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再看一看伊斯蘭教的情況。《古蘭經》《聖訓》中多次鼓吹“聖戰”，聲稱“在聖戰中麵向敵人陣亡的烈士能直接升入天國”，“信士能夠以一人抵擋兩個不信的人”雲雲，這是公然鼓勵征服和劫掠。：“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義，我需要為真主而死；然後我會複生，然後再次為真主而死”；“先知說，‘沒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願意再返回這個世界，即便給他所有東西，除了那些烈士。他們願意為了賜給他們的無上光榮而回到這個世界死上10次’。” [sahih muslim, chapters 781, 782, the merit of jihad and the merit of martyrdom.]）
殺了暴徒，他們的 親屬也會為他們報仇繼續殺漢人的。怎麽辦？？短期嚴打是必須的，但不是根本辦法。冤冤相報是按下的葫蘆，飄起的瓢，循環往複，永無止境。
要想達到長治久安，一勞永逸，就得走同化的路。宗教是精神鴉片，要根除洗腦後的維人就要清除洗腦的地方。雖然遙遠緩慢，但是值得的。
對於恐怖份子，據說普京有一句話特牛，轉給大家：原諒他們是上帝的事情，我們的事情，是送他去見上帝。在機場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機場擊斃，在廁所抓到就溺死在馬桶裏
不經意間，又看到了那爛陀(Nalanda)的新聞，那爛陀(Nalanda)，古代梵文裏nalan意思是蓮花，在印度象征著知識，ｄａ意思是給予，那爛陀意思是“知識的給予者”。“那爛陀寺相傳建於公元４２７年，在古摩揭陀國王舍城附近。它不僅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高學府和學術中心，同時還教授哲學、邏輯、語言、天文、數學、醫學等各類知識。在最興盛時期，曾經藏書９００萬卷，僧人學者超過萬人。”
曾經，那爛陀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甚至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學。印度曆史上著名的佛教大師龍樹、無著、提婆、世親等都在這裏修業講學，“僧徒主客常有萬人”。
佛祖涅 後不久，這個國家的國王鑠迦羅阿迭多，也就是帝日王，敬重佛教，崇拜三寶，建造了最初的那爛陀寺。他的兒子佛陀毱多王又建一所寺廟。婆羅阿迭多王繼位後，也建一所寺廟。這樣，從帝日王到加來王、幼日王等，先後有６位國王在這裏營造佛寺，最後把所有這些寺廟用磚牆圍起來，成為一個大佛寺，就是現在的那爛陀寺。而今天那爛陀寺隻是一片廢墟，佛教在印度也早已絕跡，佛教在印度重新出現隻不過是19世紀英國人統治以後以後的事，如果沒有英國人佛教能否回傳？顯然是個問題。不光在印度，在中亞，中國西北，東南亞，這些佛教曾經大紅大紫的地方早就是穆斯林的天下，這些地方到底發生了什麽？在中國的曆史教科書裏，人們當然是找不到答案的。
有一個關於佛學大師提婆的故事，可以說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佛教的宿命。提婆是龍樹門下高足，繼龍樹之後繼續於南印度傳播大乘佛教。據說，他曾像龍樹一樣，也感化過一位南印度國王，使之皈依敬重佛法。有一次，這位國王為了佛教的事業，於都城中建立了一座法壇，請提婆端坐其上，宣講佛法。
這便引起南印度其他教派之人的憤恨和不滿，他們從四麵八方趕赴都城，要與提婆菩薩以論辯決勝，想藉以擊垮佛教。提婆知道對方謀定而動，有所為而來，不但毫不畏懼，反而主動出擊，令人傳出話說∶「我現在要建立三個論題，其一是一切聖賢中佛陀第一，其二是一切知識中佛法第一，其三是一切救世人物中僧為第一。我建立這三個論題，歡迎各家各派的論師前來辯論。如果有人能駁倒此論，我提婆甘願斬首相謝。何以必要斬首呢？因為我所立之論如被人駁倒，足見我見理不明，愚昧無知。那種愚昧無知的腦袋我寧可砍掉，也不願保留，省得它讓我亂作議論，丟人現眼。」提婆的這番宣言，無疑於將其他各派論師視若無物，他們越發被激怒了，相約而說∶「這個提婆也太自高自大了，根本不將我們放在眼裏。即便他真的有三寸不爛之舌，難道還能勝過我們百萬之眾嗎？」於是，他們約定聯手對敵，同提婆展開一場車輪大辯論，且看他如何能夠應付。
這天，約定好了的各派論師突然一起雲集到提婆的道場。車輪大戰開始了，他們一個個接連出場，但都沒能在提婆的利舌下得到一絲半點的便宜。那些智慧較低、學識不富、論術不精的人，僅需提婆一言便告屈服。智慧深厚、學識廣博、精於辯論的人，雖能與提婆往來爭鋒，但最多不過兩天時間，便也理屈辭窮，告敗認輸。許多有自知之明的人乾脆就不敢出場了。這樣一直辯論下去，直達三個月之久，前來辯論的八方論士才算全部認輸，再沒人敢出頭露麵了。當日辯論開始之前，各家論士也曾依樣畫葫蘆，像提婆一樣發誓論敗便斬首相謝，提婆未能同意，隻是讓他們論敗便應改投提婆為師。因此，等到三個月的辯論結束時，八方論師百萬餘人都成了提婆的弟子。提婆的事業由此達到了高峰，卻也因此埋下了禍根。據說當時有一位「邪教」弟子，雖然也改投了提婆，但卻抱著不軌之心。原來，他看到自己的老師敗於提婆，便認為是奇恥大辱，心中非常痛恨提婆。他曾咬著利劍發誓說∶「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你以口才勝了我們，我必要以刀劍勝你；你以無形的空刀殺我們，我必要以真刀實劍殺你。」