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hogany
桃花心木，驚堂木，驚唐木，木木木成林。Renaissance4now@yahoo.com
正文
【桃花心木文摘】宋永毅：從毛澤東的擁護者到他的反對派
【Mahogany Digest】Yongyi Song: How Mao's Supporters Became His Opposition
木木評注：
該文對文革中年青一代覺醒的心路曆程的本質作出了較為全麵的曆史回顧和分析。若是與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全球的曆史背景相聯係，如布拉格之春、法國學生運動、美國學生運動等等，則更為理性。
木木認為，文中有些觀點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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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ogany Digest】Yongyi Song: How Mao's Supporters Became His Opposition
木木評注：
該文對文革中年青一代覺醒的心路曆程的本質作出了較為全麵的曆史回顧和分析。若是與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全球的曆史背景相聯係，如布拉格之春、法國學生運動、美國學生運動等等，則更為理性。
木木認為，文中有些觀點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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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年青一代覺醒的心路曆程的本質與毛澤東的集權思想
一、令人驚訝的發現：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培育了自己的反對派
二、史無前例的悲喜劇：“自來紅”成了“反革命”
三、地下讀書運動──異端思想的成熟與分化
四、新高度：為人權和社會主義民主而戰
【作者說明】
【注釋】
從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產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後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極權製度的沒落，並激發了中國獨特的民主運動。“文革”的結果無疑是災難性的，但它也使許多年輕人對共產黨政府及其意識形態產生了幻滅感，激勵了他們為中國的未來推動政治改革的熱情。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之一，無疑是想通過黨內外不斷進行的殘酷無情的政治清洗，更全麵而嚴密地控製人民的頭腦，為他本人樹立起中國新帝王的權威。然而，在整個動亂時期，在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人中間，始終存在著對毛澤東體製的懷疑與抵製。在這場大災難中，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判決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公開批判過30到50株“大毒草” （即讚成異端思想的作品）[1]，如遇羅克的“出身論”（1966）和“李一哲”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1974），中共領導層對異端思想的出現極為驚恐。此外，從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國各地的地下文學和讀書運動一直不絕如縷。1966年爆發政治和社會動亂時，在北京、上海和全國各地的街頭，激進的紅衛兵把各種書籍當作“封資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沒過多久，還是這些人，即所謂的“紅衛兵一代”，幾乎是在“文革”剛爆發的一年後，又開始熱切地尋找、閱讀和流傳這些所謂的“封資修垃圾”了。
從對這一現象的觀察中可以引出一係列極有意義的問題：“文革”開始時，中國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幾乎全都狂熱地擁護毛澤東，後來他們為何又變成了毛澤東的敵人呢？是什麽原因使他們對“文革”和毛澤東體製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在青年人的這一思想覺醒的過程中，在他們從激進到理性、從無知到成熟的轉變中，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麽值得探索的事？本文通過追溯“文革”時期的地下讀書運動，探討一代“紅衛兵”思想覺醒旅程的起源、形成、成熟和分化過程，追尋他們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跡。
一、令人驚訝的發現：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培育了自己的反對派 TopOfPage.gif (156 bytes)
了解地下讀書運動的起源，關鍵是要認識到“文革”本身包含的矛盾。深入研究“文革”時期的異端思想，就會得出一個令人驚訝的發現：最先使中國人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間產生異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澤東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
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文革”時，固執地相信自己已成為一個有名無實的領袖，在黨內“失去了大部分權力”，他認為自己的政治對手劉少奇、鄧小平及其同夥占據著全國的大部份黨政要職[2]。1966年夏，“文革”剛一爆發，劉少奇和鄧小平便立刻派出許多工作組，試圖控製住運動星火燎原的勢頭。毛澤東看到，整個黨政係統都處在自己對手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他認為自己唯一能利用的力量就是群眾運動了。為了在全國發動群眾運動，對抗劉鄧及其控製的黨組織和工作組，毛澤東把自己發動“文革”的真實意圖暫時掩蓋起來。與此同時，他向民眾展示了一幅有關未來政治改革的模糊不清的烏托邦藍圖，從而贏得了千百萬年青人的支持。首先，毛澤東向人們許諾，經過“文革”之後官僚製度將被消滅，會建立一個新社會。他利用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民主要素來表達這樣的承諾，例如象 1871年“巴黎公社”那樣人民享有罷免和更換政府官員的權利，在“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中毛澤東又正式向人民公開承諾，要實現“大民主”和“全麵選舉”。[3] 其次，毛澤東為了讓人們追隨自己，還打出了人權牌。劉鄧派出的工作組迫害了許多“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將他們打成“反革命”，而毛澤東卻把劉鄧的政策稱為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開展一場全國範圍的平反運動，為那些受迫害的人平反。為了證明“文化大革命”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思想，毛澤東還鼓勵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對抗”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的黨組織。[4] [size=-2]http://zyzg.org
毛澤東這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打出民主和人權牌，本來隻不過是以此作為自己奪回權力的權宜之計。可是天真幼稚的學生看不透這一點，他們把這當成了嚴肅探討政治改革、消除中國在“文革”以前存在的社會弊病的大好機會。“文革”時期主要的異端思想之一──“新思潮”，便萌生於這一特殊的曆史背景之中。
喬兼武和李文博是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兩名學生，他們寫下了“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給黨中央、毛主席和國務院的公開信”（1966年8月30日）和“公社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1966年10月17日）兩張大字報，討論如何改造中國的社會政治製度。他們認為： “文革”前的中國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已經變成了官僚主義和奴隸製的溫床與社會基礎；應當號召人民通過“消滅黨的組織結構”，“砸爛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辦公室”，來打碎舊的國家官僚機器[5]；要采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麵選舉”來選擇幹部。用李文博的話說，“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應當是 “改造”，即“改造社會主義製度，完善無產階級專政”。在李文博的大字報的鼓舞下，北京師範大學一群熱情的學生在1966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為《新思潮》的雜誌。這個雜誌主張“徹底改造社會主義製度，全麵完善無產階級專政”，這大概就是其創辦者心目中的“新思潮”。[6]
在李文博和喬兼武的直接影響下[7]，北京市的兩名中學生伊林和滌西也貼出了他們的大字報“給林彪同誌的一封公開信”（1966年11月15 日）。他們除了用馬克思主義批判林彪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外，還認為林彪“沒有認識到自開展文化大革命以來變得日益突出的問題，即改進無產階級專政、完善社會主義製度的需要”，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巴黎公社那樣的‘東方公社’”。[8] 當局很快就鎮壓了這些學生，主要是因為他們將矛頭直指林彪。可是，他們以巴黎公社為楷模，主張建立一種新型政治製度的觀點，卻被當時上百萬“造反派”所接受。上海“一月風暴”後成功奪權的“造反派”就一度把新成立的市行政機構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
毛澤東打倒了政敵、完全奪回權力後，便立刻放棄了自己關於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諾，這讓他的許多狂熱追隨者困惑不解。在“一月風暴”過後不久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毛澤東否定了關於人民普選原則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製度的構想，而是要成立被稱為“革命委員會”的權力機構，它以所謂“三結合” （軍代表、革命幹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組成。[9]
然而，毛澤東的變臉卻無法阻擋那些勤思好學的青年人的獨立思考以及他們探索中國前途的熱情。從1967年到1968年的混亂時期，中國的“新思潮”運動從理論上和組織上都有可觀的發展。北京和全國各地出現了20到30個獨立的研究小組，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師範大學的“造反兵團”、北京大學的“共產主義青年學社”、設在北京各中學的“《四三戰報》編輯部”、山東的“毛澤東主義小組”和“渤海戰團”、上海的“上海市中學運動串聯會”、廣東的“八五公社”、湖南的“省無聯”[10]和湖北武漢的“北決揚”[11]。
這一時期的“新思潮”討論中產生了一係列新的思想和觀點。一批青年理論探討者在一篇影響很大的文章“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年6月11 日）中宣布，在“文革”以前的中國，黨的幹部都變成了“特權階層”，“階級關係已發生很大變化”，“文革”就是一個把財產從特權階層重新分配給廣大人民的特殊過程。[12] 他們預言，今後的“文革”運動將繼續這一重新分配權力和財產的過程。
新思潮的探索者還抨擊“文革”前的國家機器，認為毛澤東批準的“革命委員會”是新的“至今仍在運轉的資產階級統治機器”。他們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群眾應當起來推翻”這些“革命委員會”[13]，因為它們根本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國家機器。這些“新思潮”的青年探索者們對“文革”前的中國做了深入分析，認為存在著一個由90％中共高幹組成的“紅色資本家”新階級。湖南省“省無聯”的楊曦光（即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亞去世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在“中國向何處去”（1968年1月6日）一文中主張徹底消滅這個“特權階級”，砸爛包括“革命委員會”在內的舊國家機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將來“實行人民自治”的人民公社。十分巧合的是，這些理論類似於著名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異議人士米洛萬·德熱拉斯的名著《新階級──對共產主義製度的分析》一書中的觀點。楊曦光在他的其他文章中還表達了這樣的願望：把所有獨立的“新思潮”研究團體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新政黨，將大量民兵改造成一支新軍隊，通過內戰奪取權力。[14] 這種革命行動計劃類似於毛澤東在50年前提出的如何建立紅色中國的理論。
人們或許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新思潮”的這些青年理論探索者在追求烏托邦式的社會政治製度時嚴格遵循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為何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卻把他們當成“極左派”和“極端反革命”嚴加迫害呢？
其中的原因其實並不難找到。首先，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實踐實際上是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對立的。當這些青年理論探索者在研究和討論他們所理解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時，往往發現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的政策和行動事實上偏離甚至背叛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些勇敢的思想者越是深入研究理解馬克思主義，就越懷疑和反對“文革”及其理論。
