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背後的美軍亞太部署

釣魚島背後的美軍亞太部署

作者：國防大學危機管理中心 劉慶

讓美國頭痛的是，軍事進攻的條件從來都異常苛刻。未來，它麵臨的不僅是國防預算的長期匱乏，更包括對手可能的強力反擊。

釣魚島問題凸顯之際，美國重申對日本的“防衛義務”，向日派駐“魚鷹”運輸機和F-22戰鬥機，高調舉行“奪島”和“勇敢之盾”海空演習，增派“斯坦尼斯”號航母赴關島，與相關國家“深化安全合作”，宣布將在日本南部建設“X波段預警雷達”係統，這副姿態釋放的信號不言而喻。

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卻在訪華時宣稱在爭議中“不持立場”，並強調不會“任由那些國家采取特定立場”。人們不僅疑惑：“戰略東移”背景下的美國亞太駐軍究竟打算在衝突中扮演什麽角色?

量稍減質未變

在美國亞太駐軍問題上，外界最容易觀察到的就是數量上的變化。2012年6月，帕內塔在香格裏拉會議上宣布美軍將在2020年前向太平洋戰區派駐60%的戰艦，以顯示美國決心“戰略東移”。

不過追溯曆史，這次“增兵”更像是一次“觸底反彈”，因為此前美國其實一直在東亞地區“減兵”。冷戰結束後，美國在20年時間裏總共大約削減了4萬名亞太駐軍。總體來看，駐亞太美軍數量先是漸減爾後漸增，呈現一種“V”形走勢。

當前駐亞太美軍數量不是曆史最高值，那麽其“質量”是否有變化?應該說，美軍在追求前沿部署“輕型化”的同時，一直高度關注質量建設，其亞太駐軍的戰鬥力沒有受到“減兵”方針的削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有所增強。如關島軍事基地數量由少變多，先後建成大型燃油儲庫、深水碼頭和指控中心，部署大量新型軍事裝備，成為西太平洋地區的“力量投送中心”和“戰略樞紐”。

但從整體看，受精力和財力影響，美軍在亞太地區類似的“點質變”為數甚少，更多駐軍點主要還是流於建設設施、更新武器和強化訓練等單項內容，遠未達成一體聯動的“麵質變”效應。

具體到距釣魚島僅400餘公裏的駐日美軍衝繩基地群，同樣具備這種特點。在曆次裁減中，衝繩“減兵”力度比其他地域稍大，不過絕未“傷筋動骨”。相比之下，其提升質量的努力則引人注目，且意圖均指向海空製勝作戰。

“減兵”後駐衝繩美軍主要以空軍和部分海軍陸戰隊為主，數量並不突出，結構也不完善，質量上僅有少量兵器具有單個平台對抗優勢，其作戰設想僅限於進行中等規模以下戰事。

防禦還是進攻

冷戰剛結束的1992年，老布什政府強調美國必須堅持“針對不確定威脅預做準備”、“保持冷戰後獲取的戰略縱深”兩項基本原則。此後，曆屆美國政府長期貫徹這兩項戰略方針。

這兩項方針本身包含著防禦和進攻的雙重內涵，實踐中兩者也很難區別。遵循這一邏輯，美軍的任何布局都難免是進攻和防禦並重，甚至是進攻和防禦混雜，即：可能在防禦態勢下首先強調軍事進攻部署，還可能以預防性防禦名義悍然實施進攻;同時，也可能在進攻態勢中高度重視防禦安排，更可能借先製進攻以達成長期防禦目的。

正是借助這種攻與防的模糊性，美國以保持領導地位、應對不確定威脅為由，一直努力塑造一種被迫應對大國崛起威脅的所謂“防禦性”。將冷戰後美軍亞太部署與這兩項方針聯係起來，就可以找出一條清晰軌跡。