發誓以後，便一直身懷利劍，追隨在提婆左右，伺機行刺。有一天，提婆正在叢林靜處禪定思維，其弟子們也都散到各處各自用功去了。那位「邪教」弟子見到有機可乘，立即挺身而起，一劍刺出，正中提婆的腹部。這事若發生在別人身上，隻怕會大聲喊人救命了。可提婆卻出人意料地非常安靜，他捂住傷口，對凶手說∶「我這裏有三件東西，袈裟、佛缽和盂盆，你趕快拿著逃命去吧，注意要走山間小路，不要走大道平川，否則肯定會被我的弟子們捉住。你還沒有學到佛法，不知身名是人之所累，所以肯定會愛惜自己的身體壽命。我卻不然，我深蒙佛陀遺法所化，對身形壽命早就看淡了。念你仍為狂心所惑，我在命終之前還是想向你說明白，人與萬物實際上都是無實的，求之實不可得，不明白這一道理的人被狂亂之心所惑，從而認為有人有我，有苦有樂。豈不知苦樂隻是兩種情感，來自人們對外界的接觸。人如果不與外物相接，苦樂之心便失去存在的依據，也就自然消失了。」
那位「邪教」弟子見提婆如此慈悲，不僅不怨恨自己，反而在臨終前為自己說法，心中非常悔恨。但猶豫再三，還是逃命去了。這時，提婆遇刺的事已為弟子們知道了，他們失聲痛哭，匯集到提婆身旁，更有一些學法不精的人四處搜尋，截堵道路，想要捉拿凶手。提婆把他們召集回來，進行最後的說法教誨。他說∶「若從事物的真實本性進行思考，你們就會知道，世間根本沒有害人者，也沒有被害者。因為一切皆空，人的本性也是虛的。所以，你們失聲哭喊、四處追捕凶手又何必呢？這不過會使你們多種些不善之業而已。至於那位凶手，他所害的不過是些業報，卻不是我提婆。所以你們應該謹慎思考，千萬不要以狂追狂，以哀悲哀啊。」
說罷，放身蟬蛻而去了。一代佛學大師就這樣遇害身亡，離開了人間。
提婆的境界自然是高的，不過總感到還需要周圍的人也需要高境界才行，不然高僧豈非隻有任人宰割的份？
類似的還有一個“頑石點頭”的故事，晉末義學高僧竺道生，他為鳩摩羅什的高足，悟解非凡。當時《涅槃經》隻部分譯出，傳入南方，其中說除一闡提（斷絕善根的人）外皆有佛性。道生則堅持認為“一闡提人皆得成佛”，遂被守舊者目為邪說，擯出僧團。道生因入今蘇州虎丘山，傳說他曾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說到一闡提有佛性，群石皆為點頭（見《佛祖統紀》卷二十六、三十六）。以後全部《涅槃經》傳到南京，其中果然說“一闡提人有佛性”。
那麽佛教徒遇到真正毀佛殺僧斷絕善根的一闡提人會是什麽態度，又會有何結局，從這兩個故事裏是不難看出端倪的。
據佛典記載，古印度有96外道（也有其他說法），而耆那教則說有300多種，可見在古希臘、南亞次大陸和中國幾乎在同一個時代發生了思想大爆炸，爭論是非常激烈的，但由於某種默契，印度實質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宗教寬容。
宗教寬容是存在的，並不意味著爭論停息了。今天你到敦煌莫高窟去參觀壁畫，還可以看到一些護法金剛手裏拿著蛇，解說員會告訴你那是因為婆羅門怕蛇，實際上蛇（Naga）在印度教中是神物，而大神濕婆身上就有三條蛇。而據佛教經典記錄經常有論戰發生，比如龍樹與婆羅門還有其他外道論士的對抗，龍樹大獲全勝；而印度教也有商羯羅辯論大勝佛僧的記錄。
這些鬥爭，都說明，有一種默契是的確存在的。
直到野蠻屠殺的開始。
這些野蠻人來自西北，他們是突厥，從7世紀進入印度北部。而印度北方無數的佛教寺廟被劫掠屠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貪婪的突厥人盯上了寺廟裏儲存的，讓人瞠目結舌的黃金珠寶等等的財富；那些滅亡佛教的突厥人,是一個貪婪的遊牧民族,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不惜用宗教來給自己的野蠻行徑遮醜——那些毀滅佛教的突厥人相信，毀的的佛像越多，殺的異教徒越多，他們在天堂的獎賞就越多。
這些穆斯林罪行滔天，自以為是伊斯蘭教教徒，但除了貪婪和特別能打，他們在文化、哲學方麵實際上是非常落後且自閉的，實質上，他們就是流竄的土匪。
渥德爾先生研究過一個藏地的記載，講述的是一個西藏的朝聖者到了佛教的學術中心、偉大的大學那爛陀寺時，看到的是野蠻屠殺、搶掠和焚燒後的狼籍，一個比丘拿著幾本佛經在頹倒的佛塔間躑躅。這是世界曆史上的一個文化災難，那爛陀寺不是一個單純的修行場所，它還是一個偉大的學術中心，幾百年來，它的藏書多到了無法計算，無數優秀的哲學家在這裏學習生活，公元１１９３年，突厥人巴克赫提亞爾#8226;卡爾積帶兵侵入那爛陀寺，寺院和圖書館遭受嚴重破壞，大批僧侶逃難。從此，那爛陀寺失去了光輝。而這也成為佛教在印度走向衰敗的轉折點被毀滅後的那爛陀寺，在數百年的時間裏被淹沒曆史的塵埃裏。自從北部佛教進入大乘時代後，民間的佛教的確在式微，高深煩瑣的佛教哲學隻能在這些最優秀的哲學家手中傳承了，這種不停地屠殺、焚燒和騷擾是釜底抽薪，終於將佛教從南亞次大陸抹掉了。那爛陀寺的毀滅，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災難，不亞於亞曆山大圖書館被焚（據說有位阿拉伯大將認為焚燒的理由是“凡是《古蘭經》上沒有的，都是不應當保留的；凡是《古蘭經》上已有的，都是不必要保留的。”），曾經僧眾2萬的學術中心，從此消失。也因為突厥穆斯林的入侵，次大陸的宗教寬容結束了，在晚期，佛教中有密宗色彩的金剛宗組織了軍隊反抗突厥人，他們被消滅殆盡；印度教徒的反抗更烈，也因為他們人數眾多的原因，終於存活。但是，所有宗教派別互相辯論的學術時代一去不返（後來的阿克巴時代一瞬即逝），也就是說，規則被少數派拋棄；而默契，因此失效。
