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溫家寶是遇羅克的同齡人
餘傑
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是一九四二年生人，他們都是在毛時代完成的大學教育。在官方公布的胡錦濤的簡曆中可以看到：胡錦濤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在清華大學水利工程係學習，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清華大學水利工程係學習並任政治輔導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清華大學水利工程係參加科研工作，並任政治輔導員（“文革”開始後終止）。在官方公布的溫家寶的簡曆中可以看到：溫家寶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五年在北京地質學院地質礦產一係地質測量及找礦專業學習，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攻讀研究生學位。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基本上是負麵的教育，是將人變成非人（“黨的馴服工具”和 “螺絲釘”）的教育。經過五十年代關閉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院係調整以及在知識界掀起幾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之後，大學校園中的五四精神與現代文明已經被連根拔起。像清華大學這所曾經尊奉英美自由民主價值、學術水準直追世界一流大學的高等學府，遂淪為專門為共產黨培養“又紅又專”的工程師的“搖籃”。而那個時代能在大學中擔任政治輔導員或繼續攻讀研究生學位的學生，當然是經受了黨的嚴格考驗的“乖乖羊”。這段大學教育的經曆，在胡溫的精神世界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可是說，在毛時代接受高等教育的這代人，是最遠離普世價值和人類文明主流的一代人。寄希望於這帶人啟動政治體製改革，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
溫家寶與遇羅克同齡而殊途
我特別注意到，有一個跟胡錦濤和溫家寶的人生道路截然相反的同齡人，那就是中國第一個發出人權宣言的思想家和烈士、在中國最黑暗的“文革”年代裏, 以“出身論”和一係列力透紙背的文章, 將中共幾十年來製造“階級敵人”的手法揭露與駁倒，並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遇羅克。遇羅克因為出身不好，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因而也就避免了被中共的黨化教育洗腦，反倒通過自學和思考，與真理相遇。而在大學裏的胡錦濤和溫家寶，則主動或被動地接受洗腦，與真理擦肩而過。
胡溫固然擁有熏天之權力，卻沒有遇羅克萬分之一的精神含量。香港資深媒體人金鍾指出：“遇羅克的‘出身論’勇敢說出大家想說而又不敢說出的話。對社會來說，最重要的是良知和表現良知的勇氣。遇羅克所體現的，正是今天中國社會所缺乏的——仍需要敢言， 不怕犧牲，奮不顧身地維護真理，說出真理的時代精神；中國真正的社會轉型才會早一天來到。”學者徐友漁亦認為：“人類曆史上，有兩種人對同時代人和後來者的精神和心靈產生巨大的影響：一種是烈士，他們為真理，為理想受苦受難，視死如歸；另一種是思想家，他們的目光如炬，洞察事實，是社會的先知先覺。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兩者寥若晨星，他們承受的巨大苦難和發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輝映，使他們成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胡錦濤和溫家寶應當不會不知道他們有這樣一位同齡人，他們可曾想過向這位被中共政權殺害的同齡人致以遲到的敬意，並認真閱讀遇羅克的作品，甚至仿效遇羅克去追求真理呢？