其次，這些年青思想者過於天真，缺少政治經驗，看不透革命領袖的政治權謀，也沒有能力戳穿領袖們用政治宣傳高調掩蓋起來的真實動機。毛澤東在“文革”開始時出於權宜之計作了某種關於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諾，但這僅僅是毛耍的又一次政治權謀而已，目的隻不過是為了操縱群眾運動奪得政治權力。而青年理論探索者卻誤以為，毛澤東是在其政敵的壓力下不得不放棄他的烏托邦藍圖，他們認為，“毛主席一再向資產階級做出讓步，證明這種勢力十分強大[15]”。
這些青年理論探索者與許多熱衷於“奪權”的“造反派”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許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奪權，並不是因為他們想實現什麽崇高的革命目標，而是他們受到成為新的當權派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論探索者們所關心的是，“不僅要打破官僚體製，而且要創建一個新社會”，可以說，“他們是當時中國社會中最具批判性的頭腦，並不想順從地變成中央的消極工具的人”。[16]
二、史無前例的悲喜劇：“自來紅”成了“反革命” TopOfPage.gif (156 bytes)
按照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的解釋，工農兵應是共產黨中國的社會基礎，但在現實裏中共的高幹及其子女卻演變成一個淩駕於工農大眾之上的特權階層。“文革”是中國曆史上一出史無前例的悲喜劇，它使一些以高幹子女為代表的“自來紅”的青年學生變成了毛澤東體製的反對派。“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以下簡稱“聯動）的出現以及它所代表的思想，便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事例。
“聯動”成員一般被稱為“老紅衛兵”，因為他們是首都和各省中學裏的第一批“紅衛兵”。在毛澤東及其黨內一小撮人的支持和默許下，這些“老紅衛兵”在“紅色八月”期間毆打和殺害了大量無辜[17]，毀壞了大批中國的古代文明遺存。他們一度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掌上明珠”。可是，毛澤東的不斷清洗終於落到了劉少奇、鄧小平和95％的高幹頭上，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就是“聯動”成員的父母。為了維護自己的家庭和特權，這些“老紅衛兵”很快就變成了“保皇派”，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了毛澤東的革命對象。
這些失勢的中共高幹的子女比較了解中國黨政領導層內部鬥爭的底細，又因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拋棄而懷恨在心，所以他們在覺醒之後於1966 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反抗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們的思想覺醒過程記錄在“聯動”文件“中共中央及駐京黨政軍機關幹部子女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公開宣言”（1967年1月1日）之中[18]。
“聯動”成員們所代表的“新思潮”與上述青年理論探索者不同，“聯動”成員們對研究和闡述社會政治製度問題興趣不大，卻很關注中共領導人的個人錯誤及高層內訌，所以“聯動”曾號召人民粉碎黨中央的“左傾機會主義、它的兩個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員”。換言之，最先向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發起攻擊的正是 “聯動”成員。從中共建政到“文革”爆發的17年裏，民眾對隱藏在中共宣傳騙局背後的政治真相基本上一無所知，他們一直對毛澤東和中共抱有幻想。因此“聯動”成員對中共內部黑暗的權力鬥爭的揭露，在教育和喚醒民眾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聯動”的最終目標是讓中國回到“文革”以前的狀態。有趣的是，雖然“聯動”成員也讚成“民主”和“消滅一切獨裁製度”，但他們所追求的民主製度卻是“黨內的民主集中製原則”[19]。顯然，“聯動”成員的政治主張是想用“文革”之前黨的集體獨裁來代替毛澤東在“文革”中建立的個人獨裁，這樣的主張其實與民主毫無關係。
1967年1月，中國當局正式宣布“聯動”為“反革命組織”，它的大多數主要成員都被捕入獄。然而，政治迫害使這些年青的受害人提前成熟。一些 “聯動”或“老紅衛兵”成員獲釋後，成立了研究“文革”的獨立團體，探索政治改革的新途徑[20]，其中一些人還創辦了地下刊物《新思潮》[21]。
1967年冬，北京的一些前保守派“紅衛兵”運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初期提出的一些關於民主和人權的觀點，批判了毛澤東及其同夥。在這場被稱為“十二月黑風”的“反革命逆流”運動中，他們至少張貼了20張“反革命大字報”。與“聯動”成員一樣，這些保守派紅衛兵也有“自來紅”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中共要員，“文革”之初因執行劉鄧的政策而遭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整肅。毛澤東及其同夥曾經打出“人權”和“民主”的旗號，號召民眾起來清算這些幹部追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行”。這些“保守派紅衛兵”在自己的大字報中撕下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民主”麵具。在他們當時風靡一時的一張大字報“踢開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主席鬧革命”（1966年12月2日）中，這些“保守派紅衛兵”根據《十六條》中宣布的“巴黎公社實行的全麵選舉”的民主原則，強烈質疑“中央文革小組”的合法性[22]。當然，這些“保守派紅衛兵”也表現出掩蓋自己錯誤的傾向，例如他們仍然強調“血統論”。
在混亂不堪的1967年春夏之際，“文革”高潮中興起的群眾運動分裂為兩大派──“激進派”和“溫和派”，隨即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武鬥。混亂的局麵使民眾強烈要求恢複秩序。這時清華大學出現了一個溫和的“紅衛兵”組織“四一四派”，其中的大多數人也屬於“自來紅”的學生。他們的理論家周泉纓在“四一四思潮必勝”（1967年8月）等大字報中提出了“四一四思潮”這一提法。與極左派的“新思潮”相反，周泉纓否認“階級關係有任何變化”，不認為“文革前17年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權階級”；因此他強烈反對實行任何社會政治製度變革和權力與財富的再分配。他批評“中央文革小組”領導的群眾運動使全國陷入混亂，他的主張是，革命應當“停下來，鞏固成果，做出讓步”。[23] 周泉纓在1967年9月14日又寫了題為“炮轟陶鑄──一個竊取文革成果的袁世凱式人物”的大字報。其實，此前半年多，陶鑄即已失寵於毛澤東。周泉纓的這張大字報真正的矛頭實際上是針對陳伯達──“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周泉纓認為，陳伯達是個“反革命兩麵派”[24]，正在把“文革”引入歧途；他還想揭露“中央文革小組”內部以及周恩來和林彪之間的權力鬥爭。但周泉纓和另一些“四一四派”的“筆杆子”都未直接回答中國將來的正確方向在哪裏這個問題。他們稱讚“文革”前的中國以及對“新思潮”的批判都清楚地表明，他們隻是想回到自己失去的天堂──“文革”前的中國。
三、地下讀書運動──異端思想的成熟與分化 TopOfPage.gif (156 bytes)
在“文革”與這一代年青人的關係中，書籍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當1966年爆發了政治和社會大動亂時，成千上萬激進的“紅衛兵”把書籍統統當作“封資修垃圾”，在北京、上海和全國各地的街頭付之一炬。迷信毛澤東的千百萬年青信徒認為，“紅寶書”已經告訴了他們指導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一年之後這一代人中的先驅者卻開始如饑似渴地尋找、閱讀和傳播這些所謂的“封資修垃圾”。當時全國各地的圖書館都已關門，除了官方批準的極少數圖書外，大部份書籍遭到查禁。這些探求新知的青年人為了滿足對圖書的渴求，不得不通過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地下閱讀網，交換和傳播他們喜歡的圖書。這種地下讀書活動的一個參與者回憶道：“以我自己的經曆來說，文革期間是我一生中最豐富多彩的閱讀經曆，尤其是西方和中國的古典文學。……讀書小組通過相互交流結為一體，最後形成了一個地下網，使他們能夠看到和交換各種書籍。這並非武漢的各別現象，全國都是如此。[25]”
從1967年到1976年，全國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了無數個地下讀書會。越來越多“文革”時代的青年人產生了與趙振開──即後來中國著名的詩人北島──相同的認識。趙振開說：“隻有駛過知識的海洋，才能抵達真理之島。[26]”具有反諷意味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廣泛閱讀使他們用馬列原著對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提出質疑，用正宗的人道主義傳統去評估革命，以西方哲學和法學去批判整個社會主義體係。正是這種廣泛的地下讀書運動讓一代人告別了天真，形成了自己的異端思想，使他們走向“文革”的反麵──民主和基本人權。
許多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起初是希望通過係統地閱讀馬列著作尋找革命真理，可是他們真誠的努力往往以挫折而告終。梁恒是“文革”期間湖南省的一個有獨立思想的學生，他在“文革”後出版的自傳《革命之子》一書中介紹了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讀得越多，我就越是把書中所講的社會與自己的社會進行比較，頭腦也變得越發混亂。這當然不隻是我一個人的情況；有我這種問題的相當普遍，大家都能看到的報上的大話與我們可悲的現實之間的差距。[27]”
由於馬列主義的理論並不能充分解答他們的滿腔疑問，官方的正統宣傳又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困惑，於是這些青年人開始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著作之外尋找答案，他們的閱讀範圍逐漸擴大，涵蓋了所謂的“反動書籍”。
一位中年作家在回憶讀書經曆對他在1967年年底覺醒的影響時說：“我讀了當時在大學生中十分流行的兩本書，一本是錫蘭共產黨員古納瓦達納寫的《赫魯曉夫主義》，另一本是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這兩本書裏描述的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讓我渾身發涼，四肢麻木。我在頭腦中把斯大林的清洗與文革和毛澤東聯係在了一起。我突然覺悟到，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暴君，他們都是用卑鄙無恥的手段維持著自己的獨裁統治。所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下子煙消雲散了，那不過是些陰謀詭計和血腥的清洗。文革期間的毛澤東完全是在步斯大林的後塵。……我認為，自己的思想轉變在這個時期大學生造反派中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28]”
1966年以前，中共當局出版了大約1,041本專供高幹閱讀的圖書[29]。這些“內部發行”的圖書分為兩類：一類是灰皮書，大都屬於政治、法律和文化的範疇，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蘇聯東歐各國的“修正主義者”所寫；另一類是黃皮書，主要是文學讀物。由於這兩類書有特定的封麵顏色，因此人們簡單地稱之為“灰皮書”和“黃皮書”。在“文革”的動亂歲月裏，大量這樣的圖書散落到普通人手裏，它們很快就在學生中間成了“搶手貨”，這些書籍給地下讀書運動的興旺增添了素材。
下麵列出的書是一份十分獨特的書目，不僅中國現在的大學生未必知道其中的書名，當時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也未必全都讀過，但“文革”時期中國地下讀書運動的活躍成員們卻十分熟悉它們。
“灰皮書”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讀書活動中特別受歡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特加·古納瓦達納的《赫魯曉夫主義》，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蘇聯的現狀與未來》，米洛萬·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共產主義製度分析》，弗裏德利希 ·A·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亞當·沙夫的《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馬迪厄的《法國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魯曉夫的《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界》，拉紮爾·皮斯特臘的《大策略家：赫魯曉夫發跡史》等。“黃皮書”中最流行的有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1891－1917年回憶錄》和《解凍》，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讓·保羅·薩特的《厭惡及其他》，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約翰·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薩謬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傑羅姆·大衛·塞林格的《麥田裏的守望者》等。
仔細分析一下這個書目即可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書的大多數作者，如托洛茨基、德熱拉斯、赫魯曉夫、愛倫坡、西蒙諾夫、薩特和索爾仁尼琴，實際上都是曾被共產主義運動稱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義者”的人。他們曾經是激進的革命派，覺醒之後又開始反對革命。他們的覺悟過程幾乎和“文革”時期中國的青年思想者一模一樣。除了作者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外，還應當提到，上述書目中有些書揭露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黑暗，它與毛澤東1960年代發動的 “文革”十分相似。而書目中那些西方的現代派文學作品則引起了這些異端學生的共鳴。20世紀現代派中的一個主要文學流派，即西方的現代派，突出表達了反抗傳統社會的青年一代的懷疑、失望與反叛。“文革”時期的中國青年人經曆了同樣的彷徨、失望和“造反”的經曆，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中的這種情感對他們很有吸引力。
