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 聲
文笑寒、潘星輝在他們離開勞教所時，有點慶幸，因為他們覺得這是最後一批解除勞教的，這批要走不了，就沒機會了。所以他們走出柳家寨勞動教養所大門，立時看到自己的人生有一絲光亮了。
但他們說這是最後一批，不對了，勞動教養所這是新生事物，正處在茁壯成長的過程，它不會關門的。隻是走的走了，自然，來的又來了，要知道勞教所隻要能放得下，勞動力資源那是要多少有多少，就柳家寨勞教所來說，不知從哪裏又來了小分隊，加之老資格的最後沒走了的右派，據說總人數不會少於 300 人。可也是，幾百畝稻田和百多畝旱田總要有人種的，更何況那些勞力都是非常廉價的！不過又有消息說，現在在勞教所的右派，可能被當作死不悔改的頑固分子將被送到別處去。將會有什麽結局不得而知，但會更可憐更悲慘！從這點看，文笑寒和潘星輝坐的還不是末班車，這樣比較起來，不管是幾班車，對他們的人生也是極其珍貴的了，什麽事兒也得有個多角度，你覺得在勞教所圈了 5 年怎麽也該放人了，錯了，再圈你五年你有屁尿？別以為解除勞教就什麽都幹淨利索了？
盡管摘帽和解除勞教，並沒有從根本上還給他們應有的權利，但還是覺得身份是不一樣了，買張票看電影，沒人讓你交代什麽，銀幕上的喜怒哀樂也照樣能感染自己。怎麽也該說比勞教所好多了。當然還沒有就業機會，當然社會上有什麽風吹草動，這些在另冊匯總簿裏的“摘帽右派”還常被單獨審問，這也沒什麽不能理解。當一切都被政治所涵蓋，就不要再幻想這個世界還有什麽有價值的東西屬於自己。正相反，所有大小案情包括殺人放火以及各種破壞和擾亂社會治安的事件，公安方麵首先追查的就是有前科的人，摘帽右派當然隸屬前科之列。這種情況很快得到證實。
其中文笑寒有這樣的經曆。離大堡有 10 公裏 的大山溝裏發現有外文傳單，公安局找到文笑寒，他們曆來是先聲奪人，厲聲問：“最近你有什麽活動？”
“在大河裏篩沙子。沒幹別的？別的沒得幹！”
“聽你口氣，還有不滿情緒。”
“這是首長誤會了，在大河裏篩沙子必須全神貫注才能篩出合格品，如若是有什麽情緒連鐵鍁也拿不動。”
繞了兩分鍾才正式審問：“你學過外語麽？”
“學過一點。”
“學過一點？你糊弄誰呀你！我都看過你翻譯的作品，那叫學過一點麽？”
“我種了 5 年稻子，而且什麽書都不許看，會那麽一點外國字早忘幹淨了。現在隻知道《毛澤東選集》四卷，您問哪卷和哪篇文章，說出來，我試試給您背背看。”
“把這個看看，告訴我，上麵寫的什麽。”
文笑寒看了看，“是英文還是俄文我都分不清了。公安機關有這方麵的人才。我不懂！”
……類似的麻煩幾乎“摘帽右派”大都遭遇過。一位“摘帽右派”當了木匠，當木匠的自然有刨子、斧子、鋸子等等木工用具。可巧大河裏出現了一具無頭屍，公安人員立時想到了當木匠的“摘帽右派”。不僅審問還拿走了幾件工具……
還有，就在這個城市，一個當大夫的姓郭的“摘帽右派”，不知又受到什麽讓他過不去的事，自殺了。（當初自殺多好，不是免得在勞教所勞役五年！）
一個王姓的“摘帽右派”（中學教師），不知說了什麽或是幹了什麽，被搶決了。
還有一個沒送去勞教，留在單位的“摘帽右派”（抗戰末期參加革命的共產黨員）每天就是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再不就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那樣子，真讓人心酸，讓人心寒。後來他死了，不知是死於精神分裂症，還是死於癡呆症。據說他的妻子（老共產黨員）在運動初期就自殺了，留下一個將要成年的女兒。
