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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8月我帶著一種盼望已久的回家感和就要自己去闖世的悲愴感回到石家莊。但這裏不是終點，隻不過是路過而已。
８歲時為了保住我的市民戶口，媽把我轉到錦州表姑家。16歲時為了將來能回到媽身邊的城市那一線希望，又選擇了到河北的農村插隊，戶口最終落到了農村。多折騰、多諷刺！那時，中國有多少人為了戶口而奔波、為了戶口而絞盡腦汁啊。如今，折騰的程度和目標不同了，但仍有很多人為戶口折騰著……。
媽的影集放在很公開的地方，不像爸那樣放在一個小箱子裏，我還是偷著看的。兩人保存的照片不一樣。媽的影集照片最全，有老少3代人，裏麵最特殊的就是我的照片都放得很大，同一張照片放成不同尺寸，像台階一樣擺滿了一頁。我從錦州寄照片給媽，她必定再追要底片， 必定放大。她一定是看著我的照片過日子的。我回來了，媽不用再看相冊了，隨時能看到我，能感到她整日喜形於色。
時隔半年再次回到石家莊時，媽已經從衛民街2號的家屬宿舍搬出來了。媽用那裏的一間房跟同事換了一間較大的細長的房間，中間隔開後可以變成裏外兩間，比宿舍的一間房方便了一些。
姐試著我從北京給她帶來的衣服跟媽說：“到底是自己家人買來的，就是合適、可心”。
“她會買個什麽呀”媽不屑一顧。
家裏永遠是她倆說話，我在一邊聽著，時而插句嘴。姐托我過北京時給她買件春秋穿的外套。我把自己的手提行李寄存在車站，跑到前門的商店街給姐挑了一件“閃光呢”(滌卡的一種，顏色因角度在黑紅之間變化)的樣式極其簡單的外套，姐讚揚那衣服不衝我說卻跟媽說。小時候，媽和姐看什麽衣服的時候，我總指著天藍、淺黃、大紅之類的喊“好看”，她們說我侉，不屑一理。媽還是那種態度，時常能感到媽跟我之間有8年的隔閡。
一天晚飯後，機械局的老張來了。我能夠到姐單位的青年點兒插隊，全靠他幫忙。他究竟是什麽官，我沒有問過，反正是他跟汽車發動機廠的廠長說了，那裏就同意接受我作職工子弟了。
老張50多歲，長得慈眉善目，媽讓我叫他“張伯伯”。他說話的語氣像是從小看我長大那樣，非常自然。喝了一杯茶後，他問：“新力、入團了嗎？”
“沒有、我這樣的。”
“寫入團申請書了嗎？”
“沒有，我這樣的。”
我想說“我這樣的寫那個，不是等於‘背著蘿卜找擦床→自找挨搓’嘛”，沒敢說。不知什麽時候起“我這樣的”成了口頭禪，那裏麵充滿了自嘲和自棄。
張伯伯一本正經地，又充滿玄機地小聲對我說：“你這態度可不行，是要吃虧的。記住：你寫了，組織不要你，是組織的問題。但是，你不寫的話，組織會說你不積極要求進步，不靠近組織，那就是你的問題了。”
我的同齡朋友們，特別是出身不好的同類，你們聽過如此天機嗎？現在的小朋友們，你們滿14歲了，寫個申請就可以加入的組織，在血統論橫行的時代曾是如此霸道。
90年代末，有位日本知名法學家寫關於“中美日三國法意識比較”的論文(好像是日本文部省的研究項目)。在中國的問卷調查中有一項是“你想入黨嗎？”有很多人選擇了“不是咱不想入，是人家不要咱”的答案。那位教授讀不懂這個答案的意思，找很多中國人詢問。把“球” 踢給組織在70年代還曾是玄機，到了90年代已經“蔚然成風”了。
張伯伯是黨員，相信他的話，我寫了入團申請書。後來還真引發了一個讓我終生難忘的感人故事。
媽已經給我準備好了下鄉的生活用品：鋪蓋、洗臉盆·洗腳盆(各一個)、兩個搪瓷飯碗、一個暖瓶、一頂草帽、幾條毛巾。媽還從百貨站的倉庫要來一個小木箱，木箱的表裏都沒有完全刨光，不小心會有木刺紮進皮膚。媽用報紙糊了裏麵，一邊按了合葉，反麵按了鎖。媽讓我用它放替換衣服和零用錢什麽的。這小箱子後來被人盯上，派了別的用場。
