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寫龍談
兵者，國之大事也；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莫言迅速成了中國社會的新偶像，但他獲獎後受到的最激烈批評也來自中國人，他們包括魏京生、餘傑等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以及艾未未等國內的體製對抗者。西方主流媒體這一次倒是表現了同瑞典文學院大體一致的態度，肯定莫言文學成就。
異見人士們對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攻擊，都是對準他是“體製內的人”，是共產黨員，同中國現行體製采取合作的態度。這些異見人士看上去是最在乎諾貝爾獎的一批人，而且認為隻有他們這些反體製者才有資格獲諾貝爾人文獎。
諾貝爾獎過去的確給人這個印象，但文學獎這次的選擇表現了諾貝爾獎對中國的另一種態度，它的政治偏執麵對中國出現了退縮。雖然前麵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但諾貝爾獎的一些現實主義鬆動清晰可見。
隻要中國繼續發展，不斷強大，不僅諾貝爾獎，西方世界還會有更多的鬆動麵向中國發生。這個趨勢沒人能擋住。中國主流社會沒有主動選擇同西方敵對，西方對中國的主流態度也將摻雜大量現實利益同保守主義兩難選擇的猶豫。
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已經成為最敵視中國崛起的一群人，這或許是因為他們除了與中國現行體製對抗，已經沒有什麽其他選擇。西方國家尚有回旋餘地，而他們沒有。甚至連一名“正常的”中國作家獲獎都讓他們十分難受，他們的處境似挺悲慘。
其實莫言稱得上是大多數紮根在中國社會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對中國現行問題的批判，但他又沒有走向“異見人士”的極端。中國普通知識分子大多都像他那樣生活，他們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他們很少關注西方如何看他們。
而中國內外的異見人士們，都太關注西方對自己的態度。他們看世界完全是陣營化的，不願意看到中國和世界的複雜性。他們的判斷標準簡單、僵化、粗暴，根本無法把握對社會真正的批判性。他們似乎還活在索爾仁尼琴的那個時代，認為不是《古拉格群島》那樣的作品，就不是批判。
以這樣的心態對待中國崛起引發的世界變動，這些人很不適應。比如這次莫言作為“共產黨員作家”獲獎，他們受刺激最深，感覺受到了“背叛”。他們顯得出奇孤獨。然而他們應預見到，今後他們遭到“背叛”的時候很可能越來越多。
當然西方畢竟是西方，其對中國的戰略態度不會發生陡轉，中西博弈仍將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情節。但中國已經有力量對西方就事論事，一報還一報。比如我們歡迎向莫言授諾貝爾文學獎，但這不影響我們反對兩年前諾貝爾委員會給劉曉波授予的那個和平獎。
曆史會對今天中國的種種事情和閃過的重要身影做出評價，國家好的曆史結局或許會讓大家都受益，包括異見人士的最終名聲。而今天卻是我們身在其中很難看清的迷局。莫言一下子獲得了以往沒有中國人經曆過的榮譽，他如何使用這份特殊威望，也必將是很多人和力量都十分關注的。
我們希望莫言能以諾貝爾獎得主的身份，在未來日子裏為祖國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貢獻。在社會思想和利益有些撕裂的時候，希望他能超越各派，推動中國社會的團結。在中國做諾貝爾獎得主大概不會輕鬆，希望他對這個特殊角色的扮演比獲得這個角色還要成功。
文章來源：環球網2012-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