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經濟思維看待茉莉花革命

用經濟思維看待茉莉花革命



許多經濟思維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想要什麽，然後做出理性的局車來實現這些願望。這種行為需要他們為各種可能的行為結果評級，也就是賦予事物價值。

人們通過決策而實現的結果的價值，通常與他們名義上的貨幣價值不同。比方說，在一場公平的賭博中，讓1美元賭注翻倍的可能性與輸掉這一美元的可能性相同。純理性的個體對於是否參與這場賭博是無差異的：如果他們每天參與這場賭博，平均而論，他們不會更富裕，也不會更貧窮。

但是，正如《星際迷航》中科克船長對斯波克說的那樣：現實往往勝過邏輯。抑或是如瑞士數學家Gabriel Cramer在1728年給他的同事Nicolas Bernoulli 的信中所述：“數學家根據數量來估計貨幣的多少，理智的人依據的卻是貨幣給他們帶來的效用。”事實上，許多人是厭惡風險的：他們為確保能擁有1美元而放棄了在贏得1美元的機會，尤其是當他們隻擁有1美元的時候。他們認為不參與賭博的結果的價值大於失去1美元的價值。相反，一個風險愛好者卻會躍躍欲試。

隨後Nicolas Bernoulli的各個，著名統計學家Daniel Bernoulli用公式表述了Cramer的觀點，將它總結成了“預期效用”這個概念，也就是賦予決策可能結果的隱含價值，就像比較賭博結果那個例子所揭示的那樣。厭惡和愛好風險的人都不是理性的，確切地說，他們是根據自己的預期效用來做理性決策。經濟學家通常假設，大部分人在多數情況下都是理性的，也就是說，他們知道哪些決策會實現預期選擇的效用最大化。（當然，這樣做需要知道如何精確評估風險，這一點人們總是做不好。連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都不行，更何況其他人）

然而，一些實驗表明，人們有時候給結果評級的方式並不一致。1953年，美國數學家Kenneth May做了一項實驗，他讓高校學生評估三個假定將要與之結婚的人，每個人都各有所長。學生們有的認為智慧比長相重要，有的把長相看得比財富重要，有的則感覺財富的籌碼勝於智慧。

在現在百姓們蠢蠢欲動的國家，一場思維博弈正在他們的腦海中進行著，他們手裏現在隻有一塊錢，他們即將用自己的餘生與子孫的未來與政府博弈，若贏得了，他們可能會獲得高於零元的回報，但是若是這場博弈不幸輸了，則換來的是賠償一元或者是高於一元的代價，他們不知道還需要多少年他們才能再賺取一元進行博弈。

很多人知道國家需要改變，但是怎麽一個變法？有的人說使用民主程序進行投票，有的人製造國家騷亂乘火打劫，也有的進行武裝政變，更有的借著宗教力量蠱惑民眾。茉莉花革命隻是博弈的一個開始，第一場起義和第二場起義勝利不代表之後的鬥爭依然是百姓贏得一塊錢，而更多的是很多人失去評估風險的理智：他們隻想到如何將一塊錢變成兩個塊錢，但是他們似乎忘了，他們進行的不是一場“公平”的賭博，而且在失去唯一的賭注成本後，他們會變得一無所有。

埃及人民起義是一場民心所向，人民勝率遠高於穆巴拉克勝率的博弈，而泰國直到目前仍然局勢未明，當初推翻他信政府，換來的卻是尚未結束的國家動亂，興許有的人開始後悔，當初為了贏一塊錢，以致現在失去了全部，還賠去了老本。《經濟思維》作者Davide Castelvecchi也在文章的最後中引用了一個實驗來揭示了更多的民眾寧可自私一點，絕對不會為了別人的博弈而將自己僅有的一元讓出進行博弈。他寧可永遠保有這個一元，一直到他真的即將失去這個一元之後，他才會將這一元擲出進行博弈。而有國家政府開始進行各種安撫百姓的措施，包括每戶派發3000美元的補助金，以讓全國人民了解到，他們手裏的一元不會被搶奪也不會失去，隻要他們不進行博弈，那麽他們將能夠永遠地保存這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