一切準備停當，準備出發的前兩天，媽異常高興地拿著一個暖瓶、一頂草帽回來了。進門媽就興奮地說：“新力、新力，你知道小範唄？說是小範，也一把年紀了，就從他到百貨站來那天起人們就這麽叫他”。媽一邊說，一邊把手適當地在眼眉處擺了個水平姿勢，表示“小範就這麽高”的意思。
1967年夏我一個人在家時，帶著一隊人來我家抄家，向我宣布“這裏我們占領了”的就是小範，我怎麽會不知道他？至今我也沒有對媽(也沒有對任何人)講過那一幕，所以媽以為我不認識他。
媽接著興奮地說：“他現在管單位職工的知青，聽說你要下鄉，他給了這個暖瓶和草帽，百貨站的子弟下鄉才發這兩樣東西呢。這說明他們承認你是我的孩子啦，是單位子弟啦”。
我真想衝媽大喝一聲：“我和媽的關係不需要用這破玩藝兒來證明～！”
看媽高興得臉像綻開的花那樣，我壓住氣沒有喊出來。我一直認為媽是我的“全能保護神”，那天才發現她那麽簡單、那麽容易滿足。
最近才理解媽那天為什麽那麽高興。2010年夏天去看媽時，不知是什麽話題讓媽想起了過去，媽說“當年我沒找對領導，讓你沒能去成百貨站的青年點。我找的是誰誰誰，他沒有什麽權，要是找誰誰誰就好了”。原來1976年春，媽在往汽車發動機廠青年點辦我之前，先找了自己工作單位的領導，希望單位能把我當子弟，讓我進那裏的青年點，被領導拒絕了。所以，當小範給她暖瓶和草帽的時候，她好像自己隱藏多年的愛不能舍的私生子終於得到了承認那樣高興。她那天不僅僅是高興，而是實現了自己的追求的那種滿足。在我看來，小範隻不過是隨手拿公家的兩樣小東西送個人情而已。
我參加工作後遇到的第一個領導經曆過戰爭，文革時一度被打倒。他告誡手下的人：做事一定要給人留條活路。很簡單的一句話，裏麵充滿了作人、作領導、搞政治的基本道理和最高宗旨。我們那撥人都能理解他這話的份量，常用這句話說服自己或別人。1976年大環境相對寬鬆了，連我的中學老師都能夠把我當作自己的孩子讓我隨電機廠下鄉了，媽的單位領導還如此苛刻，為難下屬，太缺少點仁性了。34年過去了，媽還沒有意識到那領導做事不通人性，還在反省自己“沒有找對人”，再次感到媽的頭腦太簡單、太直線。為給我掙一個平等的“子弟權”，媽苦了太多年，我沒敢批評媽思路不對。
媽在乎那“子弟權”是因為她是那裏的職工，是因為我是她親生的女兒。而我在錦州生活了8年，見了那麽多的人與鬼之後，對自己今後闖蕩生路有一種莫名的自信，根本不在乎“我屬於誰”了。如果媽讓我去百貨站子弟青年點的話，我會留在遼寧，不回來。我不能忘記媽單位曾是個從一年級的孩子身上找整人材料的組織，盡管那是幾個極左的或說人性極壞的人幹的事情，但在我心裏那還是個“疙瘩”。但是，如果我留在了遼寧，我的“文革”也不會有後來那種戲劇性的結束方法了。
1976年8月20日，我帶著媽給我準備的行裝，為了讓媽高興，還帶上了那有“身份”象征意義的暖瓶和草帽上了汽車發動機廠送知青的卡車。
(2)知青第一天
謝謝你的理解。
說得真好，“人有在馬上的時候，也有在馬下的時候”，可是人們都是到了一定年紀才懂這個道理,文革讓我們過早地懂得了“生路”的意義。
10年呢，那不知何日出頭的苦難，越有思想越痛苦。
不堪回首。
我有十年的下鄉經曆、從小背負黑五類子女的身份，處處比人矮一頭，永遠抬不起頭。
謝謝鼓勵。
謝謝你們的鼓勵。
工作之餘，挖出記憶，紀錄下來。能得到大家的鼓勵，特別高興。
我寫的東西，維獨不敢讓我父母看。原因:1怕勾起他們痛苦的回憶；2 他們不知道我的心靈經曆和一些實際經曆，知道了會更痛苦；3 他們見井繩會以為是蛇，非常膽小，不同意我寫東西。
我內心非常希望父親讀，還希望他誇我幾句，因為他是語文老師。咳，隻有遺憾了。
哈哈，特別“老實聽話”。我也是這麽做的。他們年紀大了，隻要他們高興，什麽我都順著他們，“一點原則都不講”。你母親肯定為找回了她那可愛的乖乖女而高興。