至於為何納粹德國的曆史會吸引許多有頭腦的中國青年人的注意，原因也很簡單。中國學者高瑞全在講述他第一次讀到《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的感受時說：“它就像一道劃破夜空的閃電。”對此書的閱讀引導他比較德國的納粹運動與中國的“文革”，結果發現兩者都會“使國家走上毀滅之路，盡管它們最初都得到了群眾的盲目擁護[30]”。上海複旦大學“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的胡守鈞對該書的啟蒙作用做了如下解釋：“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從政治製度的角度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進行比較。我們很快便發現兩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才從毛澤東的烏托邦美夢中驚醒。[31]”
有意思的是，“文革”的災難性後果也促使這些青年探索者有意識地從“革命的敵人”的作品中尋找啟迪。例如，一些“老紅衛兵”在1968年看了許多他們曾經按照毛澤東的教導批判過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義者的文章，卻驚奇地發現，站在曆史正確方麵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他的敵人們。
現任《中國稅務報》社長的張木生曾是北京地下讀書活動中的一位青年知識分子。他組織了一個地下讀書會，向他的同伴們介紹他對毛澤東及其在中共曆史上的錯誤的分析。他為當時自己的讀書會開列的閱讀目錄是：“德熱拉斯的《新階級》，拉紮爾·皮斯特臘克的《大策略家：赫魯曉夫發跡史》，赫魯曉夫在蘇共 ‘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張木生回憶道：“我也看一些所謂‘右派’的講話和他們交給黨組織的有關自己思想進步的匯報。此外，我還得到了一份彭德懷在1959年的反黨信。根據我本人在農村的經曆，我不但認為彭德懷講的事情絕對真實，而且他和那些右派的文章都十分深入而客觀。[32]”張木生在一次沙龍式討論中發表了題為“對中國農業製度的思考”的演講，把“文革”早期的異端思想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對“文革”期間和 “文革”之前的毛澤東體製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做了係統的批判。
由於參與地下讀書活動的青年思想者常常公開宣揚自己對“文革”的異端觀點，因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在“文革”期間的中國政治舞台上，這些讀書小組都很短命。
1968年年末，中國當局把大約1,600萬城市學生送到鄉下“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場所謂的“上山下鄉”運動對那些原“紅衛兵”來說是個明確的信號：他們對黨已經沒有用處了，因此不再是毛澤東的“革命小將”，而成了“再教育的對象”。社會政治地位的突然變化以及在貧困農村的艱苦生活使這些青年人既沮喪又困惑，這激勵他們通過探索性的閱讀來重新評價“文革”。
北京的下放知青盧叔寧曾在日記中講述了那時他對書籍的“精神饑渴”，他讓自己的朋友給他帶來更多的書，因為“我們的知識極其貧乏；我們的精神胃口極其饑餓；我們讀書的願望極其強烈。我們必須抓住一切機會為自己尋找精神食糧──書籍。[33]”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生王申酉的不同尋常的經曆更生動地反映著他們對精神食糧的渴求。王申酉在“文革”早期因創辦反對“文革”的“反動雜誌”而被打成“反動學生”。他與另一些“反革命學生”組成了一個地下讀書會。為了找到更多有關政治、哲學、經濟學尤其是馬列主義的書籍，有一天夜裏他們潛入已被封閉的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偷”了二百多本書[34]。在當局及其信從者看來，“反動學生”的這種“罪行”是完全不可原諒的，但對這些“饑餓”的真理追求者來說，他們就像是從天上盜火的普羅米修斯。王申酉熱衷於讀書和獨立思考，在給女友的長信中闡述了自己逐漸成熟的異端思想，尖銳地批評了毛澤東和中國的政治製度。 1977年4月27日，秉承毛澤東意誌的中共當局在毛澤東死後，以“反毛澤東思想罪”將王申酉處死。
從中國和海外出版的下鄉知青的大量懷舊文章和回憶錄中可以看到，“文革”期間下鄉知青把大批書籍帶到農村閱讀，回城時又常與朋友交流各自的獨立見解，這在當時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
盡管當局在1967年迫害過早期的地下讀書會，但這樣的鎮壓並不能阻止地下讀書運動的延續和擴大。事實上，在北京和全國各地一直存在著大量的地下讀書會，不過它們都刻意保持低調，沒有正式的名稱，很少組織公開的討論或交流活動，也不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
全國範圍的地下讀書活動主要有兩種交流形式，通信和沙龍。
著名的通信式讀書團體的一個重要案例是1970年代上海複旦大學的“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它由上百名持異見的青年人組成。這個“小集團”包括上海的一些原“紅衛兵造反派”，他們曾兩次參與“炮打”“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的行動，大多數人在1968年被下放到農村去。盡管這些學生在挑戰張春橋時受到挫折並遭到政治迫害，但他們並不氣餒。他們編輯了一份地下刊物《遠方戰友通信集》，在上麵發表自己的讀書筆記。這些文章表明，他們已經超越了個人的痛苦經曆，開始嚴肅地探討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例如，這個團體的主要理論家之一方農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兩重性”觀點：這種國家的“政府一邊鎮壓人民，一邊保護官僚”。這個團體的另一名成員童允安主張，“用新的機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逮捕任何公民都要經過法院公審”，“人民選舉法官，全民選舉幹部”。 [35] 這些想法往往來自他們讀過的馬列主義原著和西方哲學，甚至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綱領》這類“修正主義文獻”。
所謂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是又一個案例。1969年到1971年由北京的下鄉知青徐曉與一些青年工人和戰士在山西和上海等地組成了一個通信小組。“由於環境壓抑，雙方隻能寫信。徐曉和他們通信，都是十幾頁紙。”當局拆檢他們的通信，指控這個鬆散的通信團體成員“搜集、流傳反動小說、詩詞；搞反動串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攻擊‘批林批孔’[36]”，最後以荒謬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罪名將其成員悉數投入監獄，有兩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討論理論或文學話題的私人地下沙龍是地下讀書活動網絡成員的另一種交流方式。例如，趙一凡是1970年代北京的這種網絡的活躍成員之一，他就領導著一個這樣的地下沙龍，給朋友們提供一些“禁書”、“灰皮書”和“黃皮書”，並組織私下的討論活動。中國當代一些著名小說家和詩人，如史鐵生、北島、芒克和郭路生等，都參加過這類沙龍的活動。據他們回憶，“此時在沙龍裏彌漫著一種偷食‘禁果’時的犯罪欣悅感[37]”。
所謂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的組織者徐曉也是這類網絡的活躍成員。她後來回憶道，她得到的第一批禁書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司湯達的《紅與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徐曉寫道：“趙一凡和他的沙龍是我的精神導師，他使我認識了人的問題。知道還有一個人的問題存在。”這個沙龍開展的西方哲學和文學閱讀活動也影響了芒克和北島。來自白洋澱的詩人多多和根子，就是通過地下文學交流活動，在西方現代派的啟發下開始寫新詩，後於1980 年代形成了當代詩歌流派“白洋澱詩群”。出人預料的是，地下讀書運動也為1980年代中國的開放準備了人才。
活躍的地下沙龍也散布在偏遠的農村。例如，河南省蘭考縣──這是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就有一個地下讀書會。1968年該地某工廠的10位大學生和中學生組織了一個非正式的讀書會。90年代以來在中國很有影響的學者朱學勤回憶當時這個團體的讀書經曆時說：“[他們]過著一種既貧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與他們自己的社會身份極不相稱，也與周圍那種小縣城氛圍極不協調；他們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有時竟會爭得麵紅耳赤，通宵達旦；被他們吵醒的工友鄰舍，時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著這群白天還在一起幹活的鉗工、管工、搬運工，怎麽一到晚上竟會爭論起史學、哲學、政治學，爭論那樣大而無當的問題？[38]”朱學勤後來把這些讀書者稱為“六八年人”。
這類的地下讀書會超越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革”派別。例如，北京女學生“徐浩淵”沙龍的主要成員是過去的“老紅衛兵”，而“二流社”沙龍是由一些“文革”初期反對過“老紅衛兵”的前“四三派”紅衛兵組成的。這兩個讀書會的成員從前有過嚴重的過節，但此刻卻湊在一起讀書和討論問題。1969年冬，前“老紅衛兵”張木生和一位高幹之子加入了一個由前“四三派”成員和知識分子子女組成的沙龍。家庭背景各異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共同探索中國政治問題的解決之道和中國的出路，為後來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社會學者楊東平後來作過這樣的評論：“整整一代人在嚴酷的環境驅策下，重新聚在一起，彼此接受。這是一次擺脫了派別之爭的集體反叛。這一代人通過重新塑造集體人格和共同文化，最終完成了向人的過渡。[39]”
四、新高度：為人權和社會主義民主而戰 TopOfPage.gif (156 bytes)
傳播最廣、影響最深遠的異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羅克的署名為“北京家庭背景研究小組”的文章“出身論”（1967年1月18日）。可以說，“出身論”是“文革”期間中國出現的第一份人權宣言。
文革伊始，遇羅克是北京人民機器廠的一名學徒，其父是工程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為“家庭出身不好”，遇羅克雖然學習優異，卻未能進入大學。在 1966年的“紅色八月”期間，一些“老紅衛兵”以所謂的“家庭出身不好”為由，毆打甚至殘殺無辜的人。“紅衛兵”們用當時流行的“血統論”為自己的暴行辯護，卻沒有人站出來反駁這種荒謬的“血統論”。遇羅克挺身而出，憑借他在過去幾年裏積累的西方哲學知識，於1966年底寫了這篇“出身論”，試圖從理論上澄清對“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見[40]。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貼在了北京市區的一些電線杆上。隨後他又把修改過的該文交給支持他觀點的群眾組織主辦的《中學文革報》，於1967年1月18日刊登在這家報紙上。“出身論”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震動，這一期的《中學文革報》印了約6萬份，一周內便在北京銷售一空，全國各地則翻印了一百萬份以上。該報編輯部收到了全國各地成千上萬封表示支持的信函。[41]
遇羅克不象“紅衛兵”那樣關注中共的黨內鬥爭，也未鍾情於毛澤東那些關於民主的政治“承諾”，更沒有參與“戰鬥隊”之類的流行活動，他是個獨立的思考者，選擇了為民眾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這篇文章的中心議題是人權，他強調，“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羅克所關心的是每個中國人的“公正”與“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擠的千百萬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權利。他揭露了中國社會中為當局鼓勵的政治歧視製度，在這種製度下，“特別是所謂黑七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準專政對象。”他問道：“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製度有什麽區別呢？[42]”在否定“血統論”的同時，遇羅克還指出，在中國社會裏“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其成員利用血緣關係來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這是“新思潮”當中非常尖銳的一個觀點。遇羅克還譴責當局授權“紅衛兵”剝奪他人的人權，進行政治迫害的行徑，如“殘酷的 ‘連根拔’、極盡侮辱之能事的所謂‘辯論’，以及搜身、辱罵、拘留、毆打等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在該文的末尾他向民眾呼籲：“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43]”遇羅克在1968年1月5日被捕，於1970年3月5日被中共殺害，年僅27歲。
1970年春當局發動了名為“一打三反”的政治運動，以打擊所謂的“反革命活動”，其中也包括地下讀書活動，上千個地下讀書會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許多參與者被捕入獄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等例之外，還有南京的“金查華馬列主義小組”和寧夏自治區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小集團”等許多案例。當局以“攻擊毛澤東和文革”的罪名將金查華處死，他的朋友陳卓然、蘇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對這種殘忍的殺害極端不滿，他們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張貼了數十張標語，標語的內容有“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金查華烈士永垂不朽！”。不久當局又把他們以 “陳卓然反革命集團”之罪關進監獄，後來也將陳卓然殺害了[44]。[size=-2]http://zyzg.org
