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半年內必須要在釣魚島有實際行動

中國半年內必須要在釣魚島有實際行動

作者係浙江大學儒商與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員

9月份，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和國防部長帕內塔先後訪問北京，之於環西太平洋的緊張氣氛而言，表麵上美國在表明一種姿態：並不希望中國與亞洲有關鄰國發生正麵軍事衝突，美國不想卷入其中或由此遭拖累。而事實上，美國的“亞太戰略”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調整，希拉裏和帕內塔不會給中國任何實質的“饋贈”，美國也決不可能放慢其圍堵中國的有序節奏。

梳理美國2009年下半年以來的亞太布局，出牌秩序井然，指向十分明確，行動步步為營：一、2009年，11月份奧巴馬在新加坡與東盟十國首腦舉行首次會議，雙方決定實現持久和平與繁榮、增進夥伴關係。二、2010年，07月份希拉裏在河內舉行的東盟會議上，首次宣稱美國在南海有“國家利益”，正式表明介入南海問題；同年09月24日，奧巴馬在聯合國會議期間與東盟十國首腦舉行第二次峰會，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海上安全”與“自由航行”的重要性。三、2011年，08月份美國向菲律賓移交了一艘退役“漢密爾頓”級巡邏艦；11月，奧巴馬訪問澳大利亞宣布在澳駐軍。並同時，美國與新加坡達成在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駐紮兩艘美國海軍瀕海作戰艦艇協議。四、2012年，04月03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約200人乘坐包機從夏威夷飛抵澳大利亞北部城市達爾文，美在澳二戰以來最大規模作戰部署第一階段任務完成；04月30日，美國與菲律賓二國政府外長和防長在華盛頓舉行首輪“2＋2”會談，確定二國構建“強有力、靈巧和反應靈敏的”同盟關係；06月，美國與包括菲律賓在內的東南亞有關國家在馬六甲海峽等地先後舉行七國與六國頻繁聯合軍演；08月，美日在關島與提尼安島舉行為期37天的“奪島作戰”指向明確的聯合軍演；10月06日，美軍將能滿足多種作戰軍事任務需求的12架“魚鷹”傾轉旋翼機全部從日本岩國基地飛往衝繩縣宜野灣市美軍普天間機場部署完畢，針對釣魚島甚至於中國東海的作戰半徑大大縮小;同時，“喬治 華盛頓”與“約翰 斯滕尼斯”二個航母戰鬥群分別瀕臨於中國東海與南海部署到位，每艘航母均配備超過80架戰機。

中國和平崛起的願望已經遭遇重大挑戰。中國崛起，須建設有足夠海空進攻的實力作為防禦，須要從製訂全麵務實地反製於美國的國家長遠戰略著手。中國如何立足於國內深層改革，布置以大戰略和小舉措有機一體的全麵、係統、務實地反製於美國的國家發展長遠戰略，這是對於中國國家政治、軍事、經濟決策層麵智慧深淺的考驗，是對於國家現行體製先進與否的試金石，更是國家未來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的先決條件。

當下，在東亞與東南亞的整個環西太平洋局勢，甚至於就整個亞洲局勢而言，中國手裏究竟有多少張有效牌？這之於中國，是一個十分嚴峻而必須作出“答複”的現實。且不說，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越南甚至新加坡等已盡為美國的締約盟友，就是中國的密切夥伴緬甸，美國也沒有絲毫的疏忽。美國在亞太的布局，邏輯清晰，章法嚴密，並深得中國兵家“離間”、“連環”、“瞞天過海”、“暗度陳倉”、“十麵埋伏”等之精妙。這說明：一、在華盛頓有極富高深智謀的決策層在指揮美國的有效行動；二、美國正在布排一副十年、二十年甚至有五十年規劃的全球大“牌局”，其謀旨極為深遠。