由此可見，“摘帽右派”的恐怖陰影依然籠罩在他們的身前身後……
這讓文笑寒選擇幹什麽活兒，得有兩個要點，一是幹什麽活兒，都要在陽光下，讓人都看得見；二是一般人不想幹的苦活兒、髒活兒、累活兒他來幹！
其實文笑寒也可以幹些別的活兒，但他覺得已經這般情景了，幹什麽也一樣！沒挑頭！
春節是在蘇敬山老人家過的。幾乎都勸文笑寒和江雨把婚事辦了，文笑寒對大夥說，“你們聽聽江雨怎麽說。”
江雨說，“我們的情況比較複雜，文義和小芬乃至寧慎和亭亭，組建家庭沒有任何幹擾。可我們不行！首先單位就得炸了窩，沒人知道我和笑寒的關係，當然他們也不知道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一旦知道我和笑寒結婚，就會以欺騙組織或是早就和右派一塊反黨的借口，開除我公職，而且 100 ％是這樣。我隻能跟你們說，出版社是最有是非的地方，領導人大多是來自延安，論資格一個比一個老，而且幾乎都有背景。所謂背景就是你身後是誰，這一點非常重要，還有一個特殊情況，那就是在到延安之前你是在誰的領導之下。具體說你是周揚的心腹還是馮雪峰的朋友，這實在是太重要了。出版社的其他人，也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我是最小的。我多次看到他們的批鬥會，激烈的程度，粗暴的吼叫，乃至撕扯毆打，完全是階級鬥爭中你死我活的搏殺！文人的儒雅風範一點都沒有了。
試想，我倆結婚總得有個住處，笑寒根本進不去北京，我來大堡的話，那派出所不知怎樣折騰我倆！用階級觀點一掃，我倆就可能成為階級鬥爭新動向的嫌疑分子；再讓笑寒隔三岔五地去交代，再派警察到我單位外調，那日子還能過麽？甭說住一塊了，笑寒要留下孩子的照片，我都不敢給他，這還用說嘛，經常搜家抄家這不是司空見慣麽？想想，笑寒是有前科的，隻要社會有點風吹草動，大左派光顧笑寒，搜出照片，那不就是大災大難麽？
我覺得亭亭的做法太棒了，你們不給我丈夫平反，我就不伺候這個社會。北京有請，就去北京，不掙國家錢，吃自己掙的飯錢，你說我犯什麽了？可我比不了亭亭，我學的專業是文學，現在誰都清楚了，在中國搞文學是最危險的職業。我給你們說一個情況：茅盾是文學大師吧，可他得到通知，要他修改《子夜》，特別是對主人公的修改，因為主人公吳蓀甫美化了資產階級，茅公堅決不修改，從那以後一字不寫！還有老舍的《駱駝祥子》，要他修改後半部祥子和虎妞露骨地調情，老舍領命修改，但越改越不是祥子和虎妞了，最後小改，沒動筋傷骨。你們說正直的作家還敢寫書嗎？三十年代著名作家們的作品，除了魯迅，基本上都被批判掃蕩之列，現在在書架上的作品大都是革命作家的作品，隻是題材太窄了，大概主題也沒有幾個。你們沒見呐，把作家鬥的都是反黨，很多老作家給折磨得就是想以死解脫！可是笑寒，他卻情願做人間最低層的苦活兒。你們猜他想幹什麽，就是為將來寫書做準備，他說古有十年磨一劍，他準備二十年寫一書，為我們的婚禮慶賀。我也想過了，二十年後我 51 歲了，我們的兒子女兒都快 30 歲了，那時候大概沒有反右運動了吧。
這當然是後話，但現在決不敢掉以輕心！在萬無一失的情況下，我來大堡（笑寒根本不能去北京），三年五載能見上一麵，行了！也就隻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真沒別的辦法了？”宮小芬急著問。