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也是屬於這代人的幾位老教授曾經在課堂上坦誠地講過，他們不是同齡人中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的人才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遭到摧殘甚至毀滅了，如被殺害的林昭，如被關押二十年的張元勳。如果這些人才在一個寬鬆的環境裏成長，他們必定能夠在學術界和其他領域作出卓越成就來。在嚴酷的政治鬥爭的環境中，隻有那些平庸、馴服、謹小慎微的人，才能獲得黨組織的信任，得以躲過政治風暴，留校繼續不痛不癢的學術研究。最後，在“文革”結束之後一躍成為學術界的帶頭人物。胡溫的人生履曆不也是如此嗎？
愛讀書，就該推動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
劉項原來不讀書，所以暴君們個個都喜歡焚書坑儒。中共的首腦們卻很少是不愛讀書的，但他們同樣熱衷於焚書坑儒，正如楊憲益先生詩雲：“開國應興文字獄，坑儒方顯帝王威。”毛澤東的書房裏堆滿了專門為他一個人印刷的大號字體的古籍，難怪他對權謀術和厚黑學運用自如。毛對知識分子耍流氓手段，對梁漱溟破口大罵，以蔑視文化為榮，顯示出山大王“無知者無畏”的本色。他卻對那些胸無半點墨的軍頭們引經據典，讓他們聽得雲裏霧裏的，從而對主席之睿智博學歎為觀止。本來是張國燾嫡係猛將的軍頭許世友，被毛刀下留人之後，對老毛遂俯首貼耳。老毛讓已經當上南京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讀《紅樓夢》，武功蓋世的許大和尚讀了五遍都沒有讀懂，隻好到主席麵前請求免去這可怕的苦役。
江澤民也喜歡讀書，在當年南京的偽中央大學裏，他大概是學過幾本英文原版的教材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中，時為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麵對一群情激昂的大學生，故作從容地用英文背誦美國的《獨立宣言》，以顯示自己並非民主的敵人，這點功夫肯定是“解放前”的教育打下的底子。如此，讓熱情澎湃的學生們在這個“民主前輩”麵前自歎不如，遂偃旗息鼓而去。大上海的穩定，差不多靠老江的這一場表演奠定。而大上海的穩定，終於讓老江北上繼位，權傾天下。看來，老江得感激民國時代的西式教育。
而溫家寶愛讀書、愛引經據典的習慣，更是讓“八寶飯”們仰之如山，望之若海，如醉如癡。《金融時報》評論說：“溫家寶是一個不拘一格的讀者，他透露，每次出國都會攜帶一冊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他說，亞當•斯密認為如果一個社會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個社會是不會穩定的。”那麽，今天中國百分之七十的財富都被包括溫家在內的幾百個權貴家族壟斷，這個社會能穩定嗎？
溫家寶不僅沒有致力於改變此種現實，首先從約束自己的家人做起，反倒命令新聞出版總署牽製輿論。二零零九年六月，某專家在一次專題討論會上稱：“國外一家研究機構估計，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財富。”這家“外國機構”，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銀行。《人民政協報》、《時代周報》、《上海證券報》、《青年時報》等四家媒體對此作了報道並發表評論。結果，“新聞出版部門對上述四家報紙刊登虛假新聞提出嚴厲批評，下達警示通知書，並責成報社對相關責任人作出處理。”
從遇羅克到劉曉波，中國的讀書人沒有過上一天的好日子，說真話的讀書人遭到戕害的悲劇一再重演。溫家寶既然飽讀詩書，難道不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古語嗎？溫家寶既然愛讀書，為什麽不推動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呢？一個喜歡讀書的總理，為什麽要繼續焚書坑儒的暴行呢？
我們需要遇羅克，不需要溫家寶
海內外至今還有不少人士，在胡溫執政的兩屆任期已經過去四分之三的時候，對從來就子虛烏有的“胡溫新政”仍然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比如，頭腦還算比較清醒的香港學者蔡子強便撰文指出：“《南方人物周刊》最近選出總理溫家寶作為‘年度人物’，我想沒有幾個中國人會對此提出異議。”我可不願意被蔡先生的這個“異想天開”所“代表”，我就是那幾個對此提出異議的“中國人”之一。而且，我還發現，身邊對此提出異議的中國人顯然不止“幾個”。蔡教授身在香港，大概是因愛國心切，而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判斷。由此可見，許多聰明絕頂的中國人，一旦戴上“愛國賊”的緊箍咒，便進入“類人孩”的狀態。他們每天都祈禱遇到一位作慈母狀的青天大老爺，恨不得向勤政愛民的父母官下跪謝恩。而溫家寶正是這樣一個具備慈母氣質的“賢相”，滿足了大家的這種“叩頭心態”。
