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6)
2011 (97)
2012 (65)
2013 (48)
2014 (50)
2015 (35)
2017 (27)
2020 (23)
2021 (24)
多數城市都是以火車站和大百貨店為中心展開的，錦州也是如此。讓人感到她更具城市特點的是車站前的廣場、百貨大樓前的十字路中心各有一個圓形大花壇。花壇不光點綴了城市，還調節指揮著交通。花壇在交叉口的正中間，汽車繞它向東西南北行駛，交通不發生大混亂的話，警察可以一直坐在崗樓裏。（花壇現在已經沒有了）
百貨大樓前東西走向的寬馬路是貫穿錦州的主要大道。從百貨大樓往西不到200米的路北有一個很大的校園，準確地講是兩個校園連在一起了。西邊的樓是錦州市第二中學，東邊的是原錦州市第二高級中學。雖然校園相通，兩所學校互相沒有關係。
1968年剛到錦州的時候我被校園臨街的院牆所吸引。院牆不太高，上半部分像鏤空的絛邊，隻有在公園見過那種幾何圖形的花牆。牆不高卻很厚，見過淘氣的孩子在牆頂上跑。二高中校園的東南角有個帶高大圍牆的燈光球場，晚間路過時看到上空亮著一排排燈，聽到裏麵觀眾的喝彩聲。這麽有情趣，給城市添彩的院牆和球場，不知為什麽後來被拆掉了。
第二高中是文革前的省重點高中。從人們讚揚誰時說的“二高畢業的”的口氣中能感到這所高中在錦州市民心目中的地位。
學製改革後，二高中沒有存在意義了，改名為第14中學。當地人仍稱她“二高”。站四小學和另外兩所小學的畢業生都進了二高。畢業生不經考試集體升入指定中學的做法當時稱為“一鞭子趕”。這種說法非常形象，像放羊似的不管大小,都轟進一個圈裏。
除了站四、饒四、北四三所小學的畢業生外，還有很多慕老二高之名走後門來的學生。即便在不重視學習的時代，家長們還是盡量為孩子尋找好一點兒的學習環境。
我是從二高老師講話的口音中感覺到她是好高中的。老師中說純東北話的人不多，不是說說東北話就沒有水平，而是說從老師們的北京話、浙江話、四川話中可以知道他們都是正規大學畢業以後分配到這裏來的。不像小學那些軍人家屬、摻沙子的工宣隊。
我在7年5班教室前找到自己的名字。9年一貫製，所以升入中學後稱7年級、8年級、9年級。7年5班站四小學的孩子近半，原來的同班7-8個人。看到這麽多自己熟悉的麵孔心裏很踏實。
班主任來了：個子不高的中年男子。當聽說他是教政治的老師時，全班同學的心涼了半截。不學習的時代、突出政治的時代，可誰都不希望政治老師當自己的班主任。大家的心情就像打撲克抽到了壞牌還得接著打的那種感覺，這種蔑視班主任的心理決定了這個班將發生混亂。
大學不公開招生，上了中學也不用考慮下一步升學的事情，現在人看那時很輕鬆，實際上當時存在著更激烈的競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已經進入第5個年頭，看不到終止的跡象，一代代、一批批繼續下去似乎已成定局。最早下去的知識青年已有很多在工廠招工時選調上來，更幸運的被推薦上了大學。選調、推薦升學都要“組織”上信得過的好青年。這個“組織”是共產黨、共青團。
7年級意味著什麽？意味著3年後將下放到農村去。下去以後再爬上來、比別人早爬上來的前提是積累政治資本---加入共青團、共產黨。如果在中學就加入了共青團，下鄉後就可以申請加入共產黨了。如果中學時沒有加入共青團，下鄉後才申請加入共青團的話，就比已入團的人晚一步。 最簡單的人生設計：共青團員＝優秀青年→早日回城。與今日的“學習好→考好大學→找好工作→掙大錢”一樣，都是為了過上安定生活。
現在的人會想，才中學一年級(7年級)會想那麽多？那時的孩子入學年齡比現在大，一般8歲入小學，再大一點兒入學的也為數不少。所以升中學的時候已經達到了入團的年齡(共青團組織法規定14歲—28歲的人可以加入)，相對成熟了。我們那屆同學中居然有一人在小學就加入了共青團。
新學期是從組織建設開始的。首先是紅小兵轉為紅衛兵，交了買紅袖章的錢領了袖章手續就完了。然後是紅衛兵團定期檢查袖章的佩帶情況，有檢查的日子，做課間操時一舉胳膊一道道紅線，站在領操台上看一定很壯觀。幸虧我排在最後，不然5班的紅線會因為我斷成兩截。
那時的紅衛兵組織已經沒有文革初期那種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特征了。紅衛兵袖章隻不過是“遵守學校紀律了”的象征，它不過是“×××中學紅衛兵”， 寫不進簡曆的“政治麵目”欄，出了校門就沒有用了。簡曆上隻有寫著“團員”，才能說明你是經過組織考驗的可以信任的好青年。就是說：紅衛兵是校內食堂的飯票，共青團是全國通用糧票。因此，轉成紅衛兵的同學們立即寫了入團申請書。
那時誰能想到今天連資本家都能加入中國共產黨呢。當時為了保持組織的純潔性，即便是加入共青團除了看個人的表現以外，還要上下左右查三代，裏麵有個帶“資”字的就別想了。