“都想過了，第一我們不能回老家重慶，更不能回黑龍江，中國地方是大，就是容不得摘帽右派離開原先工作的城市，別說想動動窩了，一旦讓單位知道我們情況，罪名多啦，非法同居了，愛右派就是幻想資本主義複辟，到那時，我也完蛋了，沒準兒把我補成右派的！現在怎麽說，我也有公職，在生活上笑寒總會比勞教所好些。好在我們有兩個孩子，笑寒的劫數總算過了一個大坎，他倒是挺有信心的，他表示大難沒死，小難留點心，能過去！”
“就這麽兩地呀？”還是小芬問。
“兩地才有相對的安全，真的，隻能這樣，這很不錯了，我 16 歲愛上他，我還不知道什麽時候見著他呢，過了四年，沒想到又碰上了，我們同居了幾天，他走了，這一走，再見麵就是 10 年後的今天。你們說，是不是命！”
“江雨姐，你們太苦了。”亭亭摟住江雨。
“比較說唄，有兩口子都打成右派了，都發配到荒野絕塞的原始森林，丈夫死了， 14 歲的兒子在學校受欺負，跑到原始森林想來到母親身邊，可是她兒子被狼吃了。魯迅寫的祥林嫂有她慘麽？”江雨又說。
“中國有一百萬右派，一個比一個慘！我還有兩個孩子，我還有一個等待和期盼。震驚整個世界的反右大冤案就這麽堂而皇之寫在中國現代史上？不會吧？我真不相信到我 50 歲時‘反右慘案’還是鐵案 ?! 難道讓人家敗人亡的‘反右運動’誰都忘幹淨了？肯定有偉大的政治家站出來，關注所有的冤假錯案！那時候我和笑寒就要舉行婚禮了。”
宮小芬抱住江雨哭得泣不成聲。
“別為我們難過！要說實情，誰願意兩口子 10 年 20 年地吊著？可是吊著總比整死你好點吧？現實太猙獰了，太恐怖了，我們隻要想想，我們有多少生存權利？還有人要什麽自由和民主嗎？就是你把話說對了，但不對心思，這就是犯罪！一個人說他的一棵白菜 520 斤，明明是天大的謊言，但受到讚賞；如果你說那是欺騙，立馬監獄的一扇大門為你打開了。就因為是這樣的社會環境，笑寒直到現在還沒看到他的親生骨肉！我不敢提，笑寒不敢問，再有個十幾年，兒子娶了，女兒嫁了，還沒見過老爸的麵，你們說這樣的社會還不殘忍嗎？而我們能為夫妻的恩愛做什麽呢？隻能在心裏堅守！”
亭亭父親歎口氣，問笑寒：“你有什麽打算？”
“什麽活兒都想幹幹，可是想來想去，要可能的話，學點手藝是正路，沒有手藝老了怎麽辦？比如木工什麽的，老了就得靠手藝吃飯了。有時候我也異想天開，什麽生活都體驗體驗，萬一咱們國家也時興民主了，不再倡導今天你揭發我，明天我去告密他，如果真的象江雨說的，有大人物出來伸張正義了，我也不是右派了，又讓我當幹部了，那時，我就先寫它一部長篇小說，也讓人們知道，我不僅沒被整死，還積累了各種生活素材，也積累了人生曆程的一些體驗，我想，總得讓江雨有笑的時候。”
“有這個誌向對江雨也是個安慰。越是在不公正的社會，人的誌向就越寶貴，就是怎麽不得誌，也問心無愧，活一回沒白活！好在年輕，一定會有機會看到美好。”
比文笑寒早摘帽的寧慎和馮文義都有了安置。寧慎在機械廠當臨時工，日工資⒈ 52 元。按萬魁元的想法至少得定五級技工（日工資⒉ 54 元），但蘇敬山不同意，理由是避免麻煩，人們不看你夠不夠五級，而認為是憑他老丈人的資格，萬魁元不得不給他定五級。其實臨時工裏也分普工和技工。按技工論，寧慎拿個五級工，沒得說！但人們對級別、對誰掙多少非常敏感，有時還非常氣憤，有時還有無事生非的衝動。沒辦法，這種心態可能是農業文明的後遺症。蘇敬山不想給人無事生非的機會，主張級別小點，錢掙少點。
對此，蘇亭亭堅決主張全家遷回太原。在職工醫院的馮文義和宮小芬也特別同意亭亭的主張。他倆之所以同意，決不是因為級別和待遇（宮小芬有醫師級別證、馮文義按在縣醫院時的待遇），而是覺得大堡這個城市在整體上缺失文明。他們想回山西，但又不好明說，怕傷害了亭亭父親收留他們的一片心意。
