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工業與核彈研製方麵對華全麵援助
50年代中國曾多次要求蘇聯援助中國研製核武器。50年代中後期，由於蘇聯國內政治鬥爭中的需要，赫魯曉夫向中國有償提供了一批絕密的核設備，無償提供了核技術，派了千餘名專家，幫助中國建成了核反應堆、回旋加速器、湖南和江西鈾礦廠、蘭州濃縮鈾廠、包頭核燃料棒廠、酒泉核研製基地、新疆核實驗場等核武器研究所需的一整套核設施。（《蘇聯援華40 年真實內情》）
幫助中方建立第一座重水反應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培養六千多科研人員
從1957年開始，蘇聯正式開始對中國進行核技術援助，該年10月15日，中蘇正式簽署了《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協定的主要內容是：
蘇聯將援助中國建立起綜合性原子工業；援助中國的原子彈的研究和生產，並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作為原子彈製造的關鍵環節，向中國出售用於鈾濃縮處理的工業設備，並提供氣體擴散廠初期開工所用的足夠的六氟化鈾；1959年4月前向中國交付兩個連的岸對艦導彈裝備，幫助海軍建立一支導彈部隊；幫助中國進行導彈研製和發射基地的工程設計，在1961年年底前提供導彈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並派遣技術專家幫助仿製導彈；幫助中國設計試驗原子彈的靶場和培養有關專家等。（劉振華《蘇聯援助之下中國核工業的橫空出世》）
上述多數項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這個協議是蘇聯真正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和導彈等尖端武器的開始。
由於當時中國除了王淦昌、朱光亞、吳有訓、錢三強、鄧稼先等僅有的幾個頂級物理學家之外，無論是核技術水平、核工業狀況還是原子能人才，基本都出於空白狀態，因此，蘇聯對中國的援助首先從科研和人才培養方麵進行。
1、核物理科研方麵：幫助中方建立了第一座重水原子反應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
1955年，蘇聯派遣專家幫助中國設計和建造了一座原子能科學研究基地，主要包括一個7000千瓦的實驗性重水原子反應堆和一個直徑1.2米的回旋加速器。該基地1958年7月建成並移交中方。
該基地主要進行中子物理實驗、材料輻照試驗和其他科學研究，生產放射性同位素，以及培訓中國的核物理專家和技術人員。該基地的建成使得中國首次擁有了研究高能物理的條件，也使得中國真正進入研究原子能的門檻。在基地建成後，蘇聯還向中國無償提供有關原子反應堆和加速器的科學技術資料，並提供能夠維持原子反應堆運轉的數量充足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正是在此基礎上，蘇聯專家指導中國科研人員從重水反應堆中獲得了少量核試驗所用的鈈。
關於這一研究基地的建設過程和重要作用，當時主管核工業建設及核彈研究的宋任窮回憶說：“這個基地在我國原子能事業建設和發展中，特別是對於原子能科技骨幹的培養，起到了“老母雞”的作用。”（《宋任窮回憶錄》）
2、人才培養：幫中國培養的數千名核原子科技研究與工程技術人才
1956年5月，蘇聯派遣了沃爾比約夫率領十幾位專家來華，幫助中國培養研究濃縮鈾和鈈方麵的專家，編製培養新的核技術人才的教學大綱，後來也負責指導反應堆的實驗。應該說，這些派往中國的蘇聯科學家還是很盡職盡責的：
加夫裏洛夫講解了原子彈爆炸過程的物理圖片，以及爆炸產生的衝擊波的物理現象和釋放出的物質狀況；涅金講述了原子彈的製造及其結構原理——從外形直到中子點火裝置；馬斯洛夫講授了如何在彈道裝置裏安放原子彈，以及自動裝置和儀器。開始，專家們僅限於在黑板上畫出結構示意圖，因為他們沒有帶來文獻資料——根據中蘇協議，轉交文件是以後的事情。但是，當中國的專家們反映對講課的內容可能記錄不完全或有理解上的錯誤時，蘇聯專家便將許多講課內容抄寫給他們。