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日寇的輿論較量：凝聚起正義的力量

與日寇的輿論較量：凝聚起正義的力量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啟示錄之十三

■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中心　趙傳金

原標題：輿論較量：凝聚起正義的力量

[中國國防報] 70年前，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打敗了窮凶極惡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這一偉大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重新確立了我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習近平

戰爭從來就不僅是物質力量的較量，更是精神力量的較量。在那場關係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除了以軍事作戰抗擊日寇的侵略外，在中國共產黨高舉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還通過輿論宣傳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戰意誌，同日寇展開了一場不見硝煙卻駭浪驚濤的輿論較量。

日本編織服務戰爭的龐大宣傳網絡——

綁架媒體，操縱社會輿論

作為近代亞洲最早接受西方傳播思想的國家，日本從其實施擴張戰略伊始就明白，開動戰爭機器，首先要牢牢掌控媒體，讓媒體為戰爭搖旗呐喊、鳴鑼開道。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媒體就有鼓吹對外侵略的“曆史傳統”。“九一八”事變後，為了使發動侵略戰爭的“國策”與“國論”完全一致，日本政府通過對各種宣傳媒體機構進行大規模的思想和人員整肅、對廣播和報刊等輿論宣傳渠道進行封控、由特務機關接管通訊社等各種手段，一步步將各種宣傳媒體與侵略戰爭的戰車牢牢綁在一起，將其變成美化侵略行為的工具。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反對或者消極對待侵略戰爭的文人多達3.4萬人，大量報紙雜誌被取締，隻有那些與政府立場完全一致的媒體得以保留。

在軍國主義的暴力脅迫下，“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各類媒體鼓吹戰爭的口徑令軍部十分滿意，陸軍省新聞負責人本間雅春曾評價說:國策與國論毫不相幹的時期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近年來，輿論雖然不斷增長著可貴的力量，但還沒有像日中事變(“九一八”事變)這樣發揮過威力。一旦我們的媒體宣傳機構闡明“正義”觀念、統一國內輿論、指出前進方向，使國民緊密團結、燃燒起火一般的熱情，即使與整個世界為敵也毫不畏懼。這一評論赤裸裸地反映出受淫威所迫，日本媒體在全麵侵華戰爭爆發前已完全淪為效忠軍國主義的工具的事實。

綁架媒體後，為進一步鼓動民眾做好戰爭準備，日本軍部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操縱社會輿論，逐步確立了一切服從戰爭的宣傳政策。1935年，日本政府發起“國體明征運動”。在這一運動的影響下，明治維新時期由西方傳入的自由民主思想被“易轍”，教育和國民教化轉而向軍國主義的方向發展，回歸到神權天皇製絕對主義的“國權論”。他們反對偏重智育，禁止高級享樂，發動媒體宣揚一切服從戰爭的國防政策，即使一些娛樂類的電影，也隻能出現行軍、射擊、英雄行為、高呼萬歲等與戰爭有關的鏡頭。為適應侵華戰爭不斷展開的需要，日本政府還建立了戰時思想統治體製。這樣，便從思想到體製，編織了一張完全籠罩媒體傳播，全麵為侵華戰爭服務的龐大而嚴密的宣傳網絡。

全麵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又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政策，由戰時內閣統管宣傳，集中力量開展聲勢浩大的輿論宣傳戰，積極配合作戰行動。從1937年9月開始，日本政府在國內進行了一場曆時三年之久，席卷每個家庭和每個人的“國民精神動員”運動。他們采取各種形式向日本民眾全麵灌輸軍國主義思想，鼓吹要打開“中國事變”所麵臨的困難局麵，關鍵在於實現“舉國一致”。他們大力宣揚為天皇這一至高無上的精神領袖而戰，為大日本帝國而戰，動員全民支持戰爭。

