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論正在崛起的中國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預備

張文木：論正在崛起的中國及其治理世界能力的預備

——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講座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2日下午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製進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我們參與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從服務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要審時度勢，努力抓住機遇，妥善應對挑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推動全球治理體製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時代和中國崛起背景下的重要議題，張文木教授曾於2005年4月7日的講座上縱論全球治理。講座內容收錄於李彬、楊芳、尹麗娟編：《清華新聞傳播學前沿講座錄》，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版。作者特賜稿觀察者網重刊本文，發表前有所加工修正。

目錄：

一、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資本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當前國際矛盾產生的重要根源

二、曆史運動本身就不是一個牧歌式的進程

三、賬房裏出不了大政治，也出不了國家安全

四、沒了祖國，個人再有才華，也沒有用

五、實力邏輯和力量均勢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治理世界經驗中最精髓的部分

六、蘇聯解體後，在歐洲地區雅爾塔體係的兩個支點坍塌了，但在亞太地區則大體維持

七、“埋葬雅爾塔遺產”可能同時也埋葬了亞太和平

八、台灣問題折射出的亞太大國戰略博弈

九、國家如無威力，僅憑談判技巧實現不了國家戰略

十、美國人世界治理能力正在下落

十一、在傳統的基礎上批判性地總結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治理世界的經驗，迎接中華民族偉大複興

經濟全球化帶給中國人認識論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人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從全球的視野觀察問題，而經濟全球化給世界造成的大量災難性的問題又使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從全球的角度處理這些問題。處理世界性問題是一種能力，對於國家而言，就是國家治理世界的能力。任何國家，尤其是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都有自己治理世界的能力及其塑造理論。在這方麵，英國人和美國人已有相當的經驗，中國人則處初步實踐和學習階段。無疑，深化這方麵的學習和研究對於“堅持用全球戰略眼光觀察和謀劃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努力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快又好地發展”[1]是絕對有益的。

一、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資本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當前國際矛盾產生的重要根源

中國的崛起拉動著世界輿論。麵對中國的發展，東西方世界近在咫尺，而雙方認識卻遠在天邊。中國的報紙引用美國對中國如何好的評價，但同時又發現西方人在表揚中國的同時卻在不斷說中國“威脅”。其實，這裏頭都有誤讀的成分。

在不同時期，資源短缺有不同的表現內容。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初，短缺是市場。那時還沒有深化的市場，整個殖民地是自然經濟。因而世界市場是平麵的淺層市場，非常表麵化。我們過去說農村是個廣闊的市場。但是，中國的農村那時並不是廣闊的市場，而是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剩餘產品的交換場所。自然經濟就不可能是廣闊的市場，因為它不是為利潤而生產，商品交換隻在非常有限的剩餘產品的範圍內進行。近代資本主義殖民地也是那樣，宗主國家擴張得越廣泛，市場就越大。如果沒有縱向市場，或者說深度的市場，宗主國隻有靠量的平麵擴張來擴大市場。於是，各宗主國的殖民地擴張都非常厲害，各帝國主義國家爭奪的都是殖民地。二戰以後出現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原殖民地都組成國家，有了主權。這樣它們自己就可以開發自己的國內市場。於是亞洲崛起了，這對世界的意義在於，它同時也是國際市場的崛起。市場崛起，南方國家購買力就增加了，市場短缺的矛盾相對緩和。但另一種矛盾也出現了，這就是在市場有力的拉動下資源短缺卻成了製約發展的主要矛盾。

大家知道，人餓的時候，第一個需求，就是增加自己的食物總量。處於自然經濟時期的亞洲國家及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主要矛盾是生產力及相應的產品總量不足。這使他們跟資本主義國家競爭的時候，總處於弱勢。

那時我們提出的口號是：革命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認為隻要生產力上去了，其他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但等我們生產力發展起來了，正如一個人一樣，小時候我們缺的是力氣，等長大以後，腸胃消化功能非常好了，這時卻發現缺少的不是力氣，不是勞動能力，不是技術，這些我們都有了，這時我們缺的是“糧食”即支撐發展的資源。正如孩子小時，母親又開始希望孩子快快長大，將來能做頂梁柱。孩子長大了，母親焦慮家裏糧食不夠。現在是，中國長大了，長成小夥子了。由於長得太快了，他還沒有作成人的思想準備。在成人節上還有些靦腆，聲稱我還小，我不會為吃飯與大家打架。現在西方世界捧中國是製造工廠，誇中國人能幹，把重擔壓在中國頭上，這沒什麽問題。但能幹的人飯量也大，這時西方人就不行了，中國向世界多要點資源，他們就說中國“威脅”。

中國人確實是很聰明。毛澤東同誌說，從戰爭中學習戰爭，麵對“三座大山”的壓迫，中國人不僅學會了戰爭，而且一打到底，也學會了造原子彈，造得也快。從小米加步槍起步打敗了日本人，打敗了蔣介石，並且打敗了有原子彈的美國人。此後沒人敢再欺負我們，也沒了美國人、日本人敢在中國土地上強奸中國女生的事件。尼克鬆見毛澤東時緊張得不得了，美國人到現在都害怕既驅虎豹，又打熊羆的毛澤東。後來，中國人又覺得經濟不行，不如西方。於是中國人以西方為師，學經濟，現在經濟也起來了。

西方人跟中國人競爭，在戰略思維方麵不是對手。亞洲人極聰明，為什麽呢？亞洲的文化底蘊厚。現在我們隻知工業全球化，其實中世紀曆史上還有個農業全球化。那時誰采取農業生產方式，誰就會獲得強勢發展；反之，就必然滅亡。那時，大凡入侵到農業國度的非農業民族，尤其是遊牧民族，都被迫采取了農業方式，一采取農業的方式，就獲得大發展。那時候農業生產方式是世界最強勢的生產方式。因為這種生產方式能較快地通過土地稅賦聚集資源。一個國家要成為世界性大國，第一要務，是要有一定的方法把盡量多的資源集中到自己手裏。土地是中世紀財富的主要源泉。那個時候，農業民族以經營土地為專長。地多糧多，糧多人多，人多稅賦和兵丁多，兵多將廣，國勢就會強盛。亞洲人曾在世界農業全球化浪潮中獨領風騷。華夏體係主要就是圍繞土地資源而建立的汲取資源的世界治理體係，所以中世紀的中國就是亞洲的中心，也是中世紀世界政治的中心。近代歐洲許多思想家都崇拜中國文官製度。

大家看看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從巴比倫、埃及始，依次衰落，近代留下的就是印度和中國。印度先於中國衰落，並且落了個完全殖民地地位。由於中國在這次農業全球化浪潮中挺到最後，這使中世紀中國在衰落之後還能在亞洲留下這麽一份深刻影響東亞的中華文化遺產及與之相應的華夏文明體係。我們不要簡單地認為這份遺產中的內容隻是一些簡單的“阿彌陀佛”，也不要以為孔夫子就是老夫子。遠不是這樣。

在大國興衰史中，被打敗並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國。中國是世界中世紀農業全球化的重要發源地和最後堡壘，英國工業革命成功之後不久，中國農業文明在

西方的隆隆炮聲中轟然坍塌。這並非我們的GNP不夠，而是我們的自衛能力不足。[2]八國聯軍進中國的時候跟叫花子一樣，見咱們紫禁城內大缸上的金子都要刮，見什麽都搶。那個時候文化我們高：咱們宮女都會背唐詩，這些入侵者多數肯定不會背莎士比亞。他們憑過來的幾隻船，就能把我們打敗。所以，我說財富是隨著暴力走的。談不通就打，打完了以後財富就過去了。曆史的規律就是這樣，因為政治妥協是有底線的。西方就這樣用暴力整個把東方的財富轉移到西方。[3]從大曆史看，東方向西方的財富轉移，中間有一個環節，就是十字軍東征，這場長達二百年的西方遠征，把中東阿拉伯的財富轉移了過去，經意大利轉到歐洲，形成歐洲較早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工業革命在大不列顛登陸成功之後，旋即席卷世界。這就是現在人所說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及其相應的文明形式。中國開始是被迫後來便是批判地接受了這種文明的合理內容。中共十四大之後，我們迅速卷入工業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並學會其中的“遊戲規則”。但同時我們又因過於迷信這種規則而得魚忘筌，失去了叢林生存的能力。生產力上去了，打仗我們卻不會了！在信奉“發展是硬道理”的同時，我們卻將生存變成軟道理。可西方人沒有這樣，黃仁宇說，中國人往往不能體會出“英美政客在公事敵對時毫不留情，私人見麵又和藹親切之習慣”。[4]西方人跟你平時相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卻是彎弓月：談通了，好說，談不通，就動粗，打你不商量。

現在我們麵臨的問題與過去有什麽不同，我們跟西方的矛盾在什麽地方呢？

問題在於中國現在已不是飯量有限而又無力的小孩子，它長大了，腸胃消化吸收功能也強大了。市場經濟的厲害之處在於，它能極大地刺激個人的能動性，把人納入資本範疇來消耗，一切都成了資本化的東西；資本天生俱來的不贏利即滅亡的特征使整個社會周轉得非常快，中國也在資本的刺激下轉起來了，但同時我們也發現了新問題。我們原以為我們地大物博，隻要生產上去了，我們資源有的是，怕什麽。現在則發現，生產確是上去了，可資源的存量卻幾乎沒有了，中國猶如一個饑腸轆轆大漢，空有一身武藝。

現在西方人一方麵讚揚中國人好。中國人怎麽能不好呢？給歐美國家提供了那麽大的市場，2003年中國GDP僅占全球GDP總量的3.89％，而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卻高達15%。[5]這樣隻幹活不吃飯的中國人當然好。但另一方麵，西方人又說“中國威脅”。威脅在哪兒？就是你能幹的同時，飯量大了，吃得多了。西方人說中國人勤勞能幹，但勤勞能幹的人飯量也大，這時，這種基本人權西方人便不講了。試問：天下哪有隻幹活不吃飯的道理？中國現在也是這樣，能幹活，但飯量也大。現在東西方的矛盾是這樣，美國跟我們的宣傳同一句話中的語境是不一樣的。現在的問題是，由於按目前的發展速度，世界的資源是絕對不夠的，中國的資源消耗已近極限，這樣的矛盾便是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目前麵臨的挑戰來自發展本身。經濟是發展了，但支撐這種發展的資源卻嚴重不足了。昨天我們擔心的是市場不足，若斷了外部市場，就等於中國60%左右的外貿拉動力沒了，國內許多企業就要停工。而在今天，資源則成了中國發展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旦資源，尤其是油氣資源中斷，中國經濟發展就無法持續；發展這個東西和生存不一樣，前者貴動，後者貴靜。生存是在作瑜珈功，被埋到地底下，隻要有一點能量，就能活下來。這種狀態在經濟中就是自然經濟。自然經濟有極強的生存能力，它的特點是，勞動力和工具很容易結合。一把鋤頭，一個人，一點地，就可以生產吃飯了；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形成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結合，因為它使用的生產工具最簡單，所依賴的條件最少。在山裏也能種地，在森林能采集，在海邊能打魚；這種經濟不為利潤，生產直接與消費一致，自給自足，沒有發展的壓力，所以它生存能力極強，但與之相應的是它的發展能力卻極弱。自然經濟方式我們已經感受過。毛澤東時期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在帝國主義包圍中保存下來，這種經濟不依賴外部市場的特點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鄧小平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在相對緩和的世界環境中發展起來。黨的十四大之後，中國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此時發展就成了經濟運行的“硬道理”。現在中國市場經濟已經啟動了，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做自然經濟的瑜珈功了，在生產與消費之間，消費與需求之間已介入利潤，這樣發展問題就成了生存問題：國家發展的中斷就是國家生存的中斷。

隻要進入市場經濟的國家發展，其發展就是國家生存的“硬道理”[6]；隻要把發展勢頭打斷，市場經濟國家稀裏嘩啦就會倒下。不管你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都是這樣。當今中國麵臨的威脅就是可能出現的發展中斷。現在國內的情況是靠透支資源發展經濟，這條第三世界發展的一般道路已不適應於我們中國了。現在各個企業單位都是利潤掛帥，賓館更是這樣，各種浴液、梳子等等，都給配齊，也不問你是否需要。但這都是國內的稀缺資源。它們管不了這些，因為這裏有利潤。一個國家經濟如果由利潤主導，那將是很災難性的。為刺激消費，在一個好點的飯店吃個飯，好幾個服務生圍著伺候你，聽說還有所謂“跪式服務”，這有必要嗎？但這能提高利潤。

這種透支資源的做法，導致中國發展資源的嚴重短缺。像山西挖煤。為什麽近年煤礦事故頻頻發生？這是由於長期開采，以至挖煤已經挖到地質結構不允許的極限；油價上漲刺激了煤價上漲，高額利潤又刺激了超極限開采。石油價格瘋漲，煤自然也會漲價，利潤也跟著漲。礦區頻頻發生的塌方事故，這是安全措施問題，但更是地質結構破壞問題。馬克思曾通過轉引的方式對資本的這種本性有入木三分的刻畫，這句話是這樣說的：“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如果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7]現在是為了利潤，人們開采地球資源已瘋狂到不顧地質結構允許的程度。塌方後就追查個人原因，其實這已是個人擔不起的責任。中國煤炭資源開采雖未達到貯藏極限，但達到了地質允許的極限。電視上看山西有些地方，挖得村莊都塌下去了，也有的挖得山開縫了，破壞了地表結構。挖到這個程度，能不出事嗎？再嚴格的安全措施也經不住天塌地陷。[8]

科學的發展應該是什麽呢？應該是在GDP上升的同時，資源消耗下降。也就是說，生產與資源的消耗呈反比變化。現在我們資源的消耗比GDP還高，這就不是科學的發展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外部極其依賴，在資源方麵我們現在已是饑腸轆轆，這是實話。我說中國人聰明，過去我們是市場短缺，現在解決了，中間有一個金融短缺，我們大量地引用外資，金融短缺也解決了。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不錯，歐元又升起，這增大了美元的風險。貨幣多元化對我們的外匯儲備是有利的。現在是資源短缺，我想中國人也會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國際資源，隻是相對稀缺而非絕對稀缺。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有一個著名的關於饑荒的理論，[9]他說饑荒的原因並不是沒有糧食，是饑餓的人有需求而沒有消費，也就是說多數人的糧食消費權利失敗。為什麽呢？囤積。擁有糧食的少數人他消費不了那麽多，他放著，大多數人有強烈的糧食需求卻沒有能力獲得糧食消費，需求與消費的嚴重分離才能導致糧食價格的居高不下。這樣餓死人就成了囤積者發財的前提。如果說，消費與生產的分離是價值產生的前提，那麽，需求與消費的分離則是價格產生的前提。現在的世界是什麽呢？需求中心和消費中心分離。資本主義早期，消費中心和需求中心都統一於歐洲，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消費。美國崛起造成世界上歐洲的消費中心與美國的需求中心相分離，美國人在打敗英國人和西班人後，美國人成為消費的中心。消費是一種權利，這種權利要靠槍杆子維護的，不是天生就給你的。

人世間為什麽有那麽多的窮人呢？天橋上為什麽總有老太太躺著呢？那是因為她隻有需求能力而沒有消費能力，就是阿馬蒂亞·森所說的“消費權利的失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酒肉臭”，是消費過剩，富人用不了這麽多，但他還要貯財。“凍死骨”，是有需求能力但無消費能力。人的消費能力不僅是體力，而是一種社會權利的實現能力。近代美國靠強力打破了英國的壟斷格局，此前，世界資源都往英國走，打破之後資源都往美國走。與歐洲曾是世界消費中心而美國曾是世界的需求中心一樣，現在的美國是世界消費的中心但卻不是世界需求的中心，世界的需求中心已從北美轉向亞洲。現在幾乎全世界的窮人在養著美國。美國人很好，美國當然好了，他是靠製造南方國家的貧窮來實現自己的好生活的。他用暴力幾乎把全世界的石油拿回去，他們用石油像用水一樣便宜，他們的電話費非常便宜，因為其所用能源成本低。如果有朋友從美國打來電話，他們很自豪：我們才幾美分。這都是因為他們被全世界包括科技人才在內的世界資源供養著。石油也是這樣，他靠暴力拿下全世界石油。現在，亞洲這個新的需求中心崛起，印度和中國是其中的需求大戶。但是世界上這兩個大國卻沒有被世界資源壟斷集團即七國集團所接納為資源共享成員。

二、曆史運動本身就不是一個牧歌式的進程

中國為世界做了那麽大的貢獻，卻在世界上沒有獲得相應的能源共享份額，這是為什麽呢？

大家一定要記住，曆史上是暴利引導貿易，而暴利卻往往是通過暴力而非嘴皮子實現的。海軍前行，商人跟進，永遠如此。妹妹呀坐船頭，哥哥呀岸上走。哥哥不在後邊跟著，妹妹她絕對走不遠，因為這個世界本質上是一個暴力的世界。我們有些同誌對文化太迷信了，以為世界真這麽溫情。毛澤東說過，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毛澤東還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麽雅致。外交更是這樣，太斯文了不行的。你看當時中國外長陳毅怎麽說話？1965年9月29日，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當香港記者問：中國政府怎樣看待美國利用香港作為侵越戰爭的據點？陳毅說：“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已經等了16年。我的頭發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到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我的兒子會看到，他們也會堅決打下去。”[10]這一番回答，全無通常的外交辭令，豪氣幹雲，既不失原則也有威力，令全場震憾。我們現在隻說我們不威脅，人家也不信，說你都長成小夥子了，我們當然不放心。事實上也是如此，天下哪有沒經過打架就順利長大的孩子。所以說現在的國際外交，得有軍隊跟著走。