美國決策層的內心裏正在全麵地蔑視著中國，更準確地說是在蔑視中國的戰略決策者。美國分明是拿定了中國的“無能”，而完全有甕中捉鱉於中國之勢。直接地說，美國決不允許中國從軍事、政治、思想意識上站起來，而隻允許中國是初級產品的輸出國與高技術的輸入地。換一句話說，美國需要經濟上的中國，而不願意接受在政治與軍事上強大的中國。

中美關係從哲學上講是對立統一關係。之於美國，中國應當兼聽其言，重在觀察其行。中國全麵反製美國的國家戰略，正是須從釣魚島著手。釣魚島已經成為調整中美關係當下對峙局麵的“上甘嶺”。60年前發生於1952年10月14日的“上甘嶺”戰役，徹底凍結了美軍挺進鴨綠江的美夢。釣魚島已經成為21世紀上半葉中美遭遇於西太平洋進而將深刻調整中美關係未來秩序的不可回避的曆史節點，釣魚島已經承載著成為中華民族複興征途上又一座曆史豐碑的神聖使命。這恰就是日美聯手“奉送”於中國的嶄新的曆史機遇。中國不拿下釣魚島，則領海基線聲明、名稱公布、地圖頒布、大陸架劃界案、航母交付，都將無所指向。沒有實際控製釣魚島,所有的“反製”都是“空雷”,國家的尊嚴也得不到實際顯現。在釣魚島，迄今所有的舉措，都不及一兵一槍的登島所能顯示出的國家力量與決心。中國目前似乎還顯得不具備實質性反製的內力。釣魚島問題，中國應在半年之內有所實際作為。不然，或會導致國內民眾凝聚力的嚴重喪失。

日本右翼的實質同樣是在蔑視著中國。日本與東南亞有關國家是美國手中舞向中國的一柄柄“短劍”。但中國如何根本性地改變這種受製於美國布局的被動情勢，關鍵取決於能否理性地汲取包括美國、日本在內各國治國理政優勢果決地改革圖強。

日本鄰居於中國，日本的崛起卻恰是因中國的失責於教化。日本自秦漢時期便不斷遣使西學中國，隋唐時期長期輪番派出“遣隋使”、“遣唐使”研習中國文化與治國理政經驗，甚至於全麵仿照中國確立了天皇製。但自19世紀中葉以後，遭受西方入侵的日本充分認識到中國儒老哲學之於國家治理的局限，轉而西學歐洲，進而全麵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西方社會主義思潮也是率先早於中國近半個世紀導入日本，《共產黨宣言》正是陳望道於1919年從日本留學回國帶回翻譯出版的。日本西學歐美圖強的曆史條件，正是中國“榜樣”於日本的無力。且不再去說曆史，僅日本二戰後的迅速重新崛起，就中日二國地理位置、國土麵積、人口數量的簡單比較，之於日本當下經濟和軍事實力與國家自信心而言，中國應當感到羞愧和恥辱。然而，所有這些的國家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中國長期沒有找到並確立理性發展的國家秩序。“三人行必有我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知恥而後勇”這樣一些光忙四射的社會治理經典，中國長期以來沒有被有效地應用之於國家決策層麵。

中華民族的圖強，須從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坎裏開始。國家絕非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國家就是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就是國家。國家的責任絕非在於某一個人或集團，而在於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奮發效力。沒有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全麵市場運作機製的徹底確立因而充分激發全民族創造能力以圖國家的根本性強盛，中國要有效地瓦解美國的合力圍堵，隻能是那些沒有真正國家危機與責任意識的屍位素餐者們的主觀願望而已。但苦的是老百姓的內心。目前，中國仍然在無謂地大量浪費著國家的發展機遇與民眾的創造潛能。

中國正在迎來催生民族成長的快速發展時期，所處巨大外來壓力，正是中華民族鳳凰涅槃的陣陣戰鼓。中國的發展，應當遵循“國內改革宜深，外交應對宜儒，謀篇布局宜遠，行為動作宜捷”的方略，並本著“堅強處下，柔弱處上”的長遠謀略，不激不隨地理性前行。

文章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