與“紅衛兵”早期的異端團體和派別相比，地下讀書運動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認知水平，幫助他們比較深刻地認識和判斷政治社會弊病。
例如，1969年底，張木生在地下沙龍的那次以“對中國農業製度的思考”為題的演講中，比較係統地批評了毛澤東的農業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社” 製度。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員的熱情和幹勁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別太小，這對老弱婦幼有利，因此難以進行調整。全縣的生產隊都在開會，工分製沒通過之前他們是不會結束會議的。這是目前最嚴重的損失”；“集體生產總會導致產量下降，農民從自己的勞動中看不到好處。農民也沒錢買機械。這種集體所有製哪能撐得下去？”當時他的眼光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了10年後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試圖解決的問題。在這篇演講中，張木生不僅分析了農村製度和政策，還討論了政治製度問題。他大膽支持毛澤東的“敵人”，如1957年的“右派”、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劉少奇，甚至還支持赫魯曉夫的改革。那時他的一些判斷顯示出深刻的洞見。他說：“右派們在1957年指出問題的症結是製度，這正是他們超前於別人的地方”；“這一切都說明製度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作為一名高幹子弟和“老紅衛兵”中的活躍分子，張木生當時能從本質上摒棄和否定中共的製度，實為認知上的重大“飛躍”。[45]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從曆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澤東的思想和主要政策。1976年，他在“1949年後的中國及我對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評了毛澤東及中共發動的主要政治經濟運動，如1954年的“集體化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和“大煉鋼鐵”、1959年的所謂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和1963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46]。這些錯誤中共直到1981年才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正式承認，但這份權威性的官方文件對這些錯誤的膚淺認識尚不及王申酉5年前看法的深度。
王申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夢犯下了幾大錯誤。首先，“這種公社……隻能使農民愚昧落後的狀態永久化，沒有一絲一毫的社會主義”。其次，針對毛澤東“消滅勞動分工”的藍圖，王寫道：“隻有通過大工業極大地提高生產力，才有可能沒有例外地在全體社會成員中平等分配勞動。這將大大減少每個人的工作時間，使人們有充足的時間參與社會理論和公共事務的管理（恩格斯）”。再次，“在中國目前的曆史條件下，消滅勞動分工”的時間尚不成熟。 [47] 王申酉對毛澤東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的挑戰，因此就更透徹，更有說服力。
1971年“林彪事件”的發生進一步激發了青年異議人士探討中國政治痼疾和為中國的未來尋找出路的熱情。1974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義寫出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是這方麵的一個重要裏程碑。“李一哲”是廣東的一個地下學習小組3位成員李正天、陳一陽和王希哲的筆名。他們於 1974年11月10日貼出了這份大字報，它隨後在全國各地被廣泛地油印和傳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價值的思想。與遇羅克和楊曦光一樣，“李一哲”認為“中國也出現了與蘇聯相類似的特權階層”，黨的幹部是一個享有特權的“新資產階級”，“一個對起來反抗其特權的群眾進行鎮壓的新貴集團”[48]；“李一哲”也猛烈抨擊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認為社會主義製度“並非完美無缺” [49]；這幾位作者承繼了遇羅克的人權觀，認為中國“需要民主，需要社會主義法製，需要能夠保護廣大群眾的革命權利和做人的權利[50]”；他們還強調要“保障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權利”，探討如何讓幹部對人民負責，當他們的工作沒有做到讓人民滿意時應當怎麽辦。“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法製，還向第四屆全國人大呼籲，要求在新憲法中重新確立法治原則，讓司法係統擺脫政治，以便保護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它也在中國首次提出，未來的政治改革應當沿著“民主與法治”的軌道進行。這種觀點到了1980年代為中共黨內的開明派接納[51]。[size=-2]http://zyzg.org
地下讀書運動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認識，他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關心起未來的民主和人道社會的具體藍圖。例如，貴州省的陳爾晉在題為“無產階級民主製”的長文中講述了對未來的理想社會的看法。他觀點的的核心是兩黨製，“承認革命的合法性，尊重真理，鏟除長期以來在一黨製掩蓋下權力鬥爭中的那些卑鄙無恥的陰謀詭計[52]”。此外，陳爾晉還提出了一種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共產主義製度。陳爾晉強調：“每個公民既有義務進行自我批評和接受別人的批評，也有權利批評政府。造謠誹謗將受到全社會的鄙視。批評主席不是犯罪，對不同意主席的人更不能進行殘酷迫害。”他不僅譴責了毛澤東在“文革”中推行的政治迫害，還強烈表達了對自由人權的渴望。陳爾晉的主張實際上是以美國的政治和司法製度為藍本的，但他給它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可能是因為在那個壓抑的時代他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為他的觀點本身就存在著嚴重的自相矛盾。盡管如此，他真誠地追求民主和人權的努力還是有意義的。
回顧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間的思想覺醒以及從激進到理性、從幼稚到成熟的整個過程，1970年代的地下讀書運動確實代表著異端思想的一個新高度。考慮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壓抑的政治和社會氣氛，這一代人當中青年思考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會有局限性。他們都是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洗腦教育中成長的，當他們試圖批判毛澤東思想時，往往會從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和其中的人道主義因素當中尋找依據；他們大部份人都沒有完全摒棄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對西方民主製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隻是主張消滅舊的國家機器，卻無從想象如何建設一個新的社會製度。但是，他們能在完全隔絕於外部世界的年代裏憑借自己的獨立思考而提出以上種種觀點，實屬難能可貴。他們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時冒著生命危險向毛澤東和中共的體製發起挑戰，毫無疑問他們理應在中國的政治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們開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熱情，以及他們從毛澤東的擁護者變成毛澤東的反對派這一史無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後人銘記。
【作者說明】本文原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40周年《中國現況》學術研討會宣讀的英文論文（2004年1月6-7日），由伊洪譯成中文，作者做了最後的審閱和不少修改。
【注釋】TopOfPage.gif (156 bytes)
[1] 見宋永毅、孫大進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2]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匯報會上的講話”（1964年10月24日），見 Red Guard Publications Supplement II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92), vol.1, pp.408-409。
[3] 見1966年8月9日的《人民日報》。
[4] 見1966年8月9日、11日、13日、14日、17日和19日的《人民日報》。
[5]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Summer 2001), pp.41-43.
[6] 見《井岡山》報（北京：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1968年3月27日、4月10日。
[7] 筆者1998年對李文波訪談時，李文波表示，伊林和滌西的“公開信”中的思想直接來自他本人和喬兼武。李文波曾幫助伊林和滌西修改過他們的第一稿。
[8] Michael Schoenhals ed.,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pp.160-161.
[9] 1967年12月18日毛澤東對張春橋和姚文遠的談話，《學習文選》（北京：1969），137-138頁。
[10] “省無聯”是“湖南省無產階級大聯合委員會”的簡稱。
[11] “北決楊”是武漢“北鬥星學會”、“決心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辦”和“揚子江評論”三個組織簡稱的合並。
[12] 出處同注[5]，第47至48頁。
[13] 出處同上，第96至98頁。
[14] 當時楊的一係列文章包括“長沙地區知識青年運動研究”（1967年11月16日）、“建議成立毛澤東思想小組”（1967年10月）、“堅持和加強新思潮的戰略應當改變”（1968年2月1日）等。
[15] 出處同注[5]，第78頁。
[16] Wang Shaoguang, "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uly 1999), pp.197-200.
[17] 據官方統計，1966年8月他們在北京至少殺害了1,781名無辜之人，被趕走的人在10萬以上。見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3頁。
[18] 這個文件可能是外省的“聯動”成員所寫，但它表達了他們與北京“聯動”成員的共同想法和對“文革”的明確抵製。
[19] 出處同注[5]，第82至83頁。
[20] 見陶鐵柱的“‘聯動’和共產主義小組”，載徐友漁編的《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第43至72頁。
[21] 見餘夫、汪畢華編，《悲愴青春：中國知青淚》（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第10至17頁。
[22]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2001), p.27.
[23] 出處同注[1]，第365至371頁。
[24] 出處同注[5]，第89至90頁。
[25] 王紹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二十一世紀》（1995年10月），101頁。
[26] "Casting Doubt o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Fa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2001), p.62.
[27] 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231.
[28] 徐明旭，“再談文革與造反派”，《北京之春》，1996年第9期，第31頁。
[29] 這一數字取自中國版本圖書館所編《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1949－1989》。北京：中華書局，1988。
[30] 金大陸編，《苦難與風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84頁。
[31] 據筆者1998年在上海複旦大學與胡守鈞的交談。
[32] 出處同注[21]，第10至17頁。
[33] 盧叔寧，《劫灰殘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第44至45頁。
[34] 袁浩等編，《八載秦城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第533至535頁。
[35] 見《革命大批判文選（5）》（上海：複旦大學政宣組，1970），第9至12頁、第32至37頁。
[36] 見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第296至299頁。
[37] 出處同上，第83至90頁、105至109頁。
[38]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1995年第10期，第55至58頁。
[39]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第415頁。
[40] 遇羅克多年自學西方古典哲學，對從柏拉圖到盧梭的西方哲學家十分熟悉。盧梭討論人類起源和不平等基礎的著作對他的文章有直接影響。見王晨、張天來的“劃破夜幕的隕星”，載1980年12月22日的《光明日報》；另見遇羅文的《我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51至99頁。
[41] 出處同上。
[42] 出處同注[5]，第17、32頁。
[43] 出處同注[5]，第25頁、第34至35頁。
[44] 出處同注[36]，第125至126頁。
[45] 出處同注[22]，第52至59頁。
[46] 出處同注[22]，第86至105頁。
[47] 出處同上。
[48]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Unger Jonathan, ed.,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M. E. Sharp, 1985), pp.77-78.