曆史運動根本就不是一個牧歌式的進程。我們不能相信文化萬能。就說現在大家說的那個英語，英語的世界性普及最初並不是通過普及教材，派和平誌願隊，搞什麽“英語角”或在展銷會實現的，而是通過殖民者的血與火推向全世界的。如果不信，我們就看看當今世界除英語母國外，凡是殖民災難深重的國家，凡是貧富差距大的地方，都是英語比較好的地方。如果非洲人在近代也是優勢民族，那麽，今天在座的可能都是滿口非洲語。一定是這樣。為什麽廣州話現在興起？在文革那個時候沒人學廣州話的，廣州話跟香港話一樣聽不懂。為什麽沒人學？那地方當時經濟政治都不行。我們是以北京話為中心，因為北京是中國政治中心。改革開放時沿海經濟發展了，就開始學沿海的話。“廣東人啦——”什麽的，因為廣州成了中國的經濟重心之一。語言是一種地域標誌，對個人來說更是一種身份和立場的標識。大家看英國人，現在英語中有許多法語詞匯，那是因為威廉一世於1066年從法國下海打進英國並實現統治（1066-1087），在法國人統治的時候，整個法國的生活方式滲入到英國的貴族生活裏，這與近代英國人的生活方式滲入到印度貴族生活中一樣。所以，現在英國人展示幾句法語，實際是下意識地暗示自己“高層次，小範圍”的身份。可見，暴力而非所謂“文化”創造了貴族和等級。在今天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文化的作用也不要太迷信。在很多情況下，曆史是所謂“沒文化”的人創造的。毛澤東說得好：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11]

同樣，曆史也不是用金銀財寶，用現在的話說，不是用GDP或GNP堆起來的。中世紀時世界財富雲集中國。馬可·波羅到中國的時候，描述中國到處是財富，這對西方影響很大。讀過《查理大帝傳》[12]的話，就知道那時的西方人窮得不得了。東方來的人，在查理大帝眼中是很富有的。西方這時有強烈的物質需求，但沒有可消費的生活資料，這激起了十字軍東侵。共打了二百多年，硬把阿拉伯的財富掠過來了，這為意大利崛起提供了最初的原始積累。緊接著西班牙崛起並用最殘酷的暴力將富裕的拉丁美洲洗劫一空，大量黃金運回歐洲。1588年，英國又把西班牙打敗，進而打敗荷蘭，英國就成了海上霸權。19世紀初，拿破侖帝國崛起，歐洲的財富迅速湧向法國。在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裏有很多資料，可以說明財富隨國家暴力流動的規律。接著俾斯麥於19世紀下半葉使德國統一並於1871打敗法國，此後德國一直是歐洲財富和科技的中心。一直到二戰時，德國科學家中獲得諾貝爾獎的最多。[13]二戰後美國崛起，20世紀末又擊敗蘇聯，美國便成了世界財富和科技的中心。[14]可見，國家經濟運動，從而文明的轉移過程決不是一個“阿彌陀佛”的過程，而是一個極殘酷的民族淘汰過程。

今天我們麵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現在已經長大了，姑娘十八變，越變越好看。中國現在富裕了，中國人也變得漂亮了。但人在變得漂亮的同時也失去了原始的本能，人斯文了卻不會打架了。當然美國人除外，因為美國人並不是美人。以前聽故事，說地主家的孩子模樣長得福態，但打起架來卻不管用，往往被窮人的孩子打得坐在地上哇哇哭。中國人今天富了，但不能學這種不會打架的富家子弟。毛澤東說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5]應當也是中國人的做人原則。人在文明的進程中不能得魚忘筌，不能失去本來具有的人的原始性。失去原始性的民族或文明，必然衰亡。大家看藝術作品，具有原始性的藝術生命強。漢武帝時的雕塑，馬踏匈奴，還有一些熊啊什麽的，簡單的幾根線條，天然而雄渾，震撼人心。電視劇《漢武大帝》，裏邊的服裝樣式很簡單，跟現在日本的衣服很像。日本是從我們這學的。我們再到故宮看看清朝，尤其是清末的雕塑作品，沒有力量，龍須是一根一根刻畫的，藝術細到極致，也就死亡了。所以藝術一定要有它粗糙的一麵，要有原始的力量在裏頭，這樣藝術才有生命力。人類也是這樣，民族也是這樣。我們不能失去那些本原的東西。現在毛澤東曾帶給我們中國人的戰鬥的樂觀主義精神正在消失。

三、賬房裏出不了大政治，也出不了國家安全

毛澤東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基於人民的立場。隻要你站在90%以上的人民立場上，你就不會無助；毛澤東不信邪、不怕鬼的天性還在於他對辯證法的透徹理解。在毛澤東的眼中，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強大與弱小是相對的，也是可以轉變的。再強大的對手必然有造成其滅亡的內在矛盾。毛澤東一生都是在與強敵交手，並斷言“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政治家的個性往往對曆史產生關鍵和巨大的作用。建國前夕，也就是1948年，建國不久的印度對中國西藏開始有所企圖。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性情細致，外表華美，念了很多洋書，很有一些遠見卓識。但在政治操作上他是不行的。1947年印度獨立，次年建國。但在國家分裂問題上，確有書生氣。他以為巴基斯坦分裂後早晚會回來的。結果巴國一去不複返，50多年越走越遠。現在有人說，台灣要是獨立了還能回來，這更是書生之見。我說這絕對不可能！巴拿馬從1903年獨立迄今，就在哥倫比亞的眼皮底下，就是回不去。在國家主權問題上，不能有絲毫政治上的幻想。主權這東西隻有抓在手裏才是自己的。尼赫魯在這方麵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更是一個機會主義者，這給印度帶來了很大的災難。

處於同一時期的毛澤東在幹什麽呢？1948年毛澤東正在與國民黨打三大戰役，盡管毛澤東注意到美印在中國西南邊陲的小動作，但因忙於解放戰爭，無力西顧。那時美國和印度已跟“藏獨”分子串通一氣。麵對西藏問題的危險性，毛澤東在打敗國民黨之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兵西藏。大家注意到，1949年10月我們建國，1950年初中國政府就出兵西藏去了。在主權問題上毛澤東不像尼赫魯那樣玩花活，也不像現在一些書生們所說的“應該先集中精力搞建設”。在西藏問題上，他毫不含糊，出其不意，先拿下了再說。[16]這是隻有大政治家才能做的事情。拿下了西藏，意味著中國國家安全有了縱深地帶，我們在四川、陝西、甘肅，就省了許多駐軍。廣大的地緣縱深，是國家防務的無形資產。現在，我們的許多國防建設都在四川、甘肅、陝西一帶。如果沒有青藏這個大後方托著，我們在川陝一帶的國防建設是不可能的。如果印度得到西藏，哪怕是西藏部分地區，我們西部地區的國防建設就會受到人家居高臨下的監控。高地勢很重要。現在台灣、日本一些企業在中國大陸願不惜代價租用高層建築的頂層，為什麽？因為這樣可以很迅速觀察、截取和接受信息。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所防範。

1950年剛建國不久，毛澤東並沒有一頭紮進經濟堆中，而是西東開弓，盡力擴大中國國家安全的縱深和外圍：上半年出兵西藏，下半年則出兵朝鮮。要知道當時美國有原子彈！但朝鮮也是我們的安全外圍。政治家與學者不同的是，前者先俗後雅，後者則先雅後俗；前者說一不二，後者說二不一。立國未穩，毛澤東就迅速以軍事手段與印度、與美國爭國家利益，而不是像現在一些人那樣來軟的，什麽“軟文化”，“軟戰略”。毛澤東當時出兵時，周恩來半夜12點30分把印度大使潘尼迦叫過來，告訴他，“沒有任何國家像中國這樣需要和平；但是，現在卻到了隻有抱定抵抗侵略決心才能保衛和平的時候。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就會迫不得已出而參戰。”一個小時後“中國的軍隊就越過鴨綠江，開入朝鮮領土”。[17]那一代領導人是說一不二，說幹就幹的。結果是怎樣呢？結果是中國贏了；美國對我們的包圍結果被毛澤東從東北出手，從東南方向打破：1954年、1955年，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周恩來總理豎大姆指，東方國家為周恩來拍手叫好：你看，中國就是厲害，剛建國就把有原子彈的美國打敗了。當時中國真是一窮二白啊，能把美國打敗，這不是英雄是什麽？所以亞洲人民為周恩來致以掌聲，把美國弄得很尷尬。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不和周恩來握手，但20多年後，還是尼克鬆下飛機時早早先伸出手來，大家看看曆史照片就知道這件事。關於此，盡管尼克鬆已經過世，但他在回憶錄中對此有特別的交待。他說 “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18]尼克鬆到北京前，還擔心出現毛澤東“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頂端”[19]的局麵。毛澤東沒有出迎，周總理帶他去見毛澤東。尼克鬆要與毛澤東談外交具體的問題時，毛主席說：“那些不應該是在我這裏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和周總理討論。我們討論哲學問題。”[20]當尼克鬆滿懷著“欲上層樓”的萬丈豪情握著毛澤東的手告別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輕輕地說：“我就不送你了”。[21]

那是什麽？那是中國領袖的威嚴和大氣。這是打出來的威嚴和大氣。事後基辛格評價毛澤東說“我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誌力”。“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22]其實尼克鬆也是美國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和戰略家。而今天精力旺盛而又無處發泄的小布什則與西班牙鬥牛一樣，是一個有戰無略，見紅布就上的鬥士。與他爹老布什相比，簡直不是一個可比量級。 有人說，中國出兵朝鮮卻丟了台灣。[23]事實並不是這樣。

中國人民誌願軍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戰，而在6月27日美國就宣布封鎖台灣海峽。當時斯大林告訴中國，朝鮮戰場上打不敗美國，中國就也別想拿回台灣。事實也是這樣，如果中國當時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勢就會更糟。看看同時期蔣介石討好美國的結果，就知道美國人曆來都是“柿子撿軟的捏”。

也有人說，中國參戰是被蘇聯人利用了，中國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心理上的。”[24]事實並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1945年雅爾塔秘密協定中，蘇聯擁有在大連、旅順駐軍權和中長鐵路的使用權。這些都是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這些利益又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所承認。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聯也是極不情願地表示要廢止這項秘密條約，但主張保留形式。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及中國軍隊打敗美國人的結果，讓最具現實主義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明白了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驅逐了美國人的同時，也驅逐了在中國東北的蘇聯人。結果1953年初，蘇聯幹脆將大連、旅順及中長鐵路不折不扣地無償歸還中國。至此，蘇聯在雅爾塔條約中已吞到嘴裏在戰略利益又悉數吐出，這對在二戰中大獲紅利的斯大林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說不出的痛楚：一場戰爭下來，中國軍隊由弱變強、在蘇聯的支援下組建了強大的空軍、將美國趕到三八線以南，而蘇聯卻告別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國人在此與日本人流血爭奪而斯大林又剛剛獲得的中長鐵路及與之相連的大連和旅順這兩個進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凍港。

毛澤東軍事藝術在於張合有度和恰到好處。中國及時在三八線停火，而沒有接受斯大林打過三八線的要求，中國軍隊因此沒有透支。現在回頭看，如果中國接受斯大林的建議，拒絕停戰打過三八線，即使成功，那也隻是符合蘇聯通過這場戰爭在朝鮮獲取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以補償失去大連旅順損失的戰略利益，其結果中國必然要為此透支國力並反而會對蘇聯形成嚴重依賴。果真如此，後來斯大林移交中長鐵路大連旅順就可能不會那樣不打折扣。[25]1952年底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的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斯大林明白，失去了中長鐵路，蘇聯也就失去了在雅爾塔秘密條約中得到並為蔣介石政權承認的蘇聯在中國大連旅順的海軍基地。1953年7月中美停戰，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國問題上卻是甘苦自知。

現在讓我們把話題再回到印度，說說1962年的中印戰爭。

毛澤東曾告訴印度大使說，中國是不會與印度為敵的，因為中國不可能東西兩向同時交惡。[26]毛澤東把中國的底牌都告訴他了。但尼赫魯還是耍小手段，說二不一，很猥瑣，一點一點摳中國領土。毛澤東則說一不二，一步到位。一個月就把印度侵略軍打得稀裏嘩啦。英國給印度留的“民主製”真起作用：一些書呆子們從戰爭開始就打口水戰，仗都打敗了，還在相互指責。在印度議會進入漫罵高潮時，毛澤東又不打了，把兵都撤回了，武器擦得幹幹淨淨，俘虜們養得黑胖黑胖的，全交還給印度。這在世界上樹立了和平形象。那時實際上毛澤東隻想教訓印度而並非真想打敗印度，隻是拍了一巴掌，動了粗，拍得疼了些，因為毛澤東認為印度還是朋友，盡管我們與印度之間有矛盾，“但是這種吵架，和我們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質上的不同的”[27]。隻是這個朋友愛占小便宜。但這個“便宜”涉及中國的關鍵利益，毛澤東必須出來製止。在戰爭規模上，毛澤東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它控製在有限範圍內，不讓第三國卷入。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後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也對印全麵停火。戰爭結果與朝鮮戰爭不同，朝鮮戰爭要將美國硬逼到三八線以南，而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則沒有將印度硬逼到“麥線”以南。在前者，毛澤東意在打出國格和平等，在後者，毛澤東意在打出持久和平，至於中印兩國間的領土糾紛，毛澤東則留由後人慢慢解決。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贏，而是長期穩定大西南。它與諸葛亮七擒孟獲，曲異而工同。今天看來，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畢諸葛“七擒”之功於一役，令後人扼腕讚歎。反觀毛澤東出手過的東北和西南，至今均無戰事。

毛澤東用兵如神，虛實得當。大家看，四五千米的高原，我方後勤補給極為困難。說實話，印度隻要守住半年，中國就會被迫將全國的財力集中在西南戰事，這樣中國就會陷入被動，那就很麻煩。當時我們主要中心工作還是抓國民經濟體係建設，戰爭也不能影響大局，所以毛澤東一兩個月就結束了戰爭。既打贏了仗還贏得了和平形象——這才叫“雙贏”，同時也保障中國國內中心工作的有序展開。1962年底，中印戰爭結束，1963年，尼赫魯在議會上反複表現自己身體如何好，結果到1964年就去世了。可見，戰爭的失敗對尼赫魯的打擊是挺大的。這正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賠了卿卿性命。也就是同一年，中國原子彈試爆成功。

有了西藏，我們現在的大西南就有了安全縱深；打贏了朝鮮戰爭，東北現在有朝鮮，我們省了不少邊防駐軍。而我們一些書呆子卻說如果沒朝鮮，中國不參加朝戰，東北早就發展起來了。但我們沒想想，朝鮮如果失了，中國東北就得增加多少駐軍，增加多少國防費用？當時美國在冷戰時期啊，東南有台灣逼著，東北有美軍壓著，了得啊！你要動台灣，美國就在東北給你施壓，怎麽辦？政治是講戰略的。現在我們政治學培養的多是賬房先生而非政治人材。在一次研究發展中國大飛機的會上，有一位學者說，不能造啊，我們要算造大飛機的投入產出，先算一算能否賣出去。我說，原子彈的投入產出是什麽呢？原子彈投入的是巨大資金和人力，產出卻是40多年的和平。和平環境是今天中國良好的融資環境的基礎。沒有和平，國際投資就不會來。中國的金融安全是靠什麽保護的？不是靠我們有些經濟學家的所謂“論證”，也不是靠我們的舞姿，而是靠原子彈。凡是有原子彈的地方，大國都不打仗。說到最近的印度，印度有了核武器，中印之間大規模的國家總體戰的風險就大大降低，印巴之間也是這樣，印度北方就省了許多駐軍和國防經費。印度現在國防投資往南傾斜，以南方海上安全為重心。因為印度近代是從海上亡國的。我們說，賬房裏頭出不了政治家，也出不了國家安全，賬房裏那些技術性的東西，學起來並不難，難在建立記賬規則。建立規則屬於戰略層麵的事。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對美國的外交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說：“美國的官員都是一向從長計議的優秀的世界主義者，不是那種在每天結束的時候隻關心賬簿上數字短視的買賣人。”[28]今天的國際記賬規則就是美國人及其同夥七國集團依據他們的國家利益而非“科學研究結果”建立的。

四、沒了祖國，個人再有才華，也沒有用

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今天的中國是有些家底了。但有錢人有有錢的難處，有錢了就有賊算計。窮人沒有這個擔心。現在走進小區，像進了動物園：家家窗子都包上鐵籠子，籠子的結實度也不斷提高。過去文化大革命時，道不拾遺。現在全是鐵門鐵窗子，裏麵全是有錢人，而窮人則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小屋裏。國與家同理，中國現在有錢了，國際上一些國家就對你虎視眈眈。

