點忘了，那個乞丐竟然也有名字，他叫馬維華。

2009年的那場雪

 2009年的那場全國範圍的大雪讓許多孩子歡呼雀躍，因為對絕大多數孩子來說，這是第一次他們在電影之外的地方看到了真正的雪。這場雪也許還會讓歌手、詩人、作家、攝影家甚至戀人們高興，因為他們終於迎來了難得的“陽春白雪”。

　　可是，天寒地凍卻是流浪漢和無家可歸者的天敵。格爾木市火車站的職工、站台撿拾垃圾人員在站台西側的一個角落發現了一名流浪產婦，當時她用單薄的身軀緊緊抱著生下不久的嬰兒。然而，圍觀者沒有一人伸出援助之手。10時左右，火車站女職工張西娟在打水路上聽到站台發現產婦的事情，就急忙趕過去查看。在站台西側的一麵圍牆下，一名身上汙濁、麵色鐵青的產婦裹著破棉絮在寒風中瑟瑟發抖，懷中抱著已經凍僵的女嬰。

   2009年 一流浪男子被發現死在南二環北京市接濟管理服務中心的大門旁，死者身邊還放著兩個包子和一袋已經開封的方便麵。附近居民淩先生說，當天早晨，一個衣著破爛的男子南北朝向地趴在接濟中心東側距中心大門不到3米遠的人行道上。“他的手非常黑，左腳的鞋子掉了，褲子也脫掉了一些。他身邊還放著兩個包子和一袋方便麵。”

　　我上網搜索，這種凍死在離救助中心大門僅幾十米、幾米的大街上全國還遠不止這一例。

　　…………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少年的我曾被這兩句話困惑了多少年，因為邏輯上看上去不通。既然路有凍死骨，這說明一定是很寒冷的冬天，而冬天酒和肉怎麽會臭呢?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朱門的酒和肉多到寒冷的冬天都能發臭，可以想見它是如何的多?!
 
我們這裏的“欺生”文化

 前麵提到的美國人Matt說，要尊重這裏的文化。那麽，我們這裏到底是什麽樣的文化?

從古到今，我們一直稱自己是“禮儀之邦”。魯迅先生曾經生動地描述過這個禮儀，說是兩個中國人在火車站送別，一直作揖不停。這時火車啟動了，站在火車上光顧著作揖的那位摔了個仰麵朝天。

　　可是，且慢!這種禮儀隻關照熟人。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一個顯著特征是極低的遷徙率，絕大部分中國人在哪裏出生就在哪裏死亡。這樣一種環境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種“熟人文化”，對熟人、生人，家人、外人進行嚴格區分，如“一回生、二回熟”、“一家人不說兩家話”、“您這是不把我當外人”，等等。

　　中國文化這種特點典型地體現在中國人的吃和住的方式上。中國人吃飯，哪怕是第一次見麵的都同吃一碗飯。西方吃飯，哪怕是夫妻也是各吃各的碗。同樣，中國四合院的房子將家人和外人隔開，但是在房子裏麵中國人就不太分彼此了。相反西方人夫妻倆在家裏通常各有各的角落。妻子要在丈夫的書架上拿書，要事先征求丈夫的意見。所以在國外，許多人把家中一兩間房子租給房客，和他們同吃同住。而正是由於中國文化的這種特點，的確很難想象中國人會讓一個陌生人住進自己的家，哪怕他不是流浪漢。

但是另一方麵，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中國文化對陌生人向來不怎麽客氣。不客氣到連鄰居做善事也要反對。

　　這種對待陌生人的差距可以表現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一個陌生人出現在你的辦公室，中國人問：“你有什麽事?”西方人問：“我能幫你什麽忙?”你看，出發點完全不同。

　　記得我在紐約一電影院，發現在門口圍著一堆人，我伸頭往裏麵一望，不是有人在打架，人家圍著看熱鬧，而是一個人鼻子在出血，圍著那一堆人是在幫忙。

　　我到紐約火車站，攜帶了一個30公斤重的大行李箱。在新州市下火車，我才剛剛下車，就聽到有人問我：“Do you need a hand?” (你需要幫忙嗎?)我轉身一看，一個美國小夥子友好地看著我。然後他幫我上下火車站裏的人行天橋，直到我上了出租車。除非我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否則，在中國是絕對不會有小夥子來幫我提行李的。

　　我的另一個親身經曆也許更有說服力。
一個夏日的傍晚，我在美國的一個荒郊野嶺迷路了。我本來帶著地圖，但是地圖上這片地區沒有標明，偏偏路兩旁的樹遮天蔽日嚴重地影響了我的視線。正在我手足無措的時候，前麵來了一位年輕漂亮的美國姑娘。

　　看著這位救星的出現，我頗為躊躇，根據中國的經驗，我要向她問路非吃閉門羹不可，因為天色本來已晚，再加上路兩旁異常茂盛的樹使得這條小路陰森森有些怕人。坦率地說，這時候要是有個壯漢向我問路，我不一定敢理他。

　　然而，我又沒有其他選擇，隻能鼓足勇氣。沒想到，對方熱情地停了下來告訴我怎麽走。我立即拿出地圖請她在地圖上說明。末了，她告訴我，她就住在我要去的那片地區附近，同時開玩笑地說，那個地方恐怕會讓我失望。

　　望著她遠去背影，我忍不住地想：“這個美國女孩對陌生人可真一點戒備心理也沒有!”

