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又是《父親的眼淚》

為了母親---寫在清明雨過後
04/14/2011

父親，屬猴，生於一九三二年，卒於二零零八年。他，可以說是出身書香豪門。由太平天國到民國動亂；又從軍閥混戰到鬼子侵略；複經國共內戰到和平年代的種種浮沉，家境被紛爭錯亂的世道整得七零八落。他還算幸運，靠著叔叔對著兄長的靈位發出的誓言，憑著家裏積存的老底子，他自初中起就進了最好的教會學校；高中時由升至美漢，接著進入聖約翰係統的高中直至完成學業。五零年高考時，因高分同時被複旦，交通，政法等七所高校錄取。選擇華師大是因為那是國家全資的高校，可以減輕不斷支撐他和妹妹的兩位兄長的經濟負擔；但真正讓他做出這個選擇的原因除了新中國的號召，還有和我母親，和當時許許多多有血青年一樣，出於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中女主角芭芭拉。瓦蓮娜契芙娜感人至深的故事。

父親一生有三好：橋牌，書法和五加皮。

橋牌大學二年級開打，直到手抓不起牌張。文革時，那是“違禁”的，照樣關起窗戶掛上厚毯不分季節地吆五喝六。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了，全沒模樣，連說帶唱的，清一色的“老頑童”。書法是父親打小練下的。整個學院無出其右。記得當時出版社要他出字帖，被他拒了，原因很簡單，所有書法都煉成了，唯獨懷素的狂草缺了點“瘋勁”。五加皮，在床邊，書桌旁和飯桌上隨時都可以一把在手。記得來紐約時，到處找不到中國酒，去了梅西見著法國香水櫃台，大呼萬歲，以為找著酒櫃了。唐人街找到“台北酒莊”後，把他樂得，兩個月喝掉我好幾千，回去時還提溜了八瓶：和母親各執四瓶，海關允許的最大量。

父親是全學院和全家族聲名赫赫的硬漢子。絕不違心，絕不將就，絕不就俗落私。

家族在文革期間爛事多多，他成了“救火隊員”，哪裏有情況就及時出現在哪裏，把我母親累得隻有流淚的份，把著苦枯瘦的兒子和幹癟的女兒，隻好違心不斷地向外公請求支援。這也最後成了我父親到死的心病，覺得頭上的桂冠和光環都是從妻子那裏“竊”來的。生命最後的一刻，他沒忘用最後的氣力拉著所有後輩的手，手指停在半空中，指著母親---一位同學和同事，唯一的所愛，終身的伴侶，至死的掛念。

他，在所有朋友和同事中以大義肝膽稱著。

袁世清是新四軍的高級幹部，妻子是延安時代最早的白毛女扮演者之一。文革中因為“皖南事變”中的一些曲折，袁世伯吃盡了苦頭。流放至安徽鳳陽“五七幹校”改造時，歸父親管。父親除了照看，還給出很多關懷。袁世伯“解放”後，妻子在陝西路騎車被撞，死於腦震蕩，袁世伯第一時間就找父親排痛。以後袁世伯做了同濟大學校長，依然常常來家。偶爾會拍著我的頭說：你父親是個大好人，好好學他。

大概是性格關係，也是經曆使然，父親一生再難也沒見他低過頭。唯一讓我無法忘記無法麵對的是我記憶中僅僅的兩次流淚。

第一次:
我十五歲那年，五門功課拿下了四百九十八的高分。母親獎勵了我祈求大半年的東西：一支一元兩毛五分錢的“鉛皮”圓規。三個月後，我被學校保送上海外國語學院英文係。結果因為鄧被重新打倒成了夢中煙霧。圖書館也關了，父親借不到我要看的書，他，流淚了，哭得非常地傷心。這，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很深的愧疚。那時不懂啊！從此之後，再也沒問父母要書或要錢買書。真正開始大批量按月買書是大學畢業有了工作的第二個月。第一個月工資的全部，我交給了父母。

第二次：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地點，上海吳淞船碼頭。母親為了我將被送往東海大島接受再教育，已經整整哭了三天。臨走，父親死活不讓她送，獨自清早起來，拎著網線袋將我領出家門。

五月的上海，常常是細雨濛飛。兒子第一次要遠離家門，遠去獨自生活工作了。父親卻笑不起來。八點，開船的汽笛聲穿雲破霧。父親拍著我一米五八，四十一公斤的軀幹，紅了眼睛。他轉過身去，久久地不能回轉，山一樣地站著，卻哭了。

父親病危時，我在紐約買了連夜機票趕到上海，在床邊握著已然幹枯的手，守了八個夜晚。父親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十個月後重新病危時，母親讓我不要再光圖形式了，因為父親已經鶴飛。爭著奪下了橫幅祭奠的詩句，不要那匠師們的手筆；還提了要求，不能放哀樂，是我唯一的懇求，必須放布諾契利和布萊特曼的歌劇型曲目《It’s Time to Say Good-bye》。氣人的是學院領導堅持要放哀樂。我，沒法堅持，挨著母親的臉麵。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三日，地點：紐約哥倫布廣場邊的新建爵士演出中心。演出單位：Y92的紐約少年合唱團。伴奏：茱麗葉音樂學院，紐約愛樂樂團。指揮：愛樂樂團首席。我們的大兒子登上了舞台，站在了台中央。我，流淚了。曾經跟他說過，風裏來雪裏走，三年了，就為這一刻。

其實，人生很多時候，三年隻需要走出像樣的一步。

同樣是父親的淚，我又懂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