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前的帖】立場不同，才是“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根本區別

【事件前的帖】立場不同，才是“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根本區別
(2012-3-13 22:27) 時代尖兵



3月10日晚，廣東省主要領導現身央視“新聞周刊”，談改革、講體會、論發展；這幾天，《中國青年報》等報刊也及時跟進央視，深度報道了廣東省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和深化改革的具體設想，“南方報業網”等“南方係”網站也加大了對廣東的宣傳力度，不過，這些網站在宣傳廣東的同時，仍在極力抹黑王立軍。由此可見，無論是央視，還是《中國青年報》，以及“南方係”網站，都在貶低重慶、讚美廣東，說白了，是在抹黑“重慶模式”，力挺“廣東模式”。其實，無論媒體如何造勢，兩個模式的優劣已經一目了然，因為這幾年，兩地反差實在太大！

如重慶，通過打黑，社會治安排名從倒數躍居到全國前列；通過建立公租房，緩解了群眾“住房難”問題；通過建立醫療補貼製度，實現了“1元錢”看病；通過食品衛生整頓，成為全國第一個鏟除“地溝油”的城市；通過以土地轉換為核心的戶籍改革，初步解決了農民“入城難”問題；通過大規模綠化，環境汙染大幅緩解；通過“官員下鄉”，既整頓吏治，又密切了幹群關係，因此，在重慶很少看到城管與小販衝突；更重要的是，重慶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前所未有。

反觀廣東，雖然GDP排名第一，但治安之差全國聞名。如在全國10大治安最差城市中，廣東獨占3元：深圳第一、東莞第二、廣州第五。更令人不安的是，廣東社會矛盾尖銳、群體事件頻發，如僅去年6月，在增城和潮州就發生了2起群體事件，隨後發生的烏坎事件更是舉世矚目。在今年“兩會”期間，3月8日，廣東惠州的平海鎮再次發生群體事件，令人詫異的是，昨天，也就是3月12日下午，多名東莞警察居然上街遊行，以抗議待遇不公。群體事件接二連三，遊行示威此起彼伏，說明廣東的社會矛盾非常尖銳，所謂“幸福廣東”全是妄談！

其實，發生群體事件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某些官吏對人民群眾的生硬態度和對群體事件的處理方式，如深圳為開好“大運會”，竟然嚴禁民工上訪討薪，否則就要刑責，而同樣是討薪，重慶則動用特警助民討薪；又如，2010年，深圳出租車司機罷工，要求減免租金、發放油補，對於這些合理要求，有關部門不是積極處理、及時答複，反而以罷工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損害行業形象”為由，將罷工司機辭退，不過，同樣是出租車停運，重慶則由薄熙來親自對話，共謀解決渠道；再如烏坎事件，從群眾零星上訪發展到大規模群體事件，長達3個多月，而在這100天裏，各級政府采取的措施幾乎全在激化矛盾，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起因反腐敗引發的群體事件，居然被地方政府定性為境外敵對勢力幹擾破壞，實在讓人大跌眼鏡。

由此可見，兩種模式誰優誰劣、誰高誰低，一目了然、無需爭論。不過，在明知道“廣東模式”敵不過“重慶模式”的情況下，還有人偷換概念、混淆是非，故意把兩種模式說成“民主與民生”的區別，即前者追求民主，後者關注民生。其實，這全是胡說八道，因為如果廣東“追求民主”，那麽各級黨委政府就應該查民情、聽民意、順民心，並且效仿重慶關注民生，如把警力用在打黑除惡、維護治安上，而不是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群眾。其實，正是因為廣東某些政府缺乏“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才使一些官吏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對群眾疾苦視而不見、麻木不仁，對群眾呼聲置若罔聞、漠然處之，甚至用專政手段對付群眾，從而激化矛盾，釀成群體事件。因此，“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之爭，不是“民生與民主”之爭，而是“為人民服務”和“為權貴服務”的立場之爭。（寫於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