作家林達有一本探討美國政治和文化的書，名叫《總統是靠不住的》。套用此一說法，既然連大家投票選出來的總統都是靠不住的，那麽像溫家寶這樣沒有經過選舉的宰相更是靠不住的。溫家寶愛讀書，卻不愛真理：他喜歡讀羅馬皇帝奧勒留寫的《沉思錄》，此書頓時洛陽紙貴，各種版本都熱賣起來；但他從沒有學會奧勒留在《沉思錄》中再三強調的“對那些不假思索發表意見的人的容忍”——連羅馬帝國的皇帝都知道要容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為什麽視《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如仇寇呢？他喜歡讀亞當•斯密寫的《道德情操論》，於是這位寂寞的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一夜之間紅遍全國，官僚與富豪們人手一本《道德情操論》；但他從沒有學會亞當•斯密再三強調的“正義準則是唯一明確和準確的道德準則”——“六四”慘案已經過去二十年，當年陪同趙紫陽到過天安門、對是非善惡洞悉於心的溫家寶，為何不能向天安門母親們鞠一躬呢？
溫家寶是遇羅克的同齡人。說真話的遇羅克被殺害了，說假話的溫家寶卻幸存下來並爬上了總理的高位。這就是中國優敗劣勝的“潛規則”。遇羅克相信自己說出來的每一個話，敢於挑戰官方的金科玉律，甚至否定已經被神化的毛澤東思想，並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溫家寶從來就不相信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在追求權力的人生之路上，他早已分不清究竟在演戲還是在生活了，當然他更不願意為實現自己對民眾的種種許願而付出相應的代價。然而，中國需要遇羅克這樣的“真人”，不需要溫家寶這樣的“假人”。當中國人都能像遇羅克這樣願意為真理而獻身，而不是像溫家寶那樣為了維持權位而演戲的時候，中國才有救了。
餘傑
胡錦濤和溫家寶都是一九四二年生人，他們都是在毛時代完成的大學教育。在官方公布的胡錦濤的簡曆中可以看到：胡錦濤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四年在清華大學水利工程係學習，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在清華大學水利工程係學習並任政治輔導員，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清華大學水利工程係參加科研工作，並任政治輔導員（“文革”開始後終止）。在官方公布的溫家寶的簡曆中可以看到：溫家寶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五年在北京地質學院地質礦產一係地質測量及找礦專業學習，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在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攻讀研究生學位。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基本上是負麵的教育，是將人變成非人（“黨的馴服工具”和 “螺絲釘”）的教育。經過五十年代關閉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院係調整以及在知識界掀起幾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之後，大學校園中的五四精神與現代文明已經被連根拔起。像清華大學這所曾經尊奉英美自由民主價值、學術水準直追世界一流大學的高等學府，遂淪為專門為共產黨培養“又紅又專”的工程師的“搖籃”。而那個時代能在大學中擔任政治輔導員或繼續攻讀研究生學位的學生，當然是經受了黨的嚴格考驗的“乖乖羊”。這段大學教育的經曆，在胡溫的精神世界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可是說，在毛時代接受高等教育的這代人，是最遠離普世價值和人類文明主流的一代人。寄希望於這帶人啟動政治體製改革，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
溫家寶與遇羅克同齡而殊途
