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吳人按】
2024年6月，在互聯網搜到父親裏千1985年寫的回憶，我從未聽說過的他的上海往事。意外的“考古”新發現，難得其詳，彌足珍貴。
1948—1950年，父親任交通部上海材料儲運總處專門委員。對於國民黨頭目湯恩伯將交通器材運往台灣的手令，父親與同仁們聯手違抗，把保護完好的庫存物資和重要設備，全部留在上海交給了人民，對南下大軍的迅速挺進功不可沒，也為新中國的鐵道部獻上了一份厚禮。1950年4月父親被調到北京鐵道部工作。
父親的《老樹續集》有首詩，就是在回憶上海當年的風雲激蕩。
《偶成》（1983）
“婪春花事了，草色滿幽窗。老去京華客，無端憶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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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1985年文章的節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國民黨交通部材料儲運總處下設天津、青島、漢口、廣州、九龍等儲運處；在上海直轄張華浜碼頭倉庫管理處和麥根路倉庫，儲存著大量交通器材和日本賠償機器等戰略物資，還擁有當時國內隻此一家的重型浮吊等起重運輸設備（具體數量見鐵道部原材料局接管清冊）。
淮海和天津兩大戰役以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末日將臨，達官豪閥紛紛作安身海外之計。大概是春節，我到鈕先生（總處處長鈕澤全）愚園路寓所去探聽他的動向。剛好是南北通郵之後，他接到了長女薇娜從北平清華大學寄回的家信，向他報告北平和平解放後的情況，勸他不要離開上海。他當時對我表示，一定留在上海，不作其它打算。可見鈕先生與國民黨反動派決絕，是1949年初就打定主意的。
後來局勢急轉直下，國民黨反動派懂得這批戰略物資和起重運輸設備的重要性，曾從台灣打電報給鈕先生要他去台灣研究運台方案。鈕先生到台灣走了一趟，很快就回到上海。他不僅不考慮怎樣把這些物資和設備運走，相反卻安撫職工，編造清冊，作完整地向人民移交的準備。
上海解放前夕，逃往廣州的國民黨交通部部長端木傑曾電令鈕先生攜帶材料儲運總處的公章去廣州，鈕先生不去，讓副處長張元綸去了（因為張元綸與軍統特務餘樂醒關係密切，具體身份不明，讓他去廣州，是調虎離山之計。此人於解放後不久回到上海，聽說就自殺了）。與此同時，湯恩伯又撥大批黃金作運費，下手令給鈕先生，要求立即把庫存物資和重要設備運往台灣。鈕先生甘冒殺頭的危險，虛與委蛇，與少數人暗暗策劃，故意裝模作樣，把一部分物資從倉庫搬到靠在碼頭邊的駁船上，以示敷衍；其實這些駁船噸位既小，本來沒有動力，是出不了海的。”
“上海張華浜碼頭臨解放的時候因為國民黨殘軍爭先上船逃命，曾發生激烈火並，駁船受到波及，所裝物資有些損失，但絕大部分是完整地交給人民的。這批物資中有不少立即用於搶修被國民黨軍隊在撤退時破壞的鐵路和通訊設備，起重運輸設備也發揮了有效作用，像用起重量100噸的浮吊於搶修滬杭鐵路石湖蕩大橋，縮短了工期，有助於南下大軍迅速挺進，是當時社會所共知的。”
“他的行動完全出於自覺，這種甘冒殺頭的自覺行動，隻能出發於他當時能夠審時度勢，向人民靠攏的思想認識。是難能可貴的。”
“原材料儲運總處的問題，在建國初期的曆次運動中都進行過審查。在‘三反’接近尾聲時，經原鐵道部材料局專員周力同誌通知，我曾麵聆已故副部長武競天的一次談話。他提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告訴我已經查清。文化大革命清隊階段又提出這個問題，硬說鈕先生是潛伏下來的軍統特務，逼供信的結果，受株連者達數百人，遍布於全國，連地下黨劉茂森同誌（現任鐵道部物資總局老工程師）也在所不免。四人幫倒台後，這一大冤案徹底平反，證明鈕先生在解放前夕的實際行動決不是對人民有罪，而是立了大功。”
“個人認為，如果能把事實經過公之於世，一方麵是鈕先生應得的榮譽，一方麵正足以說明黨的三中全會以後，實事求是的精神得到了貫徹。在推動台灣回歸祖國、鼓勵知識分子堅持四項原則，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四個現代化盡力等方麵，不能說沒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對鈕先生的這一段曆史，知道的人不多了。健在的也都已經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一旦這些見證人也離開人間，這段曆史恐怕就沒有機會提起來。因此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如實地記錄下來，昭告國人，以慰鈕先生以及已故參與者的在天之靈。當然我也年近古稀，記憶力衰退，一些具體數字和時間已經難以確指，但是大的來龍去脈還曆曆如在目前，自信出入不大。好在原材料儲運總處的檔案聽說還保存完好，接管的軍代表如張用注、高達明、李紹周、朱子良等同誌還在，原材料局局長賴平同誌也還在，如果能夠對這一段曆史作進一步核實和補充，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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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摘自紐薇娜《我的父親鈕澤全》（百度吳江通，2022年）
注2：1941—1950年在蘭州新疆青島上海，父親一直是鈕澤全先生的部下。鈕先生上海交通大學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