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之爭——長期被歪曲的曆史

（轉帖者：在飛揚軍事閑逛，發現了這麽一篇帖子，覺得很有意思，轉過來大家分享一下。帖主的意思在合作化這一重大曆史事件中，毛澤東實際上是‘改良主義’的路線。相反，劉少奇才是激進的‘革命剝奪’的主張者。文學城廣大市民對此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不過聯係到後來人民公社運動時劉少奇的極左表現，我覺得帖文作者說得有道理。 另外有一點有趣的是文中提到劉少奇主張的‘養肥豬政策’（共產黨領袖心機之深不可測啊！），我不禁也替現在中國一大群已經養肥了的‘豬們’作起‘杞人之憂’來：中共會不會再來一次‘革命剝奪’啊？當然這純粹是我多慮了。中國今天已經養肥了的絕不是‘豬’，而是一大群吊睛白額大蟲和得誌便猖狂的中山狼！中共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已經被這些‘大蟲’ 和 ‘狼’們滲透把持，想再一次‘革命剝奪’？恐怕門兒都沒有！想當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死了無數的人才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中國人民還吃得消再來一次革命，再次推翻三座大山嗎？所以靜下心來想想為中國人民的命運感到悲哀：六十年下來，好像又回到了起點！從這個意義說，鄧小平真是中華民族的曆史罪人！）

作者：老衲

來源：飛揚軍事網

“合作化”之爭——長期被歪曲的曆史 V.!z9AQ
主流觀點對建國初期的“合作化之爭”定評為：毛澤東違背了“新民主主義”、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共同綱領》，以個人權威強行推行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而與毛澤東“對立”的劉少奇，自然是維護了“新民主主義”、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共同綱領》的“正確路線”。 B~3qEdoK5`

“革命剝奪”與“改良主義” kqCUr|M.P
建國初期的“合作化之爭”，實質上是在統一方向上的“方法”之爭，即“如何進入社會主義”的方法之爭。兩種不同的方法，即劉少奇的“革命剝奪”手段（或者叫“養肥豬政策”）與被劉少奇斥之為“現時是‘左傾’將來是‘右傾’”的“改良主義”手段（逐步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的政策）。 R;w1& Z
由高崗、山西省委引出的與劉少奇關於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途徑問題的爭論，許多主流文字對劉少奇的觀點的敘述，采用了“瞞天過海”的手段，而對毛澤東介入後形成的觀點，也采取同樣“瞞天過海”的手段，“齊心協力”的把正確的改變為謬誤，把錯誤的打扮成正確。 oTeQY[%$
建國初期“合作化”之爭的根本要旨，是如何由“新民主主義”階段進入到“社會主義”階段，其中包含著如何對待“黨員雇工”（即如何對待剝削）、兩極分化、互助組的發展方向等具體問題。在這些問題上，雙方的觀點都是係統的，而不是零碎的（或者斷節）不成係統。 ab5i7@Ed

