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入黨嗎？－我父親的紅色記憶（８）

一九三八年，戊寅，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的延安。

我到達延安，是一個真正的“無產者”，但還不是布爾什維克。我從長沙帶出來的簡單行李，一部分丟在臨汾，一部分丟在黃河東岸山頭的土坑裏。隻剩下一支鋼筆一枚印章和一套山西民大發的破棉軍衣穿在身上。此外，一無所有。

在宜川，晚上睡住老鄉家的熱炕上，沒有鋪的，沒有蓋的，完全可以。在延安抗大招待所裏，睡的是冷冰冰的地鋪。一間大房子裏，四周鋪著稻草，要睡很多人，都是從全國各地來抗大學習的青年們，他們都有自己帶來的行李衣物，有的帶得很多，很齊全。在地鋪上，一人隻能占兩尺寬的位置，各人的毛毯需折疊成雙幅才能攤得開。鋪到我的位置時，我隻有稻草，於是，我兩邊的同學，把自己的毯子全部攤平，讓我“共”他們的“產”，睡在他們的毯子上。

五月的延安，晚上還是很冷的，必須蓋棉被，而且要裹得嚴嚴實實的，不透風才行。墊被可以“共產”，蓋的棉被卻不能“共產”。招待所也無法解決表示抱歉。還是一位同學（忘記了他的姓名）把他的棉大衣扔給我。從此，我每晚就蓋著這件大衣，但是，總不如宜川睡熱炕，什麽也不蓋更暖和。每天都有從大後方來的學生，每天也有從宜川“民大”來的學生。當人數積聚到一百人左右時，便編成一個連隊，離開抗大招待所，開赴離城十五裏的柳樹店。

這裏是抗大的第五大隊，大隊長是何長工，我所在的連為第二連隊，隊長杜義德，指導員葉世政。抗大給每人發一套灰布軍裝，打綁腿，軍帽無帽徽，開始了正規的軍事、政治訓練。經常要步行十五裏到城裏抗大總校參加大會，或聽報告。要涉水過延河，水枯時，踏腳石露出水麵，不脫鞋也可過河，水漲時，踏腳石浸入水中，就要脫鞋，卷褲。開完會回隊往往是摸黑，摸黑過河更覺有趣。

聽過毛澤東同誌的報告，他當著抗大的各級幹部許諾，抗大要保障通信自由，任何人不得拆閱學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隊上幹部拆閱某學生的信件，不僅是一起兩起。還聽說有一個紅軍幹部追求一個女學生的愛情，女的不同意而槍殺了她，結果這個紅軍幹部受到了黨紀的嚴厲製裁，殺人償命。這兩件事給從外麵湧進延安的青年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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