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假裝
民族:滿漢半襲。信仰:三頓飯一張床。愛好:練貧。性格:大愚若智。目標:(1)減少滿足了嘴對不起胃的次數(2)把貧窮表現為不露富。
正文
唯有尊重憲法，才能避免文革重演
(本文為 紐約時報實習生向笑楚 為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撰稿 2013年11月04日 )
2013年10月7日，中國開國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回母校北京八中組織文革道歉會，向當年被批鬥和侮辱的老師道歉。文革期間，陳小魯是北京市八中紅衛兵的精神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
此前的8月份，網上已經傳出其反思文革的道歉信。今年以來，一些當年的紅衛兵不斷站出來對自己文革中的行為道歉。今年6月，已退休的前任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處長劉伯勤在2013年第6期《炎黃春秋》登“道歉廣告”，對當年自己參與批鬥、抄家等行為道歉，並請求寬恕；6月20日，《南方周末》又刊登了一篇道歉文章《我也來道個歉》，作者是河北邯鄲市委宣傳部退休幹部宋繼超。此外，安徽張紅兵、湖南溫慶福、山東盧嘉善、福建雷英郎等人也以不同形式反省並向受害者道歉。這些事件再次喚起了中國社會對於文革的公共記憶。因為身份特殊，陳小魯的行動引起了更大的反響。
今年正值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整個中國對文革的再次關注也導致對毛的功過是非的又一次爭論。中國社會各階層雖然高度認同文革是場災難，但是文革後，這一領域的研究一直是禁區，很多當事人乃至當年的文革受害者都不願意公開回首文革。
中國人如何看待這段現代曆史上最深刻的公共記憶，如何不再重蹈當年的覆轍？這些問題對於今天中國社會來說可能顯得尤其重要。2013年10月29日，陳小魯接受了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訪。以下為經過編輯的采訪實錄，並經過陳小魯本人的審閱。
問：是什麽原因促使您出麵道歉？有評論稱，中國人回顧文革，控訴者多，道歉者少。您認為原因何在?
答：我道歉是為同學會中傷害過校領導、老師和同學的校友道歉，給這件事畫一個句號。
我不主張人人都道歉，反思必要，道歉未必。因為在文革中，你可能整過別人，也可能挨過整，這要道起歉來就亂套了。但如果你確實做了太過分的事情，道歉也挺好。如果隻是喊了幾句口號，貼了幾張大字報，那不用特別的道歉。我為什麽要道歉？因為我是八中同學會的主席，八中文革初期造反時的精神領袖。文革初期，我曾對老師說過：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後來這也成為學生運動的一句名言。我還曾發起組織了一場“四、六、八中”都參加的批判會，挑頭組織批鬥北京市教育局書記張文鬆和教育局局長李晨，還組織過學校黨支部書記的批判會。我一直以來隻講我個人的問題，因為第一，我要尊重人家隱私；第二，其他人可能不願意我講，在文革期間的行為，多數人也許會選擇回避、推脫和遺忘。但我相信每個人在心中都有反思，今天沒有人會站出來說，“我當時打人是對的”。
問：您如何看待此次道歉事件引起的強烈的社會反響？為什麽公眾關注度會如此之高？您之前預料到這點了嗎？
答：始料不及。對文革中的行為公開道歉的，我不是第一個。但目前社會反響我肯定是最大的，我想這當然與我的家庭以及我在文革中的表現有關。但主要是社會對此有期待，希望了解文革，希望了解經曆過文革那一代人的思想，特別是不少人困擾於文革基因在當下作祟等現實問題。
問：存在一些對您此次道歉的質疑聲音嗎，您怎麽看？
答：質疑聲音是有的。有些人說我想出風頭，還有些人說，“怎麽過去47年了，你才道歉。”我想澄清一點：還在文革的時候我就有反思了，“道歉”更不是今天才開始。在私底下一些場合，不僅是我，還有其他同學都和老師們道過歉，隻是這次是公開提出的道歉。我們之前也設立過一個“獎教基金”，用於對母校教師們的生活補貼。這筆基金已經發放20餘年了，深層動機就是想向在文革中無辜被迫害的老師們給予彌補，也算是付諸行動的道歉吧。最後補充一點，我們很多人都意識到，再不道歉就來不及了。當年的老師們年紀都大了，老師們也提出來說，“再不道歉就來不及了”，我們作學生的必須出來回應了。