[49] Ibid., pp.34-35.
[50] Ibid., p.71.
[51] “李一哲”大字報的最著名的句子在1980年代成了《人民日報》社論中的口號甚至是標題。
[52] 出處同注[22]，第70至85頁。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4期（總第91期）](2/1/2006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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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令人驚訝的發現：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培育了自己的反對派
二、史無前例的悲喜劇：“自來紅”成了“反革命”
三、地下讀書運動──異端思想的成熟與分化
四、新高度：為人權和社會主義民主而戰
【作者說明】
【注釋】
從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產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後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極權製度的沒落，並激發了中國獨特的民主運動。“文革”的結果無疑是災難性的，但它也使許多年輕人對共產黨政府及其意識形態產生了幻滅感，激勵了他們為中國的未來推動政治改革的熱情。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之一，無疑是想通過黨內外不斷進行的殘酷無情的政治清洗，更全麵而嚴密地控製人民的頭腦，為他本人樹立起中國新帝王的權威。然而，在整個動亂時期，在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人中間，始終存在著對毛澤東體製的懷疑與抵製。在這場大災難中，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判決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公開批判過30到50株“大毒草” （即讚成異端思想的作品）[1]，如遇羅克的“出身論”（1966）和“李一哲”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1974），中共領導層對異端思想的出現極為驚恐。此外，從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國各地的地下文學和讀書運動一直不絕如縷。1966年爆發政治和社會動亂時，在北京、上海和全國各地的街頭，激進的紅衛兵把各種書籍當作“封資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沒過多久，還是這些人，即所謂的“紅衛兵一代”，幾乎是在“文革”剛爆發的一年後，又開始熱切地尋找、閱讀和流傳這些所謂的“封資修垃圾”了。
從對這一現象的觀察中可以引出一係列極有意義的問題：“文革”開始時，中國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幾乎全都狂熱地擁護毛澤東，後來他們為何又變成了毛澤東的敵人呢？是什麽原因使他們對“文革”和毛澤東體製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在青年人的這一思想覺醒的過程中，在他們從激進到理性、從無知到成熟的轉變中，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麽值得探索的事？本文通過追溯“文革”時期的地下讀書運動，探討一代“紅衛兵”思想覺醒旅程的起源、形成、成熟和分化過程，追尋他們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跡。
一、令人驚訝的發現：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培育了自己的反對派 TopOfPage.gif (156 bytes)
了解地下讀書運動的起源，關鍵是要認識到“文革”本身包含的矛盾。深入研究“文革”時期的異端思想，就會得出一個令人驚訝的發現：最先使中國人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間產生異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澤東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
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文革”時，固執地相信自己已成為一個有名無實的領袖，在黨內“失去了大部分權力”，他認為自己的政治對手劉少奇、鄧小平及其同夥占據著全國的大部份黨政要職[2]。1966年夏，“文革”剛一爆發，劉少奇和鄧小平便立刻派出許多工作組，試圖控製住運動星火燎原的勢頭。毛澤東看到，整個黨政係統都處在自己對手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他認為自己唯一能利用的力量就是群眾運動了。為了在全國發動群眾運動，對抗劉鄧及其控製的黨組織和工作組，毛澤東把自己發動“文革”的真實意圖暫時掩蓋起來。與此同時，他向民眾展示了一幅有關未來政治改革的模糊不清的烏托邦藍圖，從而贏得了千百萬年青人的支持。首先，毛澤東向人們許諾，經過“文革”之後官僚製度將被消滅，會建立一個新社會。他利用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民主要素來表達這樣的承諾，例如象 1871年“巴黎公社”那樣人民享有罷免和更換政府官員的權利，在“文革”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中毛澤東又正式向人民公開承諾，要實現“大民主”和“全麵選舉”。[3] 其次，毛澤東為了讓人們追隨自己，還打出了人權牌。劉鄧派出的工作組迫害了許多“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將他們打成“反革命”，而毛澤東卻把劉鄧的政策稱為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號召開展一場全國範圍的平反運動，為那些受迫害的人平反。為了證明“文化大革命”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思想，毛澤東還鼓勵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對抗”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的黨組織。[4] [size=-2]http://zyzg.org
毛澤東這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打出民主和人權牌，本來隻不過是以此作為自己奪回權力的權宜之計。可是天真幼稚的學生看不透這一點，他們把這當成了嚴肅探討政治改革、消除中國在“文革”以前存在的社會弊病的大好機會。“文革”時期主要的異端思想之一──“新思潮”，便萌生於這一特殊的曆史背景之中。
喬兼武和李文博是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兩名學生，他們寫下了“造三個大反：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世界，創建新世界──給黨中央、毛主席和國務院的公開信”（1966年8月30日）和“公社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1966年10月17日）兩張大字報，討論如何改造中國的社會政治製度。他們認為： “文革”前的中國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已經變成了官僚主義和奴隸製的溫床與社會基礎；應當號召人民通過“消滅黨的組織結構”，“砸爛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辦公室”，來打碎舊的國家官僚機器[5]；要采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麵選舉”來選擇幹部。用李文博的話說，“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應當是 “改造”，即“改造社會主義製度，完善無產階級專政”。在李文博的大字報的鼓舞下，北京師範大學一群熱情的學生在1966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為《新思潮》的雜誌。這個雜誌主張“徹底改造社會主義製度，全麵完善無產階級專政”，這大概就是其創辦者心目中的“新思潮”。[6]
在李文博和喬兼武的直接影響下[7]，北京市的兩名中學生伊林和滌西也貼出了他們的大字報“給林彪同誌的一封公開信”（1966年11月15 日）。他們除了用馬克思主義批判林彪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外，還認為林彪“沒有認識到自開展文化大革命以來變得日益突出的問題，即改進無產階級專政、完善社會主義製度的需要”，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巴黎公社那樣的‘東方公社’”。[8] 當局很快就鎮壓了這些學生，主要是因為他們將矛頭直指林彪。可是，他們以巴黎公社為楷模，主張建立一種新型政治製度的觀點，卻被當時上百萬“造反派”所接受。上海“一月風暴”後成功奪權的“造反派”就一度把新成立的市行政機構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
毛澤東打倒了政敵、完全奪回權力後，便立刻放棄了自己關於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諾，這讓他的許多狂熱追隨者困惑不解。在“一月風暴”過後不久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毛澤東否定了關於人民普選原則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製度的構想，而是要成立被稱為“革命委員會”的權力機構，它以所謂“三結合” （軍代表、革命幹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組成。[9]
然而，毛澤東的變臉卻無法阻擋那些勤思好學的青年人的獨立思考以及他們探索中國前途的熱情。從1967年到1968年的混亂時期，中國的“新思潮”運動從理論上和組織上都有可觀的發展。北京和全國各地出現了20到30個獨立的研究小組，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師範大學的“造反兵團”、北京大學的“共產主義青年學社”、設在北京各中學的“《四三戰報》編輯部”、山東的“毛澤東主義小組”和“渤海戰團”、上海的“上海市中學運動串聯會”、廣東的“八五公社”、湖南的“省無聯”[10]和湖北武漢的“北決揚”[11]。
這一時期的“新思潮”討論中產生了一係列新的思想和觀點。一批青年理論探討者在一篇影響很大的文章“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年6月11 日）中宣布，在“文革”以前的中國，黨的幹部都變成了“特權階層”，“階級關係已發生很大變化”，“文革”就是一個把財產從特權階層重新分配給廣大人民的特殊過程。[12] 他們預言，今後的“文革”運動將繼續這一重新分配權力和財產的過程。
新思潮的探索者還抨擊“文革”前的國家機器，認為毛澤東批準的“革命委員會”是新的“至今仍在運轉的資產階級統治機器”。他們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群眾應當起來推翻”這些“革命委員會”[13]，因為它們根本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國家機器。這些“新思潮”的青年探索者們對“文革”前的中國做了深入分析，認為存在著一個由90％中共高幹組成的“紅色資本家”新階級。湖南省“省無聯”的楊曦光（即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亞去世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教授）在“中國向何處去”（1968年1月6日）一文中主張徹底消滅這個“特權階級”，砸爛包括“革命委員會”在內的舊國家機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將來“實行人民自治”的人民公社。十分巧合的是，這些理論類似於著名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異議人士米洛萬·德熱拉斯的名著《新階級──對共產主義製度的分析》一書中的觀點。楊曦光在他的其他文章中還表達了這樣的願望：把所有獨立的“新思潮”研究團體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新政黨，將大量民兵改造成一支新軍隊，通過內戰奪取權力。[14] 這種革命行動計劃類似於毛澤東在50年前提出的如何建立紅色中國的理論。
人們或許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新思潮”的這些青年理論探索者在追求烏托邦式的社會政治製度時嚴格遵循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為何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卻把他們當成“極左派”和“極端反革命”嚴加迫害呢？
其中的原因其實並不難找到。首先，毛澤東的“文革”理論和實踐實際上是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對立的。當這些青年理論探索者在研究和討論他們所理解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時，往往發現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的政策和行動事實上偏離甚至背叛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些勇敢的思想者越是深入研究理解馬克思主義，就越懷疑和反對“文革”及其理論。
其次，這些年青思想者過於天真，缺少政治經驗，看不透革命領袖的政治權謀，也沒有能力戳穿領袖們用政治宣傳高調掩蓋起來的真實動機。毛澤東在“文革”開始時出於權宜之計作了某種關於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諾，但這僅僅是毛耍的又一次政治權謀而已，目的隻不過是為了操縱群眾運動奪得政治權力。而青年理論探索者卻誤以為，毛澤東是在其政敵的壓力下不得不放棄他的烏托邦藍圖，他們認為，“毛主席一再向資產階級做出讓步，證明這種勢力十分強大[15]”。
這些青年理論探索者與許多熱衷於“奪權”的“造反派”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許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奪權，並不是因為他們想實現什麽崇高的革命目標，而是他們受到成為新的當權派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論探索者們所關心的是，“不僅要打破官僚體製，而且要創建一個新社會”，可以說，“他們是當時中國社會中最具批判性的頭腦，並不想順從地變成中央的消極工具的人”。[16]