1、“革命剝奪”的路線——劉少奇 <*opVy^
劉少奇的觀點，在爭論過程中的有關高級幹部會議上，闡述的非常明確。劉的觀點是：“在農業生產上，不能發動農民搞生產合作社，隻能搞互助組。……現在是三年準備10年建設，13年或15年之後，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問題。將來實行社會主義，不是先從農村，而是先從城市，即先工業國有化，然後才是農業集體化。富農要求參加互助組或者互助組有了富農，雖然貧農不滿他們剝削，但又離不開他們。領導上應采取不幹涉態度。將來富農要以階級姿態出現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權會被富農操縱。縱然如此，我們也不怕，因為有百分之九十的農民站在我們一邊。富農一定會發展。大一些多一些有無關係?沒關係。這就是‘養肥豬’政策。養肥了將來更容易剝奪它。現在富農固然有剝削，但也有好處，能穩定中農，有利社會生產。現在農村階級分化，正是將來搞社會主義的基礎。將來我們依靠政權，下個命令就能剝奪它。現在對富農沒有什麽限製，將來富農作為一個階級出現後，可以采取稅收、價格、工會等辦法加以限製。農業合作社並限製不了富農的發展，反而可能被他們操縱把持，即使這樣也不可怕。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不可輕易地動搖、削弱和否定農民的個體所有製。不要怕農民冒富，隻有80%的農戶發展到‘三馬一車一犁’的富裕程度後，才可由他們自願地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取消私有隻能采取革命剝奪的手段，不能采取逐漸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的辦法，因為那樣會打草驚蛇。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思想。將來搞社會主義，在城市20人以上的大工廠，都采取剝奪的手段，20人以下的小工廠采取逐步收買的方針。在農村搞集體農場是一片一片搞，估計先東北，後華北、華東、華南，不是全國一起搞:但又不是逐漸的，而是用一二年時間來一個革命運動就解決問題。農業集體化要等機器，不要機器不妥當。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使農業能用機器耕種和土地國有為條件。普遍發展農業合作社是錯誤的，現在搞合作社，富農反對，中農動搖，貧農要求，供給製幹部熱心。凡辦事要重多數，少數人擁護的事是不能推廣的。現在試辦農業社，隻能起到培養幹部、積累經驗、教育農民的作用，不能有別的作用。企圖由此直接轉變到集體農場是錯誤的，它本身沒有前途，將來實行集體農場，它是要被取消的。”（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32-160頁） qj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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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的觀點，非常明確。在如何進入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隻能采取革命剝奪的手段，不能采取逐漸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的辦法”；“將來實行社會主義，不是先從農村，而是先從城市，即先工業國有化，然後才是農業集體化”。對剝削和兩極分化的問題，劉少奇主張放任甚至支持，即“養肥豬政策”——“養肥”了，再用“革命手段剝奪”。在合作化（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的問題上，劉少奇的觀點是讓其萎縮直至取締，統一進入一家一戶的“單幹”。 D|8h^*Ya
當代主流把劉少奇堅持“鞏固新民主主義”當作主要“武器”來敘述劉少奇維護《共同綱領》，其實，這在根本上是個“偽命題”。 sv*xO7D .
建國初期製訂的《共同綱領》，全名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由周恩來主持起草小組，小組成員包括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代表及著名專家學者共二十幾人。起草工作從1949年6月起，七易其稿，最後由毛澤東審閱定稿，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9月22日，周恩來在《關於草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經過及其特點的報告》中指出：“總綱討論中，曾有一種意見，認為我們既然承認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一定要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因此總綱中就應該明確把這個前途規定出來。籌備討論中，大家認為這個前途是肯定的，毫無疑問的，但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隻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並願意全心全意為它而奮鬥。所以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認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而且這個綱領中經濟的部分裏麵，已經規定要在實際上保證向這個前途走去。” B 3eNvUFZg
由此可見，《共同綱領》對“新民主主義”的闡述，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一定要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即“新民主主義”階段，即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是能夠存在“固定秩序”的階段，而是一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共同綱領》明確界定了新民主主義階段“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體製。對城市和農村的合作經濟（城市的公私合營，農村的互助組、農業合作社），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合作社經濟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政府應輔助其發展，並給予優待”。即對互助組和農業社，“人民政府應輔助其發展，並給予優待”。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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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少奇對待互助組和農業合作社的觀點及做法看，顯然是違背《共同綱領》的。同時，劉少奇的做法也違背組織原則：這種關乎全局性的問題，必須提交中央委員會集體討論，而不能由個人決定。毛澤東後來說，少奇當時把問題交上來就好了。 1c $iW>0K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實質上，在毛、劉身後的當代，劉少奇的家人給出了***：建國後就始終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對這個問題，一些“學者”給予否認，認為劉少奇沒有係統的有別於毛澤東路線的理論文章，也即沒有自己的“路線”。這是一種很幼稚的觀點。中共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毛澤東和中央決議以後，即使劉少奇，也不可能有什麽公開的不同東西存在，而真實的思維，也隻能跟家人以及“親近”論述。 gk"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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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就始終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的觀點，能夠揭開很多迷團：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三年困難”、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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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良主義”路線——毛澤東 ,,(BW7(