作為一個經濟持續低迷、即將在未來10年削減4870億美元國防支出的國家，美國的“戰略東移”是以在全球一些關鍵地區的“戰略收縮”為代價進行的，甚至在亞太地區部分區域也可能不得不實施選擇性戰略集中。這是奧巴馬政府麵臨的與冷戰後曆屆美國政府均不相同的態勢，而與尼克鬆政府上台後麵臨的形勢倒有幾分相似。

然而，就像從尼克鬆直至裏根政府所表現出的對蘇由相對緩和到逐步強硬一樣，絕不能由此得出美國將在亞太地區實施全麵戰略收縮的結論。這主要是因為，美國“重返亞太”在國家戰略上或許有防禦目的，但在軍事戰略上更趨向於展現進攻態勢，是企圖以軍事的進攻來服務和保證政治的防禦。

讓美國頭痛的是，軍事進攻的條件從來都異常苛刻。未來，它麵臨的不僅是國防預算的長期匱乏，更包括對手可能的強力反擊。無限製的進攻隻會變成軍事冒險主義，甚至哪怕戰術上的進攻都可能換來戰略上的徹底失敗。

可能兩頭不討巧

根據美軍部署計劃，擬派駐在亞太地區的新型核動力航母、導彈防禦係統、“宙斯盾”驅逐艦、瀕海戰鬥艦、F-22A戰鬥機等，均為其武備庫中的最新最先進產品。

但這種部署實中有虛，如當前美國東南亞駐軍就更多屬於“靈活性進入”性質，象征性遠大於實戰性，這導致美軍的整體部署事實上沒有得到大幅改善，三大作戰中心的分布呈北麵“近而多”、中間“重而密”、南麵“輕而散”的失衡態勢。

這種部署帶有很大心理宣傳的成分。就美軍自身來看，所謂的60%艦艇數量，實際也遠不及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海軍50%甚至更少的比例。著眼於此，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任海泉中將曾在香格裏拉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看著是總體上增加了10%，原來是50%對50%，但是如果考慮他縮減的情況，那還是他所講的戰略平衡。”

深究下去，美軍調整亞太部署更有應對“混合威脅”、打贏“混合戰爭”的深層考慮，著眼的不僅是地區更是全球。反映在對象上，不僅事實中的朝鮮、傳統意義上的俄羅斯，甚至以日本、印度為代表的各美軍駐在國和拉攏國，都是美國現實和潛在的“打擊”對象。當然，這種“打擊”並不完全是軍事性質的，其樣式、規模、力度、時點上存在較大區別。

比如，通過推動和介入南海問題等地區熱點，美國在亞太地區廣泛製造“中國威脅”輿論，除了讓中國自亂陣腳的意圖外，也包含著使其他聲索國長期處於“熱對抗”中，使另外一些國家長期處於“重焦慮”中，不得不自動捆綁於美國“戰車”的目的。然而對美國來說，無論是針對中國還是其他亞太國家，這種效用都可能是雙重的。如對前者，在沒有把握絕對剝奪中國強大反擊能力的情況下，美國選擇挑釁無異於自製噩夢;對後者，在沒有把握絕對防止“小國綁架大國”的情況下，美國選擇支持無異於自找麻煩。

上述兩種情況的綜合：美國既不願為日本利益而輕率向中國“鬧事”，也不願因中國威懾而在日本麵前表現缺乏“擔當”，更不願因過度偏向而失去這個能夠同時製衡兩國的難得“砝碼”。問題在於，如果美國總這樣片麵追求最大化利益，反而可能兩頭不討巧，結果“竹籃打水一場空”。

畢竟，任何戰術手段的量變或質變、進攻或防禦、單個目標或多個目標，並不能改變軍事戰略從屬國家戰略的根本，同樣也彌補不了戰略目標過泛和戰略手段受限的缺陷。不論美國亞太駐軍部署如何自我折騰，如果美國政府不能作出正確的戰略決斷的話，它們都將在亞太地區長期陷入無止境的“平衡”，並免不了迎接最終的“西移”。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新華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