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蘇連雲港發展研究院院長 孫培鬆
日本極右勢力的發難,並不像媒體評論中習慣性的說法,即那是其國內選舉政治的附帶效應或政治派別為自身利益而進行的炒作,實際上它是日本社會受那些“思國深切”的戰略家的引導,對亞太即將展開的新格局做出的回應。
當下所謂的亞洲興起,並不包括日本再次複興,日本有種種日益加深的問題:領導人不斷變換使國家無法獲得穩定的政治能力,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不斷上升,社會老齡化,發達國家中最高的自殺率和最高的公共債務。和中韓等日益繁榮的亞洲國家相比,日本的衰落清晰可見。這使越來越多的日本人由於看不到前景而放棄戰後政治傳統,進而向後退並接受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把日本的弊病歸之於國外,暗示軍國主義的曆史價值,否認二戰罪行,刺激領土爭端。右翼化已成為日本的社會性病症。
民族主義一向被視為日本興國的基礎。“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民族主義的開端,如果日本不是由此先於亞洲其他國家成功培育出民族主義,就不會例外地成為亞洲19世紀的強國。但當日本再次麵臨曆史性轉折時,希望重新回頭求助於民族主義的做法,卻是和世界進步的方向相背離的。
強調現實主義,追求力量均衡,認為國家是自助的體係,須獨自或結盟保證安全,這些存在於早期國家體係中的西方原則,正是軍備競賽和戰爭的根由。追求它,和平主義思潮就會遠離日本而去。經過殘酷戰爭洗禮的日本尚未在思想上找對未來的方向。
石原慎太郎是一個有思想但極端民族主義的戰略家,同時也是國際政治領域的陰謀家。對他那樣的人來說,任何使日本處於次席的國際秩序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日本可以說不》中,他希望日本在美蘇爭霸中出頭。今天,他又希望通過中日領土爭端促進中美軍事對抗。因為若能以此根本性地削弱中美,日本就有了東山再起的機會。日本極右民族主義是中美日三方都需加以警惕的。
日本著名思想家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寫道:“無論是知性的日本,還是道德的日本,都是武士道直接或間接塑造出來的。”而今,舍身對敵,將生死置之度外的武士精神仍然是日本道德思想的源頭,也是極右思潮文化上的依托。武士道的生養者封建製度雖然消失了,但武士思想依然像將殘的燭火徘徊在某些人的內心,它已無法為日本照亮前程,整個民族轉身向後的追求終究是沒有出路的。
日本是個島國,沒有戰略縱深,在核時代密集的工業和人口極易被摧毀。雖然日本在很長時間內處於第二經濟大國的位置,但心理上一直是一個小國,憂慮地震,憂慮資源,憂慮戰爭。日本的前途應該在共同安全的前提下和亞洲大陸聯係在一起,而不能一直以一個政治奴仆的身份依賴區域外的大國。日本需要自立,中國應該幫助它具備這種精神。
文章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