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寫龍談
兵者，國之大事也；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改革尚未有共識 警惕“城堡政治”
說到中國模式，有人強調中國特色，有人強調普適性，都是假命題
《中國經營報》：你是最早提到中國模式的學者之一，但近年來關於這個概念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且愈演愈烈。你怎麽看?
鄭永年：最近這幾年，中國模式被政治化了，左派說，中國模式好得不得了，右派說，中國模式根本沒有權利存在下去。但所謂模式是客觀存在物，國家轉型都存在一個模式，早期英國、法國，後來的亞洲四小龍都有一個模式。中國發展這麽快，總要有她的長處，而任何模式也都存在自身的問題，沒有完美的模式。將中國模式政治化，隻從道德、價值的層麵來評判，認為它好的人，找好的證據，認為它不好的人，找不好的證據，都不客觀。
我個人認為，中國的改革可以稱為一個模式，也必須成為一個模式。中國作為一個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怎麽樣都不會變成一個西方國家，而現在很多國人太短視，在政策層麵談中國模式比較多，看不到其背後的文明因素、宏觀曆史因素。
《中國經營報》：但有質疑者認為，國家崛起的因素無外乎政府放開、市場發育，基本元素都是一樣的，隻有普遍規律，沒有特色模式。
鄭永年：任何模式肯定都有普適性，但也會有特殊性。西方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模式，英美體係的資本主義和法德就不一樣，與日本也不一樣，其民主政治模式也不一樣。任何一個普適性的東西到了具體的文化中肯定會變的，所以，模式都是特殊性和普適性的結合。說到中國模式，有人強調中國特色，有人強調普適性，都是假命題。
《中國經營報》：這次歐洲的債務危機，是單純的經濟危機，還是歐洲模式麵臨深刻的轉型?
鄭永年：任何模式都要轉型，歐洲資本主義，從最初的精英民主變為大眾民主，誰承諾給的福利高誰上台，但現在的經濟發展已經無法支撐這樣的高福利模式，任何模式都有自我修複的能力，西方正處於這樣的轉型時期，但曆史不會終結。
《中國經營報》：你如何看待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未來?
鄭永年：此次源於西方的經濟危機根源於金融資本主義的弊端，即不容易被監管，與實體經濟脫節。2008年美國通過刺激政策，暫時穩定了金融，但就業並沒有改善，這就是金融與實體脫節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這樣的矛盾不會在一兩年內得到解決，五年到十年世界經濟形勢都不會太好。
另外，在早先的產業資本主義時代，產業發展產生無產階級，最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對付產業資本主義，而現在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社會分化為富豪和窮人，稅負更多地壓在中產階級身上，中產階級被擠壓，就要起來對抗金融資本，經濟矛盾容易演化為社會矛盾，甚至政治矛盾。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全球化，但也受害於由金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即使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卻很難建立起自己的中產階層。
改革頂層設計最重要
強人政治以後，要發揮執政黨集體的力量，執政黨要成為改革的主體
《中國經營報》：近一段時間，國內關於改革的呼聲日高，很多人認為現在的中國很像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前的時期，你怎麽看待這種現象?
鄭永年：鄧小平南巡是個裏程碑，真正改變了中國。1992年之前，農村改革能改的都改了，城市改革一時間失去了突破口，政治改革又因為上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而停滯。鄧小平的南方講話確立了市場經濟這一突破口，改革目標明確後，政治體係原有的動員能力的優勢發揮出來，改革進程得以推進。
鄧小平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即東歐解體是因為經濟不發展，並非政治改革，所以後來我們的改革重點還是放在經濟上，走上了東亞模式，即先經濟後政治，先發展後民主。日本及亞洲四小龍都是這樣的模式，它們的成功表明，人均GDP3,000美元的民主和人均GDP3萬美元的民主，完全不一樣的，如果簡單說民主是好東西，我不同意，西方民主好，是因為有早期經濟發展的雄厚基礎。
《中國經營報》：改革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時機問題，同時需要關鍵人物的推動?什麽條件才是推動改革的曆史時機?關鍵改革人物必須具備什麽素質?
