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與虎共存論──崔衛平趕虎進籠評述之二
張三一言
02-01 與虎共存、與虎合作是崔衛平政治思想的核心。為甚麽反對派一定要與虎共存、與虎合作？
崔衛平主張：“反對派甫一誕生，便意味著這些人將要在這個社會中存在繼續下去，不僅是掌權者和其他人們要適應他們的存在，反對派們也要學會能夠與所有的人們一道相處，包括中共人。”
請注意：反對派甫一誕生，便意味著…將要…與…中共人…一道相處。
這個思路有極大問題。
其一，我不知道這是崔氏概念混亂還是誤導。既然是反對派甫一誕生就麵對的中共人，那麽肯定是全過程的中共人，當然也包括極權中共人。這是明白表示作為崔式反對派條件之一是必須能與極權統治者共處和合作──與虎共存、合作。這是米氏“在循序漸進建構民主的反對派，應該是當權者的合作者＂的中國版。崔教授開宗明義，題目就是“把老虎趕進籠子裏”，老虎既然可以與己共存、相處，可以合作，有甚麽理由還要把牠關進籠子裏去？這個世界還有要把合作夥伴趕進籠子才能合作的怪事？
其二，民主革命者與崔氏不同的地方正是從誕生開始就立意不與極權老虎共處或合作。但是，並不反對，反而是與樂意在多黨製條件下，已經接受民主製度和按照民主程序行事的中共人一道相處。民主革命者不與極權中共相處被崔衛平偷換成為不與民主條件下的中共相處。崔衛平想橫加革命派不容民主製度下的中共黨人、甚至是民主革命者要消滅這樣的中共黨人肉身的罪名，以抵銷因自己願意接受和與實行極權中共人相處失去的道義。
“從長遠來看，我們有理由樂觀，但我們必須和這個獨裁的執政黨並肩行動。”（米奇尼克《論反對派和1979年波蘭總的形勢》。）
在今天的中國，實際上是誰與極權黨互動（米氏說的並肩行動）？是民眾的反暴抗爭還是在象牙塔裏的崔衛平們？
崔衛平主張的是合作改良，是點滴累積公民資源，漸進到民主憲政社會。這種主張是源遠流長，在六四挫折後突顯的思潮。這個主張有效嗎？我給出的回答是：效果等於零。這個效果是很容易檢驗出來的。既然是漸進累積，經過幾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多年來應有一個漸進累積“量”的表記。請問崔氏改良的漸進“量”表現在哪裏？記錄是零，所以，可以斷言：改良效果為零。崔氏們可能會反駁：革命的有效“量”又何在？我的回答是：革命一般是一次過作根本改變的事，可是，到今為止並未曾發生民主革命，所以質疑還沒有發生的事之效果是空指責。不過，革命也有漸進之量，它表現在具有初始革命性質各種模式的反抗暴政事件（活動）；現實中與中共互動的是以實際行動的維權者、是反拆遷者、被冠於“群體事件”的抗暴者（以翁安、石首等為典例）、是圍觀散步者、是“我是劉賢斌”關注團…這才是和這個獨裁的執政黨並肩行動。這個互動已經取得可觀成果：成果之一就是促使統治集團內部出現裂痕，削弱了極權統製力量；表現在溫家寶屢談普世價值與民主上麵。成果之二就開創了異議者的小空間…這些互動，崔氏改良者們並沒有參與當然也沒有功勞；他們隻熱衷於幻想改良。
講了誰與誰互動，可以再談談如何互動。不是如崔衛平所說的，能夠看出執政黨變化，就能去促使這個變化；這個變化也會往好的方麵轉變。崔衛平這個論斷不準確。我認為，隻有能明確知道這個極權黨變化的原因與動力，才有可能去進一步促使這個變化，並且迫它非得依照我們認為好的方向轉變不可。極權黨變化的原因和動力同是一樣東西：普世價值的軟壓力和民間抗暴的硬壓力；壓到它動彈不得，壓得它非在死亡和放權之間作一選擇不可。這幾十年來中共的變化都是受到這些類壓力的結果。但是，民間壓力還極之有限，所以中共的變化也極之有限。
02-02 反對派在道德上應該置虎於死地。
崔教授問：“民主的反對派是否僅僅停留在某種道德情緒上麵，是否僅僅是靠道德義憤就能夠解決問題？”
這個質疑本身就有問題。
不要把反對派視作一個整體，不要以一個整體的觀點去討論要道德還是要政治的問題。這樣討論隻能得出片麵的結論。事實上，反對派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口頭反對派”指的是著書立說的獨立知識分子、發表時政評論者、茶餘飯後發牢騷的平民百等。這些人的“反對意見”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純道德的，當然也可以兼而有之；這些人隻談道德不談政治是很正常很健康的。崔教授可歸入這一類人，所以她完全可以不談政治，也可以大談政治。當這類人純談道德時，他們有理由，甚至有必要對極權老虎不原諒、不寬容、不妥協。要打死噬人老虎，有甚麽錯？麵對極權，人們要推翻它，麵對頑固堅持極權和行惡者，人們要從肉體上消滅他也很合理。要人們從道德上退讓是不合理、不可行的事。
另外一種人是參與政治操作的反對派。