對外方麵，日本政府則主要瞄著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和生活在“共榮圈”內的亞洲各國。他們以大東亞共榮為幌子，鼓吹共存共榮，美化侵略；大肆編造謬論和謊言，為戰爭尋找借口、創造條件，試圖欺騙世界輿論，削弱亞洲人民的抵抗意誌。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從“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到“華北事變”，再到“七七”事變，縱觀日本侵華戰爭每個階段，日本侵略者總能找出卑鄙的借口挑起事端，並讓媒體開道、輿論先行。就像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在1934年接見記者時所言：“如果中國采取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違反東亞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製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對。”這個被稱為“亞洲門羅主義”的“天羽聲明”，不但把“違反東亞和平”的罪名強加給中國，還為其侵略行為披上“維護東亞和平”的漂亮外衣。

中國共產黨發出全民抗戰的最強音——

喚起民眾，激發愛國熱情

鴉片戰爭後，在抗擊外敵的鬥爭中，封建統治階級和新興的資產階級由於其階級的狹隘性、局限性，從來不敢放手宣傳和發動人民群眾，而是視他們為威脅其統治的洪水猛獸。與之相反，中國共產黨作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政黨，她代表著人民的利益，並能夠認識到人民群眾蘊藏的巨大力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入中國後，為喚起民眾的抗戰意識，中國共產黨始終勇敢地站在抗日鬥爭的最前線，發出全民抗戰的最強音。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中央立即做出決議，在《蘇維埃中國》刊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日宣戰通電》，向全國發出了“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號召。

1935年8月1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首次向國民黨提出了“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籲，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捐棄前嫌的赤誠之心。

“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就通電全國。大聲疾呼:“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擊，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

在中國共產黨抗日宣傳的影響下，全國新聞輿論群情激昂，呼籲參加抗戰的聲音此起彼伏。北京大學全體教授發表宣言：我們為人道正義、為自由、為和平而犧牲，在所不惜。惟望全世界明達認清這個破壞和平、摧殘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國。各地愛國報刊，也紛紛發表社論和文章，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戰宣傳活動，迅速形成了巨大的抗日輿論熱潮。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革命需要物質基礎，同樣，開展宣傳也需要宣傳的物質力量。為擴大宣傳的力量，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先後創辦了《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八路軍軍政雜誌》《抗敵報》等500多種報紙雜誌。1940年，麵對紙質媒體資源影響力不夠大、不夠快的實際，毛澤東決定在紅色中華通訊社的基礎上建立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把新華社的文字稿改寫成廣播稿，使大後方和淪陷區擁有幾十萬架收音機的聽眾直接聽到中國共產黨的聲音。這些媒體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戰略和策略，報道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在敵後開展的軍事行動，宣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不斷鼓舞民眾的抗日鬥誌。

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還發起了以豐富多彩的文藝形式動員民眾的延安文藝運動，推出了一大批振奮民族精神的救亡歌曲、詩歌、戲劇等，如《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鬆花江上》《血淚仇》《放下你的鞭子》等歌曲、劇目，極大地激發了廣大軍民堅決抗戰的熱情。除了文學詩歌與戲劇音樂外，各種文藝形式如木刻、漫畫、電影、攝影、秧歌等都被調動起來宣傳抗戰。

延安文藝運動，以詩壯誌，激發國人的血性；以劇明理，啟發民眾的覺悟；以歌為劍，發出民族的怒吼。在這陣陣怒吼聲中，抗日武裝開赴前線，全民共赴國難，充分顯示了革命文藝極為強大的戰鬥力量。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也加強了宣傳部門的組織機構和隊伍建設，大力推進新聞傳播業的發展。在此基礎上，國民政府充分發揮宣傳團體的專業力量作用，依托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等報刊媒介和廣播電台，廣泛發動《大公報》《申報》等民間力量，深入全國各地宣傳敵人暴行，公布有利於我方抗戰的消息，為形成國內統一的抗戰輿論作出了貢獻。

