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裕：十年不收複海疆無法給國人交待

徐光裕：十年不收複海疆無法給國人交待

未來十年，解決海疆問題關鍵期文 作者：解放軍少將徐光裕

新中國建立63周年之際，世界已經進入了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隨著影響全球的西方經濟危機餘威猶存，多國崛起和大國博弈正酣，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引發的地理疆界的爭議進一步顯現。顯然這些變化將直接或間接影響我國在本世紀中葉實現國家現代化宏偉計劃的戰略決策和發展進程。

眾所周知，國家發展離不開國家法定的陸、海、空、天等戰略空間與疆界的安全與開發。由於曆史的原因，我們國家過去在這些方麵積弱積貧，承受了許多屈辱和痛苦。新中國成立63年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奮鬥，隨著國家的艱難和平崛起，陸、海、空、天等戰略空間與疆界的安全與開發已經得到很大的恢複與改善。其中在陸疆方麵除中印邊界外，大都已獲得解決、恢複和平常態，但在海上疆界涉及到東海和南海部分島礁和專屬經濟區的爭議近年來卻日益尖銳。

未來十年，處理周邊海權爭議，為國家的安全與全麵發展創造良好的海疆環境，顯然已是中國難以回避的重要戰略問題之一。就此筆者提出幾點基本判斷和建議。

對海疆形勢的基本判斷

第一，未來中國繼續和平崛起的戰略羈絆將主要來自海洋。

150年前，中國妄想采取自我封閉的國策，特別是海上的閉關政策來保護自己的泱泱天朝大國，可最終還是在列強堅船利炮的聯合進攻麵前門戶洞開，於是一連串的海上入侵帶來了一連串的喪權辱國條約，割地賠款之痛至今令國人刻骨銘心。可以說，外部列強對中國的入侵絕大部分來自海上。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甲午戰爭等，無一例外都是借助海上力量從海上發動攻擊，然後掩護陸上力量攻城略地、直搗要害，迫使清廷認輸，割地賠款。割地時要的都是能控製中國近海海域和海上出入通道的重要島嶼和港口，例如台灣、琉球、香港、澳門等。還有許多港口城市的大片區域淪為國中之國的租界。

150年之後的今天，由於種種曆史原因，我們似乎還沒有或者來不及從往日的噩夢中完全蘇醒。清晰、力行的國家海洋戰略和力量建設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與規模並不完全匹配。大家似乎對地圖上的南海九段線，以及東海200海裏專屬經濟區可能出現的麻煩並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直到今天從南海到東海，先後出現侵食我國主權島礁的情況日益嚴重。給人們的感覺是，二戰後中國作為戰勝國所要回來的海上合法權益又一次麵臨被外國侵占的尷尬局麵，而這一次卻是被戰敗國日本以及南海周邊小國所欺。

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幾點。一是它們借著中國忙於內務，趁著老虎“打瞌睡”之際，渾水摸魚；二是借著後台老板“戰略東移”，為虎作倀，趁機巧取豪奪；三是爭奪海上資源，先下手為強，為日後發展搶先布局；四是配合美國的 “再平衡”戰略調整，從圍堵與遏製中國中獲取私利。

未來十年這一趨勢很可能演變成較長時期的常態，加上美國的因素，海上的安全威脅無疑成為中國繼續和平崛起的羈絆。

第二，東海和南海的主權島礁及專屬經濟區的爭議，在未來十年中我們如果無所作為，將會帶來嚴重後患。

和平崛起需要安寧的周邊陸、海疆域和國際關係環境；改革開放需要全方位順暢而安全的陸、海通道；可持續發展更需要廣闊的專屬經濟區及公海合法資源的支撐。因此，千方百計消除爭議，維護我們海上的正當權益，創造一個長期穩定的海疆，是保障國家持續崛起的重要戰略任務。