問：您的回憶錄似乎體現了，文革前後對毛主席看法從“神化崇拜，到客觀評價”的演變，可以這樣說嗎？毛主席對十年浩劫應負怎樣的責任？
答：是的，有這個演變過程。剛開始的時候，毛主席是“神人”的形象，“一句頂一萬句”嘛。後來八中的黨支部書記華錦自殺，這對我刺激很大，不理性的行為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我的第一次反思，而且是付諸行動的反思——我牽頭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目的是為了糾察紅衛兵打人。那時“西糾”與周恩來總理保持著密切聯係，周總理、葉劍英元帥都很支持“西糾”的事。
江青得勢以後，使我們對毛本身也有看法了。她這麽張揚，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麽關係？她憑什麽指手畫腳？毛主席說過不用老婆當秘書，卻讓她當了政治局委員。到後來，打擊麵越來越大，發生了一係列不可思議的事情。連陳賡大將才小學六年級的兒子小涯子（陳賡大將之子陳知涯的小名）都被當“聯動”（ 指“首都中學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成立的一個北京中學紅衛兵的聯合組織——編注）抓起來，關到拘留所。文革結束後，中央關於文革定性的決議把毛澤東和林彪江青分割開來，這是政治需要。至於是否準確，可以討論。不過毛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江青這些人是他提拔上來的、聽他指揮的。但就中國革命的整體來說，毛功大於過，畢竟天下是他打下來的，到今天我們仍能感受到他思想的影響。 直到今天，很多紅二代還是傾向於認為毛是受了江青、林彪的蒙蔽。他做了很多社會建設實驗，但是實驗失敗後的代價太大了。例如，他希望建立一個扁平化的社會，比如，他曾把煤炭部精簡成煤炭科，砍掉部、局、處三級。他希望幹部像巴黎公社那樣，沒有任何特權，從基層直接選幹部，比如王洪文，這多少有點超前，有點烏托邦。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理想，但不能用大民主的辦法，而是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即人類文明的發展，將來也許是可以實現的。
問：按照您的回憶文章，文革中您一直反對“武鬥”，這是人性的惻隱之心吧。當時像您一樣有惻隱之心，自覺意識的人多嗎？
答：的確，極其狂熱的人是少數，但是他們的能量很大。文革時，有些幹部子女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批鬥，並讓彭真的夫人張潔清在地下爬。我聽了心裏特別難受。“破四舊”的時候我聽說學校邊上有一家抄出反動文件，就去看，就是帶有國民黨黨徽的委任書之類的東西。那時都說，對階級敵人要“滿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被砸得稀巴爛，以後的日子怎麽過啊，覺得真可憐。當時，很多人和我一樣心存善念，但是不敢說話。我們家老爺子受人敬重，但我也不敢多說，說多了就變成“保皇派”了。“頭羊效應”可以用來解釋群眾運動——頭羊起著導向和示範作用，頭羊一走，大家就跟著走。文革中，極左的人就是頭羊，它訴諸武鬥，打砸搶燒，其他的人都會恐懼，心存善念的人們普遍擔心：如果我站出來，是不是會打我？於是沒人敢說真話了。孟子談“性善論”，荀子講“人性本惡”。我的看法是，18歲成年後的人是善惡並存的，這兩者一直在鬥爭。當外界的約束力都沒有的時候，通常惡會占上風。因為人的本能是趨利避害，沒有約束時，惡比善容易使個人獲利。文革就是惡的大爆發，戾氣的大爆發。年輕人和老師有矛盾，想要宣泄情緒，文革中正好逮著機會。年輕人有了置人生死的權力，這種控製權力帶來很強的自我膨脹和滿足感。說到底還是要靠憲法、法律、法製教育和法治觀念來約束“惡”。
“公民教育”也很重要。2011年反日遊行，有人暴打日係車主，車主是中國人啊，是我們的同胞，怎麽能下得去手呢？而且，光天化日，大庭廣眾之下，為什麽沒有人出來保護這個車主？為什麽沒有人站出來仗義執言？憲法寫得很清楚，公民有權利，也有義務。你的個人權利是受保護的，同時你也要尊重他人，保護其他人的權利。你應該仗義執言，因為你有保護他人權利的義務。否則你不叫公民，你叫順民，或者暴民。
