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聯合早報》8月18日發表題為《龐中英：美國戰略“轉移”是什麽意思？》的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美國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相當於中國的外交部副部長）坎貝爾上周在接受《澳大利亞人》報的采訪時指出，美國外交政策正在過渡之中，即美國要把外交政策的優先從中東“轉移”到亞洲。
需要說明的是，華盛頓的“亞洲”概念，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亞洲”概念不同。這個亞洲，仍然是西方的，即不包括西亞（中東）和俄羅斯（橫跨歐亞）的亞洲，也就是僅僅為從朝鮮半島到印度的亞洲。至於巴基斯坦，美國人一會把伊斯蘭堡看做亞洲，一會又把其歸入中東。
“轉移”的實質是“撤退”
坎貝爾這個說明，再次證實了美國力量在戰略上的調整方向。因為今年7月希拉裏在出訪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時，已經非常明確地說明了這一美國的政策優先。
其實，人們絲毫用不著質疑美國的戰略重心是否將是亞洲，因為世界權力的重心已經集中在亞洲。再說了，亞洲從來也是美國的戰略重點之一。上述美國外交官所說的“轉移”，應該正確地解讀為“加強”和“優先”美國在亞太的各種布防和運作。
但是，說美國戰略重點要“轉移”到亞洲和美國能否實際上把戰略重點轉移到亞洲是兩回事。
從全球看，美國力量正在戰略性地下降或者收縮，即“衰”（但未必等於“落”）。由於亞洲，尤其是太平洋亞洲是美國的“大周邊”（美國一直宣稱自己是“太平洋國家”），所謂把戰略優先轉移到亞洲，還不如說是，在整體“衰”的情況下，能確保在自家家門口保持不變，甚至有所加強。換句話說，所謂從中東到亞洲的“轉移”隻是一種好聽一點、要麵子的說法。客觀的觀察者要說的是，所謂轉移，其實是美國從中東“撤退”到亞洲。
這一點，從美國目前的關於國防預算在削減聯邦預算中的重要性的爭論中就可見一斑。在美國政府債務危機的解決過程中，不管如何，若要治本，縮減開支是根本解決方案。美國政府開支的一個最大頭是國防經費。否則，國防經費繼續高漲或者維持不變，美國的高赤字和借債運行的政府機製不會根本改變。
美國戰略人士，包括坎貝爾這種在外交部門工作卻實際上是國防部門的人，之所以強調要戰略重點轉移，實際上是想借助亞洲的地緣戰略重要性，來為五角大樓維持，甚至增加國防預算找到理由。
因此，坎貝爾這類人所說的美國戰略轉移，僅是表述一個部門的觀點，反映了美國國內的激烈政治爭論。對中國等亞洲國家來說，不值得過度重視，因為這類話，並沒有講出多少新意。
美國戰略重點的轉移還未確定
在筆者看來，美國接下來的戰略重點到底如何轉移還遠沒有確定。
美國要製定一個“後美國時代”的全球戰略，不是那麽容易的。其難處在於美國自己確定自己的“衰”需要一個時間。現在許多美國人仍然不打算承認美國的“衰”。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古代的羅馬帝國、近代的中華帝國和現代的大英帝國，在確認“衰”方麵，花費了很長時間。
未來的現實可能是：繼蘇聯解體後，美國一度堅定認為的“單極世界”也隻是曇花一現。但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世界”並不是被另一個霸權或者“多極世界”，而是被一個紛爭、混亂、無序的世界所取代。
美國的戰略戰線過長。戰線過長，即軍事戰略上的“泡沫”。這是致命的。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之所以主張美國“衰”論，其實，真是因為他在20世紀70-80年代就研究了戰略戰線過長帶來的真正戰略危機。許多不同意肯尼迪美國“衰”的觀點，恰恰不願意正視美國在全球戰線拉得過長，這使得美國軍力“太大”，以至於不可避免地失敗。
2008年，美國小布什政府的財政部為了挽救華爾街的大投資銀行，提出了“太大不能倒下”（too big to fail）的荒謬自私言論，結果，美國政府用了自己的力量去“救市”，結果把自己也搭進去，終於在今年爆發債務危機。美國的國防也是“太大”，即肯尼迪講的“戰線過長”。如今，美國真的想好了，要從中東撤退到亞洲？我認為，如今的身份是外交官的坎貝爾，口是心非。
要讓美國真正“轉移”出中東，其實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這裏的中東不僅是狹義的中東，而且是廣義的中東，即包括北非和巴基斯坦在內的“大中東”。美國在中東的的地緣戰略利益是根深蒂固，非常巨大的，涉及大西洋歐洲和以色列的安全。即使美國真的有意，也難以功成身退。以色列就會力阻美國，以便讓美國保持在中東的存在。
最後，美國所謂“回到”亞洲，其實，不是自己投資，在目前，美國自己也無法追加投資，而是，美國想利用美國的盟國和朋友的力量保持和壯大自己。與歐洲不同，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個個在經濟上和財政上日子好過。除了日本，從韓國到印度，美國的老友新朋，借助經濟增長的氣勢，正在擴軍備戰和軍事革命。這一戰略情況，正中美國的需要。於是，美國和美國的老新盟友將形成新的戰略勞動分工。從希拉裏到坎貝爾最近談到的印度在美國亞洲戰略中的作用就可以看出，美國急欲利用諸如印度這樣的亞洲“崛起”的強權，彌補美國“衰”了之力。
美國與其亞洲盟友之間的關係的重新組合，而非美國一己之力量“轉移”到亞洲，才是接下來最值得關注的。