高崗和山西省委提出的“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被劉少奇指責為“現在是‘左傾’帶破壞性的、將來則是‘右傾’”的“改良主義”。毛澤東支持了這個“改良主義”的路線。
1952年4月26日《人民日報》刊載的賴若愚的《毛主席的<矛盾論>是解決實際問題的鑰匙》一文寫道:“加強工人階級的領導，按照農民自願和互利的原則，逐步地(而不是粗暴地)把互助組加以提高，使合作的因素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麵，並充分地顯示它的優越性，來吸引農民群眾傾向於它。所以農業生產合作社應該是個漸進的形式，也就是走向農業集體化、近代化的一個過渡形式。”  av!~B,
毛澤東論述道:“‘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都是有利於富農和富裕中農的。為什麽法律上又要寫呢?法律是說保護私有財產，無“確保’字樣。現在農民賣地，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們要做工作，阻止農民賣地。辦法就是合作社”。“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你不能確立，因為每日每時都在增長著社會主義因素，天天在動搖著私有財產的基礎，因此我們的提法應該是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因為是‘逐步’，可以反‘左’；因為是‘過渡’，也可反右”。“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內社外都有矛盾。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半社會主義的，社外的個體農民是完全的私有製，這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同，互助組隻是集體勞動，並沒有觸及到私有製。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建立在私有基礎之上的，個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農具入了股，在社內社會主義因素和私有製也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要逐步解決。到將來，在農業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下，由現在這種半公半私進到集體所有製，這個矛盾就解決了。我們所采取的步驟是穩妥的，由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進到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再進到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也叫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叫集體農莊)。一般講，互助組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 ;gW?Fnry;
可見，毛澤東的觀點以及山西省委的理解，跟《共同綱領》以及“新民主主義”、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都是一脈相承的。 YRP$tz+ _
毛澤東及山西省委包括高崗，不是象當代主流所誣陷的那樣“害怕農村出現富農”，而是對兩極分化現象十分警惕：農村經濟在土地私有製的條件下，必然造成一部分農村集中掌握大量土地，而一部分農民則失去土地重新淪為“雇農”，即形成有史以來和平時期的“封建土地所有製”狀況。而建國不久，很多地區已經逐漸在形成這種“土地兼並”的形勢：少數具有優勢的農民，占據了過多的土地；一部分農民失去了土地，而且為了生存變賣房產和兒女。因此，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共的方針不是讓少數人成為富農，而是讓所有農民都成為富農。 f@J-6uQ7w
“總路線”的提出，正象一些學者所指出的，是在“爭論”的基礎上形成的。但是，把“爭論”做為“總路線”形成的主要原因，則是一種誤解。“總路線”形成的根本基礎，是《共同綱領》，而“爭論”不過是把問題擺了出來，促使毛澤東和中央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E9S&UU,K
“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一定要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周恩來關於《共同綱領》的解釋），而問題已經擺在了麵前：是取消互助合作“養肥豬”，然後用“革命剝奪”式的過渡（發展），還是“逐步地(而不是粗暴地)把互助組加以提高”循序漸進的進入社會主義？“總路線”的製訂，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並統一思想和政策。 Z+x`q#ZQr
1951年9月22日，毛澤東提議下召開了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主流觀點在不得不承認這個“草案”客觀的情況下，同樣給予歪曲，認為“要求在土改後的廣大農村立即組織起來”“製止農民要求自主經營的自發傾向”“體現出了某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急切心情”。 xr 4kBC t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並沒有要求“立即組織起來”，而是要求“逐步”組織起來，而且必須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而且不能歧視單幹的農民。也就是不存在“製止農民要求自主經營的自發傾向”的事情，而是要尊重一些農民的這種傾向。更不存在什麽“體現出了某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急切心情”：毛澤東明確指出，要利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完成過渡。 0t}&32lL&
有人會提出疑問：既然如此，為什麽到1957年就完成了？而且中間出現了許多的“急切”？ v]BMET[w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而且，在此後的“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頭三年、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都存在基本相同的複雜。 TfqQh!Y
首先，毛澤東用人錯誤。他把“前線”具體運作的權力，都交給了“反對者”。其次，當第一個階段形成錯誤之後，再糾正就十分艱難：反對者依然在，加上造成的錯誤，必然不可能主動進入糾正，還會形成掣肘；同時，由於第一階段的錯誤主導，在各級各層形成了普遍的錯誤認識，導致了糾正的極大困難。第三，幹部的覺悟，尤其是勝利後一些幹部已經蛻化變質，把升官發財當作主旨。 vh^,8pPy
合作化開始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劉少奇，而具體負責的農村工作部部長則是鄧子恢。劉少奇和鄧子恢都是“先機械化、後合作化”論者，而且，始終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再加上一些地方幹部對政策的缺乏理解和功利心切，出現問題就成了一種必然。 eI*o9k$Qs
1952年11月，鄧子恢出任農村工作部部長，1953年春，合作化出現了少部分地區宰殺耕牛、砍伐樹木等混亂現象。1955年春，又再次出現同樣的問題，而且，情況匯報到鄧子恢麵前時，鄧依然“不相信”。等農村工作部回家過年的幹部回京上班匯報後，才相信了。而且，開始批評合作化和統購統銷。而且，在毛澤東出京後，劉少奇的主持下，把“停縮發”的方針演變為“停縮”。毛澤東由此批評了鄧子恢，也私下批評了劉少奇。接著，毛澤東親自主抓合作化，針對劉少奇、鄧子恢領導期間的缺陷（缺乏政策宣傳、官僚主義、缺乏對幹部作風的監督等），展開廣泛的政策宣傳、批判官僚主義、教育和提高幹部的工作作風，迅速展開了更大規模的合作化運動。1953年初和1955年初的那種“混亂”，被杜絕了。 HWT^u$a"