“公民教育”也很重要。2011年反日遊行，有人暴打日係車主，車主是中國人啊，是我們的同胞，怎麽能下得去手呢？而且，光天化日，大庭廣眾之下，為什麽沒有人出來保護這個車主？為什麽沒有人站出來仗義執言？憲法寫得很清楚，公民有權利，也有義務。你的個人權利是受保護的，同時你也要尊重他人，保護其他人的權利。你應該仗義執言，因為你有保護他人權利的義務。否則你不叫公民，你叫順民，或者暴民。
問：之後您還會組織其它反思文革的活動嗎？巴金先生提議建立“文革紀念館”，您持怎樣的看法？僅有民間的努力足夠嗎，國家層麵應該有怎樣的態度和作為？
答：我同意建。相比較成績和輝煌而言，錯誤和挫折更能教育人。我們正計劃做一個“八中文化革命大事記”網上平台，采取“百度百科”的編輯方式，誰都可以在我們博客上寫文章和補充細節，主要是想把曆史記下來，將黑暗的一頁留給後人，別重蹈覆轍。至於國家層麵，我感覺政府有顧慮，不是很想做，這也沒關係吧。或者也不用特別建個館，國家博物館就可以做個照片、實物展嘛，定期搞個展覽，對新一代進行法製民主教育。
問：文革已成為中國人最深刻的公共記憶之一，它留給這個國家最深痛的教訓是什麽？
答：最深刻的教訓就是違憲。今天根據憲法和《遊行示威法》，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依照本法規定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獲得許可。但是在文革時是沒有這些規定的。群眾可以隨意成立政治組織，你說“我是全無敵”，你就可以算一個組織了。那個年代多得很，名氣大的像清華的“井岡山兵團”。
文革中有兩大問題，第一個“造反有理”，破壞了憲法規定的國家製度。比方說，罷免劉少奇的國家主席可以，但得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吧，因為他是人大選出來的。不能說他是走資派，就剝奪他的權力，就把他關起來。
第二是隨意踐踏公民人格，剝奪公民權利，這方麵就更不用說了。打死人不償命的事情天天都有。當時，有個詞叫“群眾專政”，一幫熱血青年，缺乏基本的法製和人權教育，卻執掌生殺大權。文革前學生有人管著，約束力來自老師、學生會、團組織、家長、公安局。文革時期這些都沒有了，打死人了也沒人管。當時流傳一句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是鍛煉；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 不經任何法定機構和法定程序就抓人，關人，批鬥人，一個正常的社會是不允許這樣做的。
問：文革結束後，中國才開始反思人治的可怕以及重提法治的重要性。
答：是這樣。1954年憲法架構是：“第一章總綱”，“第二章國家機構”，“第三章公民權利”。1982年，文革結束後，中國人開始痛定思痛，彭真組織憲法修訂的時候，把“公民權利”放到了第二章，放到了“國家機構”之前，這本身就是一個象征，“公民權利”的實質內容也有了很多擴充。
領導人可以換來換去，提不同的口號，但是憲法不能變。如果憲法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必須遵循特定的修改程序。修憲的過程，也正是普法教育的過程。
現在的憲法教育還遠遠不夠。學校的政治課教育的方向整個偏了，有專門講憲法嗎課程嗎？沒有。鄧小平也說“重要的問題在於教育”。我們和西方的差距也在法製教育上，法治觀念的普及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方向必須明確。
問：您覺得文革在當代中國有“還魂”的“土壤”嗎？比如發生在重慶的事件，令很多人擔憂文革會在中國重演。中國如何避免文革重演？
答：中國不可能再出現全局性的文革，但文革從來離我們不遠。文革的基因——人性中“惡”和“暴”的成分永遠存在。我們隻能靠公民教育、法律教育、人道主義教育等等來約束它。中國要樹立憲法的權威，讓幹部群眾懂得尊重憲法，按憲法行政、辦事，這是蕩滌文革基因的根本辦法。