充分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援——

麵向世界，傳播正義聲音

全麵抗戰剛爆發時，日本媒體連日用英語向世界各國廣播，說是中國駐軍非法射擊日軍導致發生衝突，同時又散布不放棄和平談判的煙幕，借以欺騙世界、混淆視聽，試圖將戰爭的責任嫁禍於中國軍隊。麵對這種局麵，中國有識之士充分認識到國際宣傳戰的重要性。為以正視聽，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與支援，國共兩黨均把開展對外宣傳擺上重要位置。

為使自己的聲音能夠進入國際社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積極創辦《中國通訊》等外文刊物，開辦延安新華廣播的日語、英語廣播，還開創了對外影像宣傳工作等。國民政府國宣處牽頭先後成立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建立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在國外設立了辦事處。國共雙方都以文字宣傳、廣播宣傳、藝術宣傳等形式，積極對外宣傳中國軍民英勇抗戰的事跡，呼籲國際社會主持正義、製裁侵略，傳播了中國人民的正義聲音。

在國際輿論爭奪中，國家積極發聲，闡明事情真相，講明立場，是國際社會觀察了解對抗雙方現實情況的主渠道。在日本挑起戰端，並一步步擴大侵略戰爭的過程中，中國在外交和輿論宣傳上積極進行了反擊。

當時，國民政府派遣了一流的職業外交官和知名人士赴美英等國遊說。宋子文以外交部長的特使身份，長期駐美，負責國際輿論宣傳，他統率國民政府在美各類媒體，大規模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爭取美國新聞界、政界、財界支持，取得良好效果。胡適赴美宣傳，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開展對外宣傳的一個大動作。1937年9月，胡適以學者身份赴美開展國民外交，行程2.6萬公裏，演講百餘次，大力宣傳中國人民團結抗戰的決心，在美產生了重要影響。

有別於國民政府以對美宣傳為重點，中國共產黨則以對蘇聯和共產國際宣傳為重點。1938年4月至1940年3月，著名政治活動家任弼時在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期間，利用共產國際這個平台，為爭取蘇聯和共產國際對華抗戰援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宣傳工作，促成了國際援華活動在世界範圍內展開。

為增強對外宣傳效果，中國在國外的辦事處通過采取聘請外籍人士主持工作、廣泛與駐在國媒體進行合作等方式，努力“變外國人的喉舌為我們的喉舌，變外國人的筆墨為我們的筆墨”。國外辦事處還積極勸說新聞工作者、作家、攝影師等外國人士來華，“利用其以觀察所得，為我宣傳”。

善借外力、巧妙宣傳，是開展對外宣傳的重要策略。外國人士來華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高層領導，積極創造條件，吸引其赴延安進行采訪。對到達延安的外國人士，如美國記者斯諾和史沫特萊、美國作家斯特朗、波蘭記者愛潑斯坦、英國記者斯坦因等，毛澤東都親自出麵接待，向其說明中國共產黨的觀點和政策，闡明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道路和必勝的前途。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以其質樸、務實的革命風範，給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跟隨朱德奔赴抗日前線，隨八路軍、新四軍采訪18個月，創造了外國記者對中國戰區采訪曆時最長的記錄，寫下了許多著名的戰地通訊和報告文學。

這些外國友人在向西方媒體報道中國全麵抗戰情況中，大量報道了八路軍、新四軍進行的敵後抗日遊擊戰爭情況。他們熱情記錄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前赴後繼地抗擊日本侵略軍的英勇事跡，這對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抗戰狀況及形成世界反法西斯戰線，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引導和爭取被蒙蔽的日本軍民——

戳穿謊言，揭露事實真相

凝聚己方、削弱敵人，是輿論宣傳的重要任務。侵華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對其國內不但美化侵略、煽動狂熱戰爭情緒，還全麵封鎖輿論。針對這一情況，中國宣傳部門設立了專門機構，用各種辦法針對侵華日軍、日本國內民眾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日僑，進行反戰宣傳，揭露日軍暴行，爭取日本國民反對戰爭。