自以為有信仰的野蠻人、流竄犯，是印度宗教寬容傳統的罪人，是世界文明史的罪人。而後人——隻能感歎，卻不能回到從前，做曆史的仲裁者了。
放眼曆史，我們可以看到，伊斯蘭教向中亞、南亞、東南亞擴張的曆史幾乎就是一部蠶食、打擊佛教的曆史。公元8世紀起，阿拉伯帝國的勢力範圍擴張到中亞，中亞大部分佛教國家和遊牧部落都皈依了伊斯蘭教；公元9-13世紀，阿拉伯人、突厥人前仆後繼地入侵北印度，並最終導致佛教在印度的絕跡。到了公元15世紀，東印度群島（今印度尼西亞）、馬來亞的穆斯林國家又通過武力征服將佛教和印度教趕出這一地區，在東南亞構築了一個伊斯蘭文化圈。在與伊斯蘭教的對抗過程中，佛教在多數情況下都會遭遇失敗。英國學者渥德爾曾說：“佛教教義，尤其是它反暴力的社會綱領……對伊斯蘭教的殘暴作不出直接的回答。”（《印度佛教史》第十二章第七節“穆斯林的毀滅精神”）這一說法有些偏頗，但也不失為一個有道理的解釋。當時印度大部分國家都支持印度教，隻有孟加拉的統治者還推崇佛教，佛教失去了來自上層的保護；而在民間，佛教要麽被印度教驅逐，要麽與印度教融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此時的佛教既無下層根基又無上層支援，在伊斯蘭教麵前缺乏起碼的自衛能力。而“非暴力”的信條根植於佛教思想中，佛教的教義也使佛教徒不可能自己拿起武器、組織群眾來反抗突厥人的入侵。當印度教王公與突厥人堅持對抗，當印度教群眾此起彼伏的起義使穆斯林統治者不得不放寬宗教政策時，佛教徒卻沒有組織起任何像樣的反抗，隻有少數僧侶遠走國外，保存了一些古代印度佛教經典。
突厥征服者對佛教和印度教的殘忍是令人發指的。根據英國學者渥德爾的引述，“穆斯林從左邊殺過去，又從右邊殺過來……被征服的人民要麽接受伊斯蘭教，要麽隻有死亡一途。”許多印度教神廟和佛教寺院都在劫掠一空後被焚燒，並在其原址上建立起清真寺。但這種燒殺搶掠對佛教的打擊更大，因為佛教此時主要集中在北印度和東印度的少數繁華地區，突厥人隻要占領這些地區就可以徹底摧毀佛教寺院，消滅佛教的有生力量。而印度教神廟則遍布印度各地，從大城市到小村社無處不在，突厥人無法控製印度的每一個城市和鄉村，自然也就無法根除印度教。更重要的是，印度教的哲學思想和社會綱領已經滲透到印度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任何一個外族統治者都必須利用印度教來控製印度。而佛教對印度社會雖然曾有很大影響，但卻遠沒有印度教那麽深；佛教的黃金時期早已過去，現在它的印度社會的影響有限，穆斯林很容易就能將其一舉擊潰。
佛教唯一象樣的抵抗發生在中國新疆於闐佛教王國，在這裏佛教徒抵抗了50餘年。如今，當我們翻開《突厥語大詞典》時，還可以讀到穆罕默德;喀什噶裏記載的伊斯蘭征服者的詩歌：“我們如潮而至，攻陷大小城池，佛堂廟宇全搗毀，給菩薩拉屎撒尿。”穆罕默德;喀什噶裏在解釋這首詩時說，為了侮辱他們而在佛像頭上“拉屎撒尿”。從此首詩歌中又見到了宗教戰爭既凶猛無比，也非常殘酷的情景。
從世界範圍看當佛教遇到伊斯蘭教無一例外的潰敗。從佛教這方麵來講，我們當然可以說出佛教一千個優點，一萬個優點，但佛教的消極麵同樣不可小覷，正如《草原帝國》[法]勒內;格魯塞/著
藍琪/譯 項英傑/校所講的“阿勒坦汗和達延係的其他王公們在與其人民一起皈依西藏佛教時，他們認為他們正在追隨忽必烈的腳步。但是，當忽必烈崇信佛教時，蒙古人對中國的征服幾乎已經完成。然而，盡管阿勒坦汗不止一次地攻入長城，火燒北京城郊，但是，他所做的僅此而已，蒙古的征服不得不又從頭開始。不過，喇嘛教的盛行對東蒙古人產生了立即見效的鬆弛作用。鄂爾多斯部和土默特部，察哈爾部和喀爾喀部，特別是前者，在虔誠的西藏教權主義的影響下，他們很快喪失了陽剛之氣。這種佛教，曾經把唐朝的可怕的吐蕃人改造成了宗喀巴的夢想者和創造奇跡者，它將使近代蒙古人更衰落，因為他們缺乏任何富於哲理性的品質，除了偏執和教權主義外，從新宗教中他們一無所獲。15世紀末宣布要再現成吉思汗國史詩的人們，現在突然停止了腳步，陷入順從的惰性，除了給他們的喇嘛提供奢侈的生活外，無所關心。正如鄂爾多斯部王公薩囊徹辰所記錄的那樣，他們的曆史表明他們已經忘掉了世界征服者及其光榮，他們隻夢想征服靈魂。當獲得了這種精神超脫和達到神聖境界之後，東蒙古人被卡爾梅克人，或者是滿族人征服的時機已經成熟。正像考朗特所評論的那樣，唯一的問題是兩者中，誰將使東蒙古人跌落。”
我們不妨再看一看伊斯蘭教的情況。《古蘭經》《聖訓》中多次鼓吹“聖戰”，聲稱“在聖戰中麵向敵人陣亡的烈士能直接升入天國”，“信士能夠以一人抵擋兩個不信的人”雲雲，這是公然鼓勵征服和劫掠。：“以掌控我的生命的神的名義，我需要為真主而死；然後我會複生，然後再次為真主而死”；“先知說，‘沒有任何上了天堂的人願意再返回這個世界，即便給他所有東西，除了那些烈士。他們願意為了賜給他們的無上光榮而回到這個世界死上10次’。” [sahih muslim, chapters 781, 782, the merit of jihad and the merit of martyrdom.]）
伊斯蘭教的天堂一直是一個很招人的話題，特別是天堂裏的處女。在天堂中的回報是什麽？在《古蘭經》和《聖訓》裏以非常色情的細節描述了伊斯蘭天堂，例如古蘭經第56章12-40節、第55章54-56節和第76章12 -22節。引用著名的企鵝出版公司出版的NJ Dawood譯《古蘭經》的56章12-39節：“他們躺在寶石鑲嵌的床上，長生不老的少年端著碗、壺和一杯最純的酒服侍著他們（這酒既不會讓他們頭疼，也不會讓他們迷醉）；他們自己選擇水果和喜愛的禽肉。他們還會得到深色眼睛的天堂美女(houris），如同蚌殼裏的珍珠一樣貞節；這是對他們的行為的報償……我創造了這些天堂美女並使其成為處女，作為他們的貼身愛侶……”