過去蘇聯有雄厚的財力，你現在到俄羅斯去，都能感覺到社會主義的分配製度的優越性。它有廣大的資源。有資源，等於有上帝支持。

國家富裕一般有兩條路，一個是靠自己幹，一個是打敗富國，殺富不濟貧。國際鬥爭更多屬於後一種情形。保羅·肯尼迪寫的《大國的興衰》裏有一句名言，“一個國家當前富強與否不取決於它本身擁有的力量和財富，而主要取決於鄰國力量的大小與財富的多寡”。[29]富裕的清朝被西方人擊敗後才半個世紀，中國人就成了“東亞病夫”；蘇聯解體後，大量國家財富，不管是有形還是無形，迅速流向西方。

現在中國已取得了大的成就，就是保衛這些成就的認識跟不上。從黨的十六大之後，中央注意到中國國防產業及自主創新問題，強調經濟社會和諧、全麵、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現在我們60%多的貿易依托海外市場，能源對外依存度越來越大。但世界經濟貿易的全球化，也意味著自衛手段也要全球化。外交場合溫文爾雅，沒有問題，但要有底線，守底線是很俗的事，是要準備動粗的事，光靠教科書中的那些知識是不夠的。

共產黨早期誤以為政治就是談判，多數人像個君子，斯文得很，不如共產黨的對手蔣介石懂政治。毛澤東說，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陳獨秀想通過迂回的方式。結果蔣介石跟共產黨沒談到底線就動了刀子。共產黨一下子懵了。黨際關係如此，國際關係也是這樣。一戰結束後，勞合·喬治內閣在1919年做出規定：“作為經濟節約運動的一部分，各軍事部門在編製預算時應根據這樣的假定：‘不列顛帝國在今後的十年內不會進行任何大戰，不需要派出遠征軍’。”從此，“十年無大戰”的假定就一直作為英國軍備政策的指導思想，史稱“十年規則”。[30]這為英國20世紀30年代張伯倫綏靖外交提供了政策依據。麵對希特勒納粹的咄咄攻勢，張伯倫政府除了忍讓外竟一籌莫展。現在中國的情況也有些類似：在美國、日本對華政策日益收緊，國內還是歌舞升平，“盛世”叫得震天響，沒有一點危機感。一些青年學生不思報效國家而一心想往美國跑，琢磨考GRE，要考幾千分，這分數美國人都考不到，卻讓中國青年考？正是幹事業的大好青春卻腦子裏塞滿了需要強記的英文詞匯，有人就是為了出去，考到二十七八歲，這跟當年的範進先生有何區別？我有一個同學，四十多的人了，終於如願去了美國，現在拿了綠卡。我在電話中告訴他登上的是“泰坦尼克號”，好在他還沒有進入“船艙”。

有人說，科學無國界，但人是有祖國的。人並不是隻要有錢就行。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個高行健，說過一句話，典型地反映他的思想。他說祖國是隨著他走的。但曆史上祖國也是跟著猶太人走的，一路上猶太人也掙足了錢。但最終走到哪呢？走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把錢交給希特勒後就進入焚屍爐裏了。在德國納粹把猶太人一個一個趕到毒氣室裏的時候，猶太人的錢沒能救他們的生命。可見，錢是隨個人走的，但個人是跟著祖國走的，而祖國是絕不能跟著個人走。這是人生的鐵則，在這個問題上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能玩機會主義的花活。

從焚屍爐邊跑出來的猶太人，可認識到祖國的意義了。他們建立了以色列國，這麽一點點，比美國小多了，伊斯蘭的聖戰竟對它無可奈何。恐怖主義美國都害怕，以色列不害怕。以色列富嗎？不富；力量大嗎？不大；地盤廣嗎？不廣，隻是以色列人心強！他們知道焚屍爐是什麽滋味，認得了祖國對個人的意義。在美國有錢的猶太人傾盡家產，推動美國政府形成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致在美國形成一股很大的猶太人力量。五十多年過去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仍巋然不動。

有人會說，這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就是力量。但祖國沒了，你個人再有才華，都沒有用。羅馬帝國，發跡於十二個土丘部落。開始是高盧人打他，羅馬人反抗。羅馬人打敗了高盧人後轉頭南下，打贏布匿戰爭（前264-前164）後便屠城地中海對岸的迦太基，接著就征服了整個地中海。征服地中海的過程也是羅馬奴隸製發展的過程。值得說明的是，當時給羅馬人做奴隸的並不都是沒有文化的窮人，還有許多極有才華的學者、藝術家。這時，奴隸的地位與才華沒關係，而與民族國家有關係。可見，人才競爭是有條件的。在征服者麵前，被征服者的藝術家也是征服者的奴隸。二戰快結束時，盟國軍隊打到德、日國內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掠劫科學家，尤其是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從美國回來後，成為中國原子武器的奠基人，此後，錢老終生不至美國。記得20世紀80、90年代曾有許多留美學生不回國，錢老就告訴大家，他們會自願回來的。究其原因是錢老的海外經曆使他悟透了科學與祖國的關係。

袁隆平用他自身的經曆講述了搞科學應該具有什麽樣的品格。他認為“作為科學家，首先要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無論多麽優秀的人，如果太自私，對社會，對人沒感情，不行。”他說：“我為什麽一輩子潛心研究雜交水稻？年輕時，我曾親眼看到5個人餓死，倒在路邊上、田坎上，那個場景真叫慘啊，他們都是我們的同類啊，就是因為沒有飯吃就這樣活活餓死了。這一點對我觸動很大，讓我深切體會到了什麽叫做‘民以食為天’，沒有糧食什麽事情都談不上。”“於是我橫下心來，一門心思研究水稻，研究雜交稻、超級雜交水稻。動機和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吃飽飯。我出了點名後，國際上有多家機構都高薪聘請我出國工作，但我都婉言謝絕了。我的根在中國。”[31]

我們國內還有很多演員、藝術家，在國內幹得很好，可不知為何，他們寧可洗盤子也要出國。洗盤子和演戲不是一個意義的東西。你有才華，就應該展示你的才華，才是正常的。當然幹下等活不能被看成是不好，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長期這麽幹，就是浪費了你的才華，因為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還是不等值的。外國餐館老板多得意：這個洗盤子的在中國是某某著名演員，那個洗盤子的在中國是一個著名科學家，那怎麽行？

五、實力邏輯和力量均勢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治理世界經驗中最精髓的部分

16世紀法國大政治家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對均勢學說有一個精辟的概括，他說：“要加以支撐的事物和支撐事物的力道之間，應該互相保持幾何比例。”[32]不同的隻是，這個“比例”是由誰安排及對誰形成均勢製約。

現在看來，蘇聯解體後，我們對世界格局的判斷過於樂觀，以為雅爾塔體係與“冷戰”結束了。其實世界格局，從而世界和平永是大國戰略力量通過特定形式磨合達到的平衡結果。從維也納體係到雅爾塔體係，講的都是一個國家戰略力量間的平衡。這裏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國家戰略力量的平衡也隻是相對的，也就是說，實力大的一方，總會在平衡中獲得較大的利益。從這個意思上說，冷戰才是和平的常態，和平是國家間軍事力量相互抵消後的結果，而不管這種抵消采取什麽方式。

以雅爾塔體係為例。雅爾塔體係的特點是在分配戰敗國利益的基礎上保證大國間的力量平衡並在這種平衡中實現大國製衡。這在歐洲是以東歐劃線，這樣造成了歐洲和蘇聯的平衡。這種有利於美國的平衡並不是戰後的結果而是戰爭中大國間反法西斯合作過程中磨合出的結果。我讀這段史料時，感覺到美國二戰中的全球戰略，並非隻像學者們說的隻是為了打敗德國、解放歐洲，其實在美國與歐洲同盟國合作時始終還貫穿著通過擴大蘇聯的戰後勢力範圍以削弱歐洲的意圖。

這裏有一段大家熟知，但對其深遠意義卻未透徹解釋的史實。我們知道，在關於第二戰場的地點問題上，丘吉爾與羅斯福一直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激烈爭論。丘吉爾回憶錄中說他“更喜歡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裏亞半島和盧布爾雅那峽穀，從意大利北展開右翼攻勢，直向維也納”。丘吉爾說：“這個路線得到了參與德黑蘭三方會談的英國三軍參謀長的完全同意。”[33]而羅斯福則堅持在英國南部渡海經法國進入德國。在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中，丘吉爾還力爭將進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線。此前，美國盛傳丘吉爾“極力阻撓橫渡英吉利海峽的‘霸王’計劃”。當德黑蘭會議經過激烈辯論最終使英方認可以“霸王計劃”為重心的開辟歐洲第二戰場方案後。事後羅斯福的軍事顧問們長鬆口氣說：“我們總算是沒有被丘吉爾拉到巴爾幹半島去。”[34]有人認為，丘吉爾的軍事行動計劃是為了“英美盟軍向羅馬以北推進，將大批德軍牽製在意大利以減輕蘇聯的戰爭重擔。”[35]丘吉爾和他的參謀長們也表示：“在地中海的進一步戰鬥根本不是出自邊緣戰略或戰後政治考慮的產物”。[36]而羅斯福則注意到“進攻巴爾幹半島的計劃這一點也可能是以政治考慮為基礎的”。[37]

其實，我們看看地圖就明白，如果盟軍從諾曼底登陸開辟第二戰場，英國在歐洲大陸的勢力範圍就會大大縮小，而蘇聯的勢力就會擴展到東歐並形成對西歐的威懾。如果采取丘吉爾的路線，即從意大利攻入德國，則英國就會保持對整個歐洲及其戰後政治的實際影響力。這是因為，軍隊所至，乃國家權力所至；國家乃至地方的影響力是隨軍事力量的進入而存在和繼續的。斯大林對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對當時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的米洛凡·傑拉斯說：“這次戰爭和以往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製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絕不可能不是這樣。”[38]美國的戰略家們也看得明白，他們認為除了打擊希特勒這一目標外，“英國人的另一點考慮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終製止蘇聯在巴爾幹半島各國的擴張”。[39]而在蘇美英三家中，隻有丘吉爾是揣著明白裝糊塗。

現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戰後蘇聯方麵，美國與英國存在著更大分歧。英美雙方都明白，盟國英美軍隊開辟第二戰場的地點對英國戰後勢力範圍大小至關重要。在丘吉爾看來，戰後當美國軍隊退回美洲後，能夠影響歐洲的力量隻有英國和蘇聯，因此，防範蘇聯，盡可能縮小蘇聯在歐洲的影響力，是英國戰後是否能夠保持世界大國地位的關鍵。而這時羅斯福也在考慮戰後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羅斯福曾對他的加勒比海問題首席顧問查爾斯·陶西格說：“我們戰後將會同英國發生的糾紛，也許比目前同德國發生的糾紛來得大。”[40]自18世紀以來，美國一直受著歐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擠壓，一戰後，美國崛起，但由於美國介入這場戰爭的力度有限，因而沒有形成有世界影響力的霸權地位，英國在世界上仍擁有廣大殖民地。二戰中，英國國力已在希特勒的衝擊下大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著英國的國際霸主地位。英國丘吉爾在戰爭中考慮的首要任務是戰後保持英國帝國的完整和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1942年秋，奧利弗·斯坦利被任命為英國殖民地國務大臣，丘吉爾對他說：“隻要我還在這裏，我們就要堅持傳統，毫不放鬆地保持帝國的完整。我們決不讓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過普選把白人扔進海去。”[41]與此相反，美國考慮的首要任務是如何削弱歐洲，尤其是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而要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就是要保證有一個最好是能夠從東麵牽製歐洲的國家力量，顯然蘇聯將是美國實現這項戰略目標的最佳搭檔。蘇聯從東麵牽製歐洲，就能減輕來自大西洋東岸的對美國的戰略壓力；而要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則是從地緣政治上將蘇聯戰後的勢力範圍擴大到東歐；要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就是避免英國軍事力量大規模地從東歐切入，而丘吉爾開辟第二戰場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國實現這一戰略意圖最有利的選擇。

丘吉爾以為羅斯福拒絕自己的方案是“因為受他的軍事顧問偏見的影響而在爭論中搖擺不定，結果把所有這些雖然次要卻充滿希望的機會扔在一邊”，丘吉爾的話隻說對了一半，在選擇開辟第二戰場地點上，羅斯福的確受到時任陸軍參謀長的喬治·C·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的影響，其實，羅斯福總統對丘吉爾的意圖也並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對兒子伊利奧（Illiott Roosevelt）說：“當丘吉爾為他入侵巴爾幹的主張辯護時，屋子裏每一個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進中歐，使蘇軍無法進入奧地利和羅馬尼亞，假如可能的話，甚至匈牙利也不讓蘇軍進入。”[42]1943年8月10日羅斯福總統在聯席會議上批評丘吉爾方案，認為：“試圖將軍事戰略奠基在政治結果的賭注上是不明智的。”[43]斯大林也看到丘吉爾的意圖，主張羅斯福的方案並嘲笑丘吉爾：“正因為俄國人相當單純，因此就認為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看不見眼前的事物，那是錯誤的。”而丘吉爾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詢問英國人是否真對從法國登陸的“霸王”計劃有信心或者“隻是口頭上說說來安慰俄國人”之後，才被迫放棄了他自己的從巴爾幹開辟第二戰場的方案。[44]1945年3月丘吉爾向羅斯福抱怨蘇聯正在波蘭和羅馬尼亞強行建立親蘇聯的政權，並提議他和羅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羅馬尼亞清洗非共產主義分子，履行雅爾塔保證，創立一個真正的代議製的波蘭政府”。但此時丘吉爾從戰略上已無力回天，“羅斯福拒絕了丘吉爾的建議。因為實際上承認了東歐是蘇聯的控製範圍”。[45]

丘吉爾一直到晚年仍對此耿耿於懷，指責沒有從意大利乘勝北進，使“在意大利的盟軍已失去了在俄國人之前到達維也納的可能性，失掉了‘到達維也納以後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結論說“除了在希臘，我們影響東南歐解放的軍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機會”，[46]“這在戰爭導向上是一個錯誤，即使沒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終取得勝利也不能作為辯解之詞”。[47]丘吉爾可能已經意識到，大英帝國及歐洲霸權的掘墓人，並不是共產主義的蘇聯，而恰恰是反對共產主義卻又覬覦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國。對此，還是美國人自己看得明白，說得明白。就在二戰快要結束的時候，美國駐歐洲記者霍德華·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對岸的俄軍，發現“新俄國”進入歐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圖，又進一步發現“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自二戰爆發以來，擴張得最厲害的還不是俄國，而是美國。“從邊境算起，俄國的統治新範圍擴增600英裏，而美國則是7000英裏”。[48]美國作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更進一步認為：“英國的崩潰，至少部分上是美國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49]凱恩斯傳記《為英國而戰》的作者斯基德爾斯基認為：“決心已下的美國人努力運用二戰的機遇來摧毀英國。”[50]

二戰結束和雅爾塔體係的建立敲響了大英帝國和歐洲霸權的喪鍾。1945年喬治·C·馬歇爾在五角大樓的告別演說，繼而，194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說中表露出對美國削弱歐洲戰略成功的喜悅及戰後美國的全球抱負，他告訴美國人應該了解他們的曆史，了解他們同其他國家的關係，了解美國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國應該擔當起一個世界強國的責任，美國對外政策的視野，再也不能局限於美洲了，而應以全球作為美國利益的著眼點。[51]這些話的潛台詞就是，我們不應忘記歐洲壓迫美國的曆史和政治關係，現在這種曆史和關係已經倒置，今後美國應有從歐洲手中接過世界霸權之棒的抱負並“以全球作為美國利益的著眼點”。

講這段史料，想說明三個問題，一是和平並不是國家軍事力量的消失，它恰恰是戰勝國的軍事力量之間的類似積木式的製衡，是國家間實力博弈的最終結果；

二是說，今天我們見到的歐洲衰落，也有美國落井下石的因素。戰後雅爾塔體係的建立既是大國間反法西斯合作的結果，又是美國通過扶持蘇聯而削弱歐洲的成果。由於羅斯福總統的深遠布局，二戰結束後，歐洲一蹶不振，並由此對美國依賴加劇。但這樣也造成了因蘇歐力量失衡，蘇聯在歐洲反客為主，過去美國與歐洲抗衡的曆史，這時反轉為蘇美全球對抗的曆史。這樣的曆史又使美國被蘇聯拖得疲憊不堪，卡特時期，美國還差點被蘇聯趕出印度洋。裏根上台後，全方位向蘇聯挑戰，結果又使蘇聯在老布什時期解體。蘇聯解體後，歐洲力量天平倒向西歐，歐洲政治經濟統一進程加快，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歐美關係又回歸到曆史的起點：與18、19世紀不同的隻是，這時美歐關係已發生了嚴重錯位，過去美國反抗歐洲霸權的關係，現在轉變為歐盟反抗美國霸權的關係。