另外，我對於抨擊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也很不屑。左派常說，西方總用公民、憲政、普世問題來攻擊我們。但人家為什麽攻擊你？恰恰是因為中國沒做好。既然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我們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我們就應該做得比他們更好。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站出來說西方的憲政是虛假的。你要知道，“憲政”不是別的，就是“依憲法執政”。
問：您曾提出過“共產黨光譜學說”，未來中國共產黨如何自我完善呢？
答：社會發展是由千百萬個合力組成的平行四邊形，13億人不可能方向一致的，國家最終的軌跡是合力決定的。毛主席在文革時有很高威望，掌握全部資源，中國整體就往左走。毛死後，鄧小平主導中國的改革進程，中國整個軌跡就偏右。和平時期，黨內應該更民主。共產黨就像個光譜，“七色光”組合起來才是太陽光。我認為，應該落實黨代表任期製，通過黨代表把基層黨員動員起來，通過製度化的安排，讓黨代表和基層黨員可以直接參政議政，直接監督黨的幹部，抑製官僚主義傾向。同樣也可以充分發揮人大代表的作用，帶動群眾參與國家的建設和發展，讓群眾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甚至是主要作用。我們黨的力量來自於群眾，沒有廣大群眾的參與什麽事情也做不成。我們的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就，就是讓群眾獲得經濟自主權。
問：對於中國目前左右派之爭、憲政之爭，您有何看法？
答：左右是正常的，有左派，就有右派。你把一派殺死，另一派立刻會分出左右。關鍵是尋求共識，共識應該統一到憲法上來，在法律的基礎上解決問題。雖然我們政見不同，但不搞暴力鬥爭，不搞街頭運動，可以來辯論，所謂“君子動口不動手”。
我感到現在的宣傳有刻意渲染誇大“左右之爭”的傾向，右派被說成“西化”、“敵對勢力”，左派被說成“文革餘孽”、“五毛黨”。這和文革誇大階級鬥爭一樣，造成的結果是社會的分裂，這對中國沒有什麽好處。但在目前大環境下，講得越極端，提出的口號越新奇，就越有市場，就越能博得喝彩，就越能蠱惑缺少理性判斷的人。
我們是執政黨，有8000萬黨員，人不可謂不多，但是還有12億人不是黨員，他們的信仰、思想、觀點與我們不盡相同，你總不能把他們都開除國籍吧？何況他們還受到憲法保護。所以要允許多元的討論，若還想搞輿論一律，已經不可能了。我們黨應該有自信，允許別人講話，政權不會垮台。毛主席說過：“一個政黨和一個人一樣，耳邊需要有不同的聲音。”其實中國的知識分子很簡單，隻要你讓他說話就行，畢竟，想搞垮共產黨政權的人，還是極少數。
問：對以“全麵深化改革”為重點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您有何期待？
答：改革這件事，隻要改就行，步伐多大沒關係。關鍵是方向，我認為有三個大趨勢在改革中要繼續強調：
第一，公民參與。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眼界的擴大，老百姓肯定越來越對社會公共事務要求發言權。
第二，權力製衡。過去沒人能製衡毛主席。到了鄧小平時期，是幾個老人同時進行決策；現在的中國是集體領導，盡管黨的總書記還處於核心地位，但已不能做到“一人獨斷”了，以後更不會這樣。絕對權力必須受到製約，否則會導致絕對腐敗。
第三，信息公開。曆史的大趨勢是這樣的，國內國外都在講信息公開。斯諾登打破信息壟斷，搞得美國非常被動。中國也是，很多項目保密，沒有跟老百姓講清楚，結果一有風吹草動，老百姓就急了。
問：過去30年，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較經濟體製改革而言很慢，很多人還是期望在政治上能有大的突破。
答：是全國老百姓的期望，還是少數知識分子的期望？老百姓關心的還是生活，柴米油鹽、霧霾汙染。改革每分每時都在進行，要有信心，起碼廢除了領導職務終身製，實現任期製了。現在的言論自由別說和文革比，就是和1980年代比都已經有很大進步。一個經曆過曆史的人，得出的結論可能才更積極。中國100年來的變化比任何國家都大，相信中國未來會往更好的方向變化。
可是這個問題不能提，不能碰。細讀中國史，始終沒有過政體上的大辯論。人們剛剛吃飽，都怕亂，還是在盼明君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