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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黨,二十年之內

(2013-01-03 07:44:19) 下一個


亡黨,二十年之內


中共亡黨的時間,已經近了。當今還沒有退休的和剛剛退休的人們,會在有生之年看到這一曆史景觀。

亡黨的時間,應該在今後十年到二十年之內。作這樣長時間的推算是否是無稽之談?不是。對中國曆史上大多數的朝代來說,能夠預計二十年改朝換代應當算是有相當精確度的了,比如說龔自珍憂清亡離真正清亡還有八九十年。其實在離開中共敗亡尚有八九十年的中共立國之初,就有人象龔自珍那樣預料中共將亡。

中國現在真正有組織,成氣候的政黨隻有三個,即共產黨,國民黨,和民進黨。其他八個“民主黨派”,其花瓶本質並不需要誰來證實,也不值得在此為之浪費筆墨。在三個成氣候的政黨之中,誰會亡,誰會存?毫無疑問,第一個亡的一定是中共。中共亡黨時國民黨和民進黨將不僅會存在,而且很有可能發展壯大成為全國性的重要政治力量。

世界上沒有一個政黨擁有像中共這樣強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資源,可是這個在物質和製度力量上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強大的政黨卻比任何其他政黨都懼怕亡黨。這是一個多麽奇怪的悖論。一般民眾可能依然對中共的權威和曆史證實過的生存能力有所畏懼,但對亡黨的憂慮事實上已經成為黨內共識。最近幾年中共黨魁在數次公開講話中明確提出亡黨的可能性,提醒全黨警戒。這種末日將至的哀號,是被中共打敗過的國民黨,被國民黨迫害過的民進黨,以及那些已經毫無政治力量的花瓶民主黨派,都從來沒有發出過的。

這個掌控著世界第二經濟體,貌似富裕到讓所有經濟強國在政治爭論中投鼠忌器的獨裁政黨的生存命門,將是經濟危機。亡黨的觸發火星,將產生於龐大的維穩需求和疲軟的經濟發展之間。

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經受過經濟危機,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基本上經濟停滯,與世隔絕,經曆非洲式的赤貧階段,無從發生發達國家式的經濟危機,或者說每天都在危機裏,因此反而沒有危機的感覺和威脅。大躍進時代的經濟崩潰現象,是違反經濟規律的政治運作造成的,不是經濟發展本身的階段,因此不形成周期。經濟危機的周期性規律在八十年代以前還沒有被充分認識,發展遲緩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在說這是資本主義的通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漸趨西化,但中國似乎還沒有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危機。

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表明,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每3-8年發生,在美國是每6-10年一次,英國每8-10年一次。中國依靠經濟西化起步,要想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最終不可能徹底避免經濟危機周期。即使中共能依靠政治權威強力改變經濟運轉,也不可能讓市場規律完全失效,而且反而有可能因破壞經濟規律而引發危機。按照這個周期率,在今後二十年中,中國一定會有至少兩次經濟蕭條時期。如果中共能夠倚仗政治威勢強力在第一次經濟危機中幸存,也一定會受到重創,因此我大膽預估,中共決熬不過第二次經濟危機的打擊,捱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八十大壽。

經濟危機將使國家稅收銳減,當局以利誘維持官僚係統對中央支持的策略將難以為繼。而地方當局將麵臨日益平繁的民眾維權反抗鬧事,在沒有中央財政支持下,地方當局將會在同情民眾反感中央和仇視民眾維護中央兩個極端之間分化成各個派係。這些派係中,同情民眾者可能混有良知理念和實用利益兩種不同的動機,但即使仇視民眾維護中央的人也不會在良知理念上支持中央。習氏政權麵臨的最嚴重的挑戰,不僅僅是象胡時代初期那樣的持續經濟發展問題,而是全國上下一致的對中央理性忠誠的徹底崩潰。隻有真誠認為權威政治是中國的前途,並且會為了中國前途奮鬥犧牲的那種人才會完全支持中央。但是這些人是思考者,理性主義者,他們在當今中國並不占多數,也不受任何勢力寵愛,因為當今的任何錢權勢力圈都喜歡能為錢幹活的人,而不是思考者,在乎正義的人。今後絕大多數派係都不會在良知理念上支持中央,因此對中央的支持程度基本上以利益前途為考量,而麵臨經濟危機的中央已經無利益可分,因此地方支持必然銳減。

維穩的前提是不穩,不穩是亡黨的前兆。維穩的基礎是經濟,經濟疲軟將引起維穩衰竭。當民眾看到政府維穩力度不再增加甚至有所減弱,他們會猜想政府服軟了,人道了,或者看出政府力不從心了。但是無論哪一種猜想,都決不會讓維權的民眾產生大家都讓一步的克製想法,就像韓寒臆測的那樣。民眾會發現組織抗議活動容易了,反黨的危險減少了。長期受到的迫害歧視和一再的投告無門擠壓出的憤怒會讓民眾覺得“此時不上,更待何時”,他們會趁勢而上,加緊維權努力。

維穩體係的減弱是以民眾反抗的普遍化和頻繁化相對而言的。在這個相衝相合的過程中,會有一個臨界點,就是維穩人員感到累了,給錢不夠,又挨罵遭恨,積極性下降了,地方政府感到中央頂不下去了,該給自己留條後路了。這種情緒就是中共大崩潰的開始。

中共可不可以運用智慧來避免這種覆亡呢?

其實中共已經有過多次救亡企圖,包括當年劉少奇,周恩來,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毛陰謀,包括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包括胡耀邦的撥亂反正,等等。可是除了改革開放得到了明顯的,暫時的,具有雙麵鋒芒的經濟效果外,其他救亡試圖都以失敗告終。毛澤東臨死的悲歎“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表麵上是放不下妻女侄兒和一小批親信,其實是對中共大限將至的無奈讖言。江澤民以三個代表理論想改變中共革命黨的本質,是這種救亡努力的尾聲,但是隻能停留在自封的語言權威上,完全達不到鄧小平當年“不爭論”的實際效果。江後的“和諧社會”,“八榮八恥”,“科學發展觀”,連語言權威都算不上。

習氏當政後出現咋暖還寒的維穩鬆動現象,加之擂鼓有聲的反腐動作,使得中共終於要開始政改的說法死灰複燃。這種誤覺幾乎毫無疑議不是產生於觀察者的善良,而是立論者的愚蠢。即使有維穩鬆動的跡象,也絕不是新政人道化,理性化,甚至民主化的信號。我覺得這種現象可能是短暫的以愚弄視聽為目的的政策調整,甚至正是維穩疲軟的跡象也不是沒有可能。維穩雖然讓民眾憤怒,讓中共疲憊,但是放棄維穩決不會為中共找到出路。

時至今日,我們實在已經不必去討論第五代是會有否是比鄧江胡更有水平的救亡之策,因為即使有,也已經晚了,已經無法逆轉中共在二十年內土崩瓦解的趨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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