三是實力邏輯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外交哲學的核心，而通過國家間的力量均勢製衡而不是消滅對手國家，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治理世界經驗中最高智慧和最精髓的部分。但並不是每個盎格魯撒克遜人都能理解英國人留下的這份遺產的曆史意義。記得在德國即將滅亡，歐洲戰場即將勝利的前夕，美國陸軍上將巴頓（George Smith Patten，1885-1945）曾想進一步挑起事端，攻打蘇聯，從而將即將來臨的兩個陣營的衝突消滅在起始階段。艾森豪威爾對此堅決反對。這是因為巴頓將軍隻知道軍事戰略，而不懂得國家政治大戰略。對當時的美國而言，大戰略考慮的是建立一個戰後便於美國控製的大國相互製衡的世界體係。如果美國真是采納了巴頓的建議，那戰後美國就會很快直接麵臨著一個不受牽製的因而是強大的並讓北美洲再次感到戰略壓力的歐洲。如果美國人把蘇聯打下去的話，那美國就整個成了歐洲人的戰略打工仔，這對美國沒有多少好處。艾森豪威爾深悟老英國均勢政策的要義，懂得世界治理的要義在於大國製衡，因而不可能支持巴頓的莽撞之舉。但話又說回來，這事如果在放在現在小布什時期，備不住小布什就會采納巴頓的建議。如果是那樣的話，現在歐洲一體化並向美國叫板的形勢，就會提前半個世紀。前麵我說過，現在美國人的戰略能力嚴重下降。現在的小布什與其說是政治家不如說是巴頓式的軍人，其政治智力已遠遜於其父。海灣戰爭時，老布什救下科威特以後，就鳴金收兵。理由很簡單，如果把薩達姆打倒並更換政權，美國就沒有理由繼續駐紮在科威特和沙特，那樣的話，就沒有美國的事了，就該班師回朝了。這不是美國解放科威特的目的。老布什有意將薩達姆留著，隻要薩達姆在，科威特就總得抱緊美國的腿，依賴美國。這還是老英國治理世界的經驗的成功運用。

六、蘇聯解體後，在歐洲地區雅爾塔體係的兩個支點坍塌了，但在亞太地區則大體維持

蘇聯解體後，雅爾塔體係出現重大變化。總的特征是：歐洲雅爾塔格局在不利於俄國人的條件下終結了。

終結歐洲雅爾塔格局的標誌性曆史事件就是科索沃戰爭。

雅爾塔體係中被製約的國家在歐洲是德國。德國由於其認罪態度誠懇而被歐洲國家所接納並使已分裂的東西德國實現了統一。從地緣政治利益分配方麵，雅爾塔體係中的歐洲格局已不對稱地向西方傾斜。在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個國家事實上進入西方陣營之後，歐洲人乘勝追擊：1999年吸納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約，同時又在巴爾幹地區打響科索沃戰爭。戰爭結束使歐洲地緣政治版圖出現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丘吉爾所說的“鐵幕”大大東移。東歐陣營的東部邊界成了整個歐洲的邊界：巴爾幹地區傳統上是俄國人的勢力範圍，但科索沃戰爭之後，我們再看地圖，從北方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到南方的巴爾幹，正好是一個遏製俄國人的鐵幕。在歐洲地區，雅爾塔格局的兩個支點坍塌了：一個是戰略武器平衡，另一個是地緣政治力量的製衡。2002年，阿富汗戰爭後，美國退出1972年與蘇聯簽訂的《反導條約》，這打破了俄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的戰略武器平衡，而1999年波、捷、匈加入北約及同年的科索沃戰爭中北約的勝利，又打破了俄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的地緣政治力量的平衡。華約組織自行解散，而北約組織卻存在並壯大。這樣，雅爾塔體係的歐洲部分的內外因素消失而解體。

但是，雅爾塔體係在亞太地區則大體維持。

我們知道雅爾塔體係主要涉及大西洋兩岸和太平洋兩岸。前一個是雅爾塔體係中的歐洲格局，後一個是雅爾塔體係中的亞太格局，或稱遠東格局。在這兩個格局中遠東格局基本沒變。雅爾塔遠東格局是建立在對太平洋戰爭中犯有戰爭罪的日本國的製約之上。美國占領衝繩島，俄國占領北方四島；此外台灣主權回歸中國也是雅爾塔體係中確認的；更為重要的還是，與德國的態度不同，近年來日本日益對其二戰罪行采取不認賬的態度，否認遠東軍事法庭的權威地位，以此想否定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國戰爭罪的認定。[52]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決定了遠東雅爾塔格局的穩定性以及雅爾塔體係對於維護亞太和平仍具有的巨大意義。

曆史規律是，國力的強弱是可以轉換的，興也忽焉，衰也忽焉。所以我們不要以不變的眼光看待世界。你看看，中國的版圖和元朝明朝相比現在已經非常小了，而在李登輝及日本右翼眼裏，中國的版圖卻太大了，他們想將中國肢解為若幹塊。後者則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大東亞”地盤。日本曾經實現了這樣的目標，我們也不能保證明天日本沒有可能再複辟這樣的夢想。

19世紀50年代，近代日本和中國一樣都麵臨著外敵入侵。鴉片戰爭前，日本想也不敢想向中國挑戰，日本對中國佩服得不得了。日本人衣服崇尚白，就跟殷朝文明有關。殷人尚白，夏人尚黑。這種習尚後來延續到漢代，電視劇《漢武大帝》裏的服裝幾乎就是日本服裝的再版。漢朝甚至唐朝的語音，在日本都能找到，在現在中國反倒沒有多少了。相反現在學日語的反倒容易學古漢語發音。漢文明對日本文明影響至深，日本學我們學了幾百年，順從著我們，它壓根沒想到來跟我們作對。

但是到1840年中國被英國打敗了。日本人一看小小英國都打敗了中國，那麽向中國挑戰一下也不是不可以試試的。19世紀50年代，日本也遭到美國海軍的入侵並與之簽訂了屈辱性的所謂“和好條約”。60年代中國出現了太平天國，一下子半壁江山亂了。緊接著，日本國內也出現了空前的市民暴動。內憂外患，不僅刺激了中國，也刺激了日本，痛定思痛。由於日本船小調頭快，在近代銳意改革，實行明治維新，而中國方麵的變法則失敗了。此後，中國和日本就分道揚鑣。

明治維新期間，日本軍事有了革命性的變化，把那個武士製度改了。有人說，日本明治維新後建立的是資本主義民主製度，其實它建立的是資本主義的軍國主義製度。陸軍學德國，海軍學英國。[53]在這個基礎上，它進一步推進領土擴張。1894年，甲午海戰，把中國打敗了。

順便插一句，現在很多人說中日甲午戰爭，在當時這隻是一場小範圍的“扳手腕”式較量而不是兩國間的全麵戰爭。在很多時候，國際間利益再分配就是在這種“扳手腕”式的較勁即小型軍事較量後，一錘定音，而很少是在全麵大戰後定音。大國之間的力量博弈更是如此。比如新中國建立之後，中美關係嚴重對立，但雙方卻沒有直接發生戰爭。朝鮮戰爭中，中美兩國沒有直接出麵。中國是以誌願軍的名義，美國是以聯合國聯軍名義在間接較量，而不是國家間的宣戰。越南戰爭也是這樣，中國也沒有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中國支持越南反美武裝，但沒有正式宣布國家出兵。

所以，大國之間交手有一個間接性規律。由於大國戰爭的破壞性大，所以大國一般都是間接試探性交手。人跟人之間也是這樣。大塊頭的強者多是笑眯眯地交手，笑著扳手腕，一次次較量後，雙方就默認了對方的利益底線。國家也是這樣。美國把我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炸了，說是誤打，說聲sorry。這就是扳手腕。未來大國間的衝突多是這種“扳手腕”式的間接衝突而少是直接衝突。前一種衝突的特點是下手狠，但表麵裝糊塗。

未來大國間交手的樣式基本如此。有人談中美開戰，其實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是比較有智慧的民族，兩個有核國家直接衝突的可能性不大。而這並不表明中美之間，尤其是在製海權領域就沒有難以調和的戰略性矛盾及相應的間接性軍事衝突。現在就可以肯定的是，在“台獨”問題上，不見血是不可能的；但如政治手段運用得好，少流血卻是有可能的。這要看島內“台獨”分子的死硬程度而定。

明治之後，日本迅速崛起。1895年它把中國打敗，通過《馬關條約》獲得台灣及周圍一些島嶼。[54]此後，能夠主導亞洲地區的，不是日本就是中國。這有點像歐洲地區的德國和法國。與英國通過平衡德法消長來控製歐洲的方法一樣，美國也是通過平衡中國與日本的消長來控製亞洲的。1902年，英國為了牽製俄國，跟日本簽條約，實際上默認日本能夠打俄國。[55]為什麽呢？俄國在歐洲與英國爭霸。1905年日本海上打敗俄國，英日再次簽訂《同盟條約》，英國承認日本在東北亞的勢力範圍。[56]1910年日本吞並朝鮮，此後，日本進軍目標就是中國，首先是中國東北地區。 到20世紀初，美國政府不得不麵對日本在東北亞崛起的壓力，日本人確實不簡單，它從17、18世紀一個學習中國的國家、19世紀50年代一個被美國入侵的國家，竟在短短半個世紀內變成一個美國不得不認真對待，並引起當時許多中國人的深思的國家。當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確認日本已成為美國政府可與之打交道的強國，而中國則是一個“包袱”型國家後，羅斯福政府在中日之間，選擇了日本。日俄戰爭後，西奧多·羅斯福“感到日本取得勝利，將意味著有朝一日美日之間發生戰爭。但是，他相信隻要對日本持尊重態度，日美衝突還是可以避免的”。[57]鑒於此，美國對日本讓步日益增多，以至於1908年日本駐美公使高平與美國國務卿魯特達成《魯特—高平協定》，美國竟同意“日本和合眾國在太平洋地區都擁有重要的外國島嶼，兩國政府都為在該地區有一種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圖所鼓舞”。[58]這實際上表明美國已默認日本可以與美國分享太平洋的利益。歐洲爆發大戰後，日本進一步攫取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1915年日本駐華公使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美國再次退讓，在同年3月13日美國國務卿布賴恩發表聲明，表示“合眾國坦率地承認，版圖的接近造成日本和這些地區之間的特殊關係”。1917年11月美國與日本秘密簽訂《蘭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它的領土與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9] 承認日本在外圍，尤其是在中國東北地區“有特殊的利益”，就是默認日本可以侵略中國。日本這個國家的特點曆來是迅速出擊，先發製人。這是由於它國土麵積小，國內沒有迂回縱深，而沒有縱深的國家隻有靠擴張安全外圍。在日本打遊擊，那是不可能。讀書時聽過一個笑話，說文革時，日本共產黨到中國來取經，問怎麽能奪取革命成功。我們就教給他們農村包圍城市的道理。他們回去後都拿起槍到農村去了，不久就都給抓了起來。這是因為日本沒有中國意義上的廣大農村。各國情況不一樣，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就不一樣。日本的國情不允許共產黨在農村打遊擊，日本也不可能出現本·拉登式的人物。因為那裏沒有阿富汗式的崇山峻嶺和深山老林，他們不可能像塔利班那樣在崇山峻嶺中神出鬼沒。日本國內沒有戰略迂回空間，為了安全，他們就必須擴張外圍。這一點與中國正好相反。 現實中有許多事情就是：能說的不能做，能做的不能說。1944年10月，丘吉爾訪問蘇聯，其間，英蘇兩個國家領袖在紙條上勾劃什麽呢？勾劃的是各自的勢力範圍。[60]大國間就是這樣，講究的是勢力範圍。日本侵略中國以後，也搞這一套，到40年代基本上將中國東北、華北、華南分割成三個相互製約從而不能與日本抗衡並受製於日本的小衛星“國”。近衛內閣時，日本準備到此收步。隻是日本東條英機組閣使日本與德國、意大利捆綁一起，並一發不可收拾。東條與小布什差不多，有戰無略，靠拳頭思考，腦袋一熱就打到珍珠港去了。結果日本與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大國作對，當然沒有好結果。中國像個大海綿，日本有多少兵力都能被中國吸幹。日本打中國等於拿破侖打俄國，此外日本還得罪了美國，其結果可想而知。 當時，山本五十六明白不能與美國作對。但是，東條還是打了珍珠港。東條英機的想法是什麽呢？他想一鼓作氣，打通對日本至關重要的南洋戰略交通線。結果是太平洋戰爭爆發，整個日本從哪裏來回哪裏去。1945年意味著日本失去了明治以來日本強力所得的大部分地緣政治利益和日本崛起不可缺少的地緣政治空間。 長期以來，美國人瞧不起中國人，但是在美國最難的時候，都是中國幫助美國。大家看，在20世紀100年裏，開始是美國幫日本，日本反把美國打了。老羅斯福搬起的石頭，砸在小羅斯福腳上。美國然後又拉著中國牽製日本，開了個開羅會議死活把中國拽著，因為中國戰場關係到太平洋戰場的成敗。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又扶持日本，而不是幫中國。蘇聯起來了後與美國爭霸。尼克鬆時，他又找中國，說要與中國聯合。此後美國出現了一個牧師總統，他就是卡特，此人光知道念阿彌陀佛講人權。卡特的人文情懷挺好，但這在政治家那裏沒有多大用處。政治無色彩，隻有成和敗。現在美國人似乎不太看得起卡特。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差點將美國人趕出印度洋。裏根時期中美形成戰略合作並由此導致蘇聯的最後倒台。美國人就是這樣，隻有有難同當，而沒有有福同享。不行的時候都來找中國，一渡過難關就翻臉不認人。 在美國曆史上，老羅斯福、小羅斯福，再就是尼克鬆，這幾位是大政治家。老布什也還行。他們懂得地緣政治和大國製衡。小布什這個班底實在不行，原來的老謀深算的政治家，都不跟著小布什幹了。鮑威爾有戰略，小布什不聽他的。所以美國現在這個機製，是精英淘汰機製，淘汰的都是些政治大腕。沒辦法。尼克鬆是美國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盎格魯撒克遜的治理世界的政治經驗在他那裏繼承和運用得好，講究Balance。一國不可能把世界事務全部包辦，必須靠力量間的製衡，並通過製衡實現國家治理世界的目標。這是老英國的那一套。打牌嘛，世界就是一副牌，看你怎麽打。堂·吉訶德是見風車就衝，再大的力氣也經不住這樣折騰。尼克鬆來找中國，從此美國從亞洲抽身，此後亞洲人就相互牽製，美國從中漁利。 現在美國人胃口很大，不要說世界問題，其實它解決地區問題都很困難。在亞太地區，它必須拽著中國。從前一個世紀的百年戰略來看，隻有中國和美國在太平洋手拉手，這個地區才有和平與安全。但美國的朋友永是打不敗的對手。你跟它太緊了不行：上世紀，蔣介石緊跟著美國，美國把蔣介石拋棄了；達賴跟著他，它也把達賴拋棄了；韓國、日本及南越都吃過這虧。誰跟得緊，它拋棄誰。美國外交難與跟得緊的為友，而與打不敗的對手為友。中美之間成為真正的戰略夥伴，是中美之間對抗最深的時候。毛澤東一點不怕，他對尼克鬆說“我喜歡右派”，[61]同時還說美國是紙老虎。與美國交手，打一仗，贏一仗。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的地緣政治可控範圍，是雅爾塔體係裏規定給它的。雅爾塔體係以製約日本軍國主義鹹魚翻身的遠東格局基本沒變。俄國在北方四島、美國在衝繩島的占領權力依然是合法的，台灣主權依然是中國的。 雅爾塔體係裏明確規定，台灣的主權歸回中國。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麽美國不願直接承認“台獨”分子的要求的法律原因。主權歸中國，雅爾塔體係裏確定了，如果我們輕率地作出“雅爾塔體係解體” 的判斷，這既不符合事實，也容易為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留下可鑽的空子。雅爾塔體係是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肯定，從 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到1945年日本戰敗，近一百年日本的“成就”灰飛煙滅。日本不服啊，目前一些日本人又開始為在遠東軍事法庭裏已認定的戰爭罪行翻案，他們想整個地推翻雅爾塔體係，對此，我們怎能輕言“雅爾塔體係解體”呢？

六、蘇聯解體後，在歐洲地區雅爾塔體係的兩個支點坍塌了，但在亞太地區則大體維持

蘇聯解體後，雅爾塔體係出現重大變化。總的特征是：歐洲雅爾塔格局在不利於俄國人的條件下終結了。

終結歐洲雅爾塔格局的標誌性曆史事件就是科索沃戰爭。

雅爾塔體係中被製約的國家在歐洲是德國。德國由於其認罪態度誠懇而被歐洲國家所接納並使已分裂的東西德國實現了統一。從地緣政治利益分配方麵，雅爾塔體係中的歐洲格局已不對稱地向西方傾斜。在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個國家事實上進入西方陣營之後，歐洲人乘勝追擊：1999年吸納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約，同時又在巴爾幹地區打響科索沃戰爭。戰爭結束使歐洲地緣政治版圖出現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丘吉爾所說的“鐵幕”大大東移。東歐陣營的東部邊界成了整個歐洲的邊界：巴爾幹地區傳統上是俄國人的勢力範圍，但科索沃戰爭之後，我們再看地圖，從北方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到南方的巴爾幹，正好是一個遏製俄國人的鐵幕。在歐洲地區，雅爾塔格局的兩個支點坍塌了：一個是戰略武器平衡，另一個是地緣政治力量的製衡。2002年，阿富汗戰爭後，美國退出1972年與蘇聯簽訂的《反導條約》，這打破了俄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的戰略武器平衡，而1999年波、捷、匈加入北約及同年的科索沃戰爭中北約的勝利，又打破了俄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的地緣政治力量的平衡。華約組織自行解散，而北約組織卻存在並壯大。這樣，雅爾塔體係的歐洲部分的內外因素消失而解體。