鄭永年：我認為所謂的改革時機，就是當前國內國際的大環境。中國今天特別像鄧小平南巡之前：從外部來說，1989年之後是西方對中國的經濟製裁，現在是中國遭遇西方的貿易保護主義；從內部來說，80年代是理想主義年代，今天有理想主義回歸的味道。而且，經濟改革積累了很多社會矛盾，一直沒去解決。黨的十六大之後，提出了和諧社會的目標，在低保、醫改等領域的改革做了一些推進，但也一直缺少突破口，就像80年代一樣，改革不可能一開始就找到突破口，需要一個摸索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社會改革需要錢，中國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積累了很大的財富，尤其是中央政府，具備了搞社會改革的物質基礎。如果經濟增長下降就沒有機會了。德國社保製度的基礎是俾斯麥時代建立的，法國的社會保障則是拿破侖構建的，它們實現民主製度之後，社會保障有些地方有改善，有些地方反而惡化了。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建立了社會保障製度，奧巴馬今天再推進醫療改革就很難，所以，當前民主對國家製度建設沒有大的貢獻。任何一個製度都是工具，是一個經驗型的東西，是中性的，我們的改革要看到技術性的因素，不要道德化，不要提高到意識形態領域爭論。
在中國，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就像八九十年代那樣，誰不改革誰下去。頂層非常重要，頂層確定目標，改革形成共識後，執行在中國從來不是問題。今天的中國，我們不能期待再出現鄧小平那樣的政治強人，強人政治以後，要發揮執政黨集體的力量，執政黨要成為改革的主體。
利益集團主導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對中央政府來說，要警惕城堡政治，即把自己關在城堡裏，不關注現實，製定出脫離現實的政策
《中國經營報》：現在是不是可以說，改革的共識已經形成了?
鄭永年：現在沒有共識，所謂改革都是從某一種利益出發的，都是利益導向的。很多政府部門，為了弄錢，就出一個政策，要安排人了，就弄一個機構出來。以改革的名義追求利益，不叫改革。周瑞金先生曾說，要改革的話，至少領導集體不能被既得利益集團挾製。
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容易達成共識，因為大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雖然在怎麽改上有差別，但對必須改革是有共識的，雖然是摸著石頭過河，但目標是明確的，不是走一步看一步。今天的改革都是利益主導的，很多部門本身就是改革的對象，怎麽設計改革?資源領域、出口領域等都在談改革，但都是既得利益操縱。這就是為什麽改革需要頂層設計。
《中國經營報》：你是說改革需要強勢政府的推進?政府的權力還不夠大嗎?
鄭永年：中國是弱政府，弱社會。真正的強勢政府是像新加坡那樣能把政策自上而下的推行下去的政府，而我們這裏是政府什麽都管，但什麽都推行不下去，這算什麽強勢政府?而社會自我管理能力沒有，都要依靠政府，就是弱社會。
其實，我們幾千年儒家傳統就是社會能做的東西，不要與民爭利，讓社會去做。現在廣東就是這樣的思路，社會能做的，交給社會，社會能做，政府也能做的，也交給社會，政府應當做的，不管花多大代價也要管起來。中國政府現在正好相反，不應當做的，隻要有利可圖就爭著去做，應當做的不去做。上世紀80年代我們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會，但社會現在越來越小。其實，隻要社會存在，政治變動對國家影響不大，猶太人多少年都沒有政府，但社會存在下來了，歐洲有些政府破產了，但社會穩定，日本政府常被批評不作為，但社會還是可以健康生存，但中國如果一天沒有政府，社會就散了。
《中國經營報》：社會領域政府放開空間就好，那在這個領域頂層設計是不是一個偽命題?
鄭永年：所謂頂層設計不是說政府什麽都管起來。現在的理解錯了，社會管理變成從上到下的維穩係統，反而阻礙了社會本身的發展，因為自覺的秩序沒有了。幾千年傳統社會，士農工商各個階層都有自己的社會角色和責任，形成一個互動模式，和諧就實現了。後來的階級鬥爭，把原有道德體係破壞了，改革開放後，新的階層階級產生了，下一階段的任務就是如何使得新的階層之間，像以往的士農工商那樣產生自發的和諧秩序。
《中國經營報》：2012年是中國的政治大年，中共十八大將在年底召開，作為一名長期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你有哪些期待?
鄭永年：我最大的期待是社會改革能夠啟動，通過社會改革把中國改革推到一個新的階段，解決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
我最擔心政治改革激進化。以往的俄羅斯也好，現在的阿拉伯世界也好，在民怨沸騰的時候，不適合搞政治改革，社會改革走過了還可以拉回來，政治改革沒有回頭路。最糟糕是進入低度民主狀態，比如菲律賓進去了出不來了，強人政治來了沒有合法性，軍人政治來了也沒有合法性，變成窮人的民主折騰。我為什麽強調社會改革，因為社會改革搞不好就會激進化，現在很多現象顯示，有激進化的風險，比如城市化中的征地矛盾，地方官員不關心人的城市化，隻關心土地的城市化，西方是人的城市化以後，才是土地的城市化，中國反過來了，這種模式不可持續。
文章來源：環球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