二、史無前例的悲喜劇：“自來紅”成了“反革命” TopOfPage.gif (156 bytes)
按照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的解釋，工農兵應是共產黨中國的社會基礎，但在現實裏中共的高幹及其子女卻演變成一個淩駕於工農大眾之上的特權階層。“文革”是中國曆史上一出史無前例的悲喜劇，它使一些以高幹子女為代表的“自來紅”的青年學生變成了毛澤東體製的反對派。“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以下簡稱“聯動）的出現以及它所代表的思想，便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事例。
“聯動”成員一般被稱為“老紅衛兵”，因為他們是首都和各省中學裏的第一批“紅衛兵”。在毛澤東及其黨內一小撮人的支持和默許下，這些“老紅衛兵”在“紅色八月”期間毆打和殺害了大量無辜[17]，毀壞了大批中國的古代文明遺存。他們一度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掌上明珠”。可是，毛澤東的不斷清洗終於落到了劉少奇、鄧小平和95％的高幹頭上，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就是“聯動”成員的父母。為了維護自己的家庭和特權，這些“老紅衛兵”很快就變成了“保皇派”，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了毛澤東的革命對象。
這些失勢的中共高幹的子女比較了解中國黨政領導層內部鬥爭的底細，又因被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拋棄而懷恨在心，所以他們在覺醒之後於1966 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反抗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們的思想覺醒過程記錄在“聯動”文件“中共中央及駐京黨政軍機關幹部子女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公開宣言”（1967年1月1日）之中[18]。
“聯動”成員們所代表的“新思潮”與上述青年理論探索者不同，“聯動”成員們對研究和闡述社會政治製度問題興趣不大，卻很關注中共領導人的個人錯誤及高層內訌，所以“聯動”曾號召人民粉碎黨中央的“左傾機會主義、它的兩個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員”。換言之，最先向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發起攻擊的正是 “聯動”成員。從中共建政到“文革”爆發的17年裏，民眾對隱藏在中共宣傳騙局背後的政治真相基本上一無所知，他們一直對毛澤東和中共抱有幻想。因此“聯動”成員對中共內部黑暗的權力鬥爭的揭露，在教育和喚醒民眾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聯動”的最終目標是讓中國回到“文革”以前的狀態。有趣的是，雖然“聯動”成員也讚成“民主”和“消滅一切獨裁製度”，但他們所追求的民主製度卻是“黨內的民主集中製原則”[19]。顯然，“聯動”成員的政治主張是想用“文革”之前黨的集體獨裁來代替毛澤東在“文革”中建立的個人獨裁，這樣的主張其實與民主毫無關係。
1967年1月，中國當局正式宣布“聯動”為“反革命組織”，它的大多數主要成員都被捕入獄。然而，政治迫害使這些年青的受害人提前成熟。一些 “聯動”或“老紅衛兵”成員獲釋後，成立了研究“文革”的獨立團體，探索政治改革的新途徑[20]，其中一些人還創辦了地下刊物《新思潮》[21]。
1967年冬，北京的一些前保守派“紅衛兵”運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初期提出的一些關於民主和人權的觀點，批判了毛澤東及其同夥。在這場被稱為“十二月黑風”的“反革命逆流”運動中，他們至少張貼了20張“反革命大字報”。與“聯動”成員一樣，這些保守派紅衛兵也有“自來紅”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中共要員，“文革”之初因執行劉鄧的政策而遭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整肅。毛澤東及其同夥曾經打出“人權”和“民主”的旗號，號召民眾起來清算這些幹部追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行”。這些“保守派紅衛兵”在自己的大字報中撕下了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民主”麵具。在他們當時風靡一時的一張大字報“踢開中央文革小組，緊跟毛主席鬧革命”（1966年12月2日）中，這些“保守派紅衛兵”根據《十六條》中宣布的“巴黎公社實行的全麵選舉”的民主原則，強烈質疑“中央文革小組”的合法性[22]。當然，這些“保守派紅衛兵”也表現出掩蓋自己錯誤的傾向，例如他們仍然強調“血統論”。
在混亂不堪的1967年春夏之際，“文革”高潮中興起的群眾運動分裂為兩大派──“激進派”和“溫和派”，隨即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武鬥。混亂的局麵使民眾強烈要求恢複秩序。這時清華大學出現了一個溫和的“紅衛兵”組織“四一四派”，其中的大多數人也屬於“自來紅”的學生。他們的理論家周泉纓在“四一四思潮必勝”（1967年8月）等大字報中提出了“四一四思潮”這一提法。與極左派的“新思潮”相反，周泉纓否認“階級關係有任何變化”，不認為“文革前17年已經形成了一個特權階級”；因此他強烈反對實行任何社會政治製度變革和權力與財富的再分配。他批評“中央文革小組”領導的群眾運動使全國陷入混亂，他的主張是，革命應當“停下來，鞏固成果，做出讓步”。[23] 周泉纓在1967年9月14日又寫了題為“炮轟陶鑄──一個竊取文革成果的袁世凱式人物”的大字報。其實，此前半年多，陶鑄即已失寵於毛澤東。周泉纓的這張大字報真正的矛頭實際上是針對陳伯達──“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周泉纓認為，陳伯達是個“反革命兩麵派”[24]，正在把“文革”引入歧途；他還想揭露“中央文革小組”內部以及周恩來和林彪之間的權力鬥爭。但周泉纓和另一些“四一四派”的“筆杆子”都未直接回答中國將來的正確方向在哪裏這個問題。他們稱讚“文革”前的中國以及對“新思潮”的批判都清楚地表明，他們隻是想回到自己失去的天堂──“文革”前的中國。
三、地下讀書運動──異端思想的成熟與分化 TopOfPage.gif (156 bytes)
在“文革”與這一代年青人的關係中，書籍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當1966年爆發了政治和社會大動亂時，成千上萬激進的“紅衛兵”把書籍統統當作“封資修垃圾”，在北京、上海和全國各地的街頭付之一炬。迷信毛澤東的千百萬年青信徒認為，“紅寶書”已經告訴了他們指導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一年之後這一代人中的先驅者卻開始如饑似渴地尋找、閱讀和傳播這些所謂的“封資修垃圾”。當時全國各地的圖書館都已關門，除了官方批準的極少數圖書外，大部份書籍遭到查禁。這些探求新知的青年人為了滿足對圖書的渴求，不得不通過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地下閱讀網，交換和傳播他們喜歡的圖書。這種地下讀書活動的一個參與者回憶道：“以我自己的經曆來說，文革期間是我一生中最豐富多彩的閱讀經曆，尤其是西方和中國的古典文學。……讀書小組通過相互交流結為一體，最後形成了一個地下網，使他們能夠看到和交換各種書籍。這並非武漢的各別現象，全國都是如此。[25]”
從1967年到1976年，全國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了無數個地下讀書會。越來越多“文革”時代的青年人產生了與趙振開──即後來中國著名的詩人北島──相同的認識。趙振開說：“隻有駛過知識的海洋，才能抵達真理之島。[26]”具有反諷意味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廣泛閱讀使他們用馬列原著對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提出質疑，用正宗的人道主義傳統去評估革命，以西方哲學和法學去批判整個社會主義體係。正是這種廣泛的地下讀書運動讓一代人告別了天真，形成了自己的異端思想，使他們走向“文革”的反麵──民主和基本人權。
許多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起初是希望通過係統地閱讀馬列著作尋找革命真理，可是他們真誠的努力往往以挫折而告終。梁恒是“文革”期間湖南省的一個有獨立思想的學生，他在“文革”後出版的自傳《革命之子》一書中介紹了自己的思想轉變過程：“讀得越多，我就越是把書中所講的社會與自己的社會進行比較，頭腦也變得越發混亂。這當然不隻是我一個人的情況；有我這種問題的相當普遍，大家都能看到的報上的大話與我們可悲的現實之間的差距。[27]”
由於馬列主義的理論並不能充分解答他們的滿腔疑問，官方的正統宣傳又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困惑，於是這些青年人開始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著作之外尋找答案，他們的閱讀範圍逐漸擴大，涵蓋了所謂的“反動書籍”。
一位中年作家在回憶讀書經曆對他在1967年年底覺醒的影響時說：“我讀了當時在大學生中十分流行的兩本書，一本是錫蘭共產黨員古納瓦達納寫的《赫魯曉夫主義》，另一本是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這兩本書裏描述的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讓我渾身發涼，四肢麻木。我在頭腦中把斯大林的清洗與文革和毛澤東聯係在了一起。我突然覺悟到，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是暴君，他們都是用卑鄙無恥的手段維持著自己的獨裁統治。所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下子煙消雲散了，那不過是些陰謀詭計和血腥的清洗。文革期間的毛澤東完全是在步斯大林的後塵。……我認為，自己的思想轉變在這個時期大學生造反派中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28]”
1966年以前，中共當局出版了大約1,041本專供高幹閱讀的圖書[29]。這些“內部發行”的圖書分為兩類：一類是灰皮書，大都屬於政治、法律和文化的範疇，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蘇聯東歐各國的“修正主義者”所寫；另一類是黃皮書，主要是文學讀物。由於這兩類書有特定的封麵顏色，因此人們簡單地稱之為“灰皮書”和“黃皮書”。在“文革”的動亂歲月裏，大量這樣的圖書散落到普通人手裏，它們很快就在學生中間成了“搶手貨”，這些書籍給地下讀書運動的興旺增添了素材。
下麵列出的書是一份十分獨特的書目，不僅中國現在的大學生未必知道其中的書名，當時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也未必全都讀過，但“文革”時期中國地下讀書運動的活躍成員們卻十分熟悉它們。
“灰皮書”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讀書活動中特別受歡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特加·古納瓦達納的《赫魯曉夫主義》，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蘇聯的現狀與未來》，米洛萬·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共產主義製度分析》，弗裏德利希 ·A·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亞當·沙夫的《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馬迪厄的《法國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魯曉夫的《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界》，拉紮爾·皮斯特臘的《大策略家：赫魯曉夫發跡史》等。“黃皮書”中最流行的有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1891－1917年回憶錄》和《解凍》，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讓·保羅·薩特的《厭惡及其他》，阿爾貝·加繆的《局外人》，約翰·奧斯本的《憤怒的回顧》，薩謬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傑羅姆·大衛·塞林格的《麥田裏的守望者》等。
仔細分析一下這個書目即可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書的大多數作者，如托洛茨基、德熱拉斯、赫魯曉夫、愛倫坡、西蒙諾夫、薩特和索爾仁尼琴，實際上都是曾被共產主義運動稱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義者”的人。他們曾經是激進的革命派，覺醒之後又開始反對革命。他們的覺悟過程幾乎和“文革”時期中國的青年思想者一模一樣。除了作者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外，還應當提到，上述書目中有些書揭露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黑暗，它與毛澤東1960年代發動的 “文革”十分相似。而書目中那些西方的現代派文學作品則引起了這些異端學生的共鳴。20世紀現代派中的一個主要文學流派，即西方的現代派，突出表達了反抗傳統社會的青年一代的懷疑、失望與反叛。“文革”時期的中國青年人經曆了同樣的彷徨、失望和“造反”的經曆，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中的這種情感對他們很有吸引力。
至於為何納粹德國的曆史會吸引許多有頭腦的中國青年人的注意，原因也很簡單。中國學者高瑞全在講述他第一次讀到《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的感受時說：“它就像一道劃破夜空的閃電。”對此書的閱讀引導他比較德國的納粹運動與中國的“文革”，結果發現兩者都會“使國家走上毀滅之路，盡管它們最初都得到了群眾的盲目擁護[30]”。上海複旦大學“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的胡守鈞對該書的啟蒙作用做了如下解釋：“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從政治製度的角度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進行比較。我們很快便發現兩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才從毛澤東的烏托邦美夢中驚醒。[31]”