但是，雅爾塔體係在亞太地區則大體維持。

我們知道雅爾塔體係主要涉及大西洋兩岸和太平洋兩岸。前一個是雅爾塔體係中的歐洲格局，後一個是雅爾塔體係中的亞太格局，或稱遠東格局。在這兩個格局中遠東格局基本沒變。雅爾塔遠東格局是建立在對太平洋戰爭中犯有戰爭罪的日本國的製約之上。美國占領衝繩島，俄國占領北方四島；此外台灣主權回歸中國也是雅爾塔體係中確認的；更為重要的還是，與德國的態度不同，近年來日本日益對其二戰罪行采取不認賬的態度，否認遠東軍事法庭的權威地位，以此想否定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國戰爭罪的認定。[52]這些基本要素的存在，決定了遠東雅爾塔格局的穩定性以及雅爾塔體係對於維護亞太和平仍具有的巨大意義。

曆史規律是，國力的強弱是可以轉換的，興也忽焉，衰也忽焉。所以我們不要以不變的眼光看待世界。你看看，中國的版圖和元朝明朝相比現在已經非常小了，而在李登輝及日本右翼眼裏，中國的版圖卻太大了，他們想將中國肢解為若幹塊。後者則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大東亞”地盤。日本曾經實現了這樣的目標，我們也不能保證明天日本沒有可能再複辟這樣的夢想。

19世紀50年代，近代日本和中國一樣都麵臨著外敵入侵。鴉片戰爭前，日本想也不敢想向中國挑戰，日本對中國佩服得不得了。日本人衣服崇尚白，就跟殷朝文明有關。殷人尚白，夏人尚黑。這種習尚後來延續到漢代，電視劇《漢武大帝》裏的服裝幾乎就是日本服裝的再版。漢朝甚至唐朝的語音，在日本都能找到，在現在中國反倒沒有多少了。相反現在學日語的反倒容易學古漢語發音。漢文明對日本文明影響至深，日本學我們學了幾百年，順從著我們，它壓根沒想到來跟我們作對。

但是到1840年中國被英國打敗了。日本人一看小小英國都打敗了中國，那麽向中國挑戰一下也不是不可以試試的。19世紀50年代，日本也遭到美國海軍的入侵並與之簽訂了屈辱性的所謂“和好條約”。60年代中國出現了太平天國，一下子半壁江山亂了。緊接著，日本國內也出現了空前的市民暴動。內憂外患，不僅刺激了中國，也刺激了日本，痛定思痛。由於日本船小調頭快，在近代銳意改革，實行明治維新，而中國方麵的變法則失敗了。此後，中國和日本就分道揚鑣。

明治維新期間，日本軍事有了革命性的變化，把那個武士製度改了。有人說，日本明治維新後建立的是資本主義民主製度，其實它建立的是資本主義的軍國主義製度。陸軍學德國，海軍學英國。[53]在這個基礎上，它進一步推進領土擴張。1894年，甲午海戰，把中國打敗了。

順便插一句，現在很多人說中日甲午戰爭，在當時這隻是一場小範圍的“扳手腕”式較量而不是兩國間的全麵戰爭。在很多時候，國際間利益再分配就是在這種“扳手腕”式的較勁即小型軍事較量後，一錘定音，而很少是在全麵大戰後定音。大國之間的力量博弈更是如此。比如新中國建立之後，中美關係嚴重對立，但雙方卻沒有直接發生戰爭。朝鮮戰爭中，中美兩國沒有直接出麵。中國是以誌願軍的名義，美國是以聯合國聯軍名義在間接較量，而不是國家間的宣戰。越南戰爭也是這樣，中國也沒有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中國支持越南反美武裝，但沒有正式宣布國家出兵。

所以，大國之間交手有一個間接性規律。由於大國戰爭的破壞性大，所以大國一般都是間接試探性交手。人跟人之間也是這樣。大塊頭的強者多是笑眯眯地交手，笑著扳手腕，一次次較量後，雙方就默認了對方的利益底線。國家也是這樣。美國把我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炸了，說是誤打，說聲sorry。這就是扳手腕。未來大國間的衝突多是這種“扳手腕”式的間接衝突而少是直接衝突。前一種衝突的特點是下手狠，但表麵裝糊塗。

未來大國間交手的樣式基本如此。有人談中美開戰，其實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是比較有智慧的民族，兩個有核國家直接衝突的可能性不大。而這並不表明中美之間，尤其是在製海權領域就沒有難以調和的戰略性矛盾及相應的間接性軍事衝突。現在就可以肯定的是，在“台獨”問題上，不見血是不可能的；但如政治手段運用得好，少流血卻是有可能的。這要看島內“台獨”分子的死硬程度而定。

明治之後，日本迅速崛起。1895年它把中國打敗，通過《馬關條約》獲得台灣及周圍一些島嶼。[54]此後，能夠主導亞洲地區的，不是日本就是中國。這有點像歐洲地區的德國和法國。與英國通過平衡德法消長來控製歐洲的方法一樣，美國也是通過平衡中國與日本的消長來控製亞洲的。1902年，英國為了牽製俄國，跟日本簽條約，實際上默認日本能夠打俄國。[55]為什麽呢？俄國在歐洲與英國爭霸。1905年日本海上打敗俄國，英日再次簽訂《同盟條約》，英國承認日本在東北亞的勢力範圍。[56]1910年日本吞並朝鮮，此後，日本進軍目標就是中國，首先是中國東北地區。 到20世紀初，美國政府不得不麵對日本在東北亞崛起的壓力，日本人確實不簡單，它從17、18世紀一個學習中國的國家、19世紀50年代一個被美國入侵的國家，竟在短短半個世紀內變成一個美國不得不認真對待，並引起當時許多中國人的深思的國家。當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確認日本已成為美國政府可與之打交道的強國，而中國則是一個“包袱”型國家後，羅斯福政府在中日之間，選擇了日本。日俄戰爭後，西奧多·羅斯福“感到日本取得勝利，將意味著有朝一日美日之間發生戰爭。但是，他相信隻要對日本持尊重態度，日美衝突還是可以避免的”。[57]鑒於此，美國對日本讓步日益增多，以至於1908年日本駐美公使高平與美國國務卿魯特達成《魯特—高平協定》，美國竟同意“日本和合眾國在太平洋地區都擁有重要的外國島嶼，兩國政府都為在該地區有一種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圖所鼓舞”。[58]這實際上表明美國已默認日本可以與美國分享太平洋的利益。歐洲爆發大戰後，日本進一步攫取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利益，1915年日本駐華公使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美國再次退讓，在同年3月13日美國國務卿布賴恩發表聲明，表示“合眾國坦率地承認，版圖的接近造成日本和這些地區之間的特殊關係”。1917年11月美國與日本秘密簽訂《蘭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別是在它的領土與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9] 承認日本在外圍，尤其是在中國東北地區“有特殊的利益”，就是默認日本可以侵略中國。日本這個國家的特點曆來是迅速出擊，先發製人。這是由於它國土麵積小，國內沒有迂回縱深，而沒有縱深的國家隻有靠擴張安全外圍。在日本打遊擊，那是不可能。讀書時聽過一個笑話，說文革時，日本共產黨到中國來取經，問怎麽能奪取革命成功。我們就教給他們農村包圍城市的道理。他們回去後都拿起槍到農村去了，不久就都給抓了起來。這是因為日本沒有中國意義上的廣大農村。各國情況不一樣，日本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就不一樣。日本的國情不允許共產黨在農村打遊擊，日本也不可能出現本·拉登式的人物。因為那裏沒有阿富汗式的崇山峻嶺和深山老林，他們不可能像塔利班那樣在崇山峻嶺中神出鬼沒。日本國內沒有戰略迂回空間，為了安全，他們就必須擴張外圍。這一點與中國正好相反。 現實中有許多事情就是：能說的不能做，能做的不能說。1944年10月，丘吉爾訪問蘇聯，其間，英蘇兩個國家領袖在紙條上勾劃什麽呢？勾劃的是各自的勢力範圍。[60]大國間就是這樣，講究的是勢力範圍。日本侵略中國以後，也搞這一套，到40年代基本上將中國東北、華北、華南分割成三個相互製約從而不能與日本抗衡並受製於日本的小衛星“國”。近衛內閣時，日本準備到此收步。隻是日本東條英機組閣使日本與德國、意大利捆綁一起，並一發不可收拾。東條與小布什差不多，有戰無略，靠拳頭思考，腦袋一熱就打到珍珠港去了。結果日本與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大國作對，當然沒有好結果。中國像個大海綿，日本有多少兵力都能被中國吸幹。日本打中國等於拿破侖打俄國，此外日本還得罪了美國，其結果可想而知。 當時，山本五十六明白不能與美國作對。但是，東條還是打了珍珠港。東條英機的想法是什麽呢？他想一鼓作氣，打通對日本至關重要的南洋戰略交通線。結果是太平洋戰爭爆發，整個日本從哪裏來回哪裏去。1945年意味著日本失去了明治以來日本強力所得的大部分地緣政治利益和日本崛起不可缺少的地緣政治空間。 長期以來，美國人瞧不起中國人，但是在美國最難的時候，都是中國幫助美國。大家看，在20世紀100年裏，開始是美國幫日本，日本反把美國打了。老羅斯福搬起的石頭，砸在小羅斯福腳上。美國然後又拉著中國牽製日本，開了個開羅會議死活把中國拽著，因為中國戰場關係到太平洋戰場的成敗。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又扶持日本，而不是幫中國。蘇聯起來了後與美國爭霸。尼克鬆時，他又找中國，說要與中國聯合。此後美國出現了一個牧師總統，他就是卡特，此人光知道念阿彌陀佛講人權。卡特的人文情懷挺好，但這在政治家那裏沒有多大用處。政治無色彩，隻有成和敗。現在美國人似乎不太看得起卡特。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差點將美國人趕出印度洋。裏根時期中美形成戰略合作並由此導致蘇聯的最後倒台。美國人就是這樣，隻有有難同當，而沒有有福同享。不行的時候都來找中國，一渡過難關就翻臉不認人。 在美國曆史上，老羅斯福、小羅斯福，再就是尼克鬆，這幾位是大政治家。老布什也還行。他們懂得地緣政治和大國製衡。小布什這個班底實在不行，原來的老謀深算的政治家，都不跟著小布什幹了。鮑威爾有戰略，小布什不聽他的。所以美國現在這個機製，是精英淘汰機製，淘汰的都是些政治大腕。沒辦法。尼克鬆是美國曆史上少有的大政治家，盎格魯撒克遜的治理世界的政治經驗在他那裏繼承和運用得好，講究Balance。一國不可能把世界事務全部包辦，必須靠力量間的製衡，並通過製衡實現國家治理世界的目標。這是老英國的那一套。打牌嘛，世界就是一副牌，看你怎麽打。堂·吉訶德是見風車就衝，再大的力氣也經不住這樣折騰。尼克鬆來找中國，從此美國從亞洲抽身，此後亞洲人就相互牽製，美國從中漁利。 現在美國人胃口很大，不要說世界問題，其實它解決地區問題都很困難。在亞太地區，它必須拽著中國。從前一個世紀的百年戰略來看，隻有中國和美國在太平洋手拉手，這個地區才有和平與安全。但美國的朋友永是打不敗的對手。你跟它太緊了不行：上世紀，蔣介石緊跟著美國，美國把蔣介石拋棄了；達賴跟著他，它也把達賴拋棄了；韓國、日本及南越都吃過這虧。誰跟得緊，它拋棄誰。美國外交難與跟得緊的為友，而與打不敗的對手為友。中美之間成為真正的戰略夥伴，是中美之間對抗最深的時候。毛澤東一點不怕，他對尼克鬆說“我喜歡右派”，[61]同時還說美國是紙老虎。與美國交手，打一仗，贏一仗。 大家知道，目前日本的地緣政治可控範圍，是雅爾塔體係裏規定給它的。雅爾塔體係以製約日本軍國主義鹹魚翻身的遠東格局基本沒變。俄國在北方四島、美國在衝繩島的占領權力依然是合法的，台灣主權依然是中國的。 雅爾塔體係裏明確規定，台灣的主權歸回中國。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麽美國不願直接承認“台獨”分子的要求的法律原因。主權歸中國，雅爾塔體係裏確定了，如果我們輕率地作出“雅爾塔體係解體” 的判斷，這既不符合事實，也容易為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留下可鑽的空子。雅爾塔體係是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肯定，從 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到1945年日本戰敗，近一百年日本的“成就”灰飛煙滅。日本不服啊，目前一些日本人又開始為在遠東軍事法庭裏已認定的戰爭罪行翻案，他們想整個地推翻雅爾塔體係，對此，我們怎能輕言“雅爾塔體係解體”呢？

八、台灣問題折射出的亞太大國戰略博弈

不管日本怎麽失敗，就其經濟本性而言，它還是要尋求過去的“大東亞”之夢。日本對世界的貿易依賴很強，其生產能力多散布在海外。我們現在感覺到海外安全的壓力，他們更是這樣，但他們有美國保護著，我們則隻有自保。日本麵積小。對美國一時半會威脅不到，所以美國打算把它從雅爾塔體係中解放出來，幹什麽？讓它咬人。美國原想做的粗事，現在讓日本來做。日本也想借美國對華冷戰之勢複辟其“大東亞”舊夢。現在小泉正在“大膽往前走”，根本不回頭。如果日本走上這條路，其邏輯結果必然就是尋求南中國海的地緣政治利益，繼而西太平洋的利益。為此，第一個邏輯結果就是，重複甲午海戰，占領台灣。台灣是日本走向太平洋，走向南中國海的一個必經之路。如果說美台之間的關係是間接且非核心利益的關係，那麽，台日之間可是直接且是核心——盡管是非法的——利益關係。沒有這一步，就不可能有日本的崛起。沒有聽說過老虎長大後仍會滿足小時候的胃口和地盤。

為此，與美國不同，日本是需要台灣從中國分離出來的。19世紀下半葉，為達到吞並朝鮮的目的，日本曾首先剝離朝鮮與中國的傳統關係。[67]盡管台灣問題與曆史上的朝鮮不是同類性質的問題，但日本在分裂台灣與祖國大陸主權聯係的手法則是一樣的。大家不妨研究一下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第三條，盡管日本聲稱“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即“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68]的立場，但日本在台灣問題上隻提“充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認中國政府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69]，這就是說，日本隻承認台灣主權不屬於日本，但沒有承認而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這已為未來在台灣問題上翻案埋下伏筆。歐洲雅爾塔格局解體已燃起了日本翻案的欲望，為此，從上世紀末起，日本正將這種欲望迅速轉化為國家政策，其核心目標與19世紀下半葉的目標相同，仍是中國台灣。[70]因為台灣是打破日本雅爾塔“困境”的關鍵部位。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也是日本的——盡管是非法的——核心利益。 現在更嚴重的問題是，台島內部的台獨分子正在配合這種目標采取裏應外合的行動。

從具體操作上說，台灣主權回歸中國是雅爾塔確定的，日本和“台獨”分子仍不能直接否定，他們隻有選取間接目標實現其分離台灣的戰略。那麽，這個間接目標在哪呢？依我看，就在釣魚島列嶼[71]。李登輝說釣魚島的歸屬說不清，[72]其實是他看準了釣魚島列嶼對於台日聯係的戰略意義。如果釣魚島列嶼主權回歸中國，那就等於台灣回來了一半。台獨分子和日本右翼的政治聯係，就會被打散。本來台灣和日本之間有衝繩被美國隔斷，現在如釣魚島再被中國大陸隔斷，那“台獨“分子和日本右翼的“台獨”目標也就壽終正寢了。日本不希望台灣回歸祖國大陸。中國大陸海軍要是在釣魚島鎮著，陳水扁敢如此放肆？統一台灣當然要以和平方式為主線，但和平方式一定要有武力為後盾。我們還記得毛澤東同誌解放北京的“北平方式”嗎？當時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以平津、淮海兩大戰役的勝利為前提的。如果將台灣比作當年的北平，台灣經濟相當於北平城內的故宮珍藏，要盡可能地完整地回歸到祖國和人民手中。而要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解決台海及其周邊的製海權問題，而解決台海的製海權的突破口就在台日“接榫”的關鍵部位即釣魚島列嶼。

退一萬步說，即使沒有做到這一點，台灣獨立也是極不可能的事。中國數千年曆史長河中，台灣就沒有獨立的曆史。為什麽呢？因為台灣的版圖太小，離中國大陸最近而離其他大國最遠且沒有進入這些大國地緣政治的核心利益圈。這麽個地區，猶如停泊在中國大陸這艘“航母”旁邊的一葉扁舟，失去大陸保護就會搖晃搖晃地翻船。獨立的地緣政治形成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基本的地理距離，要麽是大國間爭奪不下的而有關鍵意義的海峽要塞。有了馬六甲海峽，新加坡能獨立，亞齊也有獨立的可能；有了巴拿馬運河，巴拿馬能獨立；有了紅海海峽和蘇伊士運河，吉布提、厄立特裏亞等才能獨立。緊貼中國大陸的台灣，既不處在馬六甲海峽，也沒有巴拿馬和蘇伊士運河那樣的戰略位勢，因此，它不會有其獨立的曆史；如果中國大陸不再出現清末式的動蕩，台灣也肯定不會有獨立的未來。