總之，蘇聯當事人認為，在莫斯科允許，以及專家們所知道的範圍內，中國人得到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沈誌華《援助與限製：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1949-1960)》，原載《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蘇聯專家幫助中國培養了一大批科學技術人員。沃爾比約夫剛來時，在研究所裏隻有60位核物理方麵的中國專家，而到1959年11月他離開這裏時，這個集體的人數已經增長到6000人。（沈誌華《援助與限製：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1949-1960)，原載《曆史研究》2004年第3期）資料顯示，到1960年上半年，原子能所的職工隊伍由1954年底原物理所的170人（科技人員不足100人），發展到4345人，其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科技人員1884人（《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簡史》，第28頁）。
幫助中國建立了整套核工業體係及核試驗基地
在提高中國原子能科研能力並培養核人才的同時，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了一整套核工業體係。在這些工廠的建造過程中，蘇聯不僅提供設備、圖紙和技術資料，而且派遣大批專家來到中國：
從工廠的選址、設計，到設備安裝、調試，以及在幫助中國技術專家理解文獻和資料，培訓中國技術工人掌握操作技能等方麵，蘇聯專家都發揮了重大作用。根據1957年秋天中蘇兩國之間所簽訂的協議，在1958年上半年原子能領域的蘇聯專家被派往中國，其中有2人是核裝置的設計師。到1958年底，有原子能專家111名、開采核原材料的地質專家43名、克格勃要員13名、編人中國公安部的340名軍事專家等與核研製有關的蘇聯要員進人中國。（儲峰《蘇聯對中國國防科技工業的援建(1949一1960)》）
據當時核工業部門二機部的副部長袁成隆回憶說，“當年蘇聯先後派來二機部工作的蘇聯專家有上千名之多。”（袁成隆：《憶中國原子彈的初製》，《炎黃春秋》2002年第1期，第25頁）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核工業廠礦或基地1957年底陸續開始設計(蘇聯專家負責初步和主工藝設計，中方負責施工和輔助設計)，1958年下半年陸續開工建設。（李覺等主編:《當代中國的核工業》，第26-29頁。）主要的工廠及其用途為：
鈾礦尋找：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到1960年，已提供8個鈾礦開采基地。
鈾礦開采：1958年由蘇聯援助建設的開采礦石的鈾礦場共三座，即：湖南郴縣鈾礦、湖南大浦鈾礦和江西上饒鈾礦……先後在1962年至1965年建成投產。
鈾的提取：我國第一座大型鈾水冶廠衡陽鈾水冶廠是蘇聯援建項目之一，於1958年8月正式動工興建。
核燃料棒生產：1956年，我國決定興建提取二氧化鈾和製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元件廠。蘇聯派遣了3 名專家來到內蒙古，進行核部件設計和生產廠的選址工作。
石墨輕水生產堆：我國第一座石墨輕水生產堆的建設在蘇聯援助下於50年代末起步。
鈾一235生產線：到1960年8月底，鈾一235生產線六廠三礦接近建成。（《當代中國核工業》）
此外，蘇聯專家還幫助中國選定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試驗靶場——新疆羅布泊。正是蘇聯的這種全方位的援助，才讓中國在短短三年間（1958-1960年）在核武器設計與核工業方麵填補了空白。對此，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說：
我們的國防尖端技術在1958年以前還是一片空白，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可是到一九六一年，僅僅三年的時間，已經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原子彈方麵，二機部大學畢業以上的專業技術幹部也已經有幾千人。我們已經查明的原料儲量，可以滿足第一套金屬鈾冶煉設備生產的需要。從選礦到原子武器裝配的一係列工廠中，大部分設備已經具備，對幾個短缺的關鍵設備，也已經在國內安排試製，待這一套建設項目完成後，我們就可以自己製造原子彈了。（《聶榮臻回憶錄》）
