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把醫場變成了戰場？- 比血案更令人震驚的民調 (鬱申樹)

比血案更令人震驚的民調

近年來，中國大陸“醫鬧”事件頻發，成為民眾關注的一大熱點。所謂“醫鬧”，就是在各種醫療事故中受害的病人或其親屬去醫院鬧場，他們哭訴喊冤聚眾抗議，甚而拔刀傷害醫務人員。全國的醫療糾紛每年超過百分之三十的遞增，由此引發的“醫鬧”日趨加劇。據中國最大的醫學網站《丁香園》不完全統計，僅二○一一年就有十起砍殺醫務人員的惡性血案，二○一二年三個月內又發生三起。《新京報》的一項不完全統計顯示，二○一二年不到三個月，北京市百分之七十二的醫院發生過毆打、威脅、辱罵醫務人員等“醫鬧”事件，有關“醫鬧”新聞在各類媒體幾乎無日無之，仿佛已是社會生活中的常情。

三月二十三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就發生了這樣一件血案：

行凶者是年僅十七歲的內蒙古人李夢南，他和爺爺兩人靠爺爺的一千多塊退休金過活。二○一○年李夢南腿部發病，爺爺陪他乘九個小時火車去哈醫大一院看病，醫生誤診為滑膜炎，用藥後病情反而加重。二○一一年四月，他再赴哈醫大一院問診，醫生確診為“強直性脊柱炎”，給他用昂貴的生物製劑“類克”，藥物的副作用又誘發肺結核，醫生因此中止治療，打發他去專治肺結核的胸科醫院。可憐李夢南僅有的兩萬塊錢花完了，老病未去又添新病，大醫院醫護人員的冷漠和近乎折騰的治療，引發了他的絕望和仇恨心理，他拿起尖刀殘忍地刺死了無辜的實習醫生王浩，刺傷另三名醫護人員。

令人震驚的是，事後騰訊網在報道後麵設置投票，讓讀者選擇“讀完文章後的心情”是“高興”，還是“憤怒”、“難過”和“同情”，六千一百六十一投票人次中有四千零一十八人次竟然為之“高興”，占總人次的百分之六十五。

醫場變成了戰場

這份民調不言自明地展示出一個殘酷的社會現實，有半數以上的民眾對醫生抱有敵意。那麽，當這部分民眾患病去求醫時，就等於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給“潛在的敵人”處置，如此心理下他們怎能安心就醫，又怎能從醫生那裏得到最佳療效？

另一方麵，被敵視的醫護人員失去了安全感，紛紛敦促政府采取措施防範愈演愈烈的“醫鬧”。去年八月，廣東東莞長安醫院一名患者用菜刀砍死一名醫生，砍傷一名員工。今年二月，東莞市政府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我市醫療機構安全保衛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出：“醫院保衛室可適當配備短棍、長棍、催淚噴霧劑等帶有攻擊性的裝備以及防刺背心等，以供危急情況下使用。……其中頭盔、盾牌、防割手套、強光手電、對講機等防護裝備要求做到每一班的保衛人員不少於人手一件……。”為此，有些醫院出現了醫生戴鋼盔上班的嚇人景象，部分省市為了強化醫院的治安管理，還聘請警察兼任醫院副院長。

有些醫院幹脆自己雇人組織“護院隊”，采取以暴製暴的手段反製“醫鬧”。去年，上海仁濟醫院分院出現“醫鬧”，“護院隊”的二十餘名打手闖入病房，毆打“醫鬧”的“冤死者”家屬。

靜心診療病人的醫場成了隨時準備打擊來犯之敵的戰場；理應互相尊重和睦相處的醫家和病家成了互相防備的敵手；號稱升平盛世的和諧社會，竟然出現古今中外罕見的醫患爭戰的“奇觀”。

人們不禁要問：是誰把醫場變成了戰場？

公費醫療缺失是肇事禍首

哈醫大一院血案發生後，衛生部部長陳竺要求“嚴懲凶手、嚴厲打擊殘害醫務人員的罪行”。此言一出就遭到網民斥責，不找出血案頻發根由並加以解決，而是治標不治本地打壓凶手，隻會“火上澆油激化矛盾”。

事實上，引發血案的最大禍首正是執行中共醫療衛生製度的衛生部。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GDP增加了二十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中國政府的醫療衛生支出僅占GDP的百分之一點三五，低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百分之二至六，更低於發達國家的百分之六至八。印度、越南、古巴等許多比中國窮的國家都實行了全民公費醫療。去年，政府卻在人大上說：中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花費六千億元，目前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而同年的三公支出（公款吃喝、公共汽車消費、公費出國）是九千億。

與三十多年前相比，中國醫療狀況可以說不進反退，變化始於一九九○年代的“醫療產業化”。這項“改革”讓城鎮職工由全勞保（公費醫療）變成個人負擔部分醫療費，而且比例逐年增加，如今自費比例約百分之三十。隨著醫藥檢查費用的日益昂貴，部分自費對老百姓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大多數人隻得捂著錢袋子以防不測。

農村的狀況更加不堪。十年前，為改善農村的醫療條件，政府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醫保製度，政府給予部分補貼，農民自己繳納若幹費用參保。然而，醫保的範圍是重病住院可報約一半的費用。貧困農民連小病都看不起，熬到大病，住院的半費對他們也是天文數字，許多農民幹脆不加入，使“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有名無實。