我特別注意到，有一個跟胡錦濤和溫家寶的人生道路截然相反的同齡人，那就是中國第一個發出人權宣言的思想家和烈士、在中國最黑暗的“文革”年代裏, 以“出身論”和一係列力透紙背的文章, 將中共幾十年來製造“階級敵人”的手法揭露與駁倒，並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遇羅克。遇羅克因為出身不好，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因而也就避免了被中共的黨化教育洗腦，反倒通過自學和思考，與真理相遇。而在大學裏的胡錦濤和溫家寶，則主動或被動地接受洗腦，與真理擦肩而過。
胡溫固然擁有熏天之權力，卻沒有遇羅克萬分之一的精神含量。香港資深媒體人金鍾指出：“遇羅克的‘出身論’勇敢說出大家想說而又不敢說出的話。對社會來說，最重要的是良知和表現良知的勇氣。遇羅克所體現的，正是今天中國社會所缺乏的——仍需要敢言， 不怕犧牲，奮不顧身地維護真理，說出真理的時代精神；中國真正的社會轉型才會早一天來到。”學者徐友漁亦認為：“人類曆史上，有兩種人對同時代人和後來者的精神和心靈產生巨大的影響：一種是烈士，他們為真理，為理想受苦受難，視死如歸；另一種是思想家，他們的目光如炬，洞察事實，是社會的先知先覺。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兩者寥若晨星，他們承受的巨大苦難和發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輝映，使他們成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胡錦濤和溫家寶應當不會不知道他們有這樣一位同齡人，他們可曾想過向這位被中共政權殺害的同齡人致以遲到的敬意，並認真閱讀遇羅克的作品，甚至仿效遇羅克去追求真理呢？
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也是屬於這代人的幾位老教授曾經在課堂上坦誠地講過，他們不是同齡人中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的人才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遭到摧殘甚至毀滅了，如被殺害的林昭，如被關押二十年的張元勳。如果這些人才在一個寬鬆的環境裏成長，他們必定能夠在學術界和其他領域作出卓越成就來。在嚴酷的政治鬥爭的環境中，隻有那些平庸、馴服、謹小慎微的人，才能獲得黨組織的信任，得以躲過政治風暴，留校繼續不痛不癢的學術研究。最後，在“文革”結束之後一躍成為學術界的帶頭人物。胡溫的人生履曆不也是如此嗎？
愛讀書，就該推動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
劉項原來不讀書，所以暴君們個個都喜歡焚書坑儒。中共的首腦們卻很少是不愛讀書的，但他們同樣熱衷於焚書坑儒，正如楊憲益先生詩雲：“開國應興文字獄，坑儒方顯帝王威。”毛澤東的書房裏堆滿了專門為他一個人印刷的大號字體的古籍，難怪他對權謀術和厚黑學運用自如。毛對知識分子耍流氓手段，對梁漱溟破口大罵，以蔑視文化為榮，顯示出山大王“無知者無畏”的本色。他卻對那些胸無半點墨的軍頭們引經據典，讓他們聽得雲裏霧裏的，從而對主席之睿智博學歎為觀止。本來是張國燾嫡係猛將的軍頭許世友，被毛刀下留人之後，對老毛遂俯首貼耳。老毛讓已經當上南京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讀《紅樓夢》，武功蓋世的許大和尚讀了五遍都沒有讀懂，隻好到主席麵前請求免去這可怕的苦役。
江澤民也喜歡讀書，在當年南京的偽中央大學裏，他大概是學過幾本英文原版的教材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中，時為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麵對一群情激昂的大學生，故作從容地用英文背誦美國的《獨立宣言》，以顯示自己並非民主的敵人，這點功夫肯定是“解放前”的教育打下的底子。如此，讓熱情澎湃的學生們在這個“民主前輩”麵前自歎不如，遂偃旗息鼓而去。大上海的穩定，差不多靠老江的這一場表演奠定。而大上海的穩定，終於讓老江北上繼位，權傾天下。看來，老江得感激民國時代的西式教育。
而溫家寶愛讀書、愛引經據典的習慣，更是讓“八寶飯”們仰之如山，望之若海，如醉如癡。《金融時報》評論說：“溫家寶是一個不拘一格的讀者，他透露，每次出國都會攜帶一冊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他說，亞當•斯密認為如果一個社會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個社會是不會穩定的。”那麽，今天中國百分之七十的財富都被包括溫家在內的幾百個權貴家族壟斷，這個社會能穩定嗎？