你應該注意到大多數版本的譯文，甚至是由穆斯林自己翻譯的版本——例如A Yusuf Ali和英國穆斯林Marmaduke Pickthall翻譯的版本——都把阿拉伯語中的（複數詞）Abkarun翻譯成了處女，一些著名的詞典，例如由John Penrice編纂的，也是這樣翻譯的。我強調這個事實，是因為許多羞愧而窘迫的穆斯林說“處女”這個詞翻譯錯了，它應該翻譯成“天使”。在《古蘭經》第 55章72-74節，Dawood把阿拉伯語詞匯“hur”翻譯成了“處女”，而上下文表明處女一詞是適當的翻譯：“深色眼睛的處女躲在她們的帳篷裏（你想拒絕你的主的哪一件恩賜？），任何男人和精靈都沒有和她們接觸過。”）
需要指出兩件事。第一，在《古蘭經》中沒有任何地方提及天堂提供的處女的實際數量。第二，深色眼睛的處女是為所有穆斯林提供的，不僅僅是烈士。我們發現，正是在《聖訓》中提到了天堂裏的72個處女——Al- Tirmidhi（卒於公元892年）收集的聖訓集（第4卷，真主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在一些章節中描述了天堂的特色，以及第21章“給天堂中的人們的最小獎賞”（聖訓2687））。Ibn Kathir（卒於公元1373年）在他對《古蘭經》第55章《至仁主安賴哈曼》第72節的注釋（Tafsir）裏也引用了同樣的一個聖訓：“聽到先知穆罕默德說：‘給天堂中的人們的最小獎賞，是一座有8萬名奴隸和72位妻子的住所，它的圓頂上鑲嵌著珍珠、碧玉和紅寶石’，它的跨度相當於從 Al-Jabiyyah[大馬士革的郊區]到Sana’a[也門]的距離’。”
近代伊斯蘭護教家試圖淡化這些描述中的明顯的物質主義和性暗示。但是正如穆斯林百科全書所說，即便是正統的穆斯林神學家——例如al Ghazali (卒於公元 1111 年) 和Al-Ash’ari (卒於公元935年)——也“承認天堂中的肉欲的愉悅”。古蘭經的注釋者、博學的Al-Suyuti (卒於公元1505年)生動細致地詳細描述了這種肉欲的愉悅。他寫道：“每一次我們和一個天堂美女睡覺，我們都會發現她是處女。此外，被主選中的這些人的陰莖永遠不會變軟。他們將永遠勃起。每次你做愛的感覺美妙至極，絕非人間的感覺。如果你在人間體驗到這種感覺，你會昏過去。除了在人間的妻子，每一個被選中的人[即穆斯林]將與70位[原文如此]天堂美女結婚，而她們的陰道全都美妙極了。”
不難想像當佛教遇到伊斯蘭教，就象秀才遇見兵，或許更確切的比喻是處女碰上強盜，結局是不言自明的。難怪穆斯林有那麽多人肉炸彈，原來他們急著要去享用72個陰道“他們”的路線圖：
1、“他們”首先宣稱自己是“和平的宗教”，通過經商、避難的方式零星遷徙到一個新地方，很低調，很和善，很遵紀守法——除了對吃某種食物有點神經過敏，除了幹涉婚姻自由之外（不過我們總是想，唉，不吃什麽食物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內婚雖然很討厭，但不跟他們通婚不就行了嘛）——誰能拒絕這麽一群可憐巴巴的外來人呢？於是，他們站住了腳。
2、既然站住了腳，那麽第二步就是形成社區了。這個進程會持續幾十年，“他們”的繁殖速度異常迅速，每家幾乎都會養10個8個孩子，而且這些人一出生就毫無選擇地成為“他們”。幾十年之後人們會發現，周圍已經到處是“他們”。“他們”自由地遊走於我們的開放社會中，而“我們”卻對“他們”的圈子針插不進、水潑不入——除非“我們”也皈依了“他們”。我們不知道“他們”在籌劃什麽。
3、第三步，我們會發現身邊的暴力和犯罪現象突然增加，就象1995年前後人們驚訝地發現周圍突然到處是某族小偷一樣。即便是犯罪，也是在不斷地發展：1995年我抓住第一個某族小偷，在把他扭送派出所時他用刀片自殘了；2000你年我抓住第二個某族小偷，立刻圍上來幾個人跟我對峙，盡管我沒能把他扭送派出所，但他們也沒敢對我暴力相向；而現在，據說這些家夥已經動不動就砍人了。
4、第四步，犯罪行為會升級到群體性暴力，“他們”十分善於結為一體對付單個的“我們”，侵占財產，強占耕地，欺男霸女，欺行霸市，讓“我們”時刻生活在威脅的陰影中。
5、第五步，群體性暴力會變得越來越頻繁，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動不動就出動幾十、幾百毆打、騷擾“我們”。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麵臨選擇：如果有可去的地方，“我們”就得背井離鄉；如果沒有可去的地方，“我們”要麽繼續在驚恐中度日，要麽不如皈依“他們”，以免遭迫害。
6、OK，至此，某個特定地域的綠化已經接近完成，其標誌是，“他們”占了局部人口的簡單多數，或者是相對多數（即成為多民族中最大的族群）。這時，“他們”就要鬧獨立、鬧分裂了，“他們”鬧獨立時既有“溫和派”（文的），也有“激進派”（武的），還有“犯罪派”（無間道），你興兵圍剿逼得“他們”走投無路時，“溫和派”就來宣揚“和平”；你罷兵休戰放他們一馬，“激進派”就立刻卷土重來，殺人放火；而“無間道”派則是不戰與和，片刻不停地進行犯罪的勾當。
7、此時的“我們”麵臨兩種選擇：要麽，屈膝投降，看著那塊地方分裂出去，眼睜睜地看著留在那裏的“我們”的同胞被迫害、被驅趕、被屠殺、被同化（無論在車臣還是科索沃，當“他們”控製了該地之後立即都對當地其他民族實行了搶劫、屠殺、迫害和清洗）；要麽，奮起反抗。