衡量一個人能否加入共青團也是以毛主席的“德、智、體全麵發展”作標準。“德、智、體全麵發展”隻適合於作口號，作為衡量學生的標準過於模糊。這模糊就給爭取進步的學生帶來了困難。
德：擁護共產黨、擁護黨的路線, 團結同學，關心集體，熱愛勞動……。隻要不喊出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都算得上擁護。其他幾項隻要整天跟同學混在一起就可以做到。“德”方麵都能達標。
智：沒有嚴格的考試，不看分數，如何判斷其智。降低要求，上課隻要認真聽講就算“智”了。
體：最模糊的一項。我至今不知道它是指體育成績好，還是身體好，也許是二者結合。沒見過組織上參考這項吸收人。
正因為標準模糊，競爭才激烈，當班幹部也就有了重要意義。7年5班“人傑”薈萃，3所小學的頂尖幹部，還有那位在小學就加入的共青團的“政治家”都分到了這個班。7年級沒有團支部，這唯一的團員直接參加校團委的活動，出入校團委的辦公室。再加上他能寫會說，後來幹脆當了團委副書記，大有淩駕於非黨非團的班主任之上的感覺。三個小學來的大幹部，兩男兩女，兩男中一個是“政治家”，另一個憨厚得有點像村長。兩個女生四目相對時冒著火花，後來語言上帶了殺機。欽定班幹部的時代，班主任按照他們在小學的職位組成了班委。
除了上麵的“人傑”以外，學校的“人才”---最能搗亂的男生，最會搗亂的女生也都聚集在這個班裏。有了班委就有了宣傳委員，老師卻把粉筆和一個什麽稿子交給我，讓我抄在教室後牆壁的黑板上，當時叫作“辦板報”。
跟爸搬進“一步半”的房子以後，爸用舊木材支了一個比學校的課桌大一點的桌子，從老馬路的國營廢品收購站買來一些舊報紙，把報紙疊出方格，找出語文書上用楷體印刷的課文，讓我照著練習寫毛筆字。斷斷續續，沒有練出風格來，但比沒有學習的同班寫字稍微工整一些。這是班主任讓我寫板報的根本原因。
開學一個星期後的一個中午，幾個女同學圍著班主任講什麽，看我進來很不自然地沉默、散開了。直覺她們在說我。
放學後，小學的同班李枚叫住我說：“張新力，對不起，我在同學中散布過你被辦學習班的事，今天聽胡老師說了才知道，那不是給你辦學習班，是向你調查一件事。對不起，讓你背黑鍋受委屈了”。
她家住在站四小學旁邊，寒假裏我每天出入學校她都看得見。辦學習班以後我經曆的孤獨她也最清楚。事情過去整整兩年了，我已經從那陰影中脫離出來了，她卻還記得。為什麽會在這個時候提出來？是去提醒老師我沒有資格寫板報嗎？班主任為什麽能作出那麽恰當的解釋？小學升中學的時候真的有檔案嗎？如果有的話，最後一位班主任郭老師一定下了功夫。
再次體驗到“小報告”的及時；再次感到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厲害。
文革到那時已經是第7個年頭，經曆過那麽多“莫須有”，沒有一個人向我道歉。李枚那誠懇慚愧的表情使我不好意思追問，我也不想讓向自己道歉的人難為情。想起這件事時，總是從內心佩服她，她完全可以不道歉，中國人以示好表示道歉。還佩服她用那麽簡單的語言，把事情前後說得那麽透。跟她至今是互相信賴的朋友。
在同學中，我一直是不“紅”不“黑”的灰色存在，班主任胡老師的解釋使我後來的時日過得開朗透明了很多。一直到畢業，不光班裏的板報，學校大會小會發言，出頭露臉的事，胡老師都讓我作班裏的代表。同學們知道我光幹活，不爭取“進步”，不爭取“榮譽”，也就不把我當競爭對手，不再告“黑狀”了。
一個學期就要過去了，教學樓的門廳正麵紅紙黑字貼出了新發展的共青團員名單。7年5班的第一個團員不是那兩個針鋒麥芒的女幹部，也不是憨厚的村長，是個不起眼的老實巴交的女生。誰都感到意外，誰都覺得是個謎。過了幾天一個住在市委大院的女生給大家講了謎底：新團員的父母是錦州市某局的幹部(副局長?)，“政治家”的父親是那個局的職員，所以有了這樣的結果。（曾試著問過“政治家”為何一開始就亂了陣勢，可他一提過去的事就打馬虎眼。)
以後每次新團員名單發表以後，都有一些人心裏不能平靜，還有一些人要偷偷地哭一場。
小小的7年5班，已經有了社會的雛形。中學生已經開始步入人生的競技場。
錦州第14中學，1978年又恢複為第二高級中學。人們仍稱她“二高”。
http://baike.baidu.com/view/781110.html
(19) 足跡
おかえりなさい。
旅行記を楽しく読ま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當時的人現在很後悔，人性上反省的程度很深。但是班裏的那位“政治家”是弄潮兒,總會想辦法跟上時代。這種人對社會危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