你家人也能讀到你寫的這些東西嗎？如果我是你我會讓他們讀，因為這記錄了你們全家人的苦難經曆，也會增加家裏人的互相理解。不過我相信他們會大吃一驚：“這孩子小時候的事怎麽記得這麽清楚！？“
那8年正是我人生觀、性格形成的8年。我媽總在尋找我小時的蹤影，她不知道我在錦州生活的那麽艱苦，也不知道我被磨練得那麽“厲害”。幾十年過去了,還是那樣。現在我也學乖了，跟她在一起的時特別“老實聽話”。
在父母（尤其是中國父母）眼裏孩子永遠是孩子。他們生命的全部意義都是為了孩子，同時又不太顧及孩子的感受，想說什麽就說什麽。你媽還用八年前的眼光看你，這是正常的，你們之間畢竟有八年的空白。八年對成長中的孩子是個漫長的歲月，對忙忙碌碌的大人卻是彈指一揮間。她在心理上還沒適應你的變化。不管你當時是怎麽看你媽的，你寫的是當時的真實情況和感受，而不是成年以後的理性分析，這是記敘文的關鍵之處，非常好。子女與父母的見解不同是正常的，這就是代溝，亙古不變。
請繼續寫，我在這瞪著呐。
八十年代人們不再把黨票當回事。沒了高高在上俯瞰眾生的本錢，政工幹部們很失落。他們竟主動找人談話勸寫入黨申請書。我就是用同樣的理由搪塞過去的。這個理由即有效又安全，難怪人們都用它。
的確是小時覺得父母特別能，大了以後發現不是那樣。大概是因為孩子成長了，時代造就的人不一樣，想法不一樣。
不過，哪個時代的父母所幹都是為了孩子，這點真了不起。
小的時候，感覺父母就是上帝，無所不能。長大後，發現他們也是普通的人，有些方麵甚至不如自己。再大些，才知道，無論他們怎樣，我們都愛他們。
是嗎?以為能逃過這一劫呢。
石家莊地區77年有下鄉的，但已經很少。79年上半年青年點就全撤了。聽我同學說他們都是80年才撤的。
可我還是下鄉了。我們那兒78年還在下鄉。
89-90年，你媽媽是不是還在百貨站工作啊？
當時2層樓的石家莊百貨商店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5年後見到了更破的貴陽的百貨商店。：)
可惜，部隊裏沒出去市裏幾次，印象也不深，沒準和石姐也曾擦肩而過呢。
你到石家莊陸軍學校軍訓的？那你在北京上的大學？
區隊長心裏一定很清楚，知道誰是在沽名。
班集體的風氣很重要，我中學的那個班都瘋了似地要入團。所以班裏的氣氛總是那麽緊張。
心裏想“我這樣的”人一般都是“我才不那樣呢”。
你說的沒錯，我同學也都比我大1-2歲，我想可能我轉到站4小學的時候進了3年級，是不是跳了一年？要是再晚一年畢業的話，世道又變好多，就不用下鄉了。
謝謝你一直跟讀。那個時代的一切真的隻能用“荒唐”來形容。
後麵的日子老百姓清醒了，好過了一些。
６４後石家莊軍訓，第一次摸底時居然愣著腦殼說有點看法，好在第二次看清了局勢，可沒成想居然成了隊裏的後進變先進的典型。還好沒到處做報告，看來組織也不是那麽好欺騙的。
隊裏後來宣起了寫入黨申請書的熱潮。不能不說小地方和農村出來的人，比我們這些大城市裏保送的，要成熟的多。我們２班隻有正副班長寫了，１班一個沒有，其它班，恨不得每人寫倆份。
區隊長這個沒麵子，看來看去可能還就我有點希望了。私下談話說，＂我覺得你也應該寫申請書，要求進步＂。那時的我，整個一楞頭青（其實現在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急中生智，＂不是不想寫，是自覺離黨的要求還遠，等以後水平高了再說吧＂。
得，石姐，咱這版本＂我這樣的＂怎麽樣？ ：）
其實，主要是看不上那些積極分子那削尖腦袋鑽的嘴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