日本現在正在試探雅爾塔底線，試探亞洲國家對日本翻案可接受的底線。它試圖先從釣魚島列嶼，繼而從台灣突破，然後再將遠東雅爾塔格局攪渾，最後達到渾水摸魚的目的。

最近日本與德國、印度、巴西聯合申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就是渾水摸魚的動作之一。我們知道，聯合國是雅爾塔體係的產物，當時建立聯合國的設想是建立戰後長久和平機製，而這個機製建立的首要前提就是對世界戰爭的兩個策源地即德國和日本兩國法西斯勢力鎮壓及對其複活可能的有效監控。而日本拉印度和巴西這兩個太平洋戰爭中的受害國一起，想從一個被監控的國家瞞天過海，一躍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盡管日本的努力失敗了，但其司馬昭之心卻未必路人皆知。至少太平洋戰爭中的受害國印度和巴西就未必知曉。

日本人的危機感特別強，特敏感，愛報複。對於這一點，老政治家倒是看得明白。太平洋戰爭中對日本實行最後一擊的斯大林1945年12月在回答蔣經國日本是否有可能東山再起的問題時，曾一針見血地表示：“當然，這是可能的，日本這個國家人口多，愛報複。日本希望東山再起。”[73]造成日本這些性格特點的原因在於國家特別小。小國敏感，在策略上往往會率先出擊。甲午海戰，日本沒有想到會贏，隻想到必須先發製人，而且是投入國家的全部力量，迅速出擊，不惜代價。結果，它打贏了。但這種策略不能多用，多用則會反傷自己。二戰時，日本先對中國，繼而對美國都采取這種策略，受到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大國的牽製，犯了與希特勒同樣的致命錯誤。

現在日本有顛覆雅爾塔體係的衝動，在策略上是否還會再次犯這樣的致命性錯誤呢？

非常有可能。

且不說日本觸動的遠東雅爾塔格局要涉及中、俄、美三國的戰略利益，我們隻要看看日本不屈不撓的參拜靖國神社，特別是參拜其中那些有戰無略的東條英機們的舉動，就說明日本迄今也不明白自己在那場戰爭中敗在何處，迄今也不明白東條不僅是世界和平的罪人，也是毀滅日本的罪人。今天日本政治家隻看到東條孔武的一麵，而沒有看到正是這種“玉碎”的性格[74]導致自明治以來所有的日本成就灰飛煙滅。對東條的“崇拜”說明日本民族對其性格缺陷不僅不注意克服，而且還會再次放大。[75]

台灣問題的出現，並不是雅爾塔體係的錯，而是冷戰的錯。冷戰才使台灣回歸祖國成了所謂“問題”。因此，所謂“台灣問題”的出現，是雅爾塔體係的倒退。現在留給中國政府的挑戰是，統一台灣成了中國進入世界政治的第一道門坎，也是中國進入大國競技場的第一張但卻是初級的資格認證書。目前美國似乎沒有直接與中國交手的安排，它隻是先放對台灣有更迫切覬覦之心的日本出來與中國交手，如果中國跨過日本這道坎，就正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越過中國（1895年）、俄國（1905年）這兩道坎之後，美國就開始與日本認真打交道並與之分紅的經驗一樣，中國如想獲得與美國在亞太平等分紅的地位，就必須先切實——不管采取什麽方式——打掉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覬覦之心。如果中國在這件事情上取勝而不是所謂“雙贏”——在核心利益上不可能存在“雙贏”，中國與日本的未來在亞太的地位也就大體確定了。估計在這個問題上日本人是不會讓步的。

大國崛起的規律性現象是兩個實力相當的對手之間要有相當的緩衝空間；這種空間的大小與正在崛起的大國之間的衝突概率和烈度成反比。如果在地理沒有空間間隔的條件，那麽保持雙方的戰略力量，尤其是其中的戰略武器的均勢則是和平的保證。所以，大凡國際和平體係，不管是維也納體係還是雅爾塔體係，多是從這兩方麵入手製定的；同樣的道理，一個國際和平體係的解體也首先是從這兩個方麵的消失而開始的。

抗日戰爭中為什麽發生那樣大規模的戰爭啊？蘇聯準備得比較好，日本想打但沒有打過去。我們準備得比較差。日本就過來了，盡管最後贏了，但中國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現在日本又起來了，與此同時，中國也出了一些對日“新思維”，要求中國政府“不妨大致地擱置曆史”[76]，“從政策聲明和實際態度兩方麵‘一視同仁’地看待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願望，即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提出中國未對其他同類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條件。或者更進一步，擇時積極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77] 但現在首要的問題，日本並沒有“大致地擱置曆史”，它至今沒有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現在需要回答的是：日本是否會放棄對台灣的企圖？如果不會，那中日之間就很難有“新思維”所描述的那樣的調和餘地；如果沒有調和——這裏特指的是戰略核心利益上調和——的餘地，那“擇時積極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中國意味著什麽？對聯合起來打敗了日本法西斯的亞太各國，意味著什麽？最後，對支撐戰後和平的雅爾塔體係及建立其上的聯合國，又意味著什麽？

九、國家如無威力，僅憑談判技巧實現不了國家戰略

國際問題會把中國人的視野拓展。從我們國家人民的知識結構來看，20世紀40年代是軍事掛帥，全黨學軍事。50年代全民學技術。到文革中全民學政治，搞階級鬥爭。“文革“結束後大家一窩蜂地學數理化，那時陳景潤成了知識分子的偶像。後來又爭當萬元戶。接著又辦班弄文憑。後又學經濟：開始學政治經濟學，後來“政治”不要了，學經濟學，金融學，學房地產，最後是國際金融學，玩經濟泡沫。下一步我看這泡沫要被挑破，人民開始再次重視政治，不同的隻是從階級的政治轉到國際的政治。婚姻的取向也是社會價值的取向。解放戰爭勝利後，姑娘都找軍官出嫁。後來嫁大學生、嫁工農兵、嫁萬元戶、嫁學者，我看婚嫁的風向下一步又會是軍人。因為國際政治也是以軍事為基礎的，而國際政治的風險日益向中國逼近。

中國目前國內問題很多，但這並不可怕。大家知道，包括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在內的任何一個大國崛起之初，都有巨大的社會分化問題。大家看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最後一章講的就是工人階級貧困化問題。大凡進入市場經濟的國家，都講利潤起家，這在初期一般都要壓低消費資金的支出。但這不應當成為國家對社會責任的托詞。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注意這些國家的解困之道。英國、美國後來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呢？它們通過海外擴張，擴大利潤回流。通過犧牲資本外圍地區，即將國內的貧困轉移到世界其他地區，將國內的兩極分化轉換成國際間的南北差距，這樣盡管不怎麽道德，但它確實由此獲得大量高額海外利潤以增加社會福利，反哺國內貧困階級，國內工人階級由此過上了貴族化的生活。19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被稱為“黃金時代”，同時它也就是英國通過侵略中國和印度的戰爭在東方掠奪最瘋狂的時代。其間大量利潤回流英國，窮人一夜間成了富人。從國內範圍看，英國資本主義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但從世界範圍看，它又通過戰爭犧牲東方民族使英國另一部分人即原來的窮人也富了起來。後來居上的美國發展道路也是這樣。到了19世紀的70、80年代。美國工人窮得不得了，童工很多，當時工人還奪取幾個城市。結果美國政府派陸戰隊對工人運動實行嚴厲鎮壓。當時美國工人運動非常強大。但美國對此也不是從國內入手，而是到海外打開市場，擴大海外利潤回流，以此化解國內因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問題。為此美國政府大力發展海軍，在當時，海軍是獲取世界財富的幾乎是唯一的手段。國內政治問題通過依托於軍事手段的海外擴張來化解，這是英美國家成長道路上的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

2004年7月，我到深圳登上作為遊樂項目的蘇聯時期的“明斯克號”航空母艦。那是蘇聯製造的。在甲板上我眼淚差點掉下來：看到俄國姑娘在曾是本國的軍艦上為遊人跳舞賺錢，那情景，就好像妹妹在為被賣掉的哥哥數錢。你說俄羅斯姑娘沒尊嚴、沒感情嗎，也不是，隻是沒辦法。如果中國把自己的戰艦賣給別的國家當遊樂項目，任人踐踏，那無異於在踩中國人的胸膛，在踩中國人的神靈。軍艦是國家之神。軍艦的前途不是遠航，那麽它寧可沉在海底，也不能被人當樂子耍。我看到躺在腳下的“明斯克號”龐大軀體，我想到曾任人宰割的近代中國，同時我又想到中國的未來。

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身軀，肌肉、神經走到哪裏，骨頭就走到哪裏。對一個國家而言，骨頭是軍隊。神經是文化，是我們信息傳播。肌肉又是什麽呢？是經濟，是公司，但公司都要有軍隊跟著。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幾乎就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前景。一國之經濟猶如一人之膀臂，不管你伸多遠，隻要沒有軍隊跟著，誰都可以斬斷你。中國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美國給它換個政府，瞬間就沒了。不要真以為貿易就靠談判，談判就靠技巧。國家談判後麵如無威力，僅憑技巧解決不了問題。曆史上有許多時候，道義的力量是有限的。美國在19世紀90年代整個是軍艦先行，1898年它學1588年“西班牙海戰”中的英國，一舉打破英國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鎖，拿下古巴、夏威夷。夏威夷地理位置相當於中國台灣，況且當時它不是美國領土，美國一年就將它拿下，現在也沒有出現“夏威夷人民絕不答應”的情況。台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們喊了50多年卻越來越遠了。光喊不行，你得來點真格的。溫柔外交應給“柔”字旁邊加個“扌”，即溫“揉”外交。對陳水扁這樣的死硬台獨分子，你得使勁揉，你不揉他，他不聽話，他還以為你弱。現在我們會溫，也要會揉。陳水扁他們這些人，怕的就是中國海軍：航空母艦停在那兒，“台獨”分子就不敢動啊。這麽大的國家，在主權問題上隻放空炮。人得有力量，力量是威信的基礎。威信，威而信，國家也是這樣。

中國在發展問題上切忌紙上談兵。中國要解決市場經濟給中國帶來的社會問題，也要發展中國的中產階級群體，而這與英美國家麵臨的問題一樣，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但問題在於：是僅在國內配置資源，還是同時也在世界範圍配置資源？今天的中國自己得的很少而為世界貢獻的卻很多，那按權利義務相等原則，中國就有權利從世界獲得相應的資源配額；這是民主的權責對等原則，這對奉行民主原則的西方國家當然就不應當是“中國威脅”。吃飯幹活，天理而已。在吃飯問題上，西方民主立即就顯出其虛偽性：中國做了貢獻並開始需要世界資源時，這時西方大國不給你，就說你“威脅”了他們。最近石油價格上升，這表明國際資源分配體製不合理。正如糧食價格上漲，不是糧食不夠，是因為太多的人餓肚子而又得不到糧食。一方麵是有需求而沒有相應的消費資料，另一方麵是有消費資料但沒有那麽大的需求，這是世界資源價格上升的重要原因。這與勞動力的價格是由失業後備軍的多少決定的道理一樣。

十、美國人世界治理能力正在下落

既然研究中國崛起，那我們就不能不研究美國。

近些年美國衰落得快。這是由於美國國力在小布什時期透支得很快。曆史表明，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古羅馬是如此，納粹德國、東條時期的日本，乃至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都是如此。所以，毛澤東給我們製定的國策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就是不透支國力。今天美國的手已伸向全世界，國力正在透支。對美國更具災難性的還在於美國人的世界治理能力隨美國人的戰略思維能力的下降而下降。美國國防的投資就不用說了，就看看美國在新世紀發動的兩場戰爭。現在阿富汗國防部門整個都是俄國人的天下。伊拉克是什麽樣子。伊拉克打下後是什葉派獲勝，什葉派是伊朗一邊的。蘇聯解體以後，是塔利班製衡中亞的原蘇聯五個加盟共和國。塔利班是遜尼派，伊朗是什葉派，塔利班從東麵牽製伊朗。薩達姆是遜尼派，從西麵拽著伊朗。美國解放科威特後又讓科國從南部製約著薩達姆。美國在裏頭用最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實現了自己在中東的戰略利益。可現在的情況是，美國打了阿富汗，俄國的力量反而南下；打了伊拉克，什葉派伊朗的地盤擴大。可以預計，美國撤軍後，伊拉克與科威特及伊朗的關係會大大好轉。為了這種“戰績”，小布什還賠了3000多士兵的生命。有一幅漫畫講阿富汗戰場上，美國和英國士兵在前麵拉車，小布什和布萊爾搖著鞭子趕車，坐在車上的是俄國人，身後是北方聯盟的士兵，直奔喀布爾城。

在生活中，小布什處處表現出爭強好勝的個性。2002年2月，小布什訪問中國期間登長城時，曾問身邊的導遊，三十年前，尼克鬆總統攀登到哪裏。當攀登到北側760米高的敵樓時，導遊告訴他，當年尼克鬆總統就來到了這裏。小布什表示，他要再向前走幾步，要超過尼克鬆總統當年留下的紀錄。[78]這種好勝性格表現在國際事務中，使小布什有戰無略，跟西班牙鬥牛一樣，見了紅布就衝，極沒智慧。美國政壇中最有謀略的鮑威爾對此無可奈何且黯然離去，並承認他曾在聯合國提出的美國入侵伊拉克理由的講話是他個人曆史上的一個“汙點”。[79]現在的美國人跟古羅馬人相似，有大量的外來資源供其揮霍，自己不用勞動，不勞動就沒有了智慧，尤其沒有政治智慧。小布什這代人在無憂無慮的環境中長大，沒有參加過殘酷的戰爭，用不著像南方國家的窮人為衣食發愁。受到的教育也多是快餐文化。沒有壓迫，哪來智慧，不像從二戰出來的美國政治家。你看老布什，他打了海灣戰爭，打得非常漂亮，他知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他打敗了薩達姆又保留了薩達姆。為什麽呢？因為他要用薩達姆南麵牽製科威特，東麵製衡伊朗。而我們反視小布什，整個一個吉訶德先生。2006年3月16日，布什發表自就任總統以來的第二份國家安全報告，報告重申美國“先發製人”的戰略，強調“外交優先”，並將包括伊朗、敘利亞、朝鮮在內的七個國家列為“專製國家”。報告同時將伊朗定位為“美國麵臨的最大潛在威脅”。[80]沒有對手的外交，是不成熟的外交，而對手太多的外交則一定是失敗的外交。小布什敢為天下先，同時宣布以七個“邪惡軸心”為敵，這樣的國家外交在曆史上鮮有發生。

有消息說，小布什與克裏辯論時背後還藏個遙控收音裝置，當場收聽政治顧問羅夫的指教。[81]一國總統到這一步就已經沒有智商了。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代領導集體，什麽時候會有這等情況？再比較中國政府應對“薩斯危機”與小布什政府應對新奧爾良的水災的作為，就可看出小布什戰略管理能力的低下。再比比老羅斯福、小羅斯福、艾森豪威爾、尼克鬆等，這些都是治理世界的高手。他們明白，美國是海洋國家，必須通過大陸製衡才能治理世界，才能從中漁利。可現在是，小布什在中東開路，讓俄國人和伊朗人在後麵獲利。結果小布什為美國人搬回的是一個“紅彤彤”的伊斯蘭反美世界。

許多南方國家的優秀人才都到美國去，可美國人的戰略管理能力就是不見長，這是為什麽呢？

 

大家注意到，凡是有智慧的外籍人，尤其是外籍東方人很難進入美國的政治核心層，成不了政治家。即使是外籍科學家，也難進核心試驗室。所謂“李文和案”就是很好的說明。那麽這些優秀人才到哪去了呢？他們都在外圍打工。這造成了美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外觀。外麵人才濟濟，裏麵則智商低迷。

我沒想到美國人的戰略管理能力衰落得這麽快。老布什還好好的，到小布什就不行了。克林頓還可以。2003年打伊拉克，鮑威爾考慮的不是打敗薩達姆，而是如何進行戰後治理。[82]拉姆斯菲爾德則不以為然，他隻考慮破壞而不考慮建設。所以拉姆斯菲爾德，隻是個麥克阿瑟式的軍人，而不是政治家。而小布什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軍人，這兩個人結合是性格相投，而這種性格的人群管理國家，隻會給國家帶來東條英機式的災難。所以我說上次如果克裏上台，可能對美國更好一點。國家外交有兩忌：一怕傻，二怕愣。但在這二者間，後者對國家的損害最大。克裏這人不算聰明，但不致犯大錯。小布什這人，既傻又楞，爭強好勝，靠拳頭思考，不要說第三世界，就連其盟友歐洲也得罪了。美國則在小布什的折騰下國力不敢說在下降，至少其戰略管理能力則急劇下滑。小布什的作為已讓鮑威爾失望，如讓斯大林看到，隻會竊喜；如讓丘吉爾看了，隻會發笑；若羅斯福、尼克鬆那一代領袖看了，則會失聲痛哭。尼克鬆會說，我給美國打下的地緣政治底子，怎麽讓你小布什折騰完了。

看看英國是怎麽控製阿拉伯世界的，對此，尼克鬆在他的著作中有精彩的描述。他寫道：

英國最初在19世紀初進入了海灣，以阻止海盜破壞他們的貿易。從那時起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英國軍事力量維持了秩序，提供了保護，並解決了分布在海灣沿岸各個酋長國裏的爭端。

在整個海灣和阿拉伯半島周圍，英國一直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亞丁、阿曼、卡塔爾、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些通常叫做“海盜海岸”的酋長國裏，英國是酋長們和世界其餘地區之間的聯係。他們用機智、徹底和強硬手腕來執行他們的任務。1934年，在一場保衛他們的亞丁港的運動中，英國人利用奉承、賄賂和周密策劃的顯示武力的作法，同現在叫作南也門的內陸的各位統治者締結了不下1400項“和平條約”。正是在英國的保護傘下，巨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尋找石油的努力中開始在這個地區進行勘探。