一次趁休大禮拜（隔一個禮拜休一次）時，文笑寒先找到耿介民（潘星輝結婚了，文笑寒不忍打擾他的新婚），然後和馮文義、寧慎在一起聊天。
他們談到一個話題：在勞教所時，就想一件事，就是早點走出勞教所，哪怕討吃要飯也願意；而出來沒幾天腦子想的就多了，甚至對人、對事又有看法了。看起來 4 、 5 年的改造還沒成為殘廢。對人、對事有看法，這說明咱們的大腦還沒受到傷害，腦子就要運動，否則，癡呆症會不期而至。
耿介民給老難友“上課”：在勞教所時，想的自然是什麽時候出去，不可能想未來。這叫存在決定意識，而所有存在都在變化，人的意識自然也隨之變化。但對我們有一個相對長久的不變，就是必須對社會現象麻痹到底，做到不聞不問，有問也是一問三不知；一定要清醒，咱們的右派帽子就在離你我不遠的人們的手上，一定認識到，我們也親自體會了，我們國家的旗號是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專製獨裁。而人民大眾想要點民主和自由，於是就有矛盾，解決矛盾就得搞階級鬥爭；如果階級鬥爭再搞個 20 年，我們有沒有希望都無所謂了，隻是會把所有的好人都變成敵人！到那時，我們的無產者左派們，是否會去解放全世界在水深火熱中的被壓迫民族？馬克思沒有預言過，不過我們偉大領袖對此信心百倍。而對你我，嚴格一點說，咱們的自由，就是拉屎撒尿不用喊報告了。
這是難友們很辛酸的一次聚會，既沒有回憶，也沒有任何向往。隻有苦澀的叮嚀。
蘇敬山對女兒要回老家的主張考慮很長時間。他還真的和市委書記專門談過。他還記得進書記屋時，可巧彭光磊（他現在是市紀委副書記）也在。他們對他都很尊敬，論級別蘇敬山是省部級， 1932 年入黨的在大堡隻他一人，給他配車，他不要，給他配勤務員他也不要。他親自到市委，讓市委書記感到一定有重要的事。蘇敬山不善客套，更不會拐彎抹角，張口說出打算攜全家老小回太原，在山西的老人們都老了，我自己也快 60 了——
“”什麽？您快 60 了，不對吧？您剛 55 歲，您 1908 年出生，對吧。上次去省委開會，書記再三叮囑，讓我們要特別關注您的生活和身體健康。您現在突然要走，而一走就不回來了，您說，我敢說您走就走吧？老領導，您可別難為我，您的調離也好，告老也好，那得省委定呀。從另個角度，您說山西有您合適的位置麽？
“”這就把事兒說兩岔去了。我在大堡不當官，我跑到山西怎麽會當官呢？怪我沒說明白，我往清楚說是亭亭媽要回太原“同濟堂”照顧她的老父親，我能不回去麽？再則，亭亭死活要跟她媽走，接著就是亭亭的愛人和孩子都得走了。我能拉住她們誰？你了解我，我可不是覺得大堡有什麽虧待我，於是想回老家去當官；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比別人早入黨幾年，就該高官厚祿！在延安，我是給人看病；在大堡，我仍然是給人看病，說到底，咱就是個郎中而已。共產黨員的天職不就是為人民服務麽！當然社會上有個說法，你可能也聽到了，說不入黨就當不了官，這話不算瞎話，但這裏有個疑點，入黨是為了當官麽？表麵上可能會有一致的回答，其實在一些人的心裏有不同的回答。
“關於我個人的請求，你說得對，得請示省委，這麽吧，我求你給省委打個報告，這沒問題吧？”蘇敬山總算把心願說明白了。
之後，一直也沒什麽信，加之馮文義兩口子執意要回懷仁，亭亭媽也想順便去拜謝馮德望，便帶上閨女女婿和外孫子一塊去了懷仁。
蘇敬山一人留守職工醫院。至於留守多久，誰也說不準了。
二 O O 八·八·八第二稿
二 O O 九·八·三 第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