雖然蘇聯1960年撤出專家並停止援助，但如果沒有蘇聯在這三年中全方位、手把手的援助，中國不可能以震驚西方的速度成功爆炸原子彈。對於這一點，蘇聯人心裏非常清楚：
1964年10月，即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前幾天，赫魯曉夫會晤了日本外相藤山愛一郎。談話中日本人詢問中國現在是否有能力進行核試驗，赫魯曉夫坦率地回答說，中國人完全可以進行核試爆，因為蘇聯已經提供了許多核技術和核設備，並向他們示範了如何去做這些事情。（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22-23. 轉引自沈誌華《援助與限製：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1949-1960)》，原載《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核武器研製配套設施方麵給中國的援助
手把手教中方使用和仿製導彈
在對華提供研製核武器援助的同時，蘇聯還在導彈、火箭、飛機的研製方麵對中國提供了全麵的幫助，使得中國在短短四五年時間裏迅速獲得了生產和使用導彈的能力，幫助中國解決了防空問題，並讓中國在首顆原子彈爆炸之間就擁有了運載和攜帶工具，使得中國的核武器迅速擁有了打擊能力。
對於當時中國在導彈方麵的技術水平，中國的導彈專家錢學森評價說：
射程300一500公裏的火箭，彈體及燃料有兩年可解決，但這僅是20%，還有80%的自動控製問題，如果沒有蘇聯或其他國家的資料，靠中國現有的條件從頭研究，可能要將近10年的時間。（儲峰《蘇聯對中國國防科技工業的援建(1949一1960)》）
所以，蘇聯的援助對中國迅速解決導彈和火箭問題至關重要。從1957年開始，蘇聯開始為中國提供了導彈人才培養、導彈及火箭實物樣品和技術資料、仿製技術等全麵援助。
1956年12月29日，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兩枚P-1導彈，以供中國技術人員研究。1957年12月20日，兩枚P-2型地對地訓練導彈在滿洲裏火車站交付中國，還有1個營的主要技術裝備，包括地麵測試、發射、校正、運輸、加注等設備45件。（李伶、周飛：《橫空出世的中國導彈部隊》，《黨史博覽》2002年第9期，第11-12頁。）12月30日，以列米蓋杜柯夫少將為首的蘇聯專家組抵達北京，幫助中國進行導彈使用、仿製及靶場的勘察設計工作。
P-2型導彈雖然已經在蘇軍中退役，但對處於空白階段的中國而言，仍是非常珍貴的學習材料。錢學森非常中肯地說：“P-2型導彈是蘇聯第一代產品，談不上先進，但對我們來說，畢竟有了教學實物，可使我們少走彎路，我在美國就沒看到這樣的實物。” P-2型導彈為中國培養了首批導彈技術人員及導彈部隊軍官：。
參加訓練的學員共533人，另有見習人員150名，分成23個專業教學組，采取按職務對口教學的方式，由蘇軍導彈營官兵直接任教。前3個月完全是接受蘇聯官兵手把手的教練，以後是自己獨立組織培訓。到1959年7月24日訓練結束，共培養了地對地導彈專業技術骨幹1357名，為中國導彈部隊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也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教員和管理幹部。（李伶、周飛：《橫空出世的中國導彈部隊》，《黨史博覽》2002年第9期，第11、14頁。）
1958年10月6日，蘇聯幫助中國建立了第一支地空導彈部隊，代號為543部隊。11月27日和29日，蘇聯提供的4套薩姆-2地對空導彈運到北京，其中2套裝備空軍部隊，1套給五院進行仿製，1套給20基地（酒泉核研製基地）做試驗用。前來任教的蘇聯專家共95人。當時負責組建導彈部隊的張伯華回憶說：
蘇聯專家組來後，我們一起研究了教學大綱、計劃，按專業進行編班。12月21日，改裝訓練正式開始。為了保證蘇聯專家講課，我向空軍機關要了53名俄文翻譯，組成翻譯小組配合教學。參加這期訓練的有1營全體和2營、3營的營連幹部，以及機關、院校、基地等16個單位共464人。理論訓練分17個專業進行，兵器和操作訓練分成四類，其中實戰部隊由蘇軍導彈營負責對口包教。1959年4月經過實彈打靶考核，成績均為優秀。隨後，在靶場舉行了兵器裝備交接儀式。蘇聯專家及導彈營官兵完成訓練任務後便陸續回國了。（張伯華：《組建第一支地空導彈部隊的回憶》，《空軍回憶史料》，第489-493頁）