想參與權力的活動，要充當政治家或政客，即作為參與政治操作的反對派，就非談政治不可。在特殊情況下，政治可以不妥協。但是一般而言政治需要妥協，妥協是政治常態。米奇尼克參與實際的政治，而且是屬於非妥協不可這一類。所以，他妥協很正常。問題就是出現在一個正常的妥協的政治家要求談論道德的非政治家作在道德上作無理的退讓。崔衛平的問題就在這裏。
02-03 理性的老虎可能更難合作
崔衛平以理性為理由，認為理性的老虎（極權製度）會與反對派妥協：“一個黨的實用主義者…有理由理解及讚同與多元化的力量之間進行協商而不是殘酷地鎮壓。”果真如此？非也。這是一套似是而非的話。甚麽是實用主義？避開哲學不談；常識性的理解：實用主義就是找尋最方便、最實用、成本最低的方法達到目的；有甚麽好方法就拿來用。憑甚麽說“一個黨的實用主義者有理由理解及讚同與多元化的力量之間進行協商而不是殘酷地鎮壓”？當協商更有利於一黨專政時，特別是更便於控製時，一個視權為命之黨的實用主義者會實行協商；中共的政治協商會議就是極權政治理性妥協範例。當鎮壓更有利時，它會毫不猶豫地實行最殘酷的鎮壓；因為它知道鎮壓最能解決問題。中共沒有休止的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把不滿消滅在暴發之前”，這是穩定和維護專政的有效方法；中共堅持選用這種方法就是理性實用主義的最好表現。中共最大利益就是管治一切、掠奪一切。那麽，甚麽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實用方法呢？就是一黨專政製度（方法）。事實上，一黨專政成了維護其一黨獨霸利益的最實用的方法；所以，一黨專政同時也是它必定要維護的東西。也就是說，一黨專政也成了它的目的了。就是因為中共是理性的實用主義者，所以在目前的政治現實中，他們一定相信專製、極權才是唯一的出路；民主是反專製反極權的，所以他們必定對民主抱有惡感。哪裏會出現“一個黨的實用主義者…有理由理解及讚同與多元化的力量之間進行協商而不是殘酷地鎮壓”的怪事？請問反對派能與這麽一個極之理性的權力老虎合作？可見並不是理性或實用主義就是好，還要看是甚麽人為了甚麽目的而理性、實用主義。有時，理性的政權老虎更壞，更難合作。
對這麽一個極之淺顯的道理和常識，竟有一些識字精英用理論包裝成為顛倒的反常識反邏輯的東西。
張三一言
02-01 與虎共存、與虎合作是崔衛平政治思想的核心。為甚麽反對派一定要與虎共存、與虎合作？
崔衛平主張：“反對派甫一誕生，便意味著這些人將要在這個社會中存在繼續下去，不僅是掌權者和其他人們要適應他們的存在，反對派們也要學會能夠與所有的人們一道相處，包括中共人。”
請注意：反對派甫一誕生，便意味著…將要…與…中共人…一道相處。
這個思路有極大問題。
其一，我不知道這是崔氏概念混亂還是誤導。既然是反對派甫一誕生就麵對的中共人，那麽肯定是全過程的中共人，當然也包括極權中共人。這是明白表示作為崔式反對派條件之一是必須能與極權統治者共處和合作──與虎共存、合作。這是米氏“在循序漸進建構民主的反對派，應該是當權者的合作者＂的中國版。崔教授開宗明義，題目就是“把老虎趕進籠子裏”，老虎既然可以與己共存、相處，可以合作，有甚麽理由還要把牠關進籠子裏去？這個世界還有要把合作夥伴趕進籠子才能合作的怪事？
其二，民主革命者與崔氏不同的地方正是從誕生開始就立意不與極權老虎共處或合作。但是，並不反對，反而是與樂意在多黨製條件下，已經接受民主製度和按照民主程序行事的中共人一道相處。民主革命者不與極權中共相處被崔衛平偷換成為不與民主條件下的中共相處。崔衛平想橫加革命派不容民主製度下的中共黨人、甚至是民主革命者要消滅這樣的中共黨人肉身的罪名，以抵銷因自己願意接受和與實行極權中共人相處失去的道義。
“從長遠來看，我們有理由樂觀，但我們必須和這個獨裁的執政黨並肩行動。”（米奇尼克《論反對派和1979年波蘭總的形勢》。）
在今天的中國，實際上是誰與極權黨互動（米氏說的並肩行動）？是民眾的反暴抗爭還是在象牙塔裏的崔衛平們？
崔衛平主張的是合作改良，是點滴累積公民資源，漸進到民主憲政社會。這種主張是源遠流長，在六四挫折後突顯的思潮。這個主張有效嗎？我給出的回答是：效果等於零。這個效果是很容易檢驗出來的。既然是漸進累積，經過幾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多年來應有一個漸進累積“量”的表記。請問崔氏改良的漸進“量”表現在哪裏？記錄是零，所以，可以斷言：改良效果為零。崔氏們可能會反駁：革命的有效“量”又何在？我的回答是：革命一般是一次過作根本改變的事，可是，到今為止並未曾發生民主革命，所以質疑還沒有發生的事之效果是空指責。不過，革命也有漸進之量，它表現在具有初始革命性質各種模式的反抗暴政事件（活動）；現實中與中共互動的是以實際行動的維權者、是反拆遷者、被冠於“群體事件”的抗暴者（以翁安、石首等為典例）、是圍觀散步者、是“我是劉賢斌”關注團…這才是和這個獨裁的執政黨並肩行動。這個互動已經取得可觀成果：成果之一就是促使統治集團內部出現裂痕，削弱了極權統製力量；表現在溫家寶屢談普世價值與民主上麵。成果之二就開創了異議者的小空間…這些互動，崔氏改良者們並沒有參與當然也沒有功勞；他們隻熱衷於幻想改良。