溫家寶不僅沒有致力於改變此種現實，首先從約束自己的家人做起，反倒命令新聞出版總署牽製輿論。二零零九年六月，某專家在一次專題討論會上稱：“國外一家研究機構估計，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財富。”這家“外國機構”，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銀行。《人民政協報》、《時代周報》、《上海證券報》、《青年時報》等四家媒體對此作了報道並發表評論。結果，“新聞出版部門對上述四家報紙刊登虛假新聞提出嚴厲批評，下達警示通知書，並責成報社對相關責任人作出處理。”
從遇羅克到劉曉波，中國的讀書人沒有過上一天的好日子，說真話的讀書人遭到戕害的悲劇一再重演。溫家寶既然飽讀詩書，難道不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古語嗎？溫家寶既然愛讀書，為什麽不推動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呢？一個喜歡讀書的總理，為什麽要繼續焚書坑儒的暴行呢？
我們需要遇羅克，不需要溫家寶
海內外至今還有不少人士，在胡溫執政的兩屆任期已經過去四分之三的時候，對從來就子虛烏有的“胡溫新政”仍然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比如，頭腦還算比較清醒的香港學者蔡子強便撰文指出：“《南方人物周刊》最近選出總理溫家寶作為‘年度人物’，我想沒有幾個中國人會對此提出異議。”我可不願意被蔡先生的這個“異想天開”所“代表”，我就是那幾個對此提出異議的“中國人”之一。而且，我還發現，身邊對此提出異議的中國人顯然不止“幾個”。蔡教授身在香港，大概是因愛國心切，而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判斷。由此可見，許多聰明絕頂的中國人，一旦戴上“愛國賊”的緊箍咒，便進入“類人孩”的狀態。他們每天都祈禱遇到一位作慈母狀的青天大老爺，恨不得向勤政愛民的父母官下跪謝恩。而溫家寶正是這樣一個具備慈母氣質的“賢相”，滿足了大家的這種“叩頭心態”。
作家林達有一本探討美國政治和文化的書，名叫《總統是靠不住的》。套用此一說法，既然連大家投票選出來的總統都是靠不住的，那麽像溫家寶這樣沒有經過選舉的宰相更是靠不住的。溫家寶愛讀書，卻不愛真理：他喜歡讀羅馬皇帝奧勒留寫的《沉思錄》，此書頓時洛陽紙貴，各種版本都熱賣起來；但他從沒有學會奧勒留在《沉思錄》中再三強調的“對那些不假思索發表意見的人的容忍”——連羅馬帝國的皇帝都知道要容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為什麽視《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如仇寇呢？他喜歡讀亞當•斯密寫的《道德情操論》，於是這位寂寞的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一夜之間紅遍全國，官僚與富豪們人手一本《道德情操論》；但他從沒有學會亞當•斯密再三強調的“正義準則是唯一明確和準確的道德準則”——“六四”慘案已經過去二十年，當年陪同趙紫陽到過天安門、對是非善惡洞悉於心的溫家寶，為何不能向天安門母親們鞠一躬呢？
溫家寶是遇羅克的同齡人。說真話的遇羅克被殺害了，說假話的溫家寶卻幸存下來並爬上了總理的高位。這就是中國優敗劣勝的“潛規則”。遇羅克相信自己說出來的每一個話，敢於挑戰官方的金科玉律，甚至否定已經被神化的毛澤東思想，並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溫家寶從來就不相信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在追求權力的人生之路上，他早已分不清究竟在演戲還是在生活了，當然他更不願意為實現自己對民眾的種種許願而付出相應的代價。然而，中國需要遇羅克這樣的“真人”，不需要溫家寶這樣的“假人”。當中國人都能像遇羅克這樣願意為真理而獻身，而不是像溫家寶那樣為了維持權位而演戲的時候，中國才有救了。
胡溫毫無疑問, 是屬於聽話型的, 但並非不聽話的一定是想救人民於水火不的, 不一定就是思想的先驅者, 不要等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