有意思的是，“文革”的災難性後果也促使這些青年探索者有意識地從“革命的敵人”的作品中尋找啟迪。例如，一些“老紅衛兵”在1968年看了許多他們曾經按照毛澤東的教導批判過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義者的文章，卻驚奇地發現，站在曆史正確方麵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他的敵人們。
現任《中國稅務報》社長的張木生曾是北京地下讀書活動中的一位青年知識分子。他組織了一個地下讀書會，向他的同伴們介紹他對毛澤東及其在中共曆史上的錯誤的分析。他為當時自己的讀書會開列的閱讀目錄是：“德熱拉斯的《新階級》，拉紮爾·皮斯特臘克的《大策略家：赫魯曉夫發跡史》，赫魯曉夫在蘇共 ‘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張木生回憶道：“我也看一些所謂‘右派’的講話和他們交給黨組織的有關自己思想進步的匯報。此外，我還得到了一份彭德懷在1959年的反黨信。根據我本人在農村的經曆，我不但認為彭德懷講的事情絕對真實，而且他和那些右派的文章都十分深入而客觀。[32]”張木生在一次沙龍式討論中發表了題為“對中國農業製度的思考”的演講，把“文革”早期的異端思想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對“文革”期間和 “文革”之前的毛澤東體製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做了係統的批判。
由於參與地下讀書活動的青年思想者常常公開宣揚自己對“文革”的異端觀點，因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在“文革”期間的中國政治舞台上，這些讀書小組都很短命。
1968年年末，中國當局把大約1,600萬城市學生送到鄉下“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場所謂的“上山下鄉”運動對那些原“紅衛兵”來說是個明確的信號：他們對黨已經沒有用處了，因此不再是毛澤東的“革命小將”，而成了“再教育的對象”。社會政治地位的突然變化以及在貧困農村的艱苦生活使這些青年人既沮喪又困惑，這激勵他們通過探索性的閱讀來重新評價“文革”。
北京的下放知青盧叔寧曾在日記中講述了那時他對書籍的“精神饑渴”，他讓自己的朋友給他帶來更多的書，因為“我們的知識極其貧乏；我們的精神胃口極其饑餓；我們讀書的願望極其強烈。我們必須抓住一切機會為自己尋找精神食糧──書籍。[33]”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生王申酉的不同尋常的經曆更生動地反映著他們對精神食糧的渴求。王申酉在“文革”早期因創辦反對“文革”的“反動雜誌”而被打成“反動學生”。他與另一些“反革命學生”組成了一個地下讀書會。為了找到更多有關政治、哲學、經濟學尤其是馬列主義的書籍，有一天夜裏他們潛入已被封閉的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偷”了二百多本書[34]。在當局及其信從者看來，“反動學生”的這種“罪行”是完全不可原諒的，但對這些“饑餓”的真理追求者來說，他們就像是從天上盜火的普羅米修斯。王申酉熱衷於讀書和獨立思考，在給女友的長信中闡述了自己逐漸成熟的異端思想，尖銳地批評了毛澤東和中國的政治製度。 1977年4月27日，秉承毛澤東意誌的中共當局在毛澤東死後，以“反毛澤東思想罪”將王申酉處死。
從中國和海外出版的下鄉知青的大量懷舊文章和回憶錄中可以看到，“文革”期間下鄉知青把大批書籍帶到農村閱讀，回城時又常與朋友交流各自的獨立見解，這在當時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
盡管當局在1967年迫害過早期的地下讀書會，但這樣的鎮壓並不能阻止地下讀書運動的延續和擴大。事實上，在北京和全國各地一直存在著大量的地下讀書會，不過它們都刻意保持低調，沒有正式的名稱，很少組織公開的討論或交流活動，也不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
全國範圍的地下讀書活動主要有兩種交流形式，通信和沙龍。
著名的通信式讀書團體的一個重要案例是1970年代上海複旦大學的“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它由上百名持異見的青年人組成。這個“小集團”包括上海的一些原“紅衛兵造反派”，他們曾兩次參與“炮打”“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的行動，大多數人在1968年被下放到農村去。盡管這些學生在挑戰張春橋時受到挫折並遭到政治迫害，但他們並不氣餒。他們編輯了一份地下刊物《遠方戰友通信集》，在上麵發表自己的讀書筆記。這些文章表明，他們已經超越了個人的痛苦經曆，開始嚴肅地探討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例如，這個團體的主要理論家之一方農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兩重性”觀點：這種國家的“政府一邊鎮壓人民，一邊保護官僚”。這個團體的另一名成員童允安主張，“用新的機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逮捕任何公民都要經過法院公審”，“人民選舉法官，全民選舉幹部”。 [35] 這些想法往往來自他們讀過的馬列主義原著和西方哲學，甚至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綱領》這類“修正主義文獻”。
所謂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是又一個案例。1969年到1971年由北京的下鄉知青徐曉與一些青年工人和戰士在山西和上海等地組成了一個通信小組。“由於環境壓抑，雙方隻能寫信。徐曉和他們通信，都是十幾頁紙。”當局拆檢他們的通信，指控這個鬆散的通信團體成員“搜集、流傳反動小說、詩詞；搞反動串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攻擊‘批林批孔’[36]”，最後以荒謬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罪名將其成員悉數投入監獄，有兩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討論理論或文學話題的私人地下沙龍是地下讀書活動網絡成員的另一種交流方式。例如，趙一凡是1970年代北京的這種網絡的活躍成員之一，他就領導著一個這樣的地下沙龍，給朋友們提供一些“禁書”、“灰皮書”和“黃皮書”，並組織私下的討論活動。中國當代一些著名小說家和詩人，如史鐵生、北島、芒克和郭路生等，都參加過這類沙龍的活動。據他們回憶，“此時在沙龍裏彌漫著一種偷食‘禁果’時的犯罪欣悅感[37]”。
所謂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的組織者徐曉也是這類網絡的活躍成員。她後來回憶道，她得到的第一批禁書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司湯達的《紅與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徐曉寫道：“趙一凡和他的沙龍是我的精神導師，他使我認識了人的問題。知道還有一個人的問題存在。”這個沙龍開展的西方哲學和文學閱讀活動也影響了芒克和北島。來自白洋澱的詩人多多和根子，就是通過地下文學交流活動，在西方現代派的啟發下開始寫新詩，後於1980 年代形成了當代詩歌流派“白洋澱詩群”。出人預料的是，地下讀書運動也為1980年代中國的開放準備了人才。
活躍的地下沙龍也散布在偏遠的農村。例如，河南省蘭考縣──這是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就有一個地下讀書會。1968年該地某工廠的10位大學生和中學生組織了一個非正式的讀書會。90年代以來在中國很有影響的學者朱學勤回憶當時這個團體的讀書經曆時說：“[他們]過著一種既貧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與他們自己的社會身份極不相稱，也與周圍那種小縣城氛圍極不協調；他們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有時竟會爭得麵紅耳赤，通宵達旦；被他們吵醒的工友鄰舍，時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著這群白天還在一起幹活的鉗工、管工、搬運工，怎麽一到晚上竟會爭論起史學、哲學、政治學，爭論那樣大而無當的問題？[38]”朱學勤後來把這些讀書者稱為“六八年人”。
這類的地下讀書會超越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革”派別。例如，北京女學生“徐浩淵”沙龍的主要成員是過去的“老紅衛兵”，而“二流社”沙龍是由一些“文革”初期反對過“老紅衛兵”的前“四三派”紅衛兵組成的。這兩個讀書會的成員從前有過嚴重的過節，但此刻卻湊在一起讀書和討論問題。1969年冬，前“老紅衛兵”張木生和一位高幹之子加入了一個由前“四三派”成員和知識分子子女組成的沙龍。家庭背景各異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共同探索中國政治問題的解決之道和中國的出路，為後來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社會學者楊東平後來作過這樣的評論：“整整一代人在嚴酷的環境驅策下，重新聚在一起，彼此接受。這是一次擺脫了派別之爭的集體反叛。這一代人通過重新塑造集體人格和共同文化，最終完成了向人的過渡。[39]”
四、新高度：為人權和社會主義民主而戰 TopOfPage.gif (156 bytes)
傳播最廣、影響最深遠的異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羅克的署名為“北京家庭背景研究小組”的文章“出身論”（1967年1月18日）。可以說，“出身論”是“文革”期間中國出現的第一份人權宣言。
文革伊始，遇羅克是北京人民機器廠的一名學徒，其父是工程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為“家庭出身不好”，遇羅克雖然學習優異，卻未能進入大學。在 1966年的“紅色八月”期間，一些“老紅衛兵”以所謂的“家庭出身不好”為由，毆打甚至殘殺無辜的人。“紅衛兵”們用當時流行的“血統論”為自己的暴行辯護，卻沒有人站出來反駁這種荒謬的“血統論”。遇羅克挺身而出，憑借他在過去幾年裏積累的西方哲學知識，於1966年底寫了這篇“出身論”，試圖從理論上澄清對“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見[40]。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貼在了北京市區的一些電線杆上。隨後他又把修改過的該文交給支持他觀點的群眾組織主辦的《中學文革報》，於1967年1月18日刊登在這家報紙上。“出身論”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震動，這一期的《中學文革報》印了約6萬份，一周內便在北京銷售一空，全國各地則翻印了一百萬份以上。該報編輯部收到了全國各地成千上萬封表示支持的信函。[41]
遇羅克不象“紅衛兵”那樣關注中共的黨內鬥爭，也未鍾情於毛澤東那些關於民主的政治“承諾”，更沒有參與“戰鬥隊”之類的流行活動，他是個獨立的思考者，選擇了為民眾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這篇文章的中心議題是人權，他強調，“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羅克所關心的是每個中國人的“公正”與“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擠的千百萬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權利。他揭露了中國社會中為當局鼓勵的政治歧視製度，在這種製度下，“特別是所謂黑七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準專政對象。”他問道：“誰是受害者呢？像這樣發展下去，與美國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羅、日本的賤民等種姓製度有什麽區別呢？[42]”在否定“血統論”的同時，遇羅克還指出，在中國社會裏“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形成了”，其成員利用血緣關係來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這是“新思潮”當中非常尖銳的一個觀點。遇羅克還譴責當局授權“紅衛兵”剝奪他人的人權，進行政治迫害的行徑，如“殘酷的 ‘連根拔’、極盡侮辱之能事的所謂‘辯論’，以及搜身、辱罵、拘留、毆打等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在該文的末尾他向民眾呼籲：“一切受壓抑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43]”遇羅克在1968年1月5日被捕，於1970年3月5日被中共殺害，年僅27歲。
1970年春當局發動了名為“一打三反”的政治運動，以打擊所謂的“反革命活動”，其中也包括地下讀書活動，上千個地下讀書會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許多參與者被捕入獄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等例之外，還有南京的“金查華馬列主義小組”和寧夏自治區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小集團”等許多案例。當局以“攻擊毛澤東和文革”的罪名將金查華處死，他的朋友陳卓然、蘇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對這種殘忍的殺害極端不滿，他們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張貼了數十張標語，標語的內容有“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金查華烈士永垂不朽！”。不久當局又把他們以 “陳卓然反革命集團”之罪關進監獄，後來也將陳卓然殺害了[44]。[size=-2]http://zyzg.org
與“紅衛兵”早期的異端團體和派別相比，地下讀書運動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認知水平，幫助他們比較深刻地認識和判斷政治社會弊病。