目前東海和南海主權島礁的現有爭議，由於相關方的非法搶占和挑釁，“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設想已經形同虛設，實際情況已處於嚴重對峙甚至被繼續蠶食的困局。隨著時間的延續，如果我們不有所作為，很可能會使這種不正常狀態進一步擴大甚至凝固而難以挽回；或者使爭議不斷，成為長期存在的國際關係中的“定時炸彈”。因此“有所作為”的戰略選擇十分重要。近日我們在東海釣魚島問題上采取的一係列反製措施和全方位準備，已經顯現出遏製對手進一步囂張的初步效果。如果假以時日，就能迫使對手內部加劇分裂。承認爭議，回歸正常雙邊談判軌道的可能性才會有望。

第三，不論我們如何強調中國崛起的和平性，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威脅論”將長期相隨，甚至會隨著我們的日漸強大而時隱時現、時大時小。

中國的和平崛起，在推動世界戰略格局的變化中已經而且將繼續成為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之一。這一點盡管在西方世界還存在不同角度和程度的評價，但事實上已經成為普遍共識。

中國的崛起對西方世界來說，由於沒按西方的所謂普世模式行事，一直被視為一種異己模式的挑戰。雖然他們口頭上有時也表示無奈的歡迎，但在行動上卻是防範多於友好，遏製多於互助，敵意多於善意。

30多年改革開放以來，這種狀況從來沒有因為我們綜合國力的增大，和對國際社會的巨大貢獻而發生根本改變，“中國威脅論”始終時隱時現，時大時小。對此，我們應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理性的應對措施。

首先要加大力度，堅持加強公共宣傳以及各種軟實力對外部世界的感染，同時以強大的綜合國力對地區與世界經濟的貢獻，來增強西方以及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正麵看法。但不能指望在十年甚至幾十年時間裏就從根本上完全解決問題。更不能因為這種非議而縮手腳，影響我們未來十年甚至更長遠的戰略決策和行動，其中包括穩定海疆的戰略行動，不管麵對的是小國還是強國，不要被“中國威脅論”的大帽子嚇倒。

第四，台灣問題是解決東海和南海困局的關鍵因素之一，未來十年內徹底解決兩岸合作的難度很大，但不要放棄局部和短期合作的可能。

眾所周知，台灣是中國突破第一島鏈，順利進入西太平洋的樞紐，也是維護周邊海洋國土權益的海上前進堡壘。台灣一旦回歸，東海和南海爭議區的態勢和走向將發生有利於中華民族的重大變化。然而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是一件複雜而需要水到渠成的政治工程，需要兩岸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雙方條件的逐步接近才能達成。十年時間稍縱即逝，欲速則又不達。因此完全期待台灣和大陸完成和平統一後再去解決東海和南海的海權爭議，則為時過晚而貽誤時機。

這兩件事肯定有很強的相關性，因為在反對日方非法強占和積極保釣上雙方是一致的，區別隻是兩岸尚未統一。在當前麵對日方的嚴重挑釁和蓄意升級的態勢下，已經是時不我待，機不可失，完全可以先在兩岸建立有限目標的軍事協調機製，類似海峽兩岸搜救聯合行動那樣，協商一致對外，協力解決當前東海、南海爭議島礁和專屬經濟區麵臨的具體問題。這種局麵當然是日方最不願意看到的狀態，而美方也難以公然助日對抗海峽兩岸的聯合行動，因為兩岸合作拿回釣魚島主權後，會歸入台灣宜蘭縣管轄，美方無任何理由反對。這件具有重大現實和曆史意義的兩岸合作，關鍵方在海峽對麵。這也是撬動兩岸軍事和政治互信開端的極好杠杆與契機。