英國不僅控製了海灣，而且還控製了從印度洋各個地區來到海灣的通道。印度洋各個地區包括新加坡、馬來亞、緬甸、印度、錫蘭、亞丁、蘇伊士、肯尼亞、南非、澳大利亞、迪戈加西亞和印度洋的其他島嶼，這些地方在以前某個時候全是英國屬地。波斯灣和波斯灣外麵的印度洋都是“英國的內湖”。[83]

1943年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對盎格魯撒克遜人治理世界的能力大為驚歎：他在日記中借評價丘吉爾表達對英國人及其地緣政治思想的讚賞，他說： 丘氏為英國式之政治家，實不失為盎格魯薩克遜之典型人物。雖其思想與精神氣魄不能與羅斯福同日而語，而其深謀遠慮，老成持重，則現代政治家實所罕見。（1943年11月24日）[84]

此次在埃及所經各地最大之感想為，英國在世界之勢力強固與遠大，得窺一斑；而亞、非二洲之回教國民，皆使之服從聽命，其魔力實不可思議，不能不令人驚歎。（1943年11月30日）[85]

英國人的邏輯是實力邏輯，但是正如基辛格所說“有實力而無合理的安排會引起測試實力的爭戰，有合理安排而無實力為後盾，則隻是虛有其表”。[86]這裏基辛格說的“合理的安排”就是國家進行世界治理的和平理念和實現這種理念的方法。英國人治理世界的方法是分而治之，是靠國家間的均勢製衡。如不能製衡，那也要從大版圖國家中分裂出小國來製造這種均勢製衡。對此，基辛格有過很精辟的理論總結，他大《大外交》一書中這樣寫道：

“光榮孤立”並未阻止英國針對特殊事件與他國臨時結盟。英國為海權國家，缺少大規模常備陸軍，偶而會需要與某一歐陸盟國合作，但它總是寧願事到臨頭才選擇合作的對象。每逢這種時刻，英國領袖們均能表現出不計前嫌的彈性。[87]

當然與英國短暫結盟的各國也各有其目標，通常都是為了擴大在歐洲的影響力或疆域。一旦其作為超出英國認為恰當的限度，英國便會轉向或組織為維持均勢而對抗舊盟友的新聯盟。這般鐵麵無私，堅決以自我為中心的作風，為英國贏得了“老奸巨滑的英國”之喻。這種外交形態或許稱不上如何崇高，但確實保持了歐洲的和平，尤其是在梅特涅的體製的邊緣逐漸出現破綻後。[88]

而現在的美國小布什政府則是正在用槍杆子消除美國老政治家們在阿拉伯世界製造出的有利於美國的地緣均勢安排，結果打出了一個更加統一和更加反美的阿拉伯世界。這次打伊拉克，伊朗方麵反應不是很激烈，為什麽？伊拉克的什葉派上台了，這何樂不為。打塔利班，伊朗、俄國當然不反對，因為塔利班與伊朗和俄國作對。最後在阿富汗是俄國人控製的北方聯盟上台。在這場世紀初的戰略博弈中，小布什成為他國的戰略清道夫。

強國的標誌不在其富有，也不在其武備精良，而在國家戰略能力的高低。大宋滅亡，不在不富，不在良將不廣；蘇聯之亡，不在其武備不強，也不在人才不多，而在於國家戰略文化、戰略思維，及由此產生的戰略管理能力的整體下降。蘇聯極強，但出了戈爾巴喬夫，這是一個極簡單的人，蘇聯都解體了他還樂嗬嗬地去采訪布什。老布什接見了他，他以為他是一個名記者。他把自己始終定位在“名人”而非政治家上。好出風頭愛打扮，是失敗型政治人物的致命通病。

十一、在傳統的基礎上批判性地總結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治理世界的經驗，迎接中華民族偉大複興

中國在曆史上有好幾次化險為夷。八國聯軍進來之後，中國差點被解體了，歐洲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給中國一個喘息的機會，結果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上升並接近統一中國；20世紀40年代，日本已將中國分裂成幾個傀儡“國”，與此同時日本也出了個赳赳武夫東條英機，打了珍珠港，迫使日本兩麵作戰，結果在中國和美國的夾擊下，日本全麵失敗，台灣回歸中國。1999年，李登輝起來弄“兩國論”，結果台灣大地震，把李登輝震得銳氣大挫。2001年小布什上來後又說中國是潛在的對手，結果來了個“9•11”。小布什見紅布就衝，揮師直奔中東，並深陷伊拉克不能自拔。[89]

中國曾領世界文明之先。在中世紀，中國是世界文明巔峰。近代運勢西漸，從阿拉伯半島到意大利，經西班牙到荷蘭和英國，最後到美國。從20世紀末，這種運勢又開始從美國向太平洋西岸移動。出乎人們意料的是，新世紀伊始，這種移動速度與美國衰落的速度同步加快。好在中國曾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的文化布局的底蘊還在，華夏文明在東亞仍在延續，毛澤東思想還在中國發展。如果在傳統的基礎上能夠批判性地吸收了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中的優秀成分，那麽，中華民族在世界範圍的偉大複興就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業。

現在美國人說“中國威脅”。

但我們不要忘了，“美國威脅”論也曾是歐洲人贈給19世紀正在崛起的美國人的“桂冠”。

不僅如此，諸如威脅論、文明衝突、邪惡軸心之類的妖魔化“罪名”，美國在曆史上都曾擔戴過。

比如美國獨立戰爭前後，歐洲人用類似中國的金石學的方法來論證北美人種不行，說人到了美國三四年後，智商退化，個子減低。有一件趣事。當時有法國人寫這種書，富蘭克林在法國巴黎請《兩個印度的曆史》的作者雷納爾及其他幾位法國學者，他也帶了同等數量的美國學者。他先讓那個雷納爾大談一通美國人種怎麽不行，為什麽歐洲人到了美洲個子就要變低，人種就要退化。講完後，富蘭克林說“全體起立”。起立後一看，美國這邊個子都比法國人高，最矮的就是那個作者。雷納爾笑笑，很尷尬。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出現了“文明衝突論”，講的是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和羅馬拉丁文明的衝突。有一本《泛拉丁主義——南方邦聯和法國結盟的必要》小冊子，全書的首頁就提出三種文明的衝突：“三種力量、勢力和文明在當今得以發展並試圖瓜分世界，這就是俄羅斯—斯拉夫主義，盎格魯—撒克遜主義和高盧—拉丁主義”。[90]法國是羅馬拉丁文明的代表，英國和美國是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代表。美國被認為代表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不好的方麵。

有意思的是，當年歐洲人這種對美國人的攻擊還摻加了類似今天小布什政府攻擊東方國家的所謂“邪惡軸心”內容。說林肯和俄國沙皇合作，形成了世界邪惡軸心，因為當時俄國人支持林肯北方統一南方。歐洲人認為俄國沙皇是世界上最惡毒的，和他結合是邪惡的。1863年，沙俄海軍對美國北方進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訪問，以示對林肯政府的支持。“俄國人受到了幾乎是歇斯底裏般的熱情歡迎和招待。全國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國人。1866年，沙皇在一次暗殺陰謀中幸免於難，為此，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專門決議，向沙皇表示慰問”。[91]這引起了歐洲人的指責。1863年6月19日，《美國邦聯國的真實情況》一書的作者德萊昂在致本傑明的信認為“林肯與沙皇專製主義相互表現出來的友好讓整個歐洲吃驚”[92]，法國《祖國報》有意將林肯與沙皇作為兩個邪惡“軸心”並列一起，認為“北方聯邦是美國反叛各州的劊子手，沙皇俄國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劊子手。”[93]1867年4月9日，美國參議院以372:的表決結果批準從俄國手中購買阿拉斯加的條約，英國駐華盛頓公使向國內報告說，這項條約是美俄聯手挑戰英國權勢的一個信號。[94]

南北戰爭之後，美國開始崛起。到1898年，美國向西班牙宣戰，占領古巴和菲律賓。這時歐洲又出現“美國威脅論”。1899年有一個叫奧克塔夫·諾埃爾的人寫了一本名叫《美國禍害》的書，認為：美國“朝著全球幹涉主義剛剛邁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馬尼拉的則是一大步”。 菲律賓隻不過是“吸引美國的遠東貿易的鑰匙”。美國“對舊大陸一直懷有很深的的敵意”，這種敵意如今終於爆發出來了。與歐洲對抗在所難免。“在全球的各個地方，美國不久將必然與歐洲發生衝突。”作者認為全書內容可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世界屬於美國人”[95]。

美國也是這麽被歪曲和被妖魔化過來的，歐洲人也曾將美國說成“邪惡”軸心，當時美國不也是與什麽文明“衝突”的一方嗎？這就說明，美國現在的“文明衝突論”、“邪惡軸心論”和“中國威脅論”，都是在英國人、歐洲人曾用於美國人的說法翻板。這對具有曆史眼光的學者而言，沒有新意；對有曆史眼光的政治家而言，這是在變相表達美國妒忌中國的心理。偏見和謾罵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美國在歐洲人的嘲笑、挖苦、謾罵、偏見和遏製中愈挫愈奮，強力崛起：從一個受壓迫的國家，轉變成一個地區性，繼而世界性的大國。從一個所謂“邪惡軸心”變成了所謂的“民主中心”。所以，毛澤東同誌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

現在，美國人擔心中國崛起後最終也會稱霸。

其實，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在朝鮮打敗美國後就已經崛起，但事實是至少新中國發展五十多年迄今也沒稱霸，沒有在海外占領他國尺寸土地。歐洲人當時也是怕美國稱霸，因而壓迫美國。現在美國以同樣方式壓迫中國和亞洲。歐洲壓迫美國不僅沒壓出名堂，反而還壓出一個曾經是美麗而堅強的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是在壓迫中成長的。難道美國壓迫中國就能壓出美國期望的結果嗎？顯然不能，結果一定是與歐洲壓迫美國的曆史一樣，壓出一個和諧美麗的中國。與其這樣，美國為什麽不與中國早作合作呢。如果歐洲人早一點跟美國合作，也不至於是今天這個樣。與古羅馬的命運大體一一致，美國崛起是被逼出來的，但美國的霸權卻是自找的。自從美國稱霸世界，美國就不美了。恩格斯說：“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96]世界還是多元的、和諧的，你美國不能逼人太甚呀。你老打壓別人的文明，這種文明反彈過來就會打倒你自已。“9·11”就是這種反彈的表現之一。 那麽，如果繼續這樣打壓中國，中美之間是否會發生衝突？

其實，世界大國之間衝突的可能性比較小，有核國家衝突的可能性更小。它們接手的基本方式是間接的。冷戰幾十年，世界衝突不斷，但蘇聯美國之間沒直接打過仗。它們到處衝突，但都是間接的。朝鮮戰爭，名義上也是中國人民誌願軍與以美國軍隊為主的聯合國部隊在朝鮮國土上的間接較量。中美未來也是這樣。如果大國直接衝突，必然帶來不可控的後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說“中美衝突”不準確。我更喜歡用“搏弈”來表達大國間的矛盾。中美之間有巨大的搏弈，但短期內不會是直接的軍事衝突。因為雙方都是有核國家。核武器出現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大國之間、有核國家之間不易直接衝突。除非遇上極不明智的領導人，或東條英機式的二愣子內閣政府。美國在與中國搏弈中的東亞代理人就是日本極右勢力和李登輝、陳水扁之流的“台獨勢力”。所以說，中美之間的利益博弈是存在的，但不是直接衝突的。20世紀初日本與中國衝突，美國綏靖日本。將日本放出來，叫亞洲人自己掐，掐到最後，誰贏了美國就跟誰好。最後日本贏了，美國就跟它好了。但是日本多走一步，打了美國，事情就發生了變化。

美國交朋友的規律是，你隻有成為美國打不敗的對手，美國才和你交朋友。你要是跟著它，巴結它，它隨時可以把你拋棄。所以，戰略上說，美國不是我們的敵人，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成為美國人打不敗的對手。毛澤東就是這樣與美國人交上朋友的。美國的朋友是打不敗的對手，這個定位就比較準確。你是條漢子，美國就跟你交朋友；不然它會隨時踹掉你。

世界秩序多是強強合作，強弱之間不可能有平等地位，何談“合作”。1945年蔣經國代表國民黨政府去與斯大林談外蒙問題。蔣經國表示不同意外蒙“獨立”，並請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國人民對失去外蒙的心情。斯大林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斯大林不耐煩地對蔣經國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97]

新崛起的國家，初期都要遭受不止一次的強國的圍剿。美國、蘇聯和中國都是這樣。美國把新中國打不下來，就找毛澤東合作；蔣介石跟它那麽緊，反被美國給踹了。還有日本，都跟得緊，也遭美國踹過。前陣日本“入常”的事，美國都表態支持了，到最後又不支持，說翻臉就翻臉，日本一點沒招。美國對跟得緊的國家不在乎。中國要是跟得太緊，肯定是要吃虧的，適度地還得鬥爭。你退讓得太厲害，它就欺負你。在中美關係上，中國的底線是台海統一。

美國現在說“中國威脅”、“文明衝突”，這不是新鮮事。這些說明中國在崛起。不崛起誰還說你“威脅”？這與當時美國崛起時的經曆一樣。今天你美國不要把自己經曆過的屈辱再撒在亞洲人身上，這不厚道。這樣的結果也會與歐洲逼出一個強大的美國一樣，你美國也會逼出一個強大的中國。在承認世界多元並尊重中國利益基礎上，實現美國與中國合作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我同意毛澤東同誌的“不稱霸”思想，並且認為這個思想是未來中國治理世界理論中的極重要的部分。中國永遠不要走霸權主義道路。如果美國真逼出中國霸權來，那對中國也不是好事。世界霸權是與整個世界結怨的事，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如果一個國家到了“千夫所指”的田地，那就無可救藥了。中國應該是與亞洲各國相互依存的地區性的大國，因為世界太大了，誰也管不過來。大國多分擔一些責任，大家合作，是理性的道路。中國別說力量鋪張到世界，就是鋪張到整個亞洲，也沒什麽好處，東條英機時的日本已是前車之鑒。國力不能透支。中國應該是東亞的大國，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台海統一。這是中國的定位。在台灣問題上，美國要是硬對大陸這樣施壓，對台灣不好，對美國也不好。

前陣美國人米爾斯海默提出所謂“修正主義”學說，預測凡是處於上升期的國家都會挑戰原有霸主和現存國際秩序，他不但有理論，還有曆史實證，如德國和日本。[98]這可能是“中國威脅論”揮之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這隻是美國人在自畫自說，不一定是規律。新崛起的國家一定會反霸，這沒錯，但不一定都要稱霸。俾斯麥德國崛起後堅決“不稱霸”，我們知道他是在是否進行世界擴張的問題上與威廉二世分道揚鑣的；中國在毛澤東、鄧小平時期早已崛起，但至今也沒有擴張。德國人和東方人思維相似點在於知道規定即肯定的道理，知道存在是有限性的，知道無限擴張無異於自掘墳墓。米爾斯海默不懂，小布什不懂，難道別人都不懂嗎？美國人也不問問，為什麽毛澤東告誡中國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為什麽鄧小平為中國定位不是世界大國而是“中等發達國家”。美國人難道沒有感到這裏潛藏著與俾斯麥思想相通的外交智慧嗎？

美國不能通吃天下。它亞洲的事管不完，亞洲是亞洲人的家園。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中國的發展是亞洲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前50年針對日本法西斯主義，後50年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中美合作實現了亞洲和平的曆史證明，美國隻有和中國交朋友，才能解決亞洲的事情。小布什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十分幼稚的。換一個理智的政府，美國現行政策可能就要調整了。美國沒那麽大的力量管世界，要有幾個地區性大國作朋友，它跟這幾個大國交朋友，就是和這個地區交朋友。任何一個大國都不可能把世界上的事情管完。

今天的中國也在經曆著與昨天美國相似的曆史進程。與昨天的歐洲人之於美國人一樣，今天美國人麵對的也是一個正在崛起並也負有反對國家分裂任務的中國。同樣，美國人也重複昨天歐洲人的腔調：一會是儒家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一會是“中國威脅”，新世紀初美國小布什政府還將中國列為“邪惡國家”和“潛在對手”。這些都能說明什麽呢？這隻能說明，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美國一樣，正在罵聲中崛起；其結果也一定與昨天的美國一樣，中國將從美國右翼眼中的“邪惡”國家成長為世界人民心中的“民主、文明、富強”並且是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國家。

有治理世界能力的國家，一定要有成熟的治理世界的理論。基於實力邏輯的世界地緣政治體係學說及其大國製衡理論，是近現代國家，尤其像英美這樣的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治理世界經驗中最精髓的部分。

英國人在開辟工業全球化曆史進程的同時，也相應獲得了治理世界的經驗。美國人在與英國博弈並從英國人手中接棒的同時，也學會並成功運用了老牌英國治理世界的經驗。法國的黎塞留、拿破侖，德國的俾斯麥是大國戰略博弈的高手，而美國的西奧多·羅斯福、馬漢、富蘭克林·羅斯福、馬歇爾、尼克鬆、基辛格等，都是嫻熟運用世界地緣政治理論為本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大師。