例如，1969年底，張木生在地下沙龍的那次以“對中國農業製度的思考”為題的演講中，比較係統地批評了毛澤東的農業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社” 製度。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員的熱情和幹勁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別太小，這對老弱婦幼有利，因此難以進行調整。全縣的生產隊都在開會，工分製沒通過之前他們是不會結束會議的。這是目前最嚴重的損失”；“集體生產總會導致產量下降，農民從自己的勞動中看不到好處。農民也沒錢買機械。這種集體所有製哪能撐得下去？”當時他的眼光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了10年後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試圖解決的問題。在這篇演講中，張木生不僅分析了農村製度和政策，還討論了政治製度問題。他大膽支持毛澤東的“敵人”，如1957年的“右派”、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劉少奇，甚至還支持赫魯曉夫的改革。那時他的一些判斷顯示出深刻的洞見。他說：“右派們在1957年指出問題的症結是製度，這正是他們超前於別人的地方”；“這一切都說明製度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作為一名高幹子弟和“老紅衛兵”中的活躍分子，張木生當時能從本質上摒棄和否定中共的製度，實為認知上的重大“飛躍”。[45]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從曆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澤東的思想和主要政策。1976年，他在“1949年後的中國及我對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評了毛澤東及中共發動的主要政治經濟運動，如1954年的“集體化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和“大煉鋼鐵”、1959年的所謂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和1963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46]。這些錯誤中共直到1981年才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正式承認，但這份權威性的官方文件對這些錯誤的膚淺認識尚不及王申酉5年前看法的深度。
王申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夢犯下了幾大錯誤。首先，“這種公社……隻能使農民愚昧落後的狀態永久化，沒有一絲一毫的社會主義”。其次，針對毛澤東“消滅勞動分工”的藍圖，王寫道：“隻有通過大工業極大地提高生產力，才有可能沒有例外地在全體社會成員中平等分配勞動。這將大大減少每個人的工作時間，使人們有充足的時間參與社會理論和公共事務的管理（恩格斯）”。再次，“在中國目前的曆史條件下，消滅勞動分工”的時間尚不成熟。 [47] 王申酉對毛澤東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的挑戰，因此就更透徹，更有說服力。
1971年“林彪事件”的發生進一步激發了青年異議人士探討中國政治痼疾和為中國的未來尋找出路的熱情。1974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義寫出的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是這方麵的一個重要裏程碑。“李一哲”是廣東的一個地下學習小組3位成員李正天、陳一陽和王希哲的筆名。他們於 1974年11月10日貼出了這份大字報，它隨後在全國各地被廣泛地油印和傳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價值的思想。與遇羅克和楊曦光一樣，“李一哲”認為“中國也出現了與蘇聯相類似的特權階層”，黨的幹部是一個享有特權的“新資產階級”，“一個對起來反抗其特權的群眾進行鎮壓的新貴集團”[48]；“李一哲”也猛烈抨擊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認為社會主義製度“並非完美無缺” [49]；這幾位作者承繼了遇羅克的人權觀，認為中國“需要民主，需要社會主義法製，需要能夠保護廣大群眾的革命權利和做人的權利[50]”；他們還強調要“保障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權利”，探討如何讓幹部對人民負責，當他們的工作沒有做到讓人民滿意時應當怎麽辦。“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法製，還向第四屆全國人大呼籲，要求在新憲法中重新確立法治原則，讓司法係統擺脫政治，以便保護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它也在中國首次提出，未來的政治改革應當沿著“民主與法治”的軌道進行。這種觀點到了1980年代為中共黨內的開明派接納[51]。[size=-2]http://zyzg.org
地下讀書運動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認識，他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關心起未來的民主和人道社會的具體藍圖。例如，貴州省的陳爾晉在題為“無產階級民主製”的長文中講述了對未來的理想社會的看法。他觀點的的核心是兩黨製，“承認革命的合法性，尊重真理，鏟除長期以來在一黨製掩蓋下權力鬥爭中的那些卑鄙無恥的陰謀詭計[52]”。此外，陳爾晉還提出了一種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共產主義製度。陳爾晉強調：“每個公民既有義務進行自我批評和接受別人的批評，也有權利批評政府。造謠誹謗將受到全社會的鄙視。批評主席不是犯罪，對不同意主席的人更不能進行殘酷迫害。”他不僅譴責了毛澤東在“文革”中推行的政治迫害，還強烈表達了對自由人權的渴望。陳爾晉的主張實際上是以美國的政治和司法製度為藍本的，但他給它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可能是因為在那個壓抑的時代他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為他的觀點本身就存在著嚴重的自相矛盾。盡管如此，他真誠地追求民主和人權的努力還是有意義的。
回顧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間的思想覺醒以及從激進到理性、從幼稚到成熟的整個過程，1970年代的地下讀書運動確實代表著異端思想的一個新高度。考慮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壓抑的政治和社會氣氛，這一代人當中青年思考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會有局限性。他們都是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洗腦教育中成長的，當他們試圖批判毛澤東思想時，往往會從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和其中的人道主義因素當中尋找依據；他們大部份人都沒有完全摒棄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對西方民主製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隻是主張消滅舊的國家機器，卻無從想象如何建設一個新的社會製度。但是，他們能在完全隔絕於外部世界的年代裏憑借自己的獨立思考而提出以上種種觀點，實屬難能可貴。他們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時冒著生命危險向毛澤東和中共的體製發起挑戰，毫無疑問他們理應在中國的政治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們開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熱情，以及他們從毛澤東的擁護者變成毛澤東的反對派這一史無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後人銘記。
【作者說明】本文原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40周年《中國現況》學術研討會宣讀的英文論文（2004年1月6-7日），由伊洪譯成中文，作者做了最後的審閱和不少修改。
【注釋】TopOfPage.gif (156 bytes)
[1] 見宋永毅、孫大進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2]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匯報會上的講話”（1964年10月24日），見 Red Guard Publications Supplement II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92), vol.1, pp.408-409。
[3] 見1966年8月9日的《人民日報》。
[4] 見1966年8月9日、11日、13日、14日、17日和19日的《人民日報》。
[5]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Summer 2001), pp.41-43.
[6] 見《井岡山》報（北京：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1968年3月27日、4月10日。
[7] 筆者1998年對李文波訪談時，李文波表示，伊林和滌西的“公開信”中的思想直接來自他本人和喬兼武。李文波曾幫助伊林和滌西修改過他們的第一稿。
[8] Michael Schoenhals ed.,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pp.160-161.
[9] 1967年12月18日毛澤東對張春橋和姚文遠的談話，《學習文選》（北京：1969），137-138頁。
[10] “省無聯”是“湖南省無產階級大聯合委員會”的簡稱。
[11] “北決楊”是武漢“北鬥星學會”、“決心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辦”和“揚子江評論”三個組織簡稱的合並。
[12] 出處同注[5]，第47至48頁。
[13] 出處同上，第96至98頁。
[14] 當時楊的一係列文章包括“長沙地區知識青年運動研究”（1967年11月16日）、“建議成立毛澤東思想小組”（1967年10月）、“堅持和加強新思潮的戰略應當改變”（1968年2月1日）等。
[15] 出處同注[5]，第78頁。
[16] Wang Shaoguang, "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uly 1999), pp.197-200.
[17] 據官方統計，1966年8月他們在北京至少殺害了1,781名無辜之人，被趕走的人在10萬以上。見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3頁。
[18] 這個文件可能是外省的“聯動”成員所寫，但它表達了他們與北京“聯動”成員的共同想法和對“文革”的明確抵製。
[19] 出處同注[5]，第82至83頁。
[20] 見陶鐵柱的“‘聯動’和共產主義小組”，載徐友漁編的《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第43至72頁。
[21] 見餘夫、汪畢華編，《悲愴青春：中國知青淚》（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第10至17頁。
[22]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2001), p.27.
[23] 出處同注[1]，第365至371頁。
[24] 出處同注[5]，第89至90頁。
[25] 王紹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二十一世紀》（1995年10月），101頁。
[26] "Casting Doubt o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Fa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2001), p.62.
[27] 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231.
[28] 徐明旭，“再談文革與造反派”，《北京之春》，1996年第9期，第31頁。
[29] 這一數字取自中國版本圖書館所編《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1949－1989》。北京：中華書局，1988。
[30] 金大陸編，《苦難與風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84頁。
[31] 據筆者1998年在上海複旦大學與胡守鈞的交談。
[32] 出處同注[21]，第10至17頁。
[33] 盧叔寧，《劫灰殘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第44至45頁。
[34] 袁浩等編，《八載秦城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第533至535頁。
[35] 見《革命大批判文選（5）》（上海：複旦大學政宣組，1970），第9至12頁、第32至37頁。
[36] 見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第296至299頁。
[37] 出處同上，第83至90頁、105至109頁。
[38]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1995年第10期，第55至58頁。
[39]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第415頁。
[40] 遇羅克多年自學西方古典哲學，對從柏拉圖到盧梭的西方哲學家十分熟悉。盧梭討論人類起源和不平等基礎的著作對他的文章有直接影響。見王晨、張天來的“劃破夜幕的隕星”，載1980年12月22日的《光明日報》；另見遇羅文的《我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51至99頁。
[41] 出處同上。
[42] 出處同注[5]，第17、32頁。
[43] 出處同注[5]，第25頁、第34至35頁。
[44] 出處同注[36]，第125至126頁。
[45] 出處同注[22]，第52至59頁。
[46] 出處同注[22]，第86至105頁。
[47] 出處同上。
[48]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Unger Jonathan, ed.,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M. E. Sharp, 1985), pp.77-78.
[49] Ibid., pp.34-35.
[50] Ibid., p.71.
[51] “李一哲”大字報的最著名的句子在1980年代成了《人民日報》社論中的口號甚至是標題。
[52] 出處同注[22]，第70至85頁。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4期（總第91期）](2/1/2006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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