（作者：龐中英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負責人）
美國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相當於中國的外交部副部長）坎貝爾上周在接受《澳大利亞人》報的采訪時指出，美國外交政策正在過渡之中，即美國要把外交政策的優先從中東“轉移”到亞洲。
需要說明的是，華盛頓的“亞洲”概念，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亞洲”概念不同。這個亞洲，仍然是西方的，即不包括西亞（中東）和俄羅斯（橫跨歐亞）的亞洲，也就是僅僅為從朝鮮半島到印度的亞洲。至於巴基斯坦，美國人一會把伊斯蘭堡看做亞洲，一會又把其歸入中東。
“轉移”的實質是“撤退”
坎貝爾這個說明，再次證實了美國力量在戰略上的調整方向。因為今年7月希拉裏在出訪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時，已經非常明確地說明了這一美國的政策優先。
其實，人們絲毫用不著質疑美國的戰略重心是否將是亞洲，因為世界權力的重心已經集中在亞洲。再說了，亞洲從來也是美國的戰略重點之一。上述美國外交官所說的“轉移”，應該正確地解讀為“加強”和“優先”美國在亞太的各種布防和運作。
但是，說美國戰略重點要“轉移”到亞洲和美國能否實際上把戰略重點轉移到亞洲是兩回事。
從全球看，美國力量正在戰略性地下降或者收縮，即“衰”（但未必等於“落”）。由於亞洲，尤其是太平洋亞洲是美國的“大周邊”（美國一直宣稱自己是“太平洋國家”），所謂把戰略優先轉移到亞洲，還不如說是，在整體“衰”的情況下，能確保在自家家門口保持不變，甚至有所加強。換句話說，所謂從中東到亞洲的“轉移”隻是一種好聽一點、要麵子的說法。客觀的觀察者要說的是，所謂轉移，其實是美國從中東“撤退”到亞洲。
這一點，從美國目前的關於國防預算在削減聯邦預算中的重要性的爭論中就可見一斑。在美國政府債務危機的解決過程中，不管如何，若要治本，縮減開支是根本解決方案。美國政府開支的一個最大頭是國防經費。否則，國防經費繼續高漲或者維持不變，美國的高赤字和借債運行的政府機製不會根本改變。
美國戰略人士，包括坎貝爾這種在外交部門工作卻實際上是國防部門的人，之所以強調要戰略重點轉移，實際上是想借助亞洲的地緣戰略重要性，來為五角大樓維持，甚至增加國防預算找到理由。
因此，坎貝爾這類人所說的美國戰略轉移，僅是表述一個部門的觀點，反映了美國國內的激烈政治爭論。對中國等亞洲國家來說，不值得過度重視，因為這類話，並沒有講出多少新意。
美國戰略重點的轉移還未確定
在筆者看來，美國接下來的戰略重點到底如何轉移還遠沒有確定。
美國要製定一個“後美國時代”的全球戰略，不是那麽容易的。其難處在於美國自己確定自己的“衰”需要一個時間。現在許多美國人仍然不打算承認美國的“衰”。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古代的羅馬帝國、近代的中華帝國和現代的大英帝國，在確認“衰”方麵，花費了很長時間。
未來的現實可能是：繼蘇聯解體後，美國一度堅定認為的“單極世界”也隻是曇花一現。但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世界”並不是被另一個霸權或者“多極世界”，而是被一個紛爭、混亂、無序的世界所取代。
美國的戰略戰線過長。戰線過長，即軍事戰略上的“泡沫”。這是致命的。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之所以主張美國“衰”論，其實，真是因為他在20世紀70-80年代就研究了戰略戰線過長帶來的真正戰略危機。許多不同意肯尼迪美國“衰”的觀點，恰恰不願意正視美國在全球戰線拉得過長，這使得美國軍力“太大”，以至於不可避免地失敗。
2008年，美國小布什政府的財政部為了挽救華爾街的大投資銀行，提出了“太大不能倒下”（too big to fail）的荒謬自私言論，結果，美國政府用了自己的力量去“救市”，結果把自己也搭進去，終於在今年爆發債務危機。美國的國防也是“太大”，即肯尼迪講的“戰線過長”。如今，美國真的想好了，要從中東撤退到亞洲？我認為，如今的身份是外交官的坎貝爾，口是心非。
要讓美國真正“轉移”出中東，其實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這裏的中東不僅是狹義的中東，而且是廣義的中東，即包括北非和巴基斯坦在內的“大中東”。美國在中東的的地緣戰略利益是根深蒂固，非常巨大的，涉及大西洋歐洲和以色列的安全。即使美國真的有意，也難以功成身退。以色列就會力阻美國，以便讓美國保持在中東的存在。
最後，美國所謂“回到”亞洲，其實，不是自己投資，在目前，美國自己也無法追加投資，而是，美國想利用美國的盟國和朋友的力量保持和壯大自己。與歐洲不同，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個個在經濟上和財政上日子好過。除了日本，從韓國到印度，美國的老友新朋，借助經濟增長的氣勢，正在擴軍備戰和軍事革命。這一戰略情況，正中美國的需要。於是，美國和美國的老新盟友將形成新的戰略勞動分工。從希拉裏到坎貝爾最近談到的印度在美國亞洲戰略中的作用就可以看出，美國急欲利用諸如印度這樣的亞洲“崛起”的強權，彌補美國“衰”了之力。
美國與其亞洲盟友之間的關係的重新組合，而非美國一己之力量“轉移”到亞洲，才是接下來最值得關注的。
（作者：龐中英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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