天道無情，人世滄桑。進入21世紀並正在崛起的中國，是一個擔當傳承世界文明責任並必將再次恢複其世界影響力的國家。因此，批判性地總結近現代大國博弈及其世界治理的經驗，學習世界地緣政治理論，從全球視野理解和拓展中國的國家利益並由此形成能夠體現中國國家利益的關於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對未來的中國是一種有益且必需的思想預備。

注釋：

[1]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5月31日下午進行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他強調，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要緊緊抓住和切實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必須繼續毫不動搖地實施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要從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戰略高度，立足國情，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堅持用全球戰略眼光觀察和謀劃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努力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快又好地發展。來源：“胡錦濤：全麵提高對外開放水平”，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3435351.htm。

[2] 據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1820年中國GNP是歐洲的1.22倍,1890年中國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國的GNP增長率從1700至1820年間一直領先於歐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後的20年即1840年，中國卻被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打敗，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又被日本打敗，中國因此失去香港、澳門和台灣並被迫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參見：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ison)著，楚序平、吳湘鬆譯：《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頁。

[3] “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作用。但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0頁。

[4] 黃仁宇著：《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頁。

[5]“中國對全球GDP貢獻率15％”，http://news.sohu.com/20040920/n222124515.shtml。

[6] “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頁。

[7] 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頁。

[8] 資料來源：“煤炭大省山西近1／7地麵‘懸空’”，2005年8月27日，新華每日電訊，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3410011.htm。

[9]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要理解饑餓，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權利體係，並把饑餓放在權利體係中加以分析。”他認為饑荒產生的原因不在於供給不足而在於窮人的“糧食權利”失敗。他說“糧食權利所反映的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可支配的最大糧食數量，實際消費量可能小於這一數量”，“一個人之所以挨餓，要麽是因為他沒有支配足夠食物的能力；要麽是因為他拒絕使用這種能力。權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所重視的是前者發生的可能性，而不考慮後者發生的可能性”。（參見[印度]阿馬蒂亞·森著：《貧困與饑荒》（中文版），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5、131、61頁。）

[10] 王均偉：“陳毅元帥的豪氣”，《黨的文獻》2008年第5期，第89頁。

[11]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頁。

[12] [法蘭克]艾因哈德、聖高爾修道院僧侶著：《查理大帝傳》，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13] 19世紀60年代末，俾斯麥通過王朝戰爭使分散於幾百個邦的德國歸於一統，這使德國有了在強有力的行政領導下的統一民族市場。1871年俾斯麥又打敗法國，此後法德力量對比急速變化。1860年法德兩國在世界製造業產量的相對份額分別為7.9%和4.9%，1880年德國迅速趕上，分別為7.8%和8.5%，1900年德國則處於絕對領先地位，分別為6.8%和13.2%。與此同時，德國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長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國取得的重大科學技術成果分別為33項（美）、75項（法）、106項（英）和202項（德）；1901年到1920年間，這四個國家獲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金的人數分別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紀後半期和20世紀初期，德國當之無愧處在世界科學技術的最前列”。參見申漳：《簡明科學史話》，中國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頁。

[14] 19世紀末，美國大學生數量已超過歐洲。1930年，美國工業實驗室達到1650個，科技人員增加到34000人，政府科研經費達到7000萬美元。二戰爆發前，美國科技開始局部領先歐洲。1931-1940年美國占同期世界獲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人數的26%，高於英法，略低德國；1941-1978年，美國占50％左右，超過英法德三國的總和。參見孫漢文主編：《現代科學技術概論》，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

[15] 毛澤東：“論政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9頁。

[16] 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在發給中央、彭德懷、鄧小平等同誌的電文中指出：“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進軍，則須推遲至1951年才能進軍。我意如果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於今年五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於十月前占領全藏。”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6頁。

[17] 潘尼迦著，龍應明譯：《印度大使使華秘錄》[香港]文宗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9頁。

[18] 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2頁。

[19] 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3頁。

[20] 尼克鬆著，尤勰等譯：《領導者》(Leaders)，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頁。

[21] 轉引自熊向輝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頁。

[22] 轉引自熊向輝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頁。

[23] “對於新中國的統一大業來說，朝鮮戰爭的延長無疑也起到了決定性的阻礙作用。”沈誌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頁。

[24] “然而也必須看到，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心理上的。”“中國的參戰，特別是頑固地拒絕聯合國議案，被西方認為是社會主義陣營統一指揮的傑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結果之一是在西方國家眼中，中蘇確實已成為‘鐵板一塊’。中國終於被牢牢地捆綁在本來是以美蘇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戰車上，甚至由於毛澤東那被激發出來的革命衝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沈誌華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361頁。

[25] 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總理率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9月16日，發表了雙方談判的中蘇公報，公布了《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公告》《公告》規定：根據兩國於1950年2月14日簽訂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協定》，蘇聯政府將共同管理的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於1952年底移交完畢。12月31日，中蘇關於蘇聯政府將中國長春鐵路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後議定書簽字儀式在哈爾濱舉行，並發表了公告。中國長春鐵路的中蘇共管曆史宣告結束。中央鐵道部把原來中國長春鐵路管理局改為哈爾濱鐵路管理局。應中國要求，中蘇兩國外長雙方還簽署並公布了《關於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規定：延長蘇軍從中國旅順口撤退的期限，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日本和蘇聯同日本獲致和約時為止。1954年10月12日，中蘇發表聯合公報，蘇聯軍隊應於1955年5月31日前自共同使用的中國旅順口海軍根據地撤退並將該根據地交還中國。當時公報指出，兩國鑒於遠東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國防力量的鞏固和兩國已經日趨鞏固的友好合作關係，作出這項議定。後來公報內容於1955年5月25日實現。

[26]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頁。

[27]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頁。

[28]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頁。

[29] [美]保羅·肯尼迪，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頁。

[30] 薩本仁、薩支輝著：《丘吉爾與英國對外政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頁。

[31] “袁隆平的科學動力：不愛國就不能成為科學家”，http://news3.xinhuanet.com/polit ... content_5117810.htm。

[32]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頁。

[33] 〔英〕溫斯頓·丘吉爾著，魏群、高虹譯：《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8、907頁。

[34] 〔英〕溫斯頓·丘吉爾著，魏群、高虹譯：《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頁。

[35] 薩本仁、薩支輝著：《丘吉爾與英國對外政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260頁。

[36]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562頁。

[37]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6頁。

[38] [南]米洛凡·傑拉斯著，趙洵、林英譯：《同斯大林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頁。

[39]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562頁。

[40]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明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2頁。

[41]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明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2頁。

[42] 薩本仁、薩支輝著：《丘吉爾與英國對外政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頁。

[43] 韓永利著：《戰時美國大戰略與中國抗日戰場：194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頁。

[44]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5-617頁。

[45]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41-742頁。

[46]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52頁。

[47]〔英〕溫斯頓·丘吉爾著，魏群、高虹譯《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頁。

[48] Donal W. White: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 The Comosing Room of Michigan,Inc., 1996, P.46.

[49] [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頁。

[50] 轉引自[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頁。

[51] 熊偉民：《權利的考驗——喬治·C·馬歇爾傳記》，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頁。

[52]新華社東京2005年6月22日電（記者吳穀豐）。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厚生勞動省政務官森岡正宏22日再次否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結果。森岡當天上午在超黨派“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上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什麽樣的審判（值得疑問），戰爭是雙方都作了壞事。隻有戰勝國正確，而戰敗國不好，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他說，在被占領下（日本）實行了嚴厲的言論控製，被貼上了那場戰爭隻有日本不好的標簽。他還強烈要求小泉首相繼續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當天通過了支持小泉首相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的決議，並表示反對對甲級戰犯進行分祭和建設新的追悼設施。來源：“日本政府高官再次否定遠東軍事法庭審判結果”，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488512.html。

中新網2005年6月22日電。據法新社報道，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今天聲稱，他覺得在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上，沒有必要屈服於中國與韓國要其停止參拜的壓力。“小泉聲稱不會屈服中韓要其停止參拜的壓力”，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3488863.html。

2005年6月27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後赴塞班島，為二戰期間在該島喪生的4萬餘名日軍和1萬餘名平民“慰靈”，這將是二戰結束60年來，日本天皇首次赴海外祭拜二戰陣亡日軍及平民。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日本天皇和皇後將在塞班島訪問兩天，期間，二人將首先前往二戰期間日軍及日本平民拒降投海自盡的兩處海邊懸崖默哀，然後訪問日本在塞班島建設的“中部太平洋犧牲者之碑”，該碑紀念在塞班島戰役中喪生的所有軍民。日本政府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亞洲各地建設了十餘個這樣的紀念碑。最後，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後還將訪問專為在塞班島陣亡的5000餘名美軍和1000餘名在戰爭中喪生的島民設置的紀念碑。報道說，這是日本天皇首次以“慰靈”，而不是以“友好親善”為目的出訪海外。日本天皇皇後曾於1995年二戰結束50年之際在日本本土的廣島、長崎和衝繩進行“慰靈之旅”，而此次則將“慰靈之旅”延長到了海外。來源：“日本天皇今首赴海外塞班島祭拜二戰陣亡日軍”，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3498363.html。

[53] 1868年起開始明治維新。政府“製定了一部以普魯士德國的憲法為藍本的憲法，對法製進行了改革”，並“從英國皇家海軍請來的專家為日本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海軍出謀劃策，從普魯士總參謀部請來的專家幫助他們實現陸軍現代化。日本軍官被派往西方國家的陸軍和海軍學院學習，盡管本國已建立起軍火工業，但仍從國外購買現代化武器”。“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有著引人注目的政治義務，即實現國家‘富國強兵’的號召。對於日本人來說，經濟實力和陸軍實力是同步發展的”。詳見[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頁。

[54] 關於《馬關條約》第二款詳細內容，參見：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頁。

[55]參見：“英日第一次同盟條約”，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頁。

[56] 參見：“英日第二次同盟條約”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頁。

[57] [美]孔華潤著，張靜爾譯：《美國對中國的反應》，複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頁。

[58] 參見閻廣耀、方生：《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第497－498頁。

[59] 參見閻廣耀、方生：《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第500-506頁。

[60] “丘吉爾莫斯科訪問停留八天。他草擬了一份勢力範圍圖，遞給斯大林。他以百分比法劃分勢力範圍，譬如，英國可以獲得百分之九十的希臘，蘇聯可以獲得百分之九十的羅馬尼亞和百分之七十的保加利亞；至於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則五五對分。斯大林當場二話不說，立即同意——不過莫洛托夫則追著和艾登交涉，削弱英國人的百分比，讓蘇聯在每一個東歐國家所占的百分比都略占上風，隻有匈牙利例外。”參見：[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頁。另外，關於這方麵的資料可參閱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係史》第6卷（1939-1945），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333頁。

[61]裘克安等譯：《尼克鬆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頁。

[62] 對此拿破侖自己說得明白：“進入這片領土可使美國的地位永遠屹立不搖，而我則為英國創造了一個遲早會挫其鋒芒的海上對手。”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頁。

[63] 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係史》第2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頁。

[64]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圍繞聯合國改革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協議會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2005年4月28日稱，“美國強烈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表明美國支持日本“入常”的立場。美國對日本“入常”的態度曾經過幾次變化。美國曾表示反對為聯合國改革設時限，一度為日本“入常”潑了冷水，但此後，美國助理國務卿金·霍爾姆斯就擴大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問題發表聲明，不反對安南秘書長做出的九月底達成共識的建議，稱這是美國政府的方針。

（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362046.html。）

[65] “美國表示將在日俄北方四島爭端中站在日本一邊”，http://news.sina.com.cn/w/2004-12-15/13254531389s.shtml。

[66] “布什發誓要埋葬雅爾塔遺產，普京反駁曆史修正觀”，http://news.sdinfo.net/72341268037894144/20050510/1361614.shtml。

[67] 這在1876年2月26日簽定的《日韓江華條約》，1895年4月17日簽定的《中日馬關條約》，1905年11月17日簽定的《日韓協約》，1902年1月30日簽定的《第一次英日同盟條約》等文件中，均為首條條款。

[68] 王繩祖、何春超、吳世民編選：《國際關係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頁。

[69]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1972年9月）：“（二）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70] 日本和美國政府自1997年簽訂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以來，日本就一直希望通過修改相關內容來實現自己新政治和軍事企圖。為這次修改，日本和美國進行了長時間的接觸。1999年5月24日，日本政府通過了《自衛隊法修正案》、《周邊事態法案》和《日美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修正案》。根據這三項法案，如日本周邊地區發生武裝衝突，日本自衛隊就可以配合美軍作戰，向美軍提供除作戰現場之外的一切支援；自衛隊的艦艇和戰機可以自由派出日本，“救護”和“尋找”在國外的日本人，救護美軍傷員並尋找美軍失散人員；日本政府也能夠隨心所欲地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向美軍提供各種後方援助。這為日本政府向海外派兵掃清了法律障礙。來源：“‘日美防衛’首提台海 遏製中國竟成共同戰略”，http://news.163.com/05/0201/11/1BGJ78DD0001121Q.html。

[71] “釣魚島列嶼”提法出自鞠德源著：《釣魚島正名——釣魚島列嶼的曆史主權及國際法淵源》，昆侖出版社2006年版。

[72] 台灣《中國時報》2003年10月26日報道，李登輝25日在為“李登輝學校”上課時表示，依照曆史，釣魚島既不是台灣的，也不是大陸的。釣魚島的主權問題是從1971年開始的，以前沒有人說釣魚島是屬於中國大陸或是台灣的，因為那一年大陸在海底發現了石油。他還批評台“行政院長”遊錫堃指釣魚島屬於台灣宜蘭縣，是不懂曆史。

[73] “斯大林同誌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5年12月30日21時）”，參見[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頁。

[74] 對此，連蔣介石也看得明白，1938年11月1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倭人氣量短窄，事尚徹底，非死即生，決無對弱者中途妥協與讓步之理。”轉引自黃仁宇著：《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頁。

[75] 日本保守勢力代言人的《讀賣新聞》會長渡邊恒雄：“小泉這個人不懂曆史、哲學，不學習，沒文化……因為無知，他才會說出‘參拜靖國神社有什麽錯？’這樣傻乎乎的話。”張莉霞：“日媒體老總說小泉沒文化”，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4137935.html。

[76]“不妨大致地擱置曆史”，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523。

[77]“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486。

[78]“美總統布什攀登長城超越尼克鬆總統紀錄”，http://www.2118.com.cn/news/2002/02/23/105.htm。

[79]據法新社報道，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在2005年9月9日播放的一個電視訪問節目中說，他在聯合國提出的美國入侵伊拉克理由的講話是他個人曆史上的一個“汙點”。鮑威爾在2003年2月向聯合國安理會發表的講話中，強烈地提出了美國對伊拉克開戰的理由。他在講話中提供了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其中包括衛星拍攝的卡車。鮑威爾將這種卡車說成是伊拉克的移動生化武器實驗室。美國在入侵伊拉克後，在伊拉克境內進行了搜尋，但並未找到任何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鮑威爾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的新聞節目采訪中說，在我個人曆史上，這是個“汙點”。他說，“我是代表美國向全世界提出這一理由的人，這永遠是我曆史的一部分，那是令人痛心的，現在還感到痛心。”來源：“鮑威爾承認美國侵伊時曾經說謊 稱之為曆史汙點”，http://news.sohu.com/20050909/n226913574.shtml。

[80]來源：“布什發表第二份國家安全報告 視伊朗為最大威脅重申‘先發製人’戰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4208559.html。

[81] 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第二輪辯論於當地時間10月8日晚舉行，就在選情正酣之際，網上流傳總統布什在首場總統候選人辯論中違反規定，配戴遙控收音裝置，即場收聽政治顧問羅夫的教路。學者指這項指控是今次大選最嚴重的陰謀論，並稱這些傳言反映今次大選已令美國民眾嚴重分化。網上傳言甚至聲稱，總統布什在較早時已開始利用這個出貓係統，讓經常失言的布什可順利化解即場演講的難關。 其中一項有力證據就是在布什於6月到法國參加諾曼第登陸日紀念活動時，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在布什演講時似乎接收到另一個人的聲音。來源：“驚人消息：布什總統辯論時作弊，被電視台和網民發現”，博訊2004年10月10日。

[82] 鮑威爾曾透露，早在2002年8月，他就針對這個問題提醒過布什總統：伊拉克問題的核心不是如何打贏這場戰爭，而是戰爭結束後如何重建國家。鮑威爾形象地用高腳杯作比喻。美軍攻打伊拉克，取得勝利不成問題，伊拉克就像一個高腳杯，摔碎它很容易，問題是碎片如何收拾。來源：“鮑威爾辭職後首次開腔 承認與拉姆斯菲爾德不和”，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2/26/content_2622533.htm。

[83] 尼克鬆著，常錚譯：《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頁。

 

[84] 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下），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685頁。

[85] 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下），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688頁。

[86]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頁。

[87]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頁。

[88]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頁。

[89] 2008年4月，西方聯合起來在西藏問題上刁難中國，結果到年底整個西方世界發生自1929年以來最深刻的經濟危機，其中，美國經濟受傷最重。

[90]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傑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頁。

[91]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2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頁。

[92]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傑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頁。

[93]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傑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頁。

[94]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頁。

[95]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傑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頁。

[96] 馬克思恩格斯：論波蘭”，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8頁。

[97]梁之彥 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頁。

[98] 參見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唐小鬆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