講了誰與誰互動，可以再談談如何互動。不是如崔衛平所說的，能夠看出執政黨變化，就能去促使這個變化；這個變化也會往好的方麵轉變。崔衛平這個論斷不準確。我認為，隻有能明確知道這個極權黨變化的原因與動力，才有可能去進一步促使這個變化，並且迫它非得依照我們認為好的方向轉變不可。極權黨變化的原因和動力同是一樣東西：普世價值的軟壓力和民間抗暴的硬壓力；壓到它動彈不得，壓得它非在死亡和放權之間作一選擇不可。這幾十年來中共的變化都是受到這些類壓力的結果。但是，民間壓力還極之有限，所以中共的變化也極之有限。
02-02 反對派在道德上應該置虎於死地。
崔教授問：“民主的反對派是否僅僅停留在某種道德情緒上麵，是否僅僅是靠道德義憤就能夠解決問題？”
這個質疑本身就有問題。
不要把反對派視作一個整體，不要以一個整體的觀點去討論要道德還是要政治的問題。這樣討論隻能得出片麵的結論。事實上，反對派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口頭反對派”指的是著書立說的獨立知識分子、發表時政評論者、茶餘飯後發牢騷的平民百等。這些人的“反對意見”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純道德的，當然也可以兼而有之；這些人隻談道德不談政治是很正常很健康的。崔教授可歸入這一類人，所以她完全可以不談政治，也可以大談政治。當這類人純談道德時，他們有理由，甚至有必要對極權老虎不原諒、不寬容、不妥協。要打死噬人老虎，有甚麽錯？麵對極權，人們要推翻它，麵對頑固堅持極權和行惡者，人們要從肉體上消滅他也很合理。要人們從道德上退讓是不合理、不可行的事。
另外一種人是參與政治操作的反對派。
想參與權力的活動，要充當政治家或政客，即作為參與政治操作的反對派，就非談政治不可。在特殊情況下，政治可以不妥協。但是一般而言政治需要妥協，妥協是政治常態。米奇尼克參與實際的政治，而且是屬於非妥協不可這一類。所以，他妥協很正常。問題就是出現在一個正常的妥協的政治家要求談論道德的非政治家作在道德上作無理的退讓。崔衛平的問題就在這裏。
02-03 理性的老虎可能更難合作
崔衛平以理性為理由，認為理性的老虎（極權製度）會與反對派妥協：“一個黨的實用主義者…有理由理解及讚同與多元化的力量之間進行協商而不是殘酷地鎮壓。”果真如此？非也。這是一套似是而非的話。甚麽是實用主義？避開哲學不談；常識性的理解：實用主義就是找尋最方便、最實用、成本最低的方法達到目的；有甚麽好方法就拿來用。憑甚麽說“一個黨的實用主義者有理由理解及讚同與多元化的力量之間進行協商而不是殘酷地鎮壓”？當協商更有利於一黨專政時，特別是更便於控製時，一個視權為命之黨的實用主義者會實行協商；中共的政治協商會議就是極權政治理性妥協範例。當鎮壓更有利時，它會毫不猶豫地實行最殘酷的鎮壓；因為它知道鎮壓最能解決問題。中共沒有休止的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把不滿消滅在暴發之前”，這是穩定和維護專政的有效方法；中共堅持選用這種方法就是理性實用主義的最好表現。中共最大利益就是管治一切、掠奪一切。那麽，甚麽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實用方法呢？就是一黨專政製度（方法）。事實上，一黨專政成了維護其一黨獨霸利益的最實用的方法；所以，一黨專政同時也是它必定要維護的東西。也就是說，一黨專政也成了它的目的了。就是因為中共是理性的實用主義者，所以在目前的政治現實中，他們一定相信專製、極權才是唯一的出路；民主是反專製反極權的，所以他們必定對民主抱有惡感。哪裏會出現“一個黨的實用主義者…有理由理解及讚同與多元化的力量之間進行協商而不是殘酷地鎮壓”的怪事？請問反對派能與這麽一個極之理性的權力老虎合作？可見並不是理性或實用主義就是好，還要看是甚麽人為了甚麽目的而理性、實用主義。有時，理性的政權老虎更壞，更難合作。
對這麽一個極之淺顯的道理和常識，竟有一些識字精英用理論包裝成為顛倒的反常識反邏輯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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