由於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和大量欺騙性宣傳的影響，侵華日軍官兵非常迷信天皇和鬼神，而對中國軍隊十分蔑視，他們在戰場上嗜殺成性、狂妄傲慢，一旦戰敗、受傷，因擔心榮譽受損和無法轉生輪回，則大多選擇剖腹自殺，極少投降。這使得當時的日軍成為世界曆史上最為殘暴的軍隊之一。

為削弱和降低日軍的戰鬥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對於凶殘、毫無人性的日軍，並沒有作盲目仇視，而采取從感情上接近逐漸引導到政治上接近的方針。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借接受英國記者貝特蘭采訪的機會，向國內外宣告了共產黨軍隊對待日軍俘虜的基本政策。毛澤東指出：“我們的這種政策是堅持的，例如日軍現已公開聲言要對八路軍施放毒氣，即使他們這樣做，我們寬待俘虜的政策仍不變。”

八路軍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設法給日軍俘虜各種優待，不少俘虜經短期教育後予以釋放，戳穿了日軍關於共產黨部隊虐殺俘虜的謊言，在日軍官兵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日軍指揮官在內部會議上表示：“最近共產軍企圖瓦解皇軍，實施各種反戰宣傳，特別是優待俘虜，在聽取皇軍機密事項後，放還歸隊，並利用俘虜的宣傳以影響皇軍，實為皇軍之大患。”

有些俘虜在共產黨優待政策感召及八路軍敵工部人員的思想幫助下，情感和立場發生根本轉變，他們自願留在八路軍，後來成立了“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等反法西斯進步團體，掉轉槍口對準日本法西斯展開有組織的反戰宣傳鬥爭，動搖日軍的軍心。野板參三、綠川英子、杉本一夫、香川孝誌、鹿地亙等等都是傑出的反戰戰士。在延安工農學校的反戰戰士就有300多人。1945年7月，“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盟員達到1000多人。這些加入抗日陣營的反戰戰士工作非常投入，犧牲精神非常強，他們在孜孜不倦教中國學員學習日語的同時，還擔負著對日軍宣傳的任務。有的還主動隨武工隊一起行動，到日軍據點附近散發傳單，襲擊日偽軍。他們的作用發揮如此之大，以至於八路軍總政治部在1944年明確規定：凡有日人幹部，而這些日人幹部政治上又較成熟的地區，今後的敵軍工作應通過“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及日人幹部去進行。各級政治部的敵工部門，則集中力量進行偽軍工作。

為切實發揮對敵宣傳的威力，八路軍注重根據客觀情況，不斷調整和充實宣傳內容。如抗戰初期，主要著力於宣傳八路軍俘虜政策、中國抗日戰爭的正義性，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的罪惡目的，指明日本軍閥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激發日軍官兵思鄉之情和反戰怠戰情緒。戰爭後期，則根據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及中國抗戰局勢的變化，重點宣傳各種對日軍不利的情況，促使日軍士兵產生悲觀厭戰情緒。此外，在宣傳上還注意針對性和可接受性。為了及時糾正一些不恰當的口號和提法，八路軍總政治部先後製定了《關於敵偽軍工作的訓令》《關於對敵偽軍宣傳工作的指示》和《對日宣傳標語口號》等文件，明令廢止了不切實際的口號，提出一些切合日軍士兵思想覺悟和心理，容易被接受的標語口號，供各部隊在對日軍宣傳中使用。八路軍人性化、靈活多樣的宣傳引起了日軍士兵的興趣，也引起了日軍上層的恐慌。廣陽戰鬥後，侵入天津的日軍司令部曾揚言：“八路軍在戰場上用政治口號動搖皇軍，今後皇軍當以毒瓦斯報複之”。