8、同意他們分裂出去就能乞求來和平嗎？就能結束這綠化步驟嗎？誰要相信這個，那他的智商不會高於60。這個分裂過程永遠不會停止，過段時間你就會發現，現在的進程重新進入了“步驟一”，或者“步驟二”，隻不過換了一下。
（伊斯蘭教徒的觀念就是：天下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伊斯蘭的，隻不過暫時被非伊斯蘭搶走而已。總有一天，伊斯蘭會搶回來的。不信阿拉的全部都要殺死，等條件成熟了，就殺光一切非伊斯蘭信徒。）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親不在了，所以沒有像多數同學一樣，先回家探親再報到，而是直接就去了烏魯木齊。那時候學生分配工作以後有派遣費可以領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費住宿費等，也就是說已經享受正式國家幹部的待遇，坐火車可以坐臥鋪了。
到了烏魯木齊，一下火車就有了一種到了異國他鄉的感覺，大街上喇叭廣播的是聽不懂維語，滿眼都是穿著五顏六色戴著頭巾少數民族婦女，還有處處的瓜果飄香。我們一起去同學十分亢奮，在烏魯木齊呆了三天時間，天天在街上，把烏魯木齊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數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沒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學生要到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二年。新疆地廣人少，駐疆部隊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產，所以基本上每個團都有農場。等到人數夠了，我們就坐上部隊的汽車出發了。一大早上車，行程三百五十多公裏，到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才到了當時我軍陸八師步兵二十二團在烏蘇縣一個叫古爾圖農場。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國疆土遼闊；到了新疆才知道什麽是荒涼。
我們來鍛煉的學生編成一個連，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團十連。以我們學校的學生為主，因為我們學校位處西北，我們這兩屆畢業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樣，多數分配在西北，分配到新疆的學生不少。另外還有新疆藝術學校的部分學生。班長付班長由學生擔任，排長副排長，連長副連長以及指導員副指導員，還有衛生員通訊員均是團部派來的。農場比較大，有專門的機構。除了在烏蘇境內有很多土地外，在博樂州精河縣內還有一千多畝地。我們班十多個人在連副指導員和副排長的帶領下就去那裏負責播種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於叫大河沿的一個鎮上，過去在那裏駐有一個營的部隊，後來撤走了，營房就一直空著，我們就住在那裏。
新疆種地的方法和內地完全不一樣，粗放型的。小麥由播種機播種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澆水。它那裏地不像內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澆水很困難，水總是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澆不了什麽地。而且，當地使用的一種叫砍土饅的工具，我們根本不會用。副排長就帶我們去參觀學習當地維吾爾農民怎麽澆水的。隻看見水在他們的砍土镘下非常聽話，指到那裏水就流到那裏。當然，這農活不是馬上能熟練掌握的。後來，當地的生產隊長提出，說他們想試種水稻，他們插秧技術不行，問我們有沒有會插秧的同誌。我們很多人都是來自南方農村，插秧一點問題沒有。於是副排長和那位維吾爾族隊長商定，他們派二位維吾爾族農民來做我們的澆水顧問，我們去二位會插秧的同誌去當他們的顧問。我和來自鎮江的一位同學被派往生產隊做顧問。
我們和生產隊的社員同吃同勞動，不過晚上還是回營房住。那個生產隊全部都是維吾爾族。早上一早出去勞動，中午就在田頭吃飯，一般都是羊肉麵條，加一些洋蔥，因為在野外做麵條比較方便。他們不吃少吃蔬菜，說那是草嘛，牲口吃的。當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蘋果還是吃的，胡蘿卜也吃。吃完中午飯稍微休息就開始政治學習。他們都是用維吾爾語說的，我們一句也聽不懂。隊裏有一位初中畢業生，會講漢話，他很願意和我們交流，於是他就當起了我們的翻譯。他說這是在批判一個“東突”分子，他從博樂州的一家印刷廠下放下來的。社員們都在發言，批判他分裂祖國的言行。這時我們明白，為什麽在烏魯木齊街頭，沒有警察武警巡邏，卻顯得那麽寧靜和諧的原因。隻有發動人民群眾才是反對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徑。武力不可能保證長治久安。你看，這麽偏僻地方，最基層的群眾都發動起來了，新疆能不平安嗎？