未來十年，努力改變現狀

解決東海和南海爭議的方式不外乎兩大選擇，一是維持現狀；二是改變現狀。前者弊大於利，後者利大於弊。

第一，從維持現狀走向改變現狀。

維持現狀有兩種狀態，一是維持爭議現狀，就是繼續堅持我們擁有主權，但承認與對方存在爭議，並且願意在不單方改變現狀的基礎上，通過和平談判方式來解決爭議。或者是雙方擱置爭議，把問題留給後代來解決。但這在實質上並未解決問題，有可能陷入曠日持久的馬拉鬆談判，也可能無果而終，困局依舊。

第二種維持現狀則是承認爭議雙方現有實際掌控的態勢。由於在目前的現狀下，我方處於明顯的吃虧狀態，這種選擇實際上就是需要我們作出單方麵的重大妥協，意味著要在權益上做出讓步，帶來的後果必然難以被國人所接受。

上述兩種維持現狀的戰略選擇，它們的最好結果是東海和南海困局長久存在，而最壞結果是主權嚴重受損，戰略利益喪失，難以向國人交待。

至於改變現狀的戰略選擇與上述維持現狀不同，它強調的是主動性和積極性，即在多種預案的支撐下，千方百計最大限度地維護我們的權益。改變現狀可以先從“文改”開始，不排除“武改”的最後選擇。改變現狀最終的目是破解現有困局，消除僵持狀態，達成海疆的長久穩定。

文改的選擇至少可以包含如下幾種方案。首先是雙邊和平談判。如果對方不承認存在爭議，不肯坐下來談判，那就采取行動迫使對方承認爭議接受談判。最近我們在釣魚島問題上采取的一係列反製措施，就是給日方施加壓力。例如先以民間力量在海監、漁政、海事等部門艦船的有效保護下，用和平方式不斷堅持進入爭議區域捕魚、勘探、科研、采掘、旅遊等活動，並使之常態化、商業化，以逐漸恢複對被占島礁的實際控製。或以政府的民事部門如漁政、海監、海事及地方行政管理部門出麵行使權力以體現實際控製權。我們在南海宣布成立三沙市就是很有效的文改措施。通過上述非軍事行動來改變被侵蝕的現狀，同時還可增加談判的籌碼，為和平解決爭議創造有利於我方的條件。

如果文改的努力不能實現，則推行後發製人的武改。武改可分兩步走，即先民後軍。可參照韓國奪回獨島控製權的方式，先出動民兵和漁船以驅趕、搶占的方式奪回並堅持控製被侵占島礁，一但遭遇敵方抵抗和襲擊，軍隊以保護民眾維護主權的名義立即出動支援並加強控製。要毫不猶豫地準備一場海上維權的奪島和守島戰，甚至準備應對第三方的軍事介入。

第二，改變現狀的戰略步驟以“先南後東、區別對待”為宜。

“先南後東”的理由如下：

首先，南海的現狀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被周邊少數國家趁我無暇和無力南顧之機，采取非法手段不斷侵占造成的結果，情節惡劣，欺人太甚；其次，這些國家雖然會趁人之危，巧取豪奪，但本身國力不強，而且相互之間也有爭議，有區別對待，分而治之的可能；三是南海地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仍然處在可變狀態，時效性很強，拖延越久麻煩越多，因此與東海釣魚島地區相比，急迫性更明顯。

東海釣魚島問題是二戰後美國一手造成的曆史遺留問題，至今連美方也隻承認移交日本的僅僅是管轄權，而非主權，因此爭議性質明確，隻是日本想單方否認存在爭議，但由於顧忌中方的強烈反對，直到現在也不敢讓議員登島。最近發生的購島事件，明顯具有國內政治原因。雖然如此，日方至今並不否認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是大局，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分歧的意願尚存。況且釣魚島是點狀目標，標的明確，和南海的麵狀多點地區不同，不存在爭議島礁數量繼續擴大的可能性，因此具有相對穩定性。所以從總體來說，眼下看上去似乎東海釣魚島劍拔弩張，火藥味挺濃，但由於雙方都有所顧忌，立即升級為戰爭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從解決問題的急迫程度和條件與南海不同。當然，在釣魚島方向保持對日方的多重高壓決不能放鬆，至少要能迫使日方回到承認爭議、接受談判的原點。