3、合作化與生產力khtSZ"8X
當代主流判定毛澤東“逐步過渡”的合作化錯誤、劉少奇“革命剝奪”的“養肥豬”政策正確，最根本的一個“理由”，是判定“合作化不能提高生產力”。 RgT|^|ZA
毛澤東在闡述合作化的必要性時，明確指出：合作化在現有條件下，能夠極大的提高生產力。也就是極大的提高農業產量。 YV>]c9!q
生產力包括三個要素：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建國初期，私有製的單幹，大大的製約了勞動力的有效支配。一部分家庭勞動力剩餘，一部分家庭勞動力短缺，勞動力無法做到合理的調配。同時，一部分家庭的勞動工具富裕，一部分家庭則缺乏必要的勞動工具，勞動工具也無法做到合理的調配。勞動對象方麵，幾千年的單幹，使得土地改良無法進行：這包括土地條件的改善，水利設施的建設等等。而所有這一切，不但是製約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主要因素，也是兩極分化不可遏製、而且越來越嚴重的根本原因。 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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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正是針對現狀，對生產力的一個最有效的科學發展。建國初期的合作化過程，除了小崗村相類似的極少數農村之外，絕大多數農村，農業生產都得到了“空前絕後”（至少截止到目前是）的發展。大多數地區糧食產量在數年內迅速翻了幾番：建國初期，畝產在七十多公斤，“人民公社”時期，畝產達到了二百五十——三百公斤。也由此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土地資源和生產資源。 r+%}XS%;h
“先機械化”論者，實質上是把“生產工具”當作生產力的標誌，看不到勞動者與勞動資料在發展生產力方麵的巨大作用。後來被批判為“唯生產力論”，其實並不準確，準確的是“唯生產工具論”。毛澤東的生產力理論與“唯生產工具論”的區別，就在於重視了“人”這個決定性因素。毛澤東的生產力理論包含著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先進的生產工具需要“人”來製造，也需要“人”來使用，因此，發展生產力，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一是在提高人的因素（文化水平、覺悟、積極性）的過程中，生產工具自然會相應的生產出來；一是這一切，必須有個正確的政治路線指導。即，毛澤東的生產力理論，是一個科學全麵的理論。 lZ9rB^!
改革開放初期，大量購買外國的先進機械卻很多成為“廢品”堆放腐爛掉，實質上就是“唯生產工具論”的指導、忽視了“人”這個因素的結果——任何機械都是需要人來使用的，不會使用，“生產工具”再先進也是廢鐵。但鄧小平究竟不同於劉少奇等，教訓麵前，迅速修正，把教育放在了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地位——盡管改革開放最大的失敗是“教育上的失敗”。教育上的失敗，根本原因其實還是“唯生產工具論”的一個“翻版”：注重了文化水平的教育，忽視了“政治路線” 指導這個根本性的東西。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