我們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結束，有七八個月吧。蔬菜自己種，葷菜就得買。星期天就下鄉買雞蛋和雞，改善夥食。維吾爾農民養雞但是不怎麽吃雞和雞蛋。我們就學了一句維吾爾語：“土紅巴媽約克？（有雞蛋賣嗎？)。我們甚至到過很遠很遠漢族人從沒有到過的偏僻居民點，從來沒有出過什麽事。副指導員和副排長也不覺得會出什麽事。如果是現在，我想我們根本不敢到那麽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門工作，和我們一起分配來的還有新疆大學和新疆工學院畢業的不少維吾爾族學生.雖然素不相識，因為沒有了語言障礙（他們都會說漢語），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興建新的地震觀測站、地震震後考察，地震前兆異常落實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時我既年輕有沒有什麽家庭負擔，所以一有什麽野外任務，首當其衝。由於新疆地域遼闊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單位派車，一般都是南京產的嘎斯車。新疆真是大啊，有時跑幾百公裏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問題。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帳篷或農舍，我們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車鑽進去了。老同誌有一套辦法；先給裏麵的人遞上香煙（當地少數民族同胞當時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煙，一般都是抽自己產的莫合煙，。好像是煙的杆子分碎的小顆粒，用紙卷起來，然後用舌頭在紙邊添一添，包成一根煙，味道很嗆人），然後用半不拉子的維吾爾族語問候，你們好嘛！這時少數民族的家庭主婦就會端上奶茶和饢，招待我們。我們也就把客氣當福氣，大吃大喝起來。多少年我們跑野外都這樣，當然到了縣或鎮有招待所或飯店的居民點，不會這麽去蹭飯。一般在路途上沒有辦法的時候才這麽做。本人幾乎跑遍了新疆南北，從來沒有遇到過少數民族同胞傷害。在烏魯木齊上街，雖然和陌生的少數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即便到少數民族聚居的二道橋以及南梁一帶。和單位的少數民族同事相處也恨融洽，二個民族過年都放假，互相拜年。從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個新疆是平安無事的。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發動群眾，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依靠人民群眾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在戰爭年代是這樣，在建設時期也是這樣。僅僅依靠專政機關不可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鬥爭。你用這種辦法可以暫時解決一點問題，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隻有依靠絕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群眾，才能長治久安。。
第二，關心邊疆群眾的生活，要使邊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關於這個問題，毛主席有過明確指示。他說，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較大提高，而且要高於新疆邊境那一邊人民的生活水平。為落實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斷發展新疆工農業生產的同時，每年給新疆相當數目的財政補貼，並且逐年增加。在毛澤東時代，新疆職工的平均工資大概比內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參加工作的職工還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發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建設新疆保衛穩定新疆中的作用。從新疆最北部的阿爾泰到最南麵的和田，總共布下了兵團的十個師，一麵生產一麵保衛邊疆穩定。以前，他們都有武裝值班連。
第四，從少數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數民族群眾中廣泛進行熱愛祖國熱愛黨和反對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種措施使少數民族和漢民族不斷地接近，比如維吾爾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裏，新的維吾爾文字和漢語拚音有某些相似之處，在改革開放前的一段時間，新文字似乎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開放以後，維吾爾文字改革連同已經取得的成果都被拋棄了。