“區別對待”的理由是：南海情況與東海不同，南海爭議中的有關國家表現程度也不同，因此不宜一刀切。

首先，在南海已經有過“武改”的經驗。如果沒有1974年的西沙之戰和1988年的南沙之戰，我們不可能收複今天擁有的這些島礁。這充分證明必要時以這種快刀斬亂麻的硬手段來解決問題是完全可行而有效的。現在看來，當時要是“宜將剩勇追窮寇”，一鼓作氣拿下屬於我們的全部島礁，今天這樣的局麵可能會完全不同。

其次，“武改”也並非一上來就硬，或不分青紅皂白的硬。我們可以先軟後硬，以硬為最後手段。同時還可區別對待，對搶占最凶、侵占島礁最多的對手，硬度要大一些，反之則可寬一些。

再就是到目前為止，南海爭議的相關國家，還未完全與美國形成類似美日安保協定的軍事同盟關係，一旦發生軍事衝突，美方直接介入的可能性極小，因此在美方尚未過深卷入與有關國家形成軍事同盟之際，是“改變現狀”最佳時機。當然，對我們來說，一旦選擇硬手段，則必須要有反介入的充分準備。

而東海爭議以非軍事手段解決的條件要好於南海。首先，中日雙方有和平協商的意願，有維護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其次，雙方都握有解決爭議的籌碼和可供選擇的方案；再就是如果在東海動硬手段，對手的力量將遠遠大於南海諸小國，如加上美方介入，我們取勝的成本會增大，因此首先宜采用硬性高壓下的軟性“文改”為主較為適宜。但是必要的軍事壓力如周邊軍演、軍事巡邏、偵察監控等手段不能放鬆，實際上以“武改”為後盾，“文改”才更有希望。

第三，要做好改變現狀的實際準備。

不論文改還是武改，要想取得成功，都會涉及一係列長期而實際的準備。

這裏至少有四件事需要加緊準備，一是做好和平談判的所有功課。例如我方談判目標和底線的確定；談判時我方可供選擇的多種方案及其理由和利弊分析；方案拋出的時機和可能調整的幅度；討價還價的籌碼和底線；判析對方對我方方案的可能反應；他們可能提出的方案或修正案；談判的情報和謀略等。

二是做好國際訴訟的資料和法律準備。這種準備不僅要讓自己能充滿勝訴的信心，更要能在訴訟過程中經得起各方挑剔和辯駁而立於不敗之地，同時能使世界絕大多數公眾信服。這裏涉及大量的曆史、地理、國際關係史、國際法、國內法等領域的相關資料和論證，甚至國際公關，工作量很大，難度也很高，雖然費時又費力，但必須做好。最近我方出版發行有關釣魚島主權曆史的小冊子，就是很好的宣傳公關方式。因為這些都是打贏官司的前提。

三是做好擴大民事經營活動的準備和實施。例如在爭議區的捕魚、漁政巡邏和護漁行動；海監船隊的執行公務；在緊靠對方非法開采的海上油氣井附近進行開采活動；開展海島旅遊和科學研究、環境保護活動等。

四是將爭議區的軍事活動常態化，並且做好在爭議區應戰的準備。例如在爭議區確定例行海上合成軍演和值班巡邏製度、製定並演練反擊侵占、驅趕入侵者的作戰計劃和各項實際準備、劃定海上靶場等。

未來十年，是改變東海和南海爭議現狀的關鍵時期，但筆者的主張並非是操之過急，而是認為應審時度勢，積極采取措施逐步解決問題。讓陸上疆界和海上疆界早日擺脫爭議，回歸穩定，這才有利於中國今後集中精力做好更重要的事情。

文章來源：戰略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