 失衡的社會，冷漠的公民

 同是中國人的香港人，卻比內地人慷慨得多。1998年長江水災，香港市民捐款2億多港幣；1999年華東大水，他們又捐款1億多港幣。前不久的東南亞海嘯，在不到兩周時間內，香港各界對海嘯災區的捐款已近7億港元，為香港曆史上賑災募捐最高紀錄，並創下單一城市人均捐款全球之冠。

　　我們的一項有關慈善的調查也許可以部分回答這個問題。這項調查發現阻止“勤勞、勇敢、善良”的中國城市人民行善的幾大障礙是：

　　“這事要老百姓來捐款，政府都幹什麽去了?”前不久，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研究社區的學者向我們介紹了他們提高流浪漢救助的經驗。在澳大利亞有一種名為Soup Kitchen的食堂，專門為流浪漢和無家可歸人員提供免費的飲食。類似的慈善機構在西方國家到處可以見到，有些是教會辦的，有些是政府辦的。以前，在他們那裏服務的都是誌願者，負責燒飯和發放飲食。後來，他們將流浪漢的姓名和以前的職業記在卡片上，或者掛在牆上，或者做成胸卡。

   接下來，他們讓曾經在餐飲或者與餐飲相關行業工作的流浪漢參與到燒飯和發放飲食的工作中來，讓被服務的對象變成服務的主體。僅此一項措施就大大地提高了流浪漢的自我評價。

　　從上麵這個澳大利亞的例子可以看出兩點：第一，發達國家已經在考慮如何提高流浪漢的自尊心問題，而我們目前在為每一個流浪人員提供救助上還有一定困難，確實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第二，西方國家的慈善工作也不是由國家獨自承擔，而是由個人、非政府組織等共同參與。據統計，美國人一年捐出來的錢接近2 000億美元，盡管比爾·蓋茨是個人冠軍，但是其中的70％仍是由你我這樣的普通老百姓捐出來的。

　　“我自己還需要別人來捐助，貪官汙吏一年貪汙的錢不知道可以蓋多少希望小學。還有公款吃喝一年2 000個億。”說這話的人並不是真的過不下去，隻是由於巨大的貧富差異導致心理的不平衡。比如，一位有博士學位的教授一個月收入千餘元，他覺得收入低，一個隻有小學學曆的人一個月賺一萬多塊他也不滿意。“我怎麽啦?賺的是不少，可這都是血汗錢!一年365天，一天12個小時，你見我休息過嗎?”原來他知道一個有“關係”的人，整天什麽事不幹比他掙的還多。可是那位也不滿意，“我這算什麽?毛毛雨。”因為他知道更多“關係”的故事。

　　我後來碰到一個“企業家”，光別墅全國各地就十幾棟。他總算該滿意了吧?也不滿意，正在辦移民。

　　“我一個月800塊錢就要交稅，歌星、大款一次收入幾千、上萬，甚至十幾萬卻可以逃稅。”有些中國明星在捐款時確實沒有偷稅漏稅時積極。遠的不說，就是上次東南亞海嘯，一級方程式賽車冠軍舒馬赫捐款1 000萬美元，大導演斯皮爾伯格捐了150萬美元，小帥哥迪卡普裏奧也捐了100萬美元。桑德拉·布洛克戲演得不咋的，看來也挺大方的，捐了100萬美元……再看看中國的明星，據說，有的“大牌”隻捐了1 000元，甚至，娛樂圈中某位牽頭人勸人捐款竟好幾次遭到拒絕。

　　“我把錢捐給你，我怎麽知道你拿它去幹嘛?” 近幾年，不停地有扶貧款、希望工程款被貪汙、挪用的報道。或者雁過拔毛，變成了某級政府的樓堂館所的建設費、高檔轎車的購置費，甚至吃喝玩樂的開支。這些事件的發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老百姓捐款的積極性。

　　“這種事隻能是誰遇上誰倒黴。”有一輛公交車上一個乘客突然暈倒在車上，司機掉頭就朝醫院跑，由於送醫院及時，那位暈倒的乘客得救了。但是，車上的其他乘客紛紛指責司機耽擱了他們上班，因為上班遲到要扣獎金的。司機忍不住問這些乘客，“將心比心，要是暈倒的是你呢?”“這種事隻能是誰遇到誰倒黴。”

   許多年前，我看過多部美國電影。這些電影有三個共同特點：第一，電影的開始出現“本片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第二，故事都是有關一個美國人遭受了某種不幸，我記得有比如被刹車係統有先天缺陷的汽車製殘者，醫療事故的受害者，因政府某項不好的製度而失去親人者。遭遇這些不幸之後，主人公曆經艱辛，最終利用法律武器贏得巨額賠償。第三，獲得這些賠償後，他(她)們將錢拿出來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來資助今後類似事件的受害者。我記得，在媒體采訪時，電影的主人公都說同一句話：“這件事能發生在我身上，如果不采取措施，它就可能發生在你們每一個人身上。”

　　“他們是被黑幫控製的。”有一次，我在給一個乞丐小孩錢，就在這時，城管大隊來驅趕，小孩嚇得連錢也不要就跑了。“你下次不要給他們錢。”城管對我說。“小孩怪可憐的。”“看上去可憐，實際上是被黑幫控製的。那些黑幫靠他們乞討來的錢住賓館、蓋房子。說不定比你還有錢呢。”

　　一個大雪紛飛、異常寒冷的下午，您在下班回家的途中遇到一個失去雙腿的殘疾乞丐。乞丐穿著單薄，您注意到他渾身發抖。假設您是一位極富有金錢、極富有憐憫、極富有慷慨的“三富好人”，您將?

　　A）把他接到您家過冬。 B） 給他足夠多的錢，讓他到賓館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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