第六，培養一批懂得馬列主義徹底反對民族分裂的少數民族幹部。其中，鐵木爾.達瓦買地是他們的代表。
1976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對毛主席心懷不滿又政治眼光短淺的一批人上台了，他們自以為是，認為自己很高明，比毛澤東那當然更高明。處處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調。具體哪一年記不清了，胡耀邦和鄧穎超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講話，其核心意思是說，在新疆漢族壓迫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幾百年了，現在好像應該改變了，還規定了一係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級機關書記一般都由漢族幹部擔任，從今以後不能這樣做了，等等。並且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成純農場，由各州管轄（試行了幾年，情況不妙，又改了回來）。經過這麽一折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鬥力和內在素質已經大大不如以前了。
還有，就是限製中央財政對新疆的補貼。記得好像是從1981年開始吧，中央給新疆的財政補貼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數字。明顯，這肯定會影響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以落實宗教政策為名大規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廣泛程度，連我們單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數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們說用這些錢多建一些學校不是更好嗎？
從此以後，民族之間的對立就產生了。首先是震驚全國新疆和田大案。後來是維吾爾“群眾”不斷上街示威遊行，什麽反對在新疆進行核試驗，反對計劃生育。後來發展到，在新疆人代會上，中央建議提名的少數民族藉自治區副主席遭到了維吾爾族人大代表的公開反對，在人代會上選不上。我們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種挑釁，後來甚至發展到公開叫囂，讓漢族豬滾回去。“新疆是我們的嘛，你們滾回內地去”。再後來就有爆炸等惡性案件發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調回來也沒有什麽顯著效果。過去新疆穩定，不是王恩茂有什麽天大本事，隻不過他認真貫徹落實了毛主席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和解決民族問題的靈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這麽多年，深深地懂得，要很好解決民族問題，保持民族團結，方針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沒有幾年，好端端的新疆就變成了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堅決不能再待下去了，無論怎麽困難都得想辦法調回去。1988年，我們終於離開了本來是美麗和諧後來變成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們一樣逃回來的很多很多，我們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個農場鍛煉的同學，多數回來了。單位裏走了一批。我們回來後，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就愈演愈烈了。
附：鄧力群回憶錄：為什麽胡耀邦被稱為胡亂邦？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網友評論：
我的體會是內地漢族知識分子不能隻從自己所從屬的階級和集團的角度看問題。
胡耀邦是在平反老幹部，清理冤假錯案。解放思想，否定“兩個凡是”這些偉大的運動中起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功勳。但是胡耀邦確實不是一個像老毛，老鄧那樣的領導者。隻能是跟著做些具體工作。所以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都是技術官僚類型的。
極端分子就是行動派負責打擊卡菲勒。所謂溫和派就是後勤，幫助掩護。
首先由後勤人員把行動派隱藏其中進入敵國，然後行動派一打完，後勤人員就出來拿著人權，宗教歧視的盾牌防守！
真要是全員都出來戰爭了，最有力的武器“人權，宗教歧視之盾”就沒用了。你什麽掩體都沒這好使。幾個月就全交代了！
警惕！穆斯林會要求通過QQ和你聊天，搞到你的消息就殺人滅口！
伊斯蘭恐怖主義欺騙和禍害世界的陰謀，參閱：
