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3年一月移民多倫多的。我租住在一個地下室。 房東是個香港人。 他有兩套房子， 一套自己住， 一套出租。 房東已經六十歲了但是身體很好。 下雪的時候還開車過來給出租屋掃雪。 掃雪時候問我喜歡多倫多嗎？ 我說， 喜歡啊， 美麗的城市。 就是消費太高了。 我每年五萬的工資根本無法過上舒服的生活。 房東說， 我來加拿大三十年了， 也很辛苦。 一直做水管工。 有一次還傷了手。 他把手從手套裏拿出來給我看。 有個手指頭短了一截。 我想象什麽硬物砸到他的手指， 鮮血飛濺， 覺得內心和身體都有一絲顫抖。 但是我的三個男孩都上大學了， 有一個還在斯坦福做教授。 年薪二十萬。 我這個出租房就是他付的首付。 房東說這番話時我看到他的臉上流露出滿足驕傲的神色。
我住的地下室是一室一廳， 有獨立的廚房和洗手間。 條件很好。 唯一差強人意的就是有鍋爐噪音很大。 晚上睡覺的時候哄哄作響。 最初有些影響睡眠， 但是過一段時間習慣就好了。 每個月的租金是五百加幣。 我因此還能省下些錢還車貸款。所以我對這個租住環境還是滿意的。 有一些華人到別人的家裏租住一間臥房， 共用廚房洗手間， 我覺的不如我的條件好。 出租房的地上兩層都租給了白人。 一層是個加拿大土生土長的白人， 叫 JEFF。 他以前是為多倫多收垃圾的。 每天早晨開著垃圾車繁忙的工作。 後來出來一次事故， 胳膊受了傷， 就不上班了。 政府每個月發給他一筆補償金。 二層住著一家人， 是從羅馬尼亞移民來的。 男主人每天忙忙碌碌的， 好像是在建築行業上班。
地下室李沒有洗衣機和烘幹機。 所以我每周末到洗衣房去洗衣服。 我常去的洗衣房在 Eglington Avenue West 和 Keele Street 的交接處。 三月的一個晚上我去洗衣服。 電視裏麵市政府的一個人在講話。說是醫院裏接受一個疑似SARS的病人。 他最近訪問了香港。 在昨夜某段時間他在某某站乘坐地鐵。 如果你在同一車廂請立刻到醫院檢查。 那段時間氣氛很緊張。 大家都被SARS鬧得很害怕。我開車回家的路上收聽一個 台。 有人把電話打到電台裏， 說 these dirty Chinese are bringing infectious disease into our country.
六月份的時候我媽媽到加拿大來了。我到皮爾森機場去接她。 站在我旁邊的是個身材很高很漂亮的華人女生。大約有一米七五， 穿著平底鞋， 站的直直的， 和我一樣看著從海關向外走的人群。 我遠遠的看見媽媽出來了。 背著個很大的背包， 頭發花白， 身體向前傾， 我覺得鼻子有些發酸。 和媽媽一起出來的還有另外一個上年紀的女士。我剛喊媽媽， 那個很漂亮的女生叫另外那個女士媽媽。 媽媽拉住我的手， 說兒子你瘦了。 我和這位王阿姨一個航班， 她是來看女兒的。 那個女生說， 你好， 我英文名字叫 Tina。 邊遞給我一張名片。 她在TD 做 Financial Analyst。 我翻著自己的兜， 說我好像沒有帶名片。 Tina 說， 不用了。 以後你可以用名片上的聯係方式和我聯係。
我把媽媽背的大背包放在後備箱， 然後回家。 媽媽說 Tina 在約克大學畢業的， 是MBA， 在一家銀行工作， 年薪八萬呢， 在湖邊租了高層公寓。 都是Tina 的媽媽在飛機上聊天說的 。我說那生活要比我好不少。 我在一個製藥廠， 每年隻有五萬， 還 住地下室呢。 媽媽說， 兒子你到國外到處流浪， 你在國內的同學早就都有自己的房子了。
我工作的製藥廠是一家 私人公司， 規模很大， 專門生產 generic drug. 老板是個猶太人， 是加拿大著名的大富翁， 很有性格。 我上班不久就有人和我講， 他的老婆給他買了新的奔馳車， 他堅決不要， 把車退了。 他說他喜歡開二手車， 有多餘的錢寧肯捐給醫院和大學。 這位老板經常要上法庭打官司。 因為 生產 generic drug, 經常要和品牌製藥廠產生專利方麵的糾紛。 總體來說， 這位老板給我的印象是不炫耀財富， 不懼怕甚至是喜歡法律訴訟。 有一次公司開慶祝會， 因為一個新的藥得到批準上市， 能為公司帶了很多效益。 老板在台上宣布， 給公司每個人五百加幣獎金。 台下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掌聲平息後， 老板說， I am a very old man, I don’t need all that money. 那年他六十一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