到1960年，蘇聯共向中國出口了4種型號的導彈樣品及其技術資料、部分生產設備和製造導彈的原材料。中國據此研究導彈樣品和蘇聯提供的技術資料，於1960 年冬季仿製成功爾—2型近程地地戰略導彈，1963年成功仿製克—5愛姆型空空戰術導彈，命名為霹靂1號；1964 年仿製成功斯—75型地空戰術導彈，命名為紅旗1號；1966 年成功仿製“冥河”（П-15）型反艦戰術導彈，命名為上遊1 號。（潘正祥《50年代蘇聯對華的軍事援助》）此外，赫魯曉夫還答應向中國提供P212型火箭及其技術資料，而且將п型以及防空火箭 “泥火山”這兩種自導引有翼火箭的樣品運到中國。（謝爾蓋赫魯曉夫。導彈與危機——兒子眼中的赫魯曉夫[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263-264.）從現有的史料看，蘇聯對中國的援助還有：
可以發射核彈頭的SS21（8A11）和SS22（8ZH38）型號的戰術導彈、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SLBMs）以及液態燃料的火箭R211FM，提供了這些導彈和火箭的技術資料、設計、組裝和生產。這些都是蘇聯當時最新或較為先進的裝備。（戴超武《中國核武器的發展與中蘇關係的破裂》，《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期）
正是在此基礎上，第一顆原子彈試爆兩年後的1966年，中國成功地進行了攜帶2萬噸TNT當量核彈頭的中程彈道導彈試驗（《龍威：中國的核力量與核戰略》，第63頁）
核武研製所用計算機的援助
由於導彈、核武器等尖端技術需要處理大量數據，如果全靠人工運算，顯然不可能完成，因此需要與核技術與導彈技術發展相配套的電子計算機。蘇聯幫助中國製造了科學院計算機技術研究所的104計算機和華東計算機研究所的J501 計算機，為解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和核爆炸問題提供了重要計算工具。（張柏春，姚芳，張久春，蔣龍. 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1949) 1966 [M ].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373- 374.）。1959 年中國科學院對蘇聯專家十年工作做總結時，對蘇聯專家在發展計算技術方麵的援助做了如下評價:
計算技術科學研究，我國原是空白點。蘇聯的援助對我計算技術科學的發展起著巨大作用。先後請了7 位蘇聯專家。蘇聯專家對我們如何開展計算技術研究提出了指導性的全麵意見並係統地傳授了程序設計的理論與方法，給計算技術打開了第一道大門。我們研製M-3 計算機及第一架大型計算機104 機時，專家幫助我們解決了磁心製造及磁心存儲器調整，運算控製調整，外部的設備的研究及調整，以及機器總調等重要關鍵問題，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試製這樣複雜的機器，如果沒有蘇聯專家的幫助，那是不可設想的。（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蘇聯專家工作十年總結，1961 年10 月17 日中國科學院檔案61-4-37。）
參考資料：沈誌華《援助與限製：蘇聯與中國的核武器研製(1949-1960)，原載《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戴超武《中國核武器的發展與中蘇關係的破裂》，《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期；儲峰《蘇聯對中國國防科技工業的援建(1949一1960)》；徐焰《解放後蘇聯援華的曆史真相》；潘正祥《50年代蘇聯對華的軍事援助》；《空軍回憶史料》；《聶榮臻回憶錄》；《聶榮臻年譜》等
結語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我們的科學家們和領導人耗費的心血非常值得尊重，但也不應忽視蘇聯援助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