因此，農民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依然如故，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農民隻占用醫療資源的百分之二十，而且絕大部分是自費。農民一旦患上癌症之類的重病，一次化療就是一萬塊，再加钜額的手術費用，他們要麽等死甚至自殺，要麽付出傾家蕩產的代價。

在此現狀下，再遇上醫生怠慢、誤診、濫施藥物和檢查、看紅包辦事，致使病情加重或喪命，憤怒的病人或家屬極易生出殺氣，種種慘劇就此發生。

去年，安徽農民劉永華患心髒病，上海新華醫院出診醫生為賺錢建議手術，劉家賣了四間臨街房的地皮，再東借西借湊了二十四萬來上海。不幸，手術失敗，劉永華送了命，醫患為此爭議，兒子劉鵬拿刀捅傷醫生，結果，家破父亡兒受刑。

畸形醫療收費是另一禍源

受害的病人衝醫生發泄怒氣，而醫院和醫生也各有一番苦經。

倒行逆施的“醫療產業化”一手增加百姓個人支付醫療費的比例，一手把原來國家包辦的醫院推向市場，使公立醫院運行資金的百分之九十從市場獲取。醫院為了創收，要求醫生給病人做不必要的檢查、用過量的藥，而且每個科室都有創收指標，以至病人在同一家醫院轉科也要重複相同檢查。其中“以藥養醫”最為人詬病。醫、藥分家是西方國家的通例，也是最簡易可行的醫療改革，但議論了十幾年非但遲遲不見推行，情況還在惡化。

有一位過去同過事的醫生，他人過中年，雖為上海市級醫院醫生，但基本工資隻有三千多塊，在高騰的物價下為維持高質量生活，老實本分的同事也加入了找外快行列。他直接從藥販子手上進藥用於病人，從中提成拿回扣，這樣每月的灰色收入可以比工資還多。如此一來，因病施藥變成了因藥施病，不恰當用藥和增加副作用就難免了。

當醫院的工作中心是賺錢而不是治病救人時，醫療差錯和事故隱患怎能不埋下？

公正司法的闕如促發“醫鬧”

過去，醫學界有一句俗語“醫院的隔壁是法院”。此話提醒醫生，醫療工作“人命關天”，要慎之又慎。

但醫療是一項高難度有風險的技術工作，醫學再先進的國家，也無法完全避免大大小小的醫療事故。在法治健全的正常國家，一旦發生醫療糾紛，由醫學專家分析鑒定事故性質：是醫生玩忽職守人為造成，還是醫療水平欠缺無心過失；或是醫療技術和器械的局限所難免，再由法院據此作出令人信服的公正判決，所以，不會出現“醫鬧”現象。

但中國法院的腐敗和混亂不亞於醫院，有法不依唯權錢是瞻，又缺乏有公信力的鑒定事故的醫學專家，在權錢操弄下，醫療同行相護，法院醫院相護，弱勢的事故受害者常常投告無門，或以敗訴收場，極端者由此走上行凶殺人的危途。

去年九月北京同仁醫院的血案就是一例：

京城小有名氣的書法家王某，二○○六年因咽喉腫瘤去同仁醫院治療，術後失去嗓音，沒達到醫生預告的結果。二○○八年，王某把主治的徐姓主任醫生告上法院，三年不得下文，他為此得了憂鬱症，就拿菜刀向徐姓醫生連砍二十一刀，造成又一件轟動一時的慘案。

法院的不作為，迫使許多醫療糾紛當事人循私力解決，直接去醫院鬧場，有的醫院自知理虧，怕影響醫院的聲譽，就私下給予賠償了結。如此，又可悲地出現了另類“醫鬧”，“受害”病家因不懂醫學或想把付出的醫療費“詐取”回來，采取“無理取鬧”的方式，甚至認為“小鬧得小利，大鬧得大利”，不少人還雇專人來鬧，又生出三百六十行沒有的“醫鬧”行當，每人鬧一天可拿五十到一百塊。

毫無人性的時下中國，真是無奇不有，荒唐之極。

醫患爭戰兩敗俱傷

如果憐憫病家，或者會認同醫鬧。但是如果同情為增收所迫的醫家，那麽三十年前，醫生的工資不比工人高多少，那時為什麽沒有如此多的醫療事故？

這是中共醫療改革繪出的一幅汙穢圖畫，是漠視百姓死活的醫療製度的一大潰瘍，醫家和病家在其中爭戰互殘，整個社會的公德也隨之磨滅。

在正常國家最為人尊敬的醫生，在中國竟然成了高危職業，近年已有一百多萬醫生轉行，不少醫療精英遠走異國他鄉，近八成的醫生不希望子女從醫，醫學院已經招收不到一流學生。

人們無不深深擔憂，未來誰為中國人看病？

寫完此稿，又聞“醫鬧”血案。四月十三日早上，五十一歲的犯罪嫌疑人呂福克闖入北大附屬人民醫院耳鼻喉科行凶，持刀割傷醫生邢誌敏頸部靜脈。當晚七點半，他又去北京航天總醫院作案，用尖刀猛刺急診科醫生趙立眾後頸。呂福克曾去上述兩家醫院看過鼻炎，此案可能涉及醫患糾紛。凶手在逃，事件真相有待揭示。

 
(E-mail TZ)