《滾動的“塔基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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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欣賞--穆斯林學者史未安先生 - 《伊斯蘭不可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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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聖戰在瑞典發動，穆斯林已經暴動3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71018-1.shtml
伊斯蘭教社會的特征都是以家族為單位的剝削、壓迫、掠奪和屠殺體係。
都是用聖戰的口號。
伊斯蘭的巨大優勢是其旺盛的生育率，在歐洲甚至北美都還會有巨大潛力擴張。
科索沃信伊斯蘭的阿族人2戰結束時在當地還是少數民族，結果1990年代不是變多數了。
雖然按照伊斯蘭教義，伊斯蘭的敵人從大到小的順序為：無神論者>多神論者>其他的一神論者>伊斯蘭的其他派別（家族）
但事實上死在仇敵手裏的概率剛好顛倒了過來。這就造成了仇恨和教義相反的怪現象。
沙特的伊斯蘭恐怖分子，沙特王室屠殺的最狠（為了討好美國），哪裏有什麽媒體報道，美國需要的，交給美國；美國不需要的，就秘密處死了。當然，在沙特反對王室那是絕對的大罪，不需要審判，自動人間蒸發。
這就是伊斯蘭社會一盤散沙的原因。
但是，如果對於文明社會來說，卻是另外一回事：
穆斯林或黑人權利越大，管理好他們就越難，然後他們開始偏袒自己的人，選舉都選自己的，把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邊緣化，摧毀他們的文明，西歐正在往這條路發展，美國正在成為另一個巴西或墨西哥，美國以後會分裂，這都是偏袒外來移民的結果。
如果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也如同毛澤東那樣，發動草根起來，鬥毛拉，分田地，搞土改，塔利班早就爆成渣了，甚至伊斯蘭教鬥沒了，何止原教旨主義。
伊斯蘭社會是以家族為單位的，是綜合了政治、經濟、文化、家族、社會、教育、軍事、宗教等全方位的威權和殺戮（即聖戰）體係。
單純地殺恐怖分子對伊斯蘭恐怖分子沒有太大的威懾力。
而且恐怖分子還被家族視為聖戰英雄！當然，在敵對的伊斯蘭派係裏會被視為魔鬼！
法家的滿門抄斬，連坐製可以奏效。但這是文明社會不允許的。
仁慈的方法，那就是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辦學習班，思想改造。
2011年07月23日
據維吾爾在線消息，稱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官方網站發布消息，40年來首次訪問中國的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穆罕默德·居爾邁茨教授在中國訪問期間與中國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土耳其與中國簽署宗教領域合作備忘錄》
http://www.uighurbiz.net/archives/1926
據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官方網站發布的消息，土耳其與中國此次簽署的合作備忘錄決定兩國將在宗教教育、宗教工作，宗教刊物出版與朝覲等方麵展開合作。
根據這份合作備忘錄，中國每年會向土耳其的培養Imam Xatip（宗教人士）的高中和大學的伊斯蘭學院派遣留學生。這些學生所有的開銷都由土耳其 diyanet wexpi（diyanet基金會）負責。據這份由14項條款組成的合作備忘錄，中國境內4萬所清真寺的5萬名伊瑪目將輪流到土耳其深造學習。
土耳其宗教事務局與中國宗教局之間簽署的這份合作備忘錄還決定將《古蘭經》《聖訓》等宗教著作譯成漢文並出版；雙方將於2012年在北京，2013年在伊斯坦布爾召開宗教展覽與學術研討會。
據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官方網站發布的消息，土耳其與中國簽署的這份由14項條款組成的合作備忘錄將在近年來不斷加強的雙方關係中起關鍵作用。
出席此次合作備忘錄簽字儀式的人員，除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穆罕默德·居爾邁茨教授與中國宗教局局長王作安等人外，還有土耳其駐中國大使木拉提·瑟力木·安塞利，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外交事務辦公室主任買買提·帕恰奇教授、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會長陳廣元等人。
土耳其宗教事務局局長穆罕默德·居爾邁茨教授結束中國之行後於6月25日返回土耳其。
可是光事後求饒是不夠的。
日常生活中要拿出行動， 配合政府，揭露行為不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