與實行“三光”政策的日軍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百團大戰中，聶榮臻率部攻打日軍，在一片火海中救出父母雙亡的兩個日本孤女——美穗子和她的妹妹瑠美子。在撫養了一段時間後，由於前線戰鬥非常激烈，為了孩子的安全，聶榮臻又派人把她們送往石家莊日本兵營。這一人道行動在日軍中產生了極大轟動。

日本一史學家研究了抗戰中我瓦解日軍的曆史後，感慨地說：“日本在被美國的物質力量戰敗之前，早已被中國的民主主義所戰敗。”

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死灰複燃——

銘記曆史，捍衛世界和平

自明治維新始，日本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逐漸成為強國之後，在其統治階層的宣傳蠱惑下，整個國家曾凝聚起可怕的邪惡力量。在對中國的宣傳戰中，日本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於它所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性質的非正義之戰，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其虛偽性、反動性所在。盡管日本軍方絞盡腦汁，在奴化和分化中國軍民的思想上無所不用其極，但這並沒有幫助它實現吞並中國的美夢，也沒有使其逃脫最終失敗的曆史命運。

反觀中國，在同日本軍國主義的輿論對抗中，輿論宣傳則大大改變了中國人，使中國人在思想上產生了巨大變化——中國人的國家意識增強了。由於長期受傳統狹隘的“家天下”思想影響，戰前的中國，大多老百姓心中隻有家而無國，尤其在邊遠的鄉村內地，很多老百姓甚至不知道中國是一個國家，也不知國家之外還有許多國家。抗戰大宣傳使他們懂得了，如果中國人不緊密團結起來，絕對無法抵抗外侮。麵對空前的民族災難，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力宣傳下，在中國共產黨人和大批抗日民族英雄勇赴國難的精神引領下，千千萬萬民眾的民族覺悟和國家意識得到啟蒙，他們毅然投身到滾滾抗日洪流之中，投身到爭取民族解放的偉大鬥爭之中。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周恩來等老一輩政治家為中日兩國確立的對待日本侵華曆史的正確方針。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戰後日本法西斯的戰爭罪行沒有得到徹底清算，從而留下禍根，致使當下日本政府對這一方針已不再遵循。侵華戰爭是奉天皇旨意發動的，天皇是戰爭的第一罪人，但天皇的戰爭責任始終沒有被追究，裕仁天皇也始終沒有承認“侵略”、承認自己有罪。20世紀50年代後，發動戰爭的大批軍國主義分子非但沒有得到應有懲罰，而且大多進入日本社會各界高層，致使軍國主義思想在日本民族思想文化中得以留存。雖然戰後日本對侵略戰爭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右翼勢力堅決否認戰爭的侵略性。近年來，右翼勢力得到壯大，日本社會右傾化加劇，隨之而來的是否認侵略戰爭的聲音也進一步擴大。本屆安倍政府更是充分利用美國重返亞太、意欲圍堵中國的“難得”機遇，大肆否認侵略曆史、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慰安婦”等問題，不斷推進修訂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成為“正常”國家。對此，中國人民以及所有愛好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應引起高度的警覺。

那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戰爭雖已過去了70年，但曆史絕不應被忘記。對於當下日本右翼勢力極力美化侵略曆史的言論和宣傳，必須給予強有力的回擊。

“忘記曆史就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就意味著重犯。”

我們要正告某些日本右翼分子，不要玩火，玩火必自焚。

我們要積極引導國內民眾認清日本右翼勢力的反動本質及其可能的危害，進而做好充分的鬥爭準備。

我們要呼籲國際輿論對日本的右傾化現象引起足夠的重視和警惕；講明軍國主義複活決不是人類之福，而是世界人民的災難。

我們要加大與日本友好人士的交流，促進日本國內開展客觀真實的曆史教育，讓日本民眾了解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人民特別是